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未来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切关心我国发展前景的人无不十分关心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因为它是领导我国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尤其关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因为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用以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往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归根到底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这个过程中的一切挫折和失败，归根到底又都源于对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背离。由此，我们一方面要遵循以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又要依据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则，适应时代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趋势，因势利导，以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方向、路线和逻辑继续前进，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种结合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70多年，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结。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中国命运，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因此，他们特别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而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产生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了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集大成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哲学，能够植根于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相汇，另一方面又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劳动人民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自幼受着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接触了一些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想，受到它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他和马克思起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一当接触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一下子就成了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一当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就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武器，就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以观察中国的命运，处理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为了使中国的革命者都能自觉地去实现这种结合，特别注重从根本的思想路线上提出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了便于中国革命者普遍掌握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把它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它本身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主要是：第一，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组织出版马列的哲学著作和苏联哲学家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以及中国哲学家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第二，带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并用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第三，倡导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手中的武器；第四，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革命时对其内容予以丰富和发展，并赋予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使之在中国扎下了根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而且也成了中国人民思想中居于指导地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但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注重了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却没能达到与中国传统哲学充分的、有机的融合，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还没能进入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合二而一的统一完整的哲学形态，总还是存在着某种互相外在的痕迹。即使像《实践论》、《矛盾论》这种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并不十分满意，说：“我这个讲义（指《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内中包括后来单独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引者注）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好书”可能指的就是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话是1937年说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再也没有机会集中精力专门从事哲学理论研究。这本书一直也没写成。可以设想，凭着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写出了这本书，那一定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进入更深的层次，并提供一些具体的原则和方法，指出具体的方向和途径。
中国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体用”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及随后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如实用主义、马赫主义等等传入中国之后，使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正确对待传统哲学的方法论，确立了批判继承的原则。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客观上又不允许对传统哲学进行充分认真的清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谓中国化的问题主要被理解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问题，所谓“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具体实际”则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精神方面的具体实际。这种忽视起初是无暇顾及，后来则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这个实际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是不能不认真处理的。
今天，以及以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就根本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就要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这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只有在进一步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进一步中国化。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认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还必须正确处理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统一，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自然历史的发展，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自然历史的发展，既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从内容和形式上集二者的精华于一体。很难设想一个从国外传入的哲学理论不与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中国传统哲学实现有机的融合而能实现其中国“化”，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这一现实，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贯通和统一。
2.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的特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的要求，体现时代的精神，综合时代的精华。因此，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与时代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当代的中国所处的时代，不必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时代，与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时代，有许多重大的区别，就是与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时代也有许多不同。正如随着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会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所发展，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种形态一样，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会由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列宁、毛泽东而进到当代的形态，具有鲜明的当代特征。在中国，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进一步的中国化必将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的特征。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论的内容和形式，理论的特征，归根到底是由实践造就的。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种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实践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必然会通过各种形式在哲学上表现出来，必然会造就出具有当代中国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20年了，方向和路线是确定了，基本的方针是确定了，但在前进过程中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步骤还是在探索之中，基本上是探索中前进，前进中探索，边探索边前进，边前进边总结，逐渐走向成熟。关于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特色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逐渐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附带说一句，目前关于这一特色的许多说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先验的成分，说得越具体，先验的成分越多，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些当代中国的特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些特征也不是人们预先设定的，而是由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中国特色决定的，是在表现这一特定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哲学的特征是哲学的内容和形式的集中表现，是由其内容和形式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向着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而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并改变自己的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多少现成的可以照搬照做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许多问题也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的；而要依靠中国人自己依据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原则和方法去探索。这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性的事业。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在这种实践中能够产生出新的经验，创造出新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新的哲学概括也就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实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既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又从中吸取新的营养，得到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上的丰富从根本上说，或从根源上说，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因此，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认真地、深入地研究这一实践，提出新问题，做出新概括；但是，更多的、更为直接的，是来自于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各门具体科学的积极成果的概括。因此，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必须密切注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对象的具体科学的研究动态，关心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注意这些问题的研究动向，吸取它们研究的新成果，分析它们研究的方法，对它们的新思想、新理论及时进行总结和概括。有了对于具体科学新成果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容必然得到充实，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原则在更高一级的水平上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以及研究这一实践的各门具体科学提出的新理论，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形式上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貌一新，给人以鲜明的、新鲜的时代感。
3.在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新的普及。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适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需求而产生的，它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是必然的。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普及。一次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教育运动。那时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从思想路线上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开展对于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批判。这次马克思主哲学的普及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意义是十分伟大的。但是由于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不允许专门阅读许多哲学著作，探讨范围更广的哲学问题，只是围绕着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弄清思想路线上的是非。参与的人也限于党内的高级干部和有关人员，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第二次是1950年和1952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重新发表所促成的学习哲学的高潮。这一次主要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结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历史唯心主义，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这次虽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却存在着某些简单化的现象。第三次是伴随着1958年“大跃进”而出现的哲学普及。这一次普及的范围空前广阔，声势空前浩大，几乎是人人学哲学、处处用哲学，打破了对哲学的迷信。这次普及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比较突出，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第四次是196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之后出现的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效果也是积极的，但不久又被林彪的“活学活用”所干扰，重蹈1958年的旧路，形式主义的东西泛滥，实际作用并不像所造成的声势那么大。第五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所引发的哲学普及。这一次无论就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讨论的意义和影响而言，都是建国后的几次哲学普及所不可比拟的，它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路线的贯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大普及。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进一步把人们从形而上学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次大普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又一次大普及。这两次思想解放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应用。在这种应用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普及。
近年来，一方面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根本上得益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应用，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比较普遍地关心直接的经济利益，似乎感觉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己的关系。一方面，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事业上的成功者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得到，实际上都是在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办事；另一方面，又经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哲学无用”的说法。正如驳斥哲学上一切缪论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实践一样，驳斥“哲学无用”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实践。实际生活中已经可以发现人们逐渐意识到哲学的普遍适用性，研究经济问题的在思考“经济哲学”，担负领导工作的在思考“领导哲学”，搞营销的在思考“营销哲学”，诸如此类的哲学屡见不鲜且日益多样。这种对于哲学的具体应用会随着实践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而日益深入和广泛，伴随着这种应用，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普及。
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人们往往以为那是普通群众的事情，而领导干部的任务只是应用。这是一种误解。从理论上讲，它割裂了应用和普及的关系，实际上普及是在应用中的普及，应用本身也是一种普及，普及也是为了应用。从实践上讲，在领导干部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意义更加重大而且根据现实情况看也更加迫切。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专门有一节讲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注：《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上册），第287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上册），第286页。）时间过去了60年，联系到我们党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重新温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我们党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从整体上说比60年前是提高了许多，但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比起60年前要复杂艰巨得更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就更加重要和迫切。我们必须如实地承认，与我们面临的任务相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我们不知还要被“姓社姓资”问题困惑多久，还不知要被形而上学的僵化的思维方式束缚多久，还不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个个都像毛泽东同志所希望的那样，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再扩而大之，如果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个个都能这样，那么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就能因搞通了思想方法而一通百通，举一反三，就可以减少许多困惑，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统一思想，就可以想出许多办法，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这里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端正思想路线，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应当如实地承认，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人们会逐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迫切，随之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泛应用中得到新的普及。这种新的普及也必将在更高的层次上进入更高的水平。
4.在新的应用和普及基础上日益深刻彻底。马克思有一段很有名的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表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ad 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旧世界进行批判的武器。它不仅武装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导着他们去从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而且深深地扎根于这一斗争，从这一斗争中吸取营养，丰富和发展自身。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人民群众掌握，就必须彻底，就必须抓住根本，而这个根本正是存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因此，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实践中的应用和普及必然是自身的提高，是自身走向深化和彻底。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最有普遍性的规律，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普遍适用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凝固不变的，自满自足的，终究至极的。恰恰相反，它的基本原则的彻底贯彻将会导致它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普及，与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抓住了俄国革命实践的根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走向彻底，产生了列宁哲学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抓住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走向彻底，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人类认识的次序是由特殊到普遍又由普遍回到特殊；然后又由这在普遍指导下所认识的特殊再上升到新的普遍，由这一新的普遍再回到特殊。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前进一步都更接近于特殊的根本，也使这一普遍更丰富，更深刻，更彻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就必然在这一具体的、特殊的结合中丰富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普遍性更加深刻，更有生命力，而且还会产生一些新的普遍性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应用本身就是发展”，真正的应用（不是套用）必然体现了一般和个别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把握个别，而且有利于丰富一般。把握个别本身就是丰富一般，使一般不致成为空洞的抽象而是具有丰富具体性的抽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并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一实际的结合，及时把握在这一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认识成果，并做出恰当的哲学概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5.表现形式和说明形式的多样化。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变成实践。俄国1917年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地也就成了在国家中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同时，俄国（后来的苏联）自然地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常常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那里得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从苏联。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下册），第677页。）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向世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是有贡献的。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也多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列著作外，苏联30年代的哲学家的著作也是重要的学习材料，而且过于马克国主义哲学的系统了解还主要是借助于它们。毛泽东同志为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做讲演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也对它们有所借鉴。这种情况差不多一直延续到50年代。
后来，随着我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研究的深入，逐渐感到这些被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是原原本本的，其中附加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转而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进行独立的思考，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这方面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方位更行拓展，结合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以及具体科学的最新发展，做出了不少新的哲学概括，反过来又促进和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理解。这样一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体系到理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种理解，或只有一种被认为是权威的理解。这种情况，从表现上看似乎是一种混乱，好像到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前进，是实践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
最初，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中叶亲手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列宁把它运用于俄国革命，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哲学。这是列宁主义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一种新哲学，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新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延续。同样，在中国也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从事实上和逻辑上可以讲，凡是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都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创造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会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和特殊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已经确立，是确定的。但对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应用以及在应用中所做出的理解和说明，则是与应用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因而必然是多样的，只要在方向是一致的，就应当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是一元的，表现上是多样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已经确立，并不存在重新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之间、基本原理之间以及概念与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它们的时候都已揭示清楚。但是，研究的方法与叙述的方法有所不同，对于这一体系的说明则可以是多样的，应当允许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叙述。到目前为止，谁也无法获得这种说明上的专利，宣称他的说明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本来面貌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定的方向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不但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将日渐衰落，相反地，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指导我们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地汲取营养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不但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削弱，相反地，它作为一种解放思想的精神武器，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经济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会使人们逐渐明白：哲学毕竟是哲学！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时，难道能忽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作用吗？当我们回顾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伟大成就时，难道能忽视邓小平南巡讲话把人们从形而上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吗？今后我们事业的发展随时都会提供这种证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与我们事业的发展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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