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在黔东苗语中的认知理据论文

“玉米”在黔东苗语中的认知理据

张开杰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摘 要: 玉米传播到贵州黔东地区,苗语对其有多种不同的称谓。旨在探讨玉米在黔东苗语中的不同称谓及对它的认知理据,认为其认知理据分为转喻和隐喻。转喻反映与外来物种有关、与皇家推行有关,隐喻与玉米的象似有关。此外,从地理语言学角度,玉米的命名理据也得到了验证。

关键词: 黔东苗语; 玉米; 传播; 称谓; 认知理据

一、引言

玉米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学名Zea mays L,经考古学、遗传学、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玉米起源于南美洲,7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已开始种植玉米[1]。1492年哥伦布远航船队发现新大陆,把玉米带到西班牙,随着世界航海业的迅速发展,玉米逐渐传到世界各地。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16世纪中期,在近五百年的传播历程中形成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条入境传播路径且由东南海路一线完成的传播空间在国内占主导地位[2]。这几条路径的共同特点是以移民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流动成为推动玉米在中国境内传播的主要动力[2]。玉米在中国各地的传播过程中有了不同称谓,在汉语方言里有粟米、玉麦、苞谷、玉蜀、棒子、苞米、玉茭、珍珠米等十多个别名[3]

通过文献,我们大概推测玉米是在明末传入贵州。道光《遵义府志》转引明代绥阳知县母扬祖《利民条约》:“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民只知种秋禾、玉米、梁稗、菽豆、大麦等农作物,俱不知种稷与小麦。”由此可见,在明代时期玉米已是贵州北部山地重要的杂粮之一。到康熙时期,在县志中有了明确记载:康熙61年(1722年) 《思州府志》卷4载思州府出产玉米(包谷、雨麦)。乾隆年间是玉米在贵州传播迅速扩张的时期,清末,玉米的种植几乎覆盖整个贵州[4]。前人在研究玉米的传播过程中提出玉米可能从印度洋海岸一带传入我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然后由西南地区向内地逐渐扩散。卢勋等认为云贵地区是有关玉米记载最早、最多的地区,最早种植玉米的可能是西南的少数民族[5]。何柄槺认为玉蜀黍应系由滇缅陆路及闽浙沿海两路传进中国内地[6]。韩茂莉认为玉米通过从云南经贵州传入内地,玉米种植空间主要限于西南云、贵、川三省[1]。显然,从它们的观点中,玉米在贵州的传播时间相对较早。玉米的种植特征是根系发达,耐旱、耐寒、喜沙质土壤,且耐瘠能力和抗逆性强,适宜山地种植,故有“旱地之王”之称。玉米相比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玉米在山地、平原、水田等土质都可以种植,而水稻只能在水田里才可以生长,对水依赖性很大,没有水就不能存活,小麦也只能在土壤比较肥沃的地方才能生长。因此,由于玉米生长条件的优越性其得以迅速传播到贵州各地。苗族作为贵州世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省内分布广泛,理所当然也引进了玉米作为粮食作物。

由图5可以看出,ax2的条带清晰,单一,序列长度约为650 bp。ax2菌株18srRNA测序后,登陆Genbank,利用MEGA3.0软件与其他菌的18srDNA序列(菌株号见发育树)进行同源性对比,绘制系统发育树,见图6。ax2与锐形镰刀菌(Fusarium acuminatum)亲缘关系最近,亲缘性为99%,结合形态观察结果,ax2鉴定为锐形镰刀菌(Fusarium acuminatum)。

同样,玉米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形成了一些少数民族语称谓。例如,韦景云论述了壮语玉米的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3]。韦提出壮语“玉米”方言词众多,主要有“皇帝”和“御米”两大义项,韦认为玉米在壮语词的传播扩散与“改土归流”政策、当地山川走势、壮族支系分布和行政区划设置等因素有关。目前,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中“玉米”称谓词的相关文章较少,从认知角度探讨“玉米”命名理据的文章尚未发现。本文首先通过对黔东苗语在黔东南地区分布的地点进行调研,收集到这些调查点对“玉米”的称谓词,然后从认知角度来分析“玉米”在黔东苗语的命名理据,最后从地理语言学角度来验证其命名理据。

二、黔东苗语对玉米的称谓

黔东苗语主要分布于凯里市、黄平、雷山、台江、施秉、镇远、锦屏、黎平、剑河、从江、榕江、丹寨、麻江等地区。本人通过选点田野调查,收集到了黔东苗语各地对玉米的称谓词。列表1如下。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一直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指导性文件,全国各高校纷纷成立了相关管理工作机构和心理咨询服务部门。笔者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就是这样做的。还有很多高校也是这样做的,比如湖南省的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等,这些高校都按照《湖南省普通高校心理咨询室建设标准》,建设有“大学生心理咨询室”和“大学生健康中心”。而“大学生心理咨询室”和“大学生健康中心”中的大学生的相关信息和心理动态方面的情况,又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工作室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从表1可以看出,黔东苗语对玉米的称谓词基本上都由两个语素构成,并采用“中心词根+修饰性词根”的定中式复合词构词法组合成词。中心词根语素 ka53、kε44、?a31、nə55、ki44、qei51皆是“粮食、米饭、水稻”之意;修饰性词根语素有waŋ55、ȶu53、rε22、qə44、pao33等。总的来说,黔东苗语对玉米的称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类别,如图1所示。

图1

表1 黔东苗语(中部方言)各地对玉米的称谓

2.转喻与皇家推行有关,即以事物的推行者代指事物本身。苗族把玉米称为“ka44waŋ53”即“皇粮、皇帝米”,显然苗语用“waŋ53”(皇帝)来指代皇粮。苗族地区对官员的认知有两种等级,最高等级称为:waŋ53(最高的统治者,皇帝);一般等级称为:qa33la22(普通的官员)。表1中,有些地区把玉米称为“ka35waŋ55”即“皇家米,皇粮”的意思。在苗族地区,常常把与皇帝有关联的事物都用waŋ53来代称。如,ɤ44waŋ53“皇帝的衣服”,thε13waŋ53“皇帝的宫殿”,tɕi44waŋ53“皇帝的女婿”、sai44waŋ53“皇帝的家”,ta33wwaŋ53“皇帝的儿女”等等。除苗语外,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里,玉米也有“皇帝米”的义项。如表3

“17栋老林家小子。老魏他们有意思,一到高考,就跟矿里学生家长鼓动,一定要报矿治、化工专业,说陵矿子弟,都有责任擎起父辈的旗帜,都要子承父业,女娃一样,要替父从军。”

(一)采用转喻方式命名

综上,认为玉米与皇家的推行有关的理据是成立的。由于皇家的大量推行,民间才得以广泛种植,人们在认知中经常用玉米的推行者来指称玉米,因此许多地方对玉米的认知才有了“皇帝米、皇粮”的义项。

1.转喻与外来物种有关,以外来物种的来源地借代外来物种本身。苗语(黔东苗语)把外来物种通过转喻方式对其命名。例如,显然上表中苗语把外来物种玉米称为“ka44ȶu22”即“汉族的粮食、汉族的米饭”,即用“ȶu22”(汉族) 来指代外来物种。表一中苗语词 ka53、kε44、ȵa31、nə55、ki44、qei51 是“粮食,米饭”的意思,而 ȶo22、ȶu53、ȶə22、ȶɤ22、ȶv22其本义是汉族的意思,是苗族人对汉族的称呼,它们在各地的读音略有区别,下文表述可任取其读音。在黔东地区的苗族(本文简称苗族),凡是外来物种的而不是本地的事物都带“ȶo22”类读音,即由其本义“汉族”转喻为“外来物种”。很显然表一中部分地区对玉米的称谓带有ȶu53读音,可见玉米是从外面传播来的物种。正如汉族常常以“胡”、“番”、“洋”、“西”等词来说明从外域传进来的东西一样。除玉米外苗语把从外地引进的来物种用“ȶu53”来称谓。如表2

表2 苗语对外来物种的称谓

(2) 高温作用前后,反复荷载作用下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的主要破坏过程和破坏形态相似,均表现为钢管底部发生鼓曲破坏。

(致谢:本文承蒙我的硕士指导老师中央民族大学石德富教授指导,特致衷心的谢意。此外,在审稿的修改过程中本文也得到吴秀菊副教授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以下我们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黔东苗语“玉米”称谓词的命名理据。

表3 其他少语民族语言玉米词的皇帝义项

正如此表3所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中也都把玉米称为“皇粮,皇帝米”。由此,可见认为玉米的命名与皇家推行有关是合理的。从官方对玉米记载的相关文献看,玉米确实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广。如,乾隆三十六年的奏折:“黔省三月以前雨水均调,广资种植。贵阳、安顺、南笼、黎平四府属大麦春收已经收割,小麦渐届黄熟,高粱、稗米、包谷等项俱极畅茂,早禾栽种齐全,晚稻已插十分之三”。根据乾隆时期奏折,可知贵阳、安顺、南笼及黎平府已经出现玉米的种植。湖南新化县位于湘西山区,乾隆二十八年前后“得包谷一种,俗名玉米,不畏旱涝,人工少而所获多,凡山头地角种之,可为粒食之助。劝课开垦亦关要政”。乾隆二十七年编纂的陕西省《延长县志》中收录了县令王崇礼的一篇劝告姓垦种玉米的公告,称种植玉米有十便五利。李拔的《请种包谷议》。综述,可知玉米的种植在各地得到广泛推广。我们知道,在当时,一般而言官员的奏折是必须经过皇帝批准才能实施。因此,可见玉米的种植得到皇家的大量推行。雍正时期还出台“尽地利”的政策鼓励种植玉米等多种经济作物。乾隆时期“尽地利”的范围扩大到了“山头地角”鼓励种植粮食作物和杂粮等。玉米在民间的广泛种植,也正是“民以食为天”的体现。皇帝乃是天之骄子,皇帝就是天。表3中德宏方言把玉米称为“Xǎu3fa4”,fa4是“天空”的意思,寓意为“上苍、皇帝”之意。

表1部分地区中的苗语和表3其他少数民族语对玉米的称谓都有“皇帝米,皇粮”的义项。从语义上看,又可解释为几层含义,一是皇帝的饭,说明玉米美味,只有皇家才能享用的美食。二是为了提高民间的生活水平,皇帝下令广泛种植,玉米是皇帝送来的皇粮。三是民间感谢皇帝的馈赠,为了纪念皇帝故名之。四是玉米有可能作为当时的征税对象,是民间向朝廷上交的粮食,而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所以称为“皇粮”。

转喻(metonymy) 指的是用一个实体指代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实体[7]。转喻被认为包含一种词表示的字面意义和它相应的比喻意义之间的“邻接”(即接近或邻近) 关系 (relation of“contiguity”),转喻联系着的一个成分代表(tand for)另一个成分[8]

(二)采用隐喻方式命名

隐喻是指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7]。乔、马指出隐喻性表达与隐喻性概念系统紧密相连,我们就能使用隐喻性语言表达来研究隐喻性概念的属性。隐喻[8]指的是建立在表达方式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间的“相似”(similarity) 或(comparison) 概念基础上,即有“被解释成分”,“解释成分”和“对比基础”三部分[8]

从图2总体上可以看出,在离州府凯里越近的地区,对玉米的称谓普遍带有ȶu22(汉族) 类和waŋ53(皇帝)类的修饰语;在东北部沿清水江地区对玉米的称谓主要带有rε22(鱼) 类和pau33类的修饰语;南部地区则普遍带有qə44(种子) 类的修饰语。根据它们地理位置的分布特点,可近一步分析形成waŋ53类和rε22类称谓的原因。从地理语言学分布的角度来看,与上文讨论的命名理据具有一定的吻合度,再次验证其命名理据的观点成立。州府乃是皇帝派驻官员直接管辖的地区,州府代表的是皇帝。州府也是作为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的纽带,新鲜物种在传播的过程中最先进入中心地带然后向四周传播。图中离州府越近的地区如凯里市舟溪镇、凯里市凯棠镇、麻江县、丹寨县、雷山县、黄平县等地对玉米称谓普遍带有ȶu22和waŋ53的别称,由此可推断玉米传播到凯里州府后,再向四周扩散传播的观点是成立的,同时说明这一地区的人民和汉族接触的机会更为频繁,他们也最有可能先接触到新鲜事物,皇家推行的政策也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施,从而再向四周扩散。而离州府(凯里市)越远的地方,对玉米的称谓几乎很少带ȶu22类和waŋ53类的修饰语。而带有rε22类修饰语的地区,大部分是居住在沿江沿河两岸,如,施秉铜鼓一带马号一带、台江施洞一带正是清水江的下游。在这些地区生活的苗族,他们经常下河打鱼,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鱼的机会更为频繁,对鱼这种食物具有清晰的识别,所以他们对玉米的称谓采用鱼和玉米的象似性来命名。而带有pau33类、qə33类修饰语的地区,离州府凯里的地理位置相对较远,与外界的接触的程度相对较少,他们在农业上依赖性较高,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这些地区的居民有可能是经常种植各种庄稼,接触到各种种子,所以就根据玉米颗粒像种子的这种象似来命名。

三、从地理语言学角度验证其命名理据

上文已深入探讨黔东苗语对玉米称谓的命名理据,现利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作近一步的探讨分析。根据本人进行田野调查点收集的语料,利用经纬度精确定位语料点的具体位置,绘制地理语言地图,能直观的看到玉米称谓在各地区的分析情况,以便作近一步的解释分析。图2便是黔东地区玉米称谓的地理分布图。

与象似性有关,用彼事物的相似性特征来指代此事物的相似特征。在黔东南地区一带的苗族把玉米称为 ka44nei22、kε4422、ki44nen22、qei44qao33、ȵa3131、ȵa3144、ka44pao33等称谓。笔者认为这类称谓是根据它的象似性特征来命名。称为nei22、rε22、nen22类的应该是根据“鱼”的象似特征命名,它们的本义是“鱼”。它们是鱼的读音的不同变体。玉米的外形特征和鱼的外形特征具有象似性,一苞苞玉米就像一条条鱼,它的玉米颗粒像鱼鳞,一排排紧密相连的玉米颗粒,正如一片片紧密相连的鱼鳞,且玉米颗粒和鱼鳞形状大小极为象似,它们都是此事物外部的显性特征。而称为 qao33、qə31、qə44类的,应是根据种子的象似特征命名。这几个词,其本义是“种子”的意思。玉米颗粒本身是一种子,和其他种子一样,有其大小、形状、薄厚等外形特征,也有其生根发芽等功能。且tɕe33min44(高粱)称谓的也应该是根据种子的特征命名,高粱穗也是一种形似种子的颗粒。而称为pao33的应是根据其具有包裹的这种特征命名。pao33是汉语借词“包”。从形状上来看,玉米的整体特征就是包起来的植物。由最外层的叶片包着玉米颗粒,玉米颗粒又包着玉米棒心,玉米具有这种三层包裹的特点。综述,认为这类称谓是根据事物的象似特征来命名。

图2 黔东地区玉米称谓的地理分布

四、结语

本文简单梳理外来物种“玉米”的传播过程,主要探讨了外来物种“玉米”在黔东苗语中不同称谓的命名理据。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转喻和隐喻是黔东苗语对其命名的认知理据。在采用转喻方式命名中,认为与外来物种有关,体现在用以外来物种的来源地借代外来物种本身;与皇家推行有关,体现在以事物的推行者代指事物本身。在采用隐喻方式命名中,认为与事物的相似性有关,体现在根据彼事物的相似性特征来指代此事物的相似特征。语言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体现的是一种智慧的认知。玉米在黔东苗语有多种不同的称谓,体现苗疆地区人们生活的智慧。虽然玉米在传播过程中,各地区对玉米的命名理据不同,但也有其共性,就是认为玉米在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水稻一样作为生活中的主食,这是大家认知的共识。所以各地在对其命名时都带有苗语ka44、ȵa31的称谓,其表示“粮食、米饭、水稻”的词汇义项。

长江流域片贯彻实施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刘联兵,沈燕舟(19.40)

注释:

①由于黔东地区苗族村寨较多,此表尽可能详尽了各地苗语的代表点。

②参照李炳泽《苗族语言与文化》(2016)的相关记载。

③转载李炳泽《苗族语言与文化》(2016)外来物种的相关考证。

表2中,西红柿原产地是南美洲,大约在明历年间传入中国,那时只供民间观赏,1621年的《群芳普》中,称“番柿”,说其来自“西蕃,故名”,到19世纪其才作为蔬菜大量栽培,在汉族地区对它有许多带“蕃”、“洋”、“西”的别称,如“蕃茄”。此外,广东、辽宁、陕西叫“洋柿子”、云南叫“洋辣子”、湖南叫“洋茄子”、福建叫“番柿”等等。蚕豆原产于亚洲西南和非洲北部,相传在汉代由张骞从西域带到中国汉族地区,它在汉族地区叫“胡豆”、“川豆”、“倭豆”。它在很长时间之后传到苗族地区。胡萝卜原产于亚洲西南部,阿富汗是最早的演化中心,约13世纪从伊朗引入到中国。烟草原产于南美洲,17世纪陆续由日本(北路)和菲律宾(南路)传入我国。这些外来物种来到中国经过长时间、长距离的传播,传到苗疆后,苗民都给它取一个新的名称,即如表2所示,由“苗语词+ȶu22(汉族)”组合而成。同样,居住在黔东南地区的侗族,也把“南瓜”称为“汉族的瓜”,即“pu2ka4”。由此可见,在黔东地区的苗侗民族对外来物种的命名方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正如表2所示,苗语把这些外来物种都用ȶu22来对其命名。从而,我们这种转喻方式与外来物种有关。

创建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港,以此集聚创新资源、吸引高价值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技术落地实施、交易流转和转移转化,为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提高与沿线国家贸易额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最根本的是,通过知识产权港的建设,汇聚外部先进创新要素和技术资源,以外源性技术动力推动广西产业升级,壮大广西产业规模,并由此逐步培育和形成一批运营规模较大、创新能力强、市场竞争能力较为充分的区域性国际跨国公司,从源头提升广西对外合作的内生能力。

④参照韦景云(2018)《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的语料,此文已论证玉米词在各少数民族语中的皇帝义项。

⑤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贵州巡抚李湖奏。

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各级各有关部门将涉农扶贫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工作进度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资金整合县在本地政府门户网站和主要媒体公开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扶贫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实施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规定:“市、县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分值占绩效评价总分的10%”。江西财政继续加强对公开公示情况的考核,提高公开透明的行政意识,让资金项目在阳光下运行。

⑥乾隆三十六年(1771)贵州巡抚李湖四月三十日(6月12)奏,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责汇编—农业·环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⑦郑之侨纂修:乾隆《宝庆府志》卷二十八《风俗》,刻本。

⑧王崇礼纂修:乾隆《延长县志》卷十《艺文志·示谕》,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03~307页。

⑨李拔,《请种包谷议》,见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省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稀土元素(RE)在元素周期表中处于第IIIB族,其大多数元素离子形式的特征价态为正三价态(RE3+)。一般来说,镧系元素(RE)在4f、5d和6s轨道都有电子分布,因而能出现大量的能级结构[1]。由于大部分稀土元素的4f能级组态基本类似,同时它们又都具有相同的原子结构。含有稀土离子的化合物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质和物理特性,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在光电传感元件等领域的应用尤为广泛[2]。

参考文献:

[1]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J].中国文化研究院,2007(2):45-56.

[2]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80(5):1-18.

[3]韦景云.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47-151.

[4]韩昭庆.清中叶至民国玉米种植与贵州石漠化变迁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91-99.

[5]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20-26.

[6]何炳槺.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J].世界农业,1979(4):25-31.

[7]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5-37,3-10.

[8]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一尤格·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9:127-140,128-146.

Cognitive Motivation of“Maize”in Hmongb

ZHANG Kai-jie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Abstract: Maize spread to Eastern Guizhou,and Miao language has different appellations for i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appellations of Maize in Miao language of Eastern Guizhou and its cognitive motivation,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metonymy and metaphor.Metonymy is related to exotic species,to Royal promotion,and to maize iconicity.In addi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linguistics,the naming motivation of maize has also been verified.

Key words: Hmub; corn; spread; appellation; cognitive motivation

中图分类号: H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 08-0112-05

收稿日期: 2019-0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贵州清水江流域苗语调查研究”(16BYY172)。

作者简介: 张开杰,1992年生,女,苗族,贵州施秉人,硕士生,研究方向:苗瑶语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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