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中捍卫和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一编研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粹派论文,民主党人论文,历史观论文,唯物主义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2)11-0021-007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下简称《什么是“人民之友”》)是列宁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重要著作。本书写作于1894年春夏，共三编，当年分编出版(其中第二编至今没有找到)。在第一编中，列宁通过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他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捍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崇高地位。
一、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
1.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民粹主义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壮大。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团体。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必须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先进工人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最为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想，成了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障碍。
早期的民粹派大都是坚决反对封建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派。他们穿着农民装“到民间去”，企图在农民中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但是，民粹派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认为俄国可以在村社的基础上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不承认工人阶级是俄国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把农民小生产者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依靠力量；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群氓”。他们用个人恐怖手段刺杀统治阶级的个别代表人物，转移了人民群众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视线。19世纪80年代后，除少数人坚持反对沙皇政府的立场外，大多数民粹派分子放弃了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主张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与俄国自由派合流，蜕变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
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道路，必须开展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19世纪80年代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劳动解放社”。他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等一批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给了民粹主义以沉重打击。但是，直到90年代初期，民粹主义仍然博得一些革命青年的同情。只有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民粹主义，才能为创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扫清基地。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
2.列宁回击自由主义民粹派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攻
《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副标题是“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列宁在全书开头就指出：“《俄国财富》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1](P153)当时《俄国财富》在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领导下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米海洛夫斯基在该刊1893年第10期宣布要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论战”，随后该刊连续发表了几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列宁在本书第一编中彻底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发表在该刊1894年第1期和第2期上的《文学和生活》一文，揭露了这些以“人民之友”自居者其实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1](P154)
米海洛夫斯基采用曲解、捏造等不正当的手法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把对他的观点的批驳同对他手法的揭露结合在一起，一边剖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捏造，一边驳斥了他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观点。
米海洛夫斯基攻击说，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经济理论，没有哲学；马克思宣布自己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来没有论证和检验过；唯物主义历史观企图说明“一切”，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经济唯物主义”，只讲经济的作用，不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否定了个人活动的作用和道德观念的作用，把个人当成了受历史必然性支配的傀儡；马克思依靠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证明自己关于历史进程的观点，他的理论是建立在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上的。
《什么是“人民之友”》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它以粉碎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为首要目的和中心线索。正是这部著作以及列宁后来写作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这本书第一编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以论战的方式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及其历史地位所作的深刻阐述。这是我们今天学习时应着重领会的内容。
这本书第一编没有划分章、节，而是针对着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和手法层层深入地展开批驳，一气呵成，在驳论中阐述了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列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通过论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通过论述马克思从提出到检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历史地位。以下我们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在本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是围绕着“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1](P158)展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又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列宁指出，只要把这两句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1](P157)
1.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中的对立，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首先表现于对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看法。
米海洛夫斯基等主观社会学家把“一般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所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1](P158)这一类的问题。米海洛夫斯基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②而他用来衡量社会现象的标准，是所谓“人的本性”。在他看来，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找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他明确提出：“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1](P158)这一实质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方法。从“空想”开始，以先验的“人的本性”和主观“愿望”为尺度，去研究虚构出来的“一般社会”，寻找实现“理想”的条件，这就是他们给自己规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所以他们的社会学是“主观社会学”，他们的方法是“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米海洛夫斯基就是社会学主观学派的代表人物。
列宁指出，他们“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1](P164)因为，“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1](P164)关于“一般社会”的种种议论，实际上是把历史上特定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范畴普遍化、永恒化，所以这是一种资产阶级观念。列宁说：“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1](P174)他又指出，这些理论“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罢了”。[1](P165)
与以往长期统治着社会历史理论领域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什么“一般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列宁说：“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1](P165)
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而应该考察它的物质生活中的矛盾，考察“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1](P159)他把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揭示其本身固有的规律，而不是从空想出发用“人的本性”去评论它和设计它。列宁指出，“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1](P178)用“人的本性”去评论现代制度，而马克思不限于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对它的活动规律作了客观分析。“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就是他研究得出的结论。米海洛夫斯基攻击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不是因为它具有科学性，而是因为它答应给工人们美好的“未来的远景”。列宁指出，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才极详细地描绘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而马克思靠的是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必然性，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研究它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1](P205)马克思主义与主观社会学用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和方法去研究社会，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2.“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是如何得出社会形态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一重要结论的呢？这是列宁在本书中着重阐述的一个问题。列宁通过引用并阐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历史观的表述指出，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1](P158-159)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社会学家们都是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而不善于往下探究生产关系这样简单的、原始的关系，他们一碰到政治法律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社会历史是由人们的思想动机支配的。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列宁指出，这种历史观是同对历史事实的观察相矛盾的。因为，社会成员自觉地按照某种原则建立一定的完整的社会关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实际的情形是，大众只是不自觉地去适应社会关系，而且根本不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比如，人们已经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生活了很多世纪，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人们并不能解释这种关系，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关系，所以交换关系并不是人们按照某种原则自觉地建立起来的。
那么，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述了自己研究所得的结果：“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P32)这就是说，一定的上层建筑是由作为生产关系之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力决定的。所以社会关系并不是人们从主观愿望出发自觉地建立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即生产劳动的结果。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
马克思正是通过这样的划分，才得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科学结论，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分不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由于他们对社会的考察局限于政治法律形式和人们的思想，所以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至多只能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就找到了分析社会现象的客观标准。因为，正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一分析生产关系，就可以看出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对社会的认识上来，把各国社会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从而“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1](P161)比如，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各有其特殊性，呈现出纷繁复杂的不同社会现象，但只要分析生产关系就可以看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是其共同特征，这样就可以把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从而在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之处的同时，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使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成为真正的科学。
同自然史相比，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3](P429)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P302)其原因就在于，在社会发展中是物质的生产力决定物质的社会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1](P158)
列宁概括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P161)这“两个归结”的概括对我们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都是马克思在自己经济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发表的重要时刻概述了自己历史观的重要著作，列宁把这两篇序言结合在一起，阐明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又用“两个归结”概括了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两个归结”，也就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分析，才得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根本结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结束了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治，把对历史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不弄懂“两个归结”的科学方法，就难以树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不能深刻理解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为什么能成为科学和怎样才能成为科学。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诋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言论，列宁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1.《资本论》的问世使唯物主义历史观从天才的假设成为得到科学证明的原理
米海洛夫斯基问道：“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回答说，“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这样，他就从根本上抹杀了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事实。他又说，马克思“在40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但是“它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这个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这样，他就否认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米海洛夫斯基说马克思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由是：《资本论》只是“经济理论”，如果说马克思创立了新的历史观，那就是他“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而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说这个理论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这是捏造。米海洛夫斯基的手法是“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1](P167)至于米海洛夫斯基推崇的那些“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列宁指出，它们十之八九都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1](P164)这些议论毫无用处，“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1](P165)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这些理论，把对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正是抛弃了关于一般社会的议论，从分析事实开始，通过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探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所以，读了《资本论》，以及《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1](P163)应该反问：“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1](P164)
列宁着重通过对《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的阐述，驳斥了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的责难，阐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这是我们学习本书需要着重领会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至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它的形成。马克思1847年撰写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第一次以论战的方式概述了它的主要观点。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宣示了这一崭新的世界观。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1](P159)就是他在40年代形成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一历史观是通过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对政治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对工人运动实践的总结，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的。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作为科学真理确立起来，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样是如此。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还没有诞生，唯物史观还没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得到全面的验证，所以列宁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1](P160)但是，它“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1](P160)
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刚刚诞生就经受了革命实践的检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到革命实践之中，并且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中成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法国、德国革命的经验。这是唯物史观科学真理性的有力证明。特别是在这场革命之后，马克思1850年起在伦敦重新进行经济研究工作，集中精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从而通过全面、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文稿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马克思一生花费数十年工夫研究了大量实际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极其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讥笑马克思“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细心研究”“极其琐碎的细节”，他企图以此证明《资本论》只是最狭义的“经济理论”，没有提出概括性的哲学思想。而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这种“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就是“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1](P157)这种方法恰好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时，他的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1](P162)这正是马克思“两个归结”的方法的体现。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阐明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种矛盾的萌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地产生了货币，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货币转化为资本，产生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分析使人们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又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1](P162)即造成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相对抗的强大的社会化的生产力。正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容时将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马克思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所以他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1](P178)
米海洛夫斯基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1](P182)列宁指出，事实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1](P182)《资本论》的研究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构成了《资本论》的骨骼，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1](P162)因此，“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1](P162)这里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等，而且马克思还在序言中概括指出了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这就表明，《资本论》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1](P162)把对客观实际的深入分析上升到了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如同达尔文推翻了神创论，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一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P162-163)
《资本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一个最复杂的社会形态的范例，这种运用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检验，它同时表明，“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1](P166)所以列宁得出结论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证明了的原理。”[1](P163)
2.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理论和方法
在本书中，列宁还通过批驳米海洛夫斯基其他一些攻击唯物史观的观点，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论述。
米海洛夫斯基歪曲和攻击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思想，把它说成是否定个人的作用和思想道德观念的作用的宿命论。他讥笑说，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活动家都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支撑这种“傀儡”论的思想理论，是米海洛夫斯基宣扬的“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按照这种“冲突”论，肯定决定论就否定了道德观念在历史上的作用，肯定历史必然性就否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个人当成了纯粹被动的“傀儡”。列宁指出，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所谓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捏造出来的。他捏造的原因是担心“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他宣扬冲突论的目的是“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1](P179)即坚持唯心史观。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经济关系归根到底决定着历史的发展，而道德等被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思想观念也在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历史发展有其必然的趋势，而体现着历史必然趋势的“合力”正是由无数个人意志构成的。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既坚持决定论，反对理性、良心、自由意志等决定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又承认思想观念的作用；既确认历史必然性，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又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冲突”。列宁阐明了历史发展中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P179)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的作用，而在于如何看待个人作用同历史必然性的关系以及同人民群众作用的关系。列宁指出：“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1](P179-180)同样地，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是否承认道德等思想观念的作用，而在于如何看待思想观念的作用同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关系。米海洛夫斯基主张，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历史活动家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他说：“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5](P359)他之所以用“傀儡”论、“冲突”论曲解和攻击历史必然性思想，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推翻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方法。
米海洛夫斯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混同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把黑格尔的三段式加在马克思头上，并把它说成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石”。列宁分两点驳斥了这一谬论，阐述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
第一，列宁阐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
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辩证方法”、“辩证思维”，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1](P185)但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1](P185)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哲学的贫困》中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可以看到，其中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引用过发表在《欧洲通报》上的一段关于《资本论》方法的评论，认为这段评论对他的辩证方法的说明是十分确切的，而这段评论也没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1](P187)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还明确指出，他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方法不同，而且“截然相反”。黑格尔把观念当作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1](P187)可见，米海洛夫斯基所攻击的，是马克思著作中没有的、由他自己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不过是像唐·吉诃德一样“用骑士姿态”攻击自己想像出来的对象。
第二，列宁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依靠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社会革命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性的观点。
米海洛夫斯基说，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没有捉摸住。马克思关于未来必然建立公有制的观点“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一环上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把任何事物都想像为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列宁指出，他这些攻击马克思的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他“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歪曲捏造的手法”。[1](P18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已经彻底批驳了杜林的谬论，“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而“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1](P188)因此，列宁用几页的篇幅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作为对米海洛夫斯基的答复。马克思通过历史的、经济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被公有制所代替的结论，然后才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1](P193)说马克思把辩证法当作证明的工具，依靠它从过去、现在推论未来，这纯粹是捏造。所以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是“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偷偷加在马克思的头上，似乎马克思在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再“得意扬扬地来攻击这个胡说”。[1](P203)而事实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恰恰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1](P203)
通观全编，列宁通过驳论，深入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1](P163)有力地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崇高地位，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P163)
注释：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208页。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版以及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译文有所不同。我们这里采用的，是2009年出版的《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载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引文。本文以下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凡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引用过的，均采用这一版本中列宁的引文。
②转引自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58页。本文以下引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言论，凡转引自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的，不再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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