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速度、企业异质性和企业生产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企业论文,外资论文,速度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能给东道国或地区带来众多利益，各国各地区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2010年全球FDI流入量达1.24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6.1倍，其中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入量达6420亿美元，首次占据全球流入总量的一半以上，2014年提高到59.3%。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2014年实际利用外资①1196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再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 FDI有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尤是如此（Li和Liu，2005；江锦凡，2004），但学者们对于外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则存在争议。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企业能够获益于跨国公司产生的溢出效应（Liu等，2009；Baltabaev，2014；潘文卿，2003；傅元海等，2010）。但有研究表明外资对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微不足道（亓朋等，2008），甚至存在负的挤出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Herzer，2012）。Crespo和Fontoura（2007）的研究指出FDI溢出效应是有条件的，企业和行业异质性会影响FDI的溢出效应（Javorcik和Spatareanu，2011；陈丰龙和徐康宁，2014）。此外，还有学者从水平与垂直溢出效应和溢出的空间效应等角度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Békés等，2009；路江涌，2008；钟昌标，2010）。已有文献较大程度上完善了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但对于FDI的作用效果仍存疑问。 已有研究集中在外资存量对内资企业的各类影响以及各类条件的作用，并未考虑外资进入过程对内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Wang等（2012）指出外资进入的快慢程度也可能会影响外资溢出效应的效果，也就是说外资进入速度也可能会左右FDI的作用效果。本文在Wang等（2012）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外资进入速度纳入到溢出效应理论框架中，整合外资溢出效应和企业异质性理论，探究了外资进入速度对外资与内资企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②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框架；第四部分建立模型并进行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经验检验；最后是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分析外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往往忽视外资进入过程中的动态特征，少数文献考察了外资溢出的时间效应和跨国企业国际化速度对母公司的影响。Buckley等（2006）考察了时间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他们发现外资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周期性变化。Liu（2008）与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的研究表明短期内外资溢出效应为正，而在较长时期内外资溢出效应为负。Zhang等（2014）指出“随着行业内外资企业进入程度的提高，内资企业能够从存在较长时间的外资企业中学习并提高企业自身生产率”，他们的研究表明外资溢出的时间效应受外资进入时间长短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化绩效时发现，国际化快慢程度对于企业国际经营十分重要。如Jiang等（2014）发现企业国际化速度负向影响子公司的生存，Wagner（2004）则发现企业国际化速度与成本效应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企业较慢的国际化有利于其获得成本效应，而过快的国际化可能导致企业价值损失。已有文献并没有系统考察外资进入的快慢程度对东道国企业的作用，在溢出效应的背景下分析外资进入速度调节作用的文献较少，将外资进入速度纳入外资溢出效应研究框架是对溢出效应研究领域的重要拓展。 事实上，Wang等（2012）指出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资进入速度不变的假设，即忽视了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他们首次分析外资进入速度对外资与内资企业绩效的关系的调节作用，认为外资溢出效应不仅受行业内外资水平的影响，也可能因外资进入过程的不同而导致溢出效应的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外资进入速度对外资与内资企业绩效的关系确实存在调节作用，这为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钟昌标等（2013a）的研究表明外资控制权异质性对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有影响，他们认为外商独资企业资本进入速度正向调节内资企业生产率。冯丹卿等（2013）从出口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了外资进入速度对出口的影响，发现外资进入速度负向调节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程度。除了行业内外资进入速度对内资企业存在影响外，黄远浙等（2014）指出行业间外资进入速度会负向调节内资企业生产率。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文献均假设外资溢出效应的作用是线性的，Meyer和Sinani（2009）研究表明FDI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其受到东道国企业能力、外资企业数量以及东道国环境的约束。Girma（2005）认为外资对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其作用程度取决于企业吸收能力的大小。Altomonte和Pennings（2009）则发现随着外资企业进入数目的增多，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直至为负。也有学者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差别可能产生“门槛效应”（张宇，2008；徐磊和黄凌云，2009）。钟昌标等（2013b）则从市场竞争角度出发证实了“门槛效应”的存在。 已有文献默认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是线性的，这种方法存在不妥之处，可能会夸大或缩小外资对内资企业的作用，本文认为外资进入速度对外资与内资企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进一步探析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有助于理清FDI溢出效应的作用机理、方向及程度。另外，不同来源的FDI在文化、技术水平和技术转移模式等方面存在区别，这些差异导致FDI溢出效应存在国别效果（马林和章凯栋，2008）。外资溢出效应也可能因内资企业所有制结构差异而有所区别，外资对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Hale和Long，2006；Xu和Sheng，2012）。本文在分析外资进入速度调节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不同来源外资和不同所有制结构下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我们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论证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尽量避免内生性问题，使本文结果更具说服力。 三、理论框架 Perez（1997）认为“当外资适当增加时，即使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很大也会慢慢缩小这个差距”，而“当外资迅速增加时，即使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很小，内资企业也可能被外资竞争者挤出市场”，由此推论，外资进入的快慢程度对于外资溢出效应应当存在调节作用。本文在Wang等（2012）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外资进入速度调节作用的机理，构建不同来源外资和不同所有制结构下外资进入速度调节作用的理论框架。 （一）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 从溢出效应途径来看，外资较慢的进入东道国市场有利于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当外资缓慢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内外资企业总体竞争程度较低，此时外资进入速度略微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中具有较高技术能力（外资）的资本数量，增加学习机会，内资企业也有一定时间通过学习和模仿，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和非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竞争程度小幅提升，刺激内资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从而带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过快的外资进入则可能给东道国内资企业带来不良影响。落后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等方式追赶先进企业要支付时间成本（Cool等，2012），较快的外资进入速度无形中构筑了模仿壁垒，外资进入速度越快意味着时间约束越严苛，模仿壁垒越高。随着外资进入的不断加快，企业学习和模仿的难度增加，示范效应受到抑制。Casillas和Moreno-Menéndez（2014）指出企业国际化过程依赖于企业获取的资源，其中，市场知识和国际化知识等无形资源须在特定国家和国际化经营中获得（Barkema等，1997），外资企业在加速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已对市场竞争程度有所掌握，有足够的能力抢占市场。跨国公司快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而内资企业又无法在短时间内予以抗衡，从而加剧跨国公司的“市场抢占效应”。钟昌标等（2013b）发现当来自外资的竞争程度超过某一水平时，外资溢出效应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随着外资进入速度的不断增加（市场竞争不断增加），来自外资与外资进入速度的竞争超过某一水平后，外资进入速度的负向调节作用开始显现。Desmet等（2008）指出，“外资逐渐进入要比‘骤然’进入东道国市场带来更多福利”，因为“溢出效应会受到经济主体吸收能力的限制且溢出效应的吸收需要一定时间”，而“外资逐步进入东道国市场，初始的投资有时间创造溢出效应并提升经济主体的吸收能力”。可见，外资缓慢进入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有利，而当外资进入速度过快时，则呈现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外资进入速度对外资与内资企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当外资进入速度较低时，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外资进入速度的上升而增强，但当外资进入速度达到一定水平后，进入速度进一步上升造成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带来的正向效果开始下降直至为负。 （二）不同来源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 Du等（2012）认为不同国别外资在各自优势上的不同会导致它们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差异。基于中国市场的外资视角，我们可以把外资分为港澳台外资（来自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西方外资（包括来自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③拥有不同优势的外资在外资溢出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同（Buckley等，2007），不同类型外资溢出渠道作用程度的差异也可能左右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可以推断不同来源外资的差异也可能会对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产生影响。 Buckley等（2002）在分析流入中国的外资时，将其优势分为技术优势（生产差异化产品优势）和非技术优势（包括组织能力和营销技巧等优势，主要是在低技术行业）。西方外资企业的优势主要体现为技术优势，而港澳台企业则体现在非技术优势。内资企业或多或少能从西方外资企业得到一些技术转移带来的好处，而由于港澳台企业往往运用标准的和成熟的技术进行生产，与内资企业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关系。另外，港澳台企业更熟悉中国市场的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对于中国市场的适应能力更强，这也加剧了竞争效应。当港澳台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时势必会影响内资企业，随着进入速度的加快对内资企业竞争程度有所增加。在外资加速进入过程中，内资企业并不愿意轻易改变生产技术或生产设备，竞争会迫使其减产提高单位成本，最终影响内资企业生产率（Aitken和Harrison，1999）。另外，港澳台企业整体上模仿壁垒较低，有利于内资企业模仿其生产和组织管理模式，加速进入过程之前，内资企业已然从中获利，外资进入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外资持续增加）过程中示范效应反而逐步弱化。当外资进入速度不断提高以至于部分内资企业难以维系生产（不仅受制于单位成本提高的约束，港澳台企业与内资企业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港澳台外资加速进入进一步挤压内资企业市场，迫使部分内资企业退出市场），也就是说外资进入速度超过一定水平后，部分低效的企业退出市场，存活的企业通过管理和营销技能等学习提升企业生产率，低效企业的淘汰和剩余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正向竞争效应（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 相对于港澳台企业和内资企业，西方外资企业更具技术优势。由于内资企业与西方外资企业存在较大技术差距，因此模仿壁垒较高，内资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加大生产投入以提高吸收能力，才能从西方外资市场行为中获利。外资缓慢地进入给企业提高吸收能力提供一定的环境，有利于打破模仿壁垒，而较快进入时则会产生时间压缩不经济（Cool等，2012）。④外资进入速度过快时，内资企业生产投入缺少时间保障，企业并不愿意加大当前投入，从而抑制了生产率的提高。Aghion等（2001）认为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程度较低时，外资进入将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大R&D投入以减少或避免竞争，因此内资企业研发投入与外资进入程度成正比；当外资比重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会抑制内资企业的创新投入（内资企业倾向于模仿），抢占部分内资企业市场（企业没有创新能力或创新能力差），从而抑制内资企业的绩效。前文也已提到，外资加快进入市场产生的竞争效应是已有内外资企业竞争基础上的叠加，外资进入速度的提高意味着在原有基础上加大了投入力度，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西方外资缓慢的进入有利于内资企业的调整过程并通过加大创新投入提高自身吸收能力和竞争能力，而西方外资过快的进入加大市场竞争程度，抑制内资企业的创新进而影响其生产率。据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港澳台外资进入速度对港澳台外资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呈现“U型”。当港澳台外资进入速度较低时，港澳台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作用随港澳台外资进入速度的上升而下降，但当港澳台外资进入速度达到一定水平后，进入速度的进一步上升则有利于港澳台外资促进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假设3：西方外资进入速度对西方外资与内资企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呈现“倒U型”。当西方外资进入速度较低时，西方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作用随西方外资进入速度的上升而提高，但当西方外资进入速度达到一定水平后，进入速度进一步上升造成西方外资对内资企业生产率带来的正向效果开始下降直至为负。 （三）不同所有制结构下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 上文已提到，在外资进入速度较低时，即使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内资企业吸收能力较低，仍有利于企业获得溢出效应。当外资缓慢进入时，国有企业有一定调整生产经营决策的时间，加大资金投入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Buckley等（2002）指出“国有企业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意识，也没有很强的意愿向拥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学习”；当外资较快进入时，国有企业的生产决策难以在较短时间内进行调整，无法及时加大生产投入以提升吸收能力，从而会抑制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工资机制对外资进入速度调节作用也会产生影响，国有企业的刚性补偿机制（rigid compensation system）是导致其大量技术工人流向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重要原因（Hale和Long，2006）。当外资企业缓慢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其所需要的技术员工或管理层可以通过培训得到满足，并不会冲击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基础；而当进入速度较快时，外资企业本身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难以通过短时间的培训得到满足，这会导致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流向外资企业，进而影响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另外，竞争效应也会对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作用产生影响。国有企业并未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且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市场竞争相对不足，外资企业的快速进入势必会抢占国有企业的市场，从而产生“市场抢占效应”。由于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相对滞后，导致部分低效企业继续在市场上经营，进一步影响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产率。当外资进入过快时，示范效应会被负向竞争效应所抵消，不利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非国有企业市场逐利性更强，外资企业进入造成的市场竞争并不会使企业退出市场，抑或直接加大生产投入（民营企业更关注企业的利润总额，利润维持在一定水平时，并不愿意提高成本）。随着外资进入速度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其可以通过调整生产规模和组织管理模式维持一定的利润，但往往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外资进入速度的不断提高，部分非国有企业被迫退出市场。非国有企业退出往往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环境中发生，也就是说外资进入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迫使非国有企业退出。一般而言，在市场环境激烈竞争中生存的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或组织管理模式上的优势，其学习模仿能力更强。外资较快进入时，内资企业也有一定能力破除模仿壁垒并从中获利。综上所述，较低的外资进入速度负向调节外资对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而外资过快地进入则促进外资对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作用。 假设4：外资进入速度对外资与国有企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当外资进入速度较低时，外资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作用随外资进入速度上升而提高，但当外资进入速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外资进入速度的进一步上升造成外资对国有企业生产率带来的正向效果开始下降直至为负。 假设5：外资进入速度对外资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呈“U型”。当外资进入速度较低时，外资对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作用随外资进入速度上升而下降，当外资进入速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外资进入速度进一步上升有利于外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四、模型建立及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区间为1999-2007年，该数据库涵盖了中国规模以上（全部国有和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各行业的企业数据，该数据库包括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等关键性财务数据。根据谢千里等（2008）的方法，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1）删除了存在遗漏变量的观测值，如删除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合计、员工人数、实收资本及主营业务收入等于0的观测值；（2）删除了企业规模较小的观测值，如从业人员数小于10的观测值等；（3）仅保留了2位行业代码14～42的行业。⑤ 内资企业生产率用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是外资进入过程（包括外资和外资进入速度）的函数。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指出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主要有最小二乘估计、固定效应估计、OP估计及LP估计。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未能解决同时性偏差问题；Olley和Pakes（1996）将企业的投资作为代理变量解决了同时性偏差问题，但OP估计中投资额为0的样本并不能被估计，Levinsohn和Petrin（2003）则利用中间投入项作为不可观测的生产要素代理变量解决了该问题。在LP方法中，工业增加值是因变量，工业中间投入是代理变量。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在运用LP方法估测1999-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