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困境与亚洲新安全观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亚洲论文,启迪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完稿日期：2015-8-25 [中图分类号]D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5期0051-14 东亚安全局势纷繁复杂，总体上表现为经济与安全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既有安全架构不能为地区提供足够的安全公共产品，尤其无法弥补经济与安全背道而驰造成的地区割裂，其结果是在安全供给不足的情势下，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伤害，东亚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的两难困境亟需一种新的安全合作架构。中国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对缓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东亚安全形势与安全变局认知的新变化 (一)东亚安全形势趋于复杂 冷战结束以来，在地区国家共同努力下，东亚地区长期保持总体稳定局面，为地区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近年来，在地区力量结构变化和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冲击下，地区安全形势趋于复杂，竞争对抗的一面明显上升。 1.大国权力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随着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美国为防范中国的快速崛起，并保证其21世纪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①，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一方面强化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②，增加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另一方面力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为地区经济合作重新制定规则。美国亚太战略调整，进一步提升了亚太地区在国际经济与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刺激其他主要力量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日本希望借助美国亚太战略的助推，逐步建立其地区主导地位，对内增加防务开支、出台防务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外强化与中韩之外的其他亚太各国关系，并重点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争夺。澳大利亚在强化澳美同盟的同时，将亚洲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俄罗斯积极推行新亚太战略，加大对该地区外交投入，将其视作经济复兴和提升大国地位的重要支点。印度加快“东进”步伐，进一步加强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济与安全关系。欧盟也加大对亚太的重视力度，更新对东亚外交安全政策纲要，加快与东亚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随着上述大国在亚太权力竞争的加剧，地区国家关系步入不稳定时期。 2.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骤然升温。东亚地区部分国家间的岛礁与海洋权益争端由来已久，其中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以及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对南沙岛礁的主权声索之争颇具代表性。日俄北方四岛之争与日韩的独岛之争通常局限在当事国之间，影响相对有限。中日钓鱼岛之争及中国与东盟声索国之间的南沙岛礁争端因美国介入成为牵动地区安全局势与国家关系的重要热点。美国对相关争端口头上不持立场、实际上介入的做法，助长了有关国家挑衅中国的底气，2012年4月和9月先后爆发了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和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事件。目前，在中方努力下，钓鱼岛周边海域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中日积极推动建立海空联络机制，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发生或升级。但在南海问题上，受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美菲越等无端攻讦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日本试图参与南海巡逻等影响，围绕南海的双重博弈③在加剧，并产生了消极的外溢影响。 3.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叠加效应扩大。中日、日韩之间的岛礁和海洋权益纠纷本质上源自日本近代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不仅在领土争议上坚持强硬立场，更对其侵略历史缺乏有诚意的反省。日本政要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也不时伤害着周边国家的民族情感。这不仅让主权争端深陷民族主义的泥潭，更让中日、韩日之间通过长时间友好交往积累的互信不断坍塌，国家间正常交往受到严重冲击。在南海争端问题上，部分声索国无端将历史上的华夷秩序与当前中国维护正当国家权益联系起来，指责中国采取“修正主义行为”、“改变现状”。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使敏感的领土争端陷入持续的尖锐对峙状态。 (二)东亚二元格局内在困境凸显 美国领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主导着东亚地区安全，促成东亚形成安全与经济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即东亚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 在安全领域，以美国为核心，以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美泰五大同盟关系为依托，以美台、美新等“准同盟”关系为辅助的安全体系由来已久，相对成熟与稳定。④在“重返亚洲”战略下，美国通过双边外交巩固并强化与亚太盟国及伙伴关系，加强同日、澳、韩、菲、泰等同盟关系，提升与新加坡、印度、越南、印尼等伙伴的安全合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美国与盟友之间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水平大为提升，澳同意美在其达尔文港驻守2500名海军陆战队，美菲签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重新获得使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权利。在力量投入上，美国宣布至2020年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在同盟建设上，美国推动双边同盟体系向三边、多边网络化结构转变，其结果是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美国不但巩固了与地区传统盟国和伙伴的政治、防务、经济合作，而且将合作领域向人文社会等领域渗透。这不仅使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一步加强，过去存在的对美情感排斥也在逐步降低，东亚二元格局中的“安全上依靠美国”的态势更加明显。 在经济领域，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是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如果现有趋势不发生改变，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进一步得到巩固。”⑤虽然美国力推TPP和双边自贸区(FTA)建设，希望“由美国而非中国来主导地区贸易规则”⑥，但TPP与双边FTA的推进并不能保证美国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中心，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地位难以改变。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这些倡议和举措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 在二元格局下，地区小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借助美国的安全保障平衡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固化了地区军事同盟机制，不利于地区安全局势向良性方向发展⑥，而且在地区合作的功能上割裂了东亚，从而造成“两个不可持续”： 第一，发展的不可持续。一是地区发展遇到制度瓶颈。地区大国基于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极力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有利于自身的区域机制胜出，实现谋求地区主导权的目的。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制度竞争更呈现加剧态势⑧，发展的“制度过剩”成为必然。二是发展议题被“安全化”。在地区安全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国家间疑虑无法彻底消除，任何国家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一种潜在威胁，尤其是大国的发展会被其他国家在安全范畴下重新审视，竞争的一面被放大，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明显减弱，“以经促政”的合作路径遇到阻力。⑨ 第二，安全的不可持续。安全就是主观上没有恐惧，客观上没有威胁。同盟的存在是以现实对手或者潜在对手的存在为前提，这种指向性和排他性决定了同盟实现和所能保障的是少数国家的安全。同盟体系外的国家发展都将是同盟的威胁，而在同盟内部也需要这样一个“敌人”来加强同盟的凝聚力。这就导致了“保障安全需要首先制造安全威胁”的同盟悖论。发展是东亚当代的主题，这意味着同盟的威胁将随着发展呈现出持续强化的趋势。对于同盟之外的国家，因没有同盟的安全护持，内心恐惧将一直存在。 (三)中国被视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变量 客观地讲，导致地区安全格局变革的变量有两个：大国间权力对比和大国使用权力改变既有格局的意愿。中国快速崛起是客观事实，但中国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⑩这表明中国并没有变革既有秩序的意愿。中国在东亚的诉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决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二是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国内发展创造条件，三是以公平开放的地区合作架构实现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齐头并进的局面。然而，西方国家和一些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尤其是南海政策存在误解或误读，认为中国的“进取”外交使东亚安全局势变得严峻。(11) 回顾近年来东海、南海的岛礁纷争，中国均非争端的始作俑者，而是被迫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2013年11月，中国依照国际惯例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宣称，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是“改变东海现状”，将“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在南海中建南事件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高调指责中国。针对中国的南沙岛礁建设，即便有西方媒体指出南海争端方都曾在岛礁上搞建设，但也强词夺理批评中方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12)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则公开指责中国将南海“军事化”。(13) 西方国家的上述无端指责，源于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权力结构调整和相关国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担忧，海洋权益争端因而被揉进了太多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因素。(14)对此，美国学者家罗伯特·卡普兰认为，中国力量发展带来的战略性外溢，让中国理所当然地将南海视为使用海军力量的最佳海域；中国与美国、东盟争夺南海，是东亚地缘政治难以规避的宿命，因为这是整个西太平洋美军优势力量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15)然而事实上，中美之间并不存在南海岛礁的主权之争，南海舰队也并非中国实力最强的舰队。 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内向型的，意在实现包括东亚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利于国内建设和改革的推进。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将美国排出东亚，但坚持认为美国应恪守在领土争端中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且停止其对中国的海空抵近侦察。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对美军舰机抵近侦察的跟踪和驱离意在建立自己的地盘，阻止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将美国彻底挤出亚洲。(16)至于中国构建亚洲安全和合作新架构的倡议，国际舆论则认为是中国提出的亚洲版“门罗主义”，意在排除区域外势力干预，特别是美国的干预，重建中央王国。(17) 基于这些偏差，中国被打上了“改变现状”的标签，“南海正成为中国展示肌肉和野心的权力场”等类似海洋版“中国威胁论”的言论甚嚣尘上。(18)外界对中国崛起及海上正当维权行动的错误认知，严重破坏了地区国家间互信，影响了地区合作的氛围，也给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带来了新挑战。 二、亚洲新安全观与东亚安全困境的出路 当前东亚复杂的安全局势和二元格局困境呼唤人们寻求新的安全思路。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系统阐述的“亚洲新安全观”，是缓解当前东亚安全困境的一种尝试。新安全观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理念，对于东亚国家塑造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具有重要的启迪。 (一)亚洲新安全观的内涵 “亚洲新安全观”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其秉持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理念既内含对亚洲安全的全新理解，也包括了对实现亚洲安全的目的、手段、方式的思考。
习近平主席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共同”就是要秉持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这是新安全观要实现的目的。长期以来，亚洲地区一直是多元文化共存，求同存异成为各国和谐共存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是亚洲地区共存共生长期存在的基础，各国已对此形成根深蒂固的认识。(19)亚洲差异性如此突出，强调共同安全理念的重要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亚洲国家都是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要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差异性和多样化；要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和发展道路；在地区范围内形成差异性文化之间的“亲和力”，而非造就一种同质性的文化(20)，即做到“和而不同”。二是就安全本身而言，大国不应恃强凌弱、罔顾别国的安全关切垄断地区安全事务，更不应为实现自身安全侵害他国的安全利益，实现地区国家的普遍安全是保障亚洲安全的唯一坦途。 “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是安全实现的手段。亚洲安全问题复杂，传统热点问题、敏感问题突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这决定了亚洲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安全秩序的构建，需要从权力型走向创新型(21)，创新安全理念，综合施治，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 “合作”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地区争端，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这是安全实现的方式。合作有两个层面：一是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手段的合作性。亚洲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争端众多，要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不使争端升级。二是安全机制之间的合作性。亚洲安全形势之所以复杂，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就是域外国家主导地区安全秩序，亚洲国家应团结一致，合作构建真正以本地区安全福祉为归依的安全秩序，使冲突的安全秩序变成合作的安全秩序。同时，要秉持开放的原则，积极与域外国家、国际组织主导的安全机制开展互利安全合作，实现与既有机制之间的有效对接，塑造安全亚洲的外围国际环境。 “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这是对亚洲实现长治久安的全新理解。亚洲尤其是东亚安全悖论就是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逆向而行，国家越发展则越不安全。发展是亚洲的主题，也是解决亚洲安全问题的关键。发展不仅为亚洲国家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更提高了进行安全合作的紧迫性。这就意味着，一是亚洲国家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22)，消除不安全的经济因素。二是既有安全机制的功能要进行必要的转型，不能为安全而安全，而应面向地区治理，尤其要为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三是新的地区合作制度和机制构建，要以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两者关系，使之良性互动为目标，最终以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 (二)新安全观与东亚安全理念的丰富 东亚安全困境难纾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思维的不安全”。除新安全观外，东亚地区还存在三种安全思维：军国主义思维、冷战思维、大国制衡思维。军国主义思维迷恋于武力的强大，沉湎于殖民的荣光。日本在侵略历史问题上缺乏反省诚意，并试图通过修宪“摆脱战后体制”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冷战思维，简言之就是零和博弈、霸权思维，迷恋于对绝对安全的追求，过度依赖于军事对峙手段，其在东亚具体表现为军事同盟体系。大国制衡思维旨在有意识地利用大国间竞争从中获益，本质上与同盟体系里美国所扮演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并无二致。由于自身实力的羸弱和同盟体系的打压，东盟成为大国制衡思维的主要践行者。 东亚复杂的安全局势及其发展态势表明，东亚安全治理需要认清当前复杂的安全态势和传统安全思维的局限，与时俱进地创新安全理念。在这方面，新安全观规避了旧有安全理念的弊病，在对安全的理解上融入正义、开放和包容的新元素。 首先，正义的安全理念。安全的实现需要有道德底线，即不能损害他国安全，尤其是不能侵害他国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一员的国家尊严，这是正义的安全理念的核心内涵。同盟体系可以为盟友供给安全公共物品，但在同盟内部国家间关系并非完全平等，大国的安全供给与小国对大国的服从既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大国利用安全供给的优势地位，支配小国的对外政策，甚至操纵小国国内政治程序，由此安全实现与国家尊严之间形成一种双向输送的情势。亚洲新安全观倡导通过国家间的平等合作实现各国的普遍安全，将平等的理念置于实现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安全的实现赋予坚实的正义基础而非建立在机械的权力制衡基础之上。 其次，开放的安全理念。安全不是封闭的和排他的，只有实现所有国家的安全，地区安全才有保障。安全也不是垄断的和竞争的，而是共享的和合作的，只有地区国家拥有共同分享安全成果的机会，安全合作才能达成，安全威胁才能消除。但是，同盟体系的安全理念恰恰是以垄断、封闭和排他为核心，在同盟体系内部，美国拥有安全的话语霸权；在同盟体系外部，其他的国家无法分享同盟的安全供给，反而可能成为同盟的制衡对象。在实践层面，东亚安全内涵越来越多元和复杂，应对安全威胁已经远远超过某一国家或某一单一机制所能承受的能力范畴，需要地区国家秉持开放的安全理念共同合作应对，需要各个地区安全机制相互协调，从而打造全地区、全功能领域覆盖的安全合作框架，以宽阔的视野寻求包括地区内外的安全合作路径并构建开放的合作平台。 再次，包容的安全理念。东亚国家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显著，不管是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还是发展阶段都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实现东亚安全应以保留东亚国家的差异性和多样化为前提。同时，东亚安全合作进程也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即在实现安全这一共同功能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化解各方的差异性冲突，最终达到存小异而求大同。因此，新安全理念需要有包容的维度，安全合作中不再持有异端的心态，不再将遏制甚至对抗作为实现安全的唯一手段。 (三)新安全观与实现东亚安全原则的拓展 东亚安全困境的缓解需要对实现安全的原则加以拓展，同盟体系和大国制衡实现安全的原则是一样的，即以权力制衡权力。但是国家间不可能用权力制衡的方式解决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协调地区国家对安全理解的差异性，也无法应对众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安全观基于中国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局势分析，提出一些符合地区“区情”的实现安全的原则，拓展了地区安全的实现途径。 东亚安全的实现更多依赖功能性合作，即以实现安全保障功能为目的，不以制度特征、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为门槛。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得到广大东亚国家认同，不仅在于大多数东亚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而且在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凝聚了东亚国家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对西方强权逻辑的反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23)，这也是任何形式的国际合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必要前提。 2.求同化异。(24)东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与多样化显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开展安全合作造成一定困难，但如果处理得当，却可以为安全合作进程带来新的动力。求同，就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化的基础上汇聚大家的共识和共同利益，将安全合作运转起来。化异，则是在合作进程中合理化解不同国家分歧，将“异”转化为“同”，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同”可以保障合作的开展，但“异”的存在尤其是累积却足以使既有的合作成果化为乌有。将“同”做大，一是量变，即同上加同；二是质变，即化异为同。化异的过程，一方面是保障合作的持续开展，破除合作进程的障碍，另一方面则为合作不断带来新的推动力量。 3.共建、共享、共赢。亚洲新安全观倡导的是共同安全，反对国家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垄断，反对一国将自己的安全收益置于其他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基础上。东亚安全终归要由东亚国家共同保障和维护，将任何国家单独排除在外，地区安全都是不完整的，也存在着危机隐患。同样，地区安全成果亦要由地区国家共同分享，使每个成员的安全诉求得到保障，地区安全才有坚实的基础。安全问题虽然敏感，但在安全领域实现共赢并非不可能，这就要求各国摒弃绝对安全、零和博弈的旧有的安全观念，走一条双赢、多赢、共赢的安全之路。 (四)新安全观与东亚安全合作新架构的建立 东亚安全困境的缓解需要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架构，不仅管控危机，更要消除不安全隐忧。亚洲新安全观所倡导的共同、合作、综合与可持续安全的实现，将彻底打破地区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格局，有助于建立起集“发展型、内生型、合作型、治理型和创新型”于一体的新的安全合作架构。 第一，发展型安全架构。亚洲新安全观主张实现东亚安全与发展齐头并进的良性互动格局，新的安全架构首要的就是在凸显“发展”这一最大地区特征的前提下实现地区和平与安全。(25)在新安全合作架构下，发展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安全合作架构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塑造有助于地区发展的主客观环境，满足大多数国家以发展界定国家安全的诉求，将发展作为实现地区安全的根基和首要手段。二是合作架构本身具有发展和开放的特征，而不是封闭和排他的，从而以足够的制度弹性空间容纳新出现的地区内甚至地区外元素，保持秩序的灵活性。 第二，内生型安全架构。(26)亚洲新安全观提倡地区安全事务要由地区内的国家来管理，东亚安全形势之所以复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域外国家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东亚国家要基于自身和地区安全的特点，通过域内合作创造符合东亚地区实际的安全合作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地区和平但不安全的矛盾。内生型的安全合作架构也是开放性的、可与其他安全机制联动的安全合作模式，通过域内安全合作搭建安全机制平台，实现与既有安全机制的协调，走一条由内及外的路径。 第三，合作型安全架构。东亚安全的出路在于国家间的共同合作，而非以权力对权力的竞争甚至对峙，在东亚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宗教争端问题上，实践证明对话合作才是有效解决之道。同时，新秩序的合作性也体现在东亚国家与域外国家的合作上，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客观的、长期的，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合作是未来安全秩序的重要内涵。地区安全是分享的而非垄断的，是普遍而非专有的，只有东亚国家整体参与到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照顾到所有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地区安全才有保障。 第四，治理型安全架构。安全架构大致可分为统治型与治理型两类，同盟体系属于前者。在治理型的安全架构下，国家间是完全平等的协调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面临的威胁与危机。各国判断威胁的依据是威胁存在的具体领域，而非针对某一个具体国家，威胁之所在就是国家安全合作之所在，就是安全治理的对象。由此一来，问题导向的治理型安全合作架构不仅可以应对国家间冲突，亦可协调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从而保障和实现地区综合安全。 第五，创新型安全架构。创新不仅体现在安全理念的创新上，更体现在应对地区安全危机的合作手段上。东亚安全形势复杂，有效应对地区安全危机，不仅需要政府间组织搭建的双边、三边和多边平台，也需要民间交往建立起的第二轨道，而两者色彩兼有的“二轨半”渠道同样不可或缺。同时，这三者之间的分工、沟通、协调和整合更是必不可少。东亚安全问题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国家间互信的缺失，重建地区信任尤其需要地区安全合作方式的创新。以经促政、以人文促政、以军促政、以双边积累实现多边合作等，都需要在新的安全合作架构下得到合理的体现并占据合理的位置。 东亚日趋复杂的安全形势表现为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在于东亚安全双重二元格局所导致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的脱节。这种双重二元格局并没有随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得到改观，反而向更加“不平衡”的方向发展，东亚安全局势也会随之持续复杂化。 中国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并非要在东亚重塑一个排他性的安全合作架构，而是认为东亚安全的实现首先要解决东亚发展的问题，消除不安全的经济因素，夯实安全的根基；要以综合施治的手段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对话而非对峙方式实现东亚的共同安全。这一理念对缓解东亚安全困境、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①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century?wpisrc=obinsite.(上网时间：2015年6月28日) ②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③大国(主要是美中日三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战略竞争，小国利用大国的权力竞争进行利益博弈。 ④袁鹏：“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62页。 ⑤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9页。 ⑥"2015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0,2015,http://news.firedoglake.com/2015/1/20/2015-state-of-the-union-address/.(上网时间：2015年7月30日)。 ⑦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第21页。 ⑧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 ⑨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35-36页。 ⑩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8页。 (11)在201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中美学术论坛上，奥尔布赖特、斯考克罗夫特、约瑟夫·奈、沈大伟等美前政要或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但他们也认为，相比俄罗斯，中国并不是最坏的变量。 (12)Ben Blanchard,"China ‘Extremely Concerned' by ASEAN Statement on Disputed Sea," Reuters,April 23,2015. (13)Robert Burns,"Carter Chides China over Approach to Territorial Disputes," Associated Press,April 10,2015,http://news.yahoo.com/carter-chides-china-over-approach-territorial-disputes-080540221-politics.html.(上网时间:2015年8月16日) (14)朱锋：“南海主权争议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第4页。 (15)Robert D.Kaplan,The Revenge of Geography,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2012,pp.207-208. (16)Peter Navarro,"China's Real Goal:A Monroe Doctrine in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2,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chinas-real-goal-monroe-doctrineasia-11179.(上网时间：2015年8月17日) (17)Sukjoon Yoon,"Xi Jinping's ‘Monroe Doctrine':Rebuilding the Middle Kingdom Order?" Eurasia Review,May 29,2014,http://www.eurasiareview.com/29052014-xi-jinpings-monroedoctrine-rebuilding-middle-kingdom-order-analysis; Seiichiro Takagi,"Xi Jinping's New Asia Security Concept,"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AJISS-Commentary,No.204,August 27,2014.(上网时间：2015年8月17日) (18)Bill Hayton,The South China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18. (19)张蕴岭：“东亚合作需要创新”，《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36页。 (20)Bjorn Hettne and Fredrik So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t al.eds.,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Warwick Studies in Globalisation,Routledge,2002,p.38. (21)姜志达：“亚洲新安全观及其秩序意涵：规范的视角”，《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5期，第9页。 (22)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56页。 (23)“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4年6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28/c_1111364206_2.htm。(上网时间：2015年6月18日) (24)最初提出类似理念的是时任国台办主任的王毅，当时称作“聚同化异”，参见“王毅主任在旧金山侨界招待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国台湾网，2009年6月19日，http://www.taiwan.cn/xwzx/jdxg/200906/t20090623_927276_l.htm；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四次亚信峰会发言中首次提出“求同化异”的理念：2014年7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再次提出“求同化异”的理念，参见“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7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10/c64094-25261696.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18日) (25)庞中英：“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外交评论》2005年第4期，第44页。 (26)姜志达：“亚洲新安全观及其秩序意涵：规范的视角”，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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