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洪秀全的人格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心理论文,洪秀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3-0101-07
近年关于洪秀全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其引人注目之处有两点：一是有资深学者参与，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潘旭澜、彭学涛和史式三位先生在《探索与争鸣》上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了各自对洪秀全的不同评价①，所谈观点各有见地，引人入胜；二是心态史学方法的引入。先是我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②，尝试用心态史学方法分析洪秀全的心理，随后有赵璐、乔志强、杨玉荣、魏万磊等或联名或独自发表专门探讨洪秀全心理的文章③，廖胜、王晓南、彭国兴、余冬林、陈军、刘奎、张宏杰等发表的论文也涉及一些洪秀全的个性或心理研究④。魏万磊还发表了研究综述，总结了海内外洪秀全心态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某些方向⑤。
除了魏万磊指出心态史学理论运用上的不成熟外，上述研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一，无论是把洪秀全看作农民起义领袖还是“邪教”首领都有一些理论和史实依据，问题是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是怎样统一于洪秀全一人身上的。以往我们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迅速封建化来解决这个矛盾，但这样做还是让人疑惑，即使是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由受虐狂转为施虐狂的人在封建化后，其统治策略也仍然是理智占主导，政治、经济政策也比较切合实际，与洪秀全大异其趣；其二，对于我在1997年的论文中提出的某些观点，赵璐、乔志强赞成，魏万磊则持异议，那么，洪秀全早年的人格特征究竟是什么，它与洪秀全的“异梦”和信奉上帝后的人格是什么关系，仍需要研究；其三，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洪秀全的政治人格方面，洪秀全的人格对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则几乎无人问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途径。马斯洛的层次需要论和超个人心理学就是可能的途径之一，它使我们明白：洪秀全的人格是集革命性与极端自私、暴虐等非理性于一身的矛盾体，“异梦”是他尊重需要受挫和他早年向外寻求原因解决心理危机方式的体现，他信奉上帝后的人格是向早年人格的退化，而绝对平均主义理想与极端专制、暴虐只不过是这种人格退化的心理投射而已，并对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一、早年经历与人格特征
关于洪秀全幼年时期的人格特征，留下的史料很少，而且相互矛盾。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说：洪秀全幼时“品性燥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每与群儿嬉戏，必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莫敢不遵。稍有拂逆其意者，辄挥拳击之。以故全村儿童均甚畏其严厉之性”⑥。韩山文则根据洪仁玕的回忆说：“洪秀全自幼即得人亲爱，以其品格坦白而正直故。彼之性情活泼而友善，但不流于放恣。因其才能优越于同窗学友，每以诙谐之言向人调侃，每令人深觉其谑，但其友人仍甚喜听其所言，以其言每含真确而高尚之思想，不得不承认其聪明特出也。”⑦内地的研究者廖胜和王晓南认为洪秀全的气质是胆汁质居多，魏万磊则认为在1837年大病前洪秀全是典型的外向性格但病愈后变成内向性格。
气质类型是由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和外倾（向）性这两个基本人格维度构成的，“稳定的外倾性是乐天的，不稳定的外倾性是易怒的，不稳定的内倾性是忧郁的，而稳定的内倾性是迟钝的。⑧我们认为，从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的维度来分析洪秀全的人格特征可能更妥当一些。换言之，洪秀全的情绪不太稳定，带有神经质的某些特征。神经质的主要表现是：情绪不稳定，易激动、烦恼、紧张，敏感多疑，想法不切合实际；责任心淡漠，对批评反应强烈，缺乏理智，以自我为中心；行为上常跟人冲突，倾向于恶意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富于叛逆性等。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很难把这些特征在幼年时期的洪秀全身上一一印证，但从简又文、韩山文的记述看，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洪秀全幼年的人格有暴力倾向，爱以武力解决矛盾冲突；自负，经常嘲笑他人；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好发表高论，等等。因此，我们认为洪秀全幼年时有轻度的神经质，也是暴躁与抑郁交织的表现。
除了无从考查的遗传因素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洪秀全的神经质是由于他母亲的早逝和早年的基本需要受挫造成的。研究表明，家中成人的突然故去，会使孩子受到强大的刺激，受不了打击，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⑨。从心理需要的角度看，母亲呵护的缺失是无法弥补的，使洪秀全幼年就失去了安全感。儿童心理学家和教师发现，儿童需要一个可以预料的世界⑩。母亲的死亡不是一个儿童可以理解的，也无法预料，并且由继母和姐姐带大与生母的呵护所带来的安全感毕竟不同，尤其是在与邻居家的孩子相比较时，这种差距会更明显。同时，家庭的贫困使洪秀全幼年的生理需要无法得到适当的满足，挫折感比较强。层次需要论认为，侵犯性攻击行为是基本心理需要受到挫折或无力满足的一种反映(11)。而缺乏安全感则有两种相反的后果：避免冲突，以免有不测的事情发生和易于倾向暴力，用极端的方式使一切处于可控之中。韩山文记载的“友善”、“不流于放恣”和简又文说的“品性燥暴”、“以领袖自居”就反映了洪秀全的这种人格矛盾。
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洪秀全的神经质是溺爱造成的。当一个人享受到家人过分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和表扬等包围时，爱的需要轻易得到满足，就会造成他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和爱心、责任心淡漠。一是洪秀全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在尊老爱幼传统的影响下，他享受到了比兄长和姐姐更多的关怀；二是母爱“代偿”，即母亲的过早去世会使其家人加倍地关爱这个幼子，使洪秀全得到的爱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三是洪秀全自幼聪明，招人喜爱，家人对他的娇宠是可想而知的。韩山文说：“彼之老人每与人谈话，最喜谈及其幼子之聪颖，每闻人称赞秀全，辄眉飞色舞。凡有说及其幼子一句好话者，即足令此老邀请其人回家饮茶或食饭而继续细谈此老所爱谈之题目矣。”(12)因此，虽然经济上相当困难，但家里还是想尽办法让洪秀全读书。我们看到，“两兄助其父耕田，又种些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13)；母亲和姐姐操持家务，小时候的洪秀全虽在辍学期间也做些农活，但基本上是个闲人，这种状况反而使他体会不到爱的价值和意义。根据高玉祥先生的研究（在他看来，人格与个性的含义是一致的），如果父母对孩子娇宠，孩子的个性就会任性、放肆、幼稚、神经质等(14)。洪秀全人格退化后的残暴、毫无爱心大概与此有关。
这样看来，就人格特征而言，幼年的洪秀全很可能不太招同龄人喜欢，他之所以能成为“孩子王”，与他的家庭在族中的地位和他本人的聪明分不开。洪家虽然贫穷，但“秀全之父年高德劭，有长须，为人耿直，受族人推戴，司理祖宗田产。此为全族公产，其入息则作利于全族之事者。彼又为全族之父老，其职责不独为族中偶起争执者之裁判人，而且代表全族与邻族交涉等事。(15)我们不认为父辈在族中的德高望重给洪秀全带来的都是道德压力，相反，它也会给他带来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子肖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传统意义是指先天生成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管事者在族中的地位如同官员在社会上的地位一样，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味道，在偏远的农村尤其如此。所以，尽管洪家比较贫穷，但道德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这会使洪秀全在自己和伙伴的心目中都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当然，最让小伙伴们“不得不”佩服洪秀全的还是他的学业和“真知灼见”。和当时中国所有的家族一样，洪氏家族也早有“家无读书子，功名何处来”的观念，在村里建了一所私塾，让村中子弟在此读书，以期求得功名。洪秀全是这个村塾中的佼佼者，他的学业得到了业师、家人及村人的交口称赞，认为他将必取功名如拾荠，“扬名声，显父母”，为家族增光。这自然让他的同学羡慕，但更吸引人的恐怕还是他自读的历史、文学方面的杂书——小伙伴们和洪秀全在一起经常可以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和意想不到的“真知灼见”，羡慕之余又不免产生一些崇敬之情，他自然也就成了孩子们关注的中心，即使有时要挨他的老拳也舍不得离去。因此，早年的洪秀全不乏高峰体验，享受到一次次短暂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这对减轻他的心理挫折感是有利的。
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限制了洪秀全的选择自由，把他“逼”上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士子所走的同一条路：求取科举功名。我们可以把自居作用或受封建思想毒害视为洪秀全走上此路的原因，但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源于他人生期望的内在强制力：业师、家人和族人对他考取科举功名的期望逐渐在他的无意识中内化为他自己的一部分(16)。在这种内在强制力的驱使下，洪秀全痴迷于科举功名而难以自拔。同时，由于学业比别人好，他更趋向于运用自己的学习能力(17)，对科举的偏爱习惯或熟悉程度也强于他的同学，从而使他变得更胆怯、更焦虑、更强烈、更带强制性和更神经质(18)，科举失败对他的打击也就更甚。这让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别人科举屡战屡败没有大病而洪秀全却几乎因此丧命。
二、尊重需要受挫与“异梦”
由于学业优异，洪秀全顺利地解决了自己对爱（更多的是单向的被爱）和归属的需要，把自己归于科举成功、沿着儒家修齐治平道路前进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一类人之中，甚至也提前使其尊重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预期愿望（科举功名）顺利实现的基础上，一旦这个预期不能兑现，一切也将随之崩溃。不幸的是，洪秀全在科场上一败再败。然而，事不过三。如果说前两次的失败洪秀全还可以承受的话，第三次失败则是无法容忍的：他的自尊和周围人对他的评价都降到了冰点。这对一个神经质者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他终于病倒了，并做了一场至今在学术界还颇具争议的“异梦”。
内地学术界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洪秀全的“异梦”者并不多，意见分歧却很大。我在1997年的论文中认为，洪秀全是梦见自己考上秀才后去学政衙门拜师；张宏杰2005年的文章认为，洪秀全就是梦见自己到了天上；魏万磊2004年的论文（以下简称魏文）则反驳了我的观点。魏文用埃里克森同一性混乱理论对梦境的分析最为详细，但也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
第一，魏文对洪秀全的同一性混乱论述不太清楚。埃里克森对其同一性概念的界定是相当模糊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存在很大分歧。据韩晓峰、郭金山的观点，埃里克森的同一性概念有5个方面的含义(19)，而魏文并没有明确指出洪秀全在哪方面发生了同一性混乱，论述也不太清楚。譬如它说：“洪秀全在人们心目中的角色与他现实中（的）角色发生冲突，角色预期没有实现”。这话似乎与所论主题无关：人们心目中的洪秀全和现实的洪秀全不一样与洪秀全本人的人格何干？再如，魏文说，第三次科举失败与前两次不一样，“我们明显能够察觉到的是他的绝望”，即洪秀全对科举仕途不再抱任何希望了。换句话说，由于三次科举失败，周围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洪秀全肯定能取得科举功名了，洪秀全本人也感到自己在科举道路上绝对没有希望。这两种看法是一致的，不存在同一性混乱，并且别人对他的议论也因此而不能构成“冷言冷语”。
第二，对性本能理论的生搬硬套。魏文说：梦境中的“剑表示男性生殖器，印绶象征女人，金黄色美果象征女人的乳房，是口唇期剥夺感的再现，河水预示着生产，与洪秀全妻子当时有孕在身有关，至于上窜下跳，则是剧烈性行为的象征。”诚如魏文在开头所说：“心理学自身不同流派对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解释存在偏差，而这些解释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解释力的强弱之别，简单地套用任何一个理论模式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价值观做出解释都有削足适履之嫌”。我们把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套用在一个因科举失败而大病40余天几乎丧命的人的梦境上，也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洪秀全的病因是尊重需要受挫而不是生理需要受挫。当时的洪秀全已经结婚，性压抑存在的可能性不大。1836、1837年洪秀全连续两年备考，身心俱疲，在考试前用性行为来缓解心理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第三次科举失败的巨大打击下，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身心交瘁抑制了交感神经的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减少，血糖降低，身体内脏功能下降，终致病倒，昏死数日，几乎丧命，说他此时还会产生性幻觉，未免过于牵强，或者说解释力太弱。、
如果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混乱理论来解释洪秀全“异梦”成因的话，那么，洪秀全是在从主观方面的同一感来界定的同一性方面发生了混乱，就是他没有“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生活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20)。这是说：1、洪秀全原本认定科举功名是自己唾手可得的，现在却三考三败，突然间他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2、由于无法给自己一个准确的身份定位，他对未来也感到茫然；3、他没有从他所信赖的人（家人、族人等）那里得到他所期待的肯定他能考上秀才的认可，从而失去内在自信。由1、2我们看出，洪秀全对自己原来预设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没了身份认同感；3则表明，他失去自信的原因是他所期待的身份没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不是他没有期待，从而使他感到自己内心中的自我与他所察觉到的周围人心目中的那个“洪秀全的自我”出现不一致、不平衡。因此，洪秀全的内心是矛盾的，既怀疑自己能取得科举功名，又对考中秀才充满期待，他人不认可他能考上秀才的议论才成了“冷言冷语”。这一点，我们从他对病榻前的家人所说的话中也可以体会到。他说：“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显扬父母了。(21)这就是说，他不能“一举成名”的前提是他的“日子短了”、“命不久了”，是命运造成的，并非他自己无能，如果假以时日的话，他还是可以“一举成名显扬父母”的。洪秀全这样说当然有减轻自己负罪感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他对科举仕途并没有绝望。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此话体现出洪秀全解决心理危机的一贯做法：像他幼年游戏时以暴力征服不顺从者一样，是向外寻求原因解决心理危机。这既是他急于消除外界“冷言冷语”的心理基础，也是“异梦”中“杀妖”的根源。但在当时，除了改变自身（考中秀才）能立竿见影“消除冷言冷语”外，别无他途。至于“打破世俗评判的束缚”，即使他想做，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做，梦境中也就不会出现类似镜像，否则他的合法延缓期就不会长达五六年之久。
至于魏文对我观点的反驳，我也不敢苟同。该文引用霍布斯的话“睡眠中的想象称为梦，这类想象和其他想象一样，也是以往就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存在于感觉之中”为理论依据，然后说：“且不说洪秀全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指秀才拜学政——引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考中秀才和参拜学政离他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那个梦想愈加缥缈和虚幻了。……洪秀全最大的心理创伤和最急迫的心态是消除冷言冷语，打破世俗评判的束缚”。若按照魏文对霍布斯的话的理解，不要说梦见上帝召见，就是上帝召见这个神话也不可能被编造出来，因为不仅是洪秀全，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经历过上帝接见人的场面，魏文中的一些与此相关的论述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我的浅见是：1、霍布斯的“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存在于感觉之中”中的“全部或部分”是指构成梦境的要素的全部或部分，而不是指亲身经历过的场景的全部或部分，正像牛头马面分别由牛的头、马的脸和人的身子拼凑而成一样，而不是人们真的见过长着牛头或马脸的人，所以，洪秀全的脑海中只要有秀才、衙门和清朝官员的形象等要素，就可以建构成秀才拜学政的梦境。2、梦想离洪秀全“更远了”、“虚幻了”不等于他没有这个梦想，况且按照魏文所引用的立论根据，即使是“残念”不也照样可以入梦吗？3、洪秀全当时的心理创伤确实如魏文所说，问题是此时只有考上秀才才能立即“消除冷言冷语”，与我对梦境内容的分析并不矛盾。
我们之所以选择层次需要论来解释洪秀全的“异梦”，是因为它的成因是洪秀全的尊重需要受挫，而洪秀全本人对周围人的“冷言冷语”的反感也不违反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检查作用”和“象征作用”在这里用不上。也就是说，洪秀全“异梦”的内容没有魏文所说的“乱伦”和性压抑，不存在超我对本我的限制，而是属于那种“阻力小”、对它的分析“仅须几个联想便成”的梦(22)，其愿望是可以在梦境中直接表达的(23)。所以，按照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上帝召见依然可以解释为洪秀全考上秀才后去拜学政，而“杀妖”则是消除“冷言冷语”或清除考不中秀才的根源，是洪秀全向外寻求原因消除内心挫折感的体现。至于梦境中的许多细节，与其说是洪秀全“异梦”的真实内容，毋宁说是后来的附会。譬如，洪秀全从“异梦”中醒来后对他姐姐提到月亮，并不能说明他在梦中有“乱伦”冲动，而是根据“后羿射日”的传说附会的。这个传说在《孟子》和《淮南子》中都有记载，洪秀全是知道的。根据这个传说，太阳是天帝的儿子，洪秀全在细读《劝世良言》后自认为是上帝的儿子，当然就是太阳；月亮为太阴，是嫦娥居住的地方，能做太阳妻子的只能是月亮——其实只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神话版。而老妇在河边为其洗身子则是按基督教的洗礼附会的，等等。
洪秀全病愈后的表现也与尊重需要受挫有关，是需要受挫后的补偿行动。“自1837年得病后，彼（指洪秀全——引注）之性格完全改变，其态度高尚而庄严。坐时体直容庄，双手置膝，两脚分列而从不交股，辄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倚左右，如是历数小时无倦容。彼目不斜视，亦不反顾，行时步履不疾不徐，常现庄严态度，自后寡言鲜笑。(24)他“为塾师时甚为端肃，训治学徒至严。”(25)他在妻子赖氏村里教学，“每日黎明即起行赴其地授课，夜后方离去而仍回本村住宿。……在其书馆之大门常悬‘淑身温静’四大字横额(26)。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并不是洪秀全受了梦境的暗示有了当天王的心理，而是与大病之后身体虚弱、行动迟缓呆滞和尊重需要受挫有关。由于无力强制他人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就只能用改变自我形象的方式来重新赢得他人的尊敬。学业好给他带来的光环已经不复存在，在村人的眼中，他再也不是那个中进士、点翰林手到擒来的洪秀全了，他也无颜再在别人面前高谈阔论，剩下的除了按照传统规范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教学以获得一点师道尊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尽快满足他的尊重需要。当然，这是迫不得已，并且这种补偿行动所能赢得的尊重与科举成功相比也差得太远，因此，参加科举考试仍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应该说，挫败感使洪秀全开始改变过去那种一遇到问题就归咎于外界的心理习惯，对他挽回自尊及其人格的健全和理性的成熟都是有利的。1843年第四次考试失败后，他只说了一些“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27)之类的牢骚话以自慰，说明他的心态有所改善，如果不是李敬芳推荐他看《劝世良言》，他就会像其他老童生一样在尊重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慢慢淡化这种需要，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
三、人格退化及其影响
在马斯洛的超个人心理学中，前理性(prerational)和超理性(transrational)都属于非理性(non-rational)，都有自我与外部世界界限的消失和某种强烈的情绪反应等特征，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指婴儿没有自我和理性的状态，不能把自己和外界区分开；后者是指超越了业已发展、健全的自我和理性，达到了“天人合一”的人生至高境界，超越并包含(transcends but includes)了理性和自我(28)。人格超越与人格退化的区别则在于：前者是向前的、创造性的、友善的、热爱生命的，后者是向后的、破坏性的、敌意的、对抗生命的(29)。洪秀全在《劝世良言》的影响下产生宗教狂热，人格开始向前自我退化，使其人格出现相互矛盾的两面性：具有人格超越的某些特征而实质上则是人格退化。前者固然有一定的革命性，后者的破坏性和敌意、对抗生命在针对清朝统治方面也同样具有革命性，但在对太平天国内部方面其作用却恰恰相反。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在细读《劝世良言》后洪秀全的人格似乎得到升华，用《劝世良言》的内容来解释“异梦”满足了他的尊重需要，并把他的需要推到自我实现的层次，其动机类型也由匮乏性动机上升到成长性动机，超越了个人的名利而以天下为己任，达到“无我”的至高境界；另一方面，他的人格发生了退化，他解决内心冲突的方式由大病后的向内寻求原因（通过改变自身行为）退回到早年的向外寻求原因（攻击他人和社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则是对内化的社会传统的攻击），由庄重、严肃退回到青春期的躁动、叛逆，暴力倾向也得以恢复，大公的背后是极端的自私等等，整个洪秀全这个人表现得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子，任性、暴虐、自卑乃至自闭、缺乏责任感和爱心、做事毫无计划和章法、不受任何规矩约束而为所欲为、喝海水止渴似地追求惟我独尊以满足其成长性需要等。这说明洪秀全没有形成成熟的自我和健全的理性，除了发挥其一个宗教狂热者编造宗教神话的作用外，他不能在没有别人的影响和帮助下独立完成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细读《劝世良言》是李敬芳推荐的（尽管书是洪秀全自己的），传教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冯云山的贡献，起义及其后的成功大多是杨秀清的功劳；反观洪秀全自己，传教受挫就折回老家，到广州学习基督教义连受洗礼这个小小的愿望也没实现，到广州求人救冯云山不成又跑回老家而置挚友的生死和无所适从的教众于不顾，杀杨秀清后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每况愈下，等等。正如1850年8月萧朝贵借“天兄”之口对洪秀全所说的：“手指甲事都要朕天兄分断么？四处靠尔，要尔灵变处治。设秀清、朝贵不在尔身边，尔又将何以分发兄弟也？(30)但洪秀全是不可取代的，他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处于精神领袖地位，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则是实干型的领袖，他们的结合所形成的集体心理结构和集体能力结构比较完整，也几乎是洪秀全幼时家庭结构的翻版：洪秀全长于学业，是全家的希望和精神寄托；父亲精于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想尽一切办法为洪秀全实现梦想铺路。当冯云山被捕入狱后，这个结构遭到破坏，洪秀全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力独立继续他们的事业，只能逃避现实回家去，继续沉溺于梦想之中去编造神话。此时，杨秀清的出场就是必需的，否则整个拜上帝会就可能因为洪秀全的责任心淡漠而解体。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与其说是杨秀清夺了洪秀全的实权，毋宁说是他弥补了洪秀全人格上的缺陷，填平了冯云山被捕后留下的空缺。但与冯云山不同的是，杨秀清没有自幼敬仰洪秀全的心理基础，也就不会像冯云山那样无条件地为洪秀全做一切，更因为其可以“代天父言”而没有认识到洪秀全的不可替代性。事实证明，这对双方和整个太平天国来说都是致命的。
洪秀全的人格退化使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本身也具有两面性，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一，它造成了经济上绝对平均主义与极力谋求个人私利的对立，实际上是把前者变成了后者的工具。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通常把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看成是对历代农民战争“平均”、“平等”思想的继承，而把洪秀全个人生活的腐化看作是封建化的结果，并且洪秀全是 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成封建暴君的。但是，洪秀全想效仿的是几乎没什么“平均”、“平等”思想色彩的刘邦、朱元璋，却大骂“平均”、“平等”思想很浓的黄巢、李自成，很难说他对以往农民起义的“平均”、“平等”思想有多少有意识的继承，而封建化则只不过是洪秀全思想的表达方式。从人格心理看，洪秀全的思想意识在信教伊始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与人格超越者一样的无我特征，另一方面又在根本上是自我中心的唯我主义。洪秀全的信教是在尊重需要受挫后产生的补偿行动，决定了他的“无我”在潜意识上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展开的。于是，在提倡人人平等的同时，他又把自己设想为救世主，他所舍去的是他根本看不上眼的私塾先生身份，所得到的则是至高无上的尊贵感——绝对平均主义是针对大众的而非针对他自己的。所以，他一当上教主就要求信徒“报恩”，向他进贡，萧朝贵、杨秀清也帮他索要贡品(31)。据显然被事后加工过的记载，洪秀全大病期间从昏迷中醒来就曾对他父亲说：“天上至尊的老人，已命全世人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的了。(32)起义后洪秀全干脆直接宣布：“天下无弃土，普天下通是爷哥朕土(33)，同时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使其经济特权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其结果是，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在给太平天国民众之间带来短暂经济平等的同时，也在剥夺他们的财产，而绝对平均主义就成了以洪秀全为核心的特权阶层谋求个人经济私利的工具。罗尔纲先生所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又平等，又不平等，又反封建，又接受封建特权，一开始就如此，并非初时反封建，后来逐渐封建化”(34)是有道理的，但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洪秀全人格退化的影响下，太平天国的平等与不平等、反封建与接受封建特权都是畸形的、极端化的，并非一般封建化的重复。
第二，它是太平天国建立正常经济秩序的干扰源。按理说，《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政策既然不能实行，在杨秀清等提出的“照旧交粮纳税”得到批准后，洪秀全就应该把它废除，但他只是没有继续印发，并未宣布废除，造成两种相互矛盾的经济政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同时并行。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绝对平均主义是洪秀全人格退化后“无我”的心理投射，只要他的人格不发生大的改变，《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经济政策就不可能废除。从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队伍、壮大太平天国实力的角度看，保留绝对平均主义当然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从保持经济政策的内在统一性看，其作用则完全相反，使得太平天国的经济法令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以江苏常熟地区为例说，龚又村在日记中写到：“见伪示欲到处讲道，并禁薙头、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然其所统官员……又任佃农滋事，……与示正大反。(35)这等于宣布自己的政令无效。于是，当太平天国再号召地主领“田凭”收租时，许多人就不敢相信了，“盖明知租之必不能收，而深虑贼之知业户而加害不休也。”(36)另一方面，对于领了“田凭”的地主，太平天国政府又必须保证他们能收租，镇压不交租的农民。如，同样是在常熟地区，钱桂仁就曾发布告示：“如佃农匿田抗租，……本人处斩”(37)。这又使农民与太平天国离心离德——两头不讨好。这样，在洪秀全“无我”的干扰下，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稳定的经济秩序。而没有统一、稳定的经济秩序，人们就无法安心生产，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太平天国经济最终走向崩溃。
第三，它使《资政新篇》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洪秀全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要建立“家天下”却苦于家族无人，洪仁玕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便急忙委以大任——总理朝政。但洪仁玕来的时间既短，又无显赫战功，众将不服，洪秀全就想让他显示一下才干以服众。不料，洪仁玕却写出了《资政新篇》，想把香港的资本主义那一套搬到太平天国来，这既不符合洪秀全的“无我”人格特征，又与他那不断增长的私欲相冲突。于是，洪秀全批示同意了《资政新篇》的绝大部分内容，以树立洪仁玕的政治威望，但又于次年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实质上否定了《资政新篇》。所以，即使太平天国有充裕的时间，《资政新篇》也没有实行的可能。
注释：
①见潘旭澜：《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9期；《关于洪秀全答“商榷者”》，《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彭学涛：《鬼化·神化·人化——就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与潘旭澜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期。史式：《从急切的争论到友好的争鸣——建议争论太平天国史事的双方改进方式重新起步》，《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1期。
②见拙作：《试析洪秀全的心理状态——心态史学方法的尝试》，《安徽史学》1997第1期。
③赵璐、乔志强：《试析洪秀全的自卑心理和性格特征》，《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杨玉荣：《洪秀全的科举情结》，《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魏万磊：《十字架下的冲撞与撕裂——洪秀全政治人格分析》，《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另外，魏万磊的论文《太平天国败亡的集体心理分析》也涉及一些洪秀全的心理，见《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④廖胜、王晓南：《天京事变的个体心态探由》，《天府新论》1999年第2期；《天京事变的心态探由》，《绵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余冬林：《试析洪秀全早期的思想历程》，《鄂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彭国兴：《洪秀全的封建情结及其恶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陈军、刘奎：《关于洪秀全早年思想的两个问题》，《龙岩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张宏杰：《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之三——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⑤魏万磊：《近五十年来有关洪秀全的心态史学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该文只综合了廖胜和王晓南的、我的及魏万磊本人的观点，其余未涉及。
⑥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16页。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4版，第862页。
⑧Lawrence A.Pervin,Oliver P.John主编，黄希庭主译：《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第二版），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2页。
⑨《孩子神经质怎么办》，八仙生活网www.17God.com。
⑩(11)［美］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0页。
(12)(13)(1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838、838、836页。
(14)《什么是人格？》，http://www.hr.com.cn,2005-10-18中国人力资源网。
(16)(17)(18)［美］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第137、46、125页。
(19)韩晓峰、郭金山：《论自我同一性概念的整合》，《心理学探新》2004年第2期。
(20)韩晓峰、郭金山：《论自我同一性概念的整合》，《心理学探新》2004年第2期。
(21)中国史学会主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840页。
(22)［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23)我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的原文中引用弗洛伊德梦是愿望的达成理论时曾注明“如果去掉其性本能之说，这个说法是对的”，发表时编辑先生把它划掉了。划掉是对的，弗氏的性本能理论早已遭到包括其后继者在内的许多心理学家的批评，无须注明。
(24)(2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862、844页。
(26)(27)简又文：《大平天国全史》上册，第37、42页。
(28)K.Wilber,(1989).God Is So Damn Boring:A Response to Kirk Schneider.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29(4),P457-469.转引自郭永玉：《马斯洛晚年的超越性人格理论的形成与影响》。
(29)郭永玉：《马斯洛晚年的超越性人格理论的形成与影响》，引自飞龙网旗下网站中国学习联盟study.feloo.com。
(30)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史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31)1849年，萧朝贵托天兄下凡问洪秀全、冯云山说：“韦元玠有何进贡乎？”洪秀全答说：“他进帽二顶。”1850年，胡以晄等来纳贡，萧朝贵又托天兄下凡说：“胡以晄、张维坤、谭应桂尔三人有财宝进奉尔二兄（称洪秀全）么？”三人答说：“然也。”天兄说：“尔各要量己家中也。”三人奏说：“小弟等家中备办得起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79-880页。
(3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26页。
(3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34)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第883页。
(35)(37)龚又村：《自怡日记》，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0、415页。
(36)曾含章：《避难纪略》，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第7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