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消极后果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极论文,新经济论文,对策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经济的消极后果
新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促进了市场竞争和生产效率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激发了科技开发和知识普及丰富市场供给的多样化，促进了世界生活方式的接近。但是，以全球化、信息化、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发展，也带来新的矛盾。
（一）新经济所带来的大部分好处为发达国家所获得
市场经济理论家们理想中的“中产阶级”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出现了20∶80的两极分化。所谓“胜者通吃”、“喂奶经济”都是形容两极分化的形象说法。经济增长局限于一部分国家，1980～1996年，只有33个国家，达到3%的人均年增长，59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皆下跌，他们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前东欧集团和前苏联国家。
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1.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9年来，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1上升到74∶1。
新经济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总量，但如果使用其他标准，例如增加公共财富、保护所有人的生存权和维护他们的公民权平等、发扬团结与合作的精神等，我们就会发现，全球化与信息技术之间的联合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第一，是对人类共同财富的合法化占有，是合法化了的世界技术社会“种族隔离”。对人类共同财富合法化的掠夺不仅仅是表现在传统方式上，例如，世界资本对各贫穷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等。众所周知，1997年，世界舆论曾强烈谴责美国的耐克公司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过低。同年，耐克公司付给迈克尔·乔丹的广告报酬，要比2.2万个亚洲劳动者的工资总数还多。现在，掠夺是以各种生物化学、医物学和农业食品方面的跨国企业私人占有生物资源的形式进行的，而专利权正是使这种占有合法化了。现在唯一真正的“世界权利”是“知识产权”。这可以使私人资本变成世界资源的主人。
第二，使大多数人更加依赖资本而生存。新经济把人变为“人力资源”，其生存权只能依赖于资本的效率。“人力资源”的权利被禁锢在全球化和技术之间。由于其他地方有着更廉价、更有效率的“人力资源”，全球化（尤其是劳务市场的全球化）也就剥夺了其他“人力资源”的劳动权利；而无论“人力资源”是否替代人力劳动，技术都在决定着“人力资源”的就业水平。为尖端技术和“智能”技术提供的资金越多，人的发言权就越少。因此，资本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能够占有大比例的剩余价值，而“人力资源”则没有任何“自然”的权利，只有证明自己工作的义务。
发达国家出现了把所有货物和服务都商业化的趋势。一切都变成了商品，都被置于市场“规律”之下。在空运、电话、保险、银行、铁路和邮政等方面是如此，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退休金、就业、教育、电力、煤气甚至水等方面也是如此。“共有财富”越来越少，“私人财富”越来越多。调节“共同生活”的原则是而且越来越是个人的利益、金融效益、生产率、收入等等。公民的权利是按比例分配的，只是以消费者的权利和股东的权利等形式存在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也不是较重要的股东，就没有多少发言权，更没有什么影响力。
第三，被合法化了的世界技术社会“种族隔离”。从理论上讲，各种信息和通信新技术可以成为民主化以及发展个人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强大而有效的工具。实际上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种族隔离”，即善于和有条件获得新知识经济的人与不善于和没有条件的人之间的隔离。这种“种族隔离”是各种社会鸿沟越来越深的结果：受过教育的人与文盲、男人与女人、富人与穷人、老板与工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白人与有色人种、城里人与乡下人等等。因特网首先是为受过教育的人、白人、领导、讲英语的人、年轻人和城里人建立的。新“种族隔离”的合法化是建立于教育和知识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二）宏观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不稳定
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依存性的空前提高，经济、金融波动和危机的传导性急剧增长。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与经济体可以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孤立地单独生存与发展，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可以采取某种措施，单独损害别人而不同时损害自己。它们之间的整体依存性不可能是均衡对等的，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占有优势。
各民族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东南亚金融危机突出地暴露出在新形势下金融的极其脆弱性。金融是强大的，只要人们对它有信心，只要它能正常不断地运转，它确实强大无比。然而，一旦人们对它丧失信心，不再去存款反而大批取款，或企业只借款、不还款，金融体系立刻就会瘫痪。所以，对金融脆弱性的认识，必须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形势下变成各民族国家的共同意识，这是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与主权的社会基础与根本保证。必须警惕某些超级大国联合运用金融手段、政治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给一国安全造成的致命性打击。
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日益加强。产生许多无序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形成许多监控的盲点和误区，特别加剧了各种投机性、避税性、洗钱性金融活动的负效应。以趋利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国际游资唯利是图的大规模炒作和以搞垮某一经济体经济、金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恶意攻击性炒作，更形成了金融危机爆发和迅速扩散的策源地。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如果长期失去平衡，就难免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如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前都存在：(1)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账户出现赤字的程度。1995年东亚5国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跌，到1996年，印尼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左右，韩国为5%左右，马来西亚为6%左右，泰国为9%左右。而受到危机影响相对轻微的经济，如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经常账户支付余额都比较充足。(2)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3)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需要寻求国际援助的3个国家，不仅外债多，而且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高，1999年泰、韩、印尼高达100%、203%和176%，而其他国家则在50%以下。(4)对金融部门监管不当，裙带资本主义盛行。(5)企业自有资金少，发展依靠高水平杠杆融资。1996年泰、韩、印尼企业的债权对股权之比分别为185%、325%和183%，而一般在100%以下。(6)受影响较大的经济，如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较大。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在急剧地提升了其对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迅速地提升与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风险可转嫁给所有经济体、经济人，供给者只承担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与它的收益远不成比例，利益少数人得，风险所有人分担。这种不对称性使金融泡沫化具有十足的内在利益驱动和不可遏制的势头。在这一金融博弈中，发达国家占有明显的利益与优势。
（三）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失衡
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物价，全球化，同时孕育内在矛盾，金融风险在积累。
第一，高消费。1995年以来大量外资涌入美国，股市一路飙升，使美国的家庭金融财富增长了两倍以上，家庭消费开支急剧增加，家庭储蓄率下降。1995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为6.8%，1997年下降到3.8%，1998年6月又下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为0.2%，1998年10月则出现了第一次负值，为-0.02%，1999年3月进一步下降到-0.6%。一旦美国股市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债务负担加重，个人储蓄便会反弹，如回升到占GDP的1%水平，从2000年到2004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就会下降到0.4%，储蓄要与巨大的个人债务平衡，否则在资产缩水的情况下，个人债务会膨胀到为个人收入的两倍。若要达到一个基本的平衡，私人储蓄必须上升到4%，美国经济将进入严重的衰退，失业率也将达到11%以上。
第二，高股价。1995年以前，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13倍以下，1997年27倍，1998年35倍，1999年1季度38倍。1995年，美国股市收益的46%是来自于利润，54%是来自于资产溢价，而由于利润增长停滞和股市市值飙升，1997和1998年则全部来自于资产溢价。
美国大牛市是以高科技股票带头上升的，符合股票价格“超前反映未来收益”的性质，但是高科技股票特别是网络概念股，平均市盈率高达70倍，其中被炒得最热的“雅虎”等，市盈率竟高达400倍以上，美国股市正是在高科技概念股带领下，创造了长达10年的大牛市。
贸易逆差越大，资本市场收益越高。90年代以来美国1/3的家庭入市炒股，各种基金乃至于地方政府财政都参与金融投机，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
对冲基金在股票市场中起到非常大的投机作用。1990年美国的对冲基金还只有1500家和500亿美元资本，但是到1997年已达3000家以上和3000亿美元的资本。1990～1997年，美国对冲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17%，这不仅远高于平均只有2%左右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也大大高于这一时期美国股市的年平均增长率(12%)，有些进行疯狂炒作的对冲基金，年回报率竟达50%。
美国一般进入股市炒作的基金，对银行借款的杠杆比率为1∶2左右，而对冲基金的借款的杠杆比率平均为1∶7，再以借款为抵押，以平均5～10倍的比率进行证券投机。例如2000年8月由于在俄罗斯疯狂炒作而遭到惨败，濒临倒闭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虽然资本金只有不足50亿美元，却曾以1∶130的杠杆比率向某些国际大银行借款，借款额一度高达1250亿美元，并进行了高达1.25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投机失败后造成800亿美元以上的亏损，牵累到一大批国际大银行出现危机，最后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出面组织银团贷款来挽救。
第三，高债务。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政府债券或公司股票——美元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这种“从纸到纸”的循环支撑了美国的资本经济（现在的电子货币和计算机进行的无纸化交易使得循环依旧，只是更节约印刷成本了）持续繁荣。
公司和个人债务飞速增长。90年代初期，美国非金融公司债务的年增长率不过为5%，而1995～1999年竟高达12%，由此使美国公司的未偿债务总额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1倍半，达到4.2万亿美元。在过去5年，美国家庭的债务总额也以10%左右的速度上升，1999年家庭负债达到了历史新高，为6.3万亿美元，当年个人债务总额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达到了82%的高度。如果把股市的财富增值考虑进去，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仍可高达6%以上。由于与年上升12%的股市财富相比，年增长2%左右的工资收入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美国人才敢如此借贷、花钱和不进行储蓄。
第四，高进口。股市毕竟只能给美国人带来纸面上的财富，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美元持续坚挺，使美国的传统物质生产部门不断受到进口产品的打击而削弱，国内的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必须增加进口。1999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创下了空前的记录，达到3389亿美元，比1998年高出1184亿美元，增幅为53.7%。其中，商品贸易逆差高达3471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1002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则从上年的827亿美元，缩减到796亿美元，减少了4%。物质生产部门的萎缩，经济增长率在4%，传统制造业只有1.9%。
第五，高汇价。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这就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的货币，只有美元、人民币和港币持续坚挺。目前美元相对于日元，特别是欧元，已经明显高估。造成年3000多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依靠服务贸易顺差特别是资本流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股票市场走熊，资金流出，美元即可能贬值。
根据王建、温铁军等人的分析，美国危机可能性来自于股市暴跌，大批对冲基金破产。美国对冲基金所拥有的资本金仅相当于他们所从事的证券交易的3%，最低的还不到1%，就是说证券市场下跌3%，对冲基金就会血本无归。以很高的杠杆比率向银行透支，可能牵连出现7000亿美元左右的银行坏账。按照国际银行“巴塞尔”协定，国际银行体系将被迫减少70000亿美元的贷款，相当于国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1/3。
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国际银行体系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巴西等国的贷款有近10000亿美元，估计其中的15%难以收回，将导致国际银行体系的信贷收缩7%。二者合计导致信贷紧缩40%。从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到1998年，日本的信贷紧缩还未超过5%，已经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美国的信贷紧缩20%，使其经济萎缩了40%。如果此次国际金融体系崩溃会造成40%的信贷紧缩，即将来临的国际经济萧条，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上一次大危机，欧洲和日本都会受到深度牵连，经济的外向程度极高的亚洲更难逃此劫。
新经济与未来可能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关系就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一定的股票市场泡沫，起到融资作用，否则风险资本则难以发展。1995年7月17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首次收于1000点以上，不到5年，该指数便突破了5000点，而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实现同样的突破却用了23年。1998年纳斯达克4817种成份股总值已达2.9万亿美元，1999年竟飙升到6.7万亿美元，几乎是道琼斯30种股票总值3.8万亿美元的两倍。如果没有微软、奎尔、英特尔、思科等这些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代表率领和支撑的话，纳斯达克指数实现这样的突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是，股票市场很容易投机过度，出现崩盘。
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的危险性在于：美国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经济，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给世界各国提供着庞大的市场，并给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美元，提供发行的可能，世界各国都有大量美元储备，美国经济成为国际经济中影响最大的因素。美国经济繁荣必须有3个支撑点，一是必须有足量的国际资本停留在美国市场，以保持美国股市的繁荣和美元的坚挺；二是美国的消费者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停止储蓄，而把收入投入到股市和消费，形成“财富效应”；三是必须有可不断扩大贸易逆差，以弥补美国国内的总供求缺口。
美国经济与整个国际经济的平衡关系，由于美国高股价和高汇率，已经处于大调整的前夜。一旦资本大批流出美国，股票市场走熊，即可能出现美国经济衰退，发生全球性经济萧条。全球化的经济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的逻辑：全球资本流向美国，对美国有利；现在要流出美国，大家又害怕。好象风水总是在美国？这就是新经济给美国带来的过度繁荣，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和不稳定。无论如何，大调整总是要发生的，世界各国也不得不跟随美国进行调整。
（四）民族国家和经济政治主权的削弱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的，这在一方面可以打破各国的闭关锁国，使之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同时促进各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带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信息产业又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全球化又会在刺激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的同时，打垮其原有的经济部门，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失业。对于民族国家的主权亦有影响，国际影响会造成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不同利益集团，甚至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导致国家全面的分裂。
二、我们的对策
（一）充分认识新经济的客观历史必然性，采取积极的吸收态度
国际竞争虽然非常严峻，但中国不能够再采取闭关锁国方针，因为那样不仅避免不了国际竞争，反而会被甩得更远。对于新经济的技术方面，更应该尽快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候，是单方面的，并不理会你的态度，特别在这次新科技革命中占了上风以后，雷厉风行，下手既快又狠。短短数年，即通过了外资、电信、金融、服务贸易、农业等许多方面的自由化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参加者已经包括了大多数国家。谁不参加，等于把自己隔绝于国际经济大门之外，脱离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只能够更加落后。
在不得不开放一定国内市场的时候，应该因势利导，力争我国一定的利益。比如在企业改组、合作开发和研究、信息产业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引进自己没有或者落后的新技术设备，加速济与社会发展。比如在电信产业开放市场，虽然会被外国公司赚走大笔利润，但对于打破国内垄断，普及信息技术，改造企业，提高人的教育水平，提高社会服务水平，都是积极的。进口一部分外国产品，也可以刺激国内消费和技术创新。
（二）批判地吸收有关“新经济和全球化”的理论
我们必须把握新经济的两重性，一方面把新经济看成是客观历史过程，去积极适应；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无批判、无抵制的依附性战略，消极适应新经济。因为，新经济同时也是人为推动的主观创造过程，而主要推动者是美国。新经济的技术标准，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的；所谓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更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只要中国不想分裂，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就不能够在新经济问题上采取依附性发展战略。
必须说明，所谓全球化理论，是被发达国家所歪曲了的。关键之一，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于全球化之外。比较利益理论是国际贸易的基本根据，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是，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他们出于私利，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现实，把“劳动力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作为假设理论前提，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基本区别。理论前提是假设的，又是现实中真实情况的反映。这不是真正的、平等的比较利益原则，而是被发达国家单方面所禁止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所形成的一种国际贸易模式。国际商品贸易，只是比较利益的一种歪曲形式。
由于发达国家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只能外化为比较低的产品成本，然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由来，如果允许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去美国打工，中国就不会有对美贸易顺差。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教育优势，同样以物化形式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但是遇到了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办法就是极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则采取直接投资，将自己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只要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的比较利益，就只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来，否则就无法直接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真正的平等规则，应该是同时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打工，此时，国际经济学就要改写，中国则会成为最为拥护“国际化”的国家。
（三）应非常重视独立发展战略产业
如果比较利益理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歪曲，那么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所得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政策，就更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来说，我们不能够指望美国帮助和救济，不能指望和美国合作得到尖端高科技。我们不可能像墨西哥那样，实行美元化，给美国当附庸国（即使我们想当，美国人也不一定要）。俄罗斯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我国应该讲求动态的比较利益，扶植自己的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扩张。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将使国内许多行业获得改造，并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政府的压力非常大，必须承接大批下岗工人，并为农村数亿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应该破除“以市场换技术”的迷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引进关键和基础技术，而且这个“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元，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有人最怕外商不来投资，理由是外资企业比本国企业更有效率。左大培曾指出，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商投资就是有害的。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3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说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这意味着使国内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有害于国内企业和居民。
（四）非常注意国家安全
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重化工和机电工业快速发展，这是以能源矿产为主要原料的产业，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我国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G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我国人均资源稀缺，2010年石油产量维持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至少需要7亿吨铁矿石，而届时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木材进口现在每年3000万立方米，国内年木材实际采伐量约为8000万立方米，缺口达6000万立方米。预计到2010年，中国木材市场消费量将达24000万立方米。
201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450公斤，总量6.3亿吨，耕地面积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中国到2010年有13～14亿人口，一旦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5000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
目前中国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为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因此在未来如果继续粗放型工业化过程，我国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在国际贸易方面过分依靠国际市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是不利的。
国家安全，特别是经济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只能更加突出。网络无国界，经济有国界。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必须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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