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瓦蒂对国际经济理论的贡献——2003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联合会论文,杰出论文,经济学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活跃着一位卓越的学者，他就是杰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教授。作为现代工业与贸易部门自由化的主要学术倡导者之一，他在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领域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主要有福利恶化型增长模型、关于扭曲与福利的一般理论、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研究、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方面。他的经济学思想体现在他著述或编撰的25本著作以及在所有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200多篇学术论文中。巴格瓦蒂还是他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积极实践者。通过创办《国际经济学杂志》，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传播到更广泛的读者中，加强了国际经济学在影响贸易政策制订者方面的努力；在1991-1993年担任GATT总干事的经济政策顾问期间及其前后，通过他多方面的努力和影响，为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还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相当影响的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学者，在教育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所有这些，使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成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大师。
一、福利恶化型增长模型
巴格瓦蒂于1958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福利恶化型增长：一个几何学注解》，该文证明了在极端条件下，由于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经济增长的结果反而可能使经济福利恶化。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引发了众多重要的延伸研究，成为巴格瓦蒂后来许多精彩之作的开端。文章首先论证了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一国福利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在一个2×2×1标准贸易模型中，本国出口产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即贸易条件的改善将会提高本国福利；反之亦然。
随后，巴格瓦蒂重点考察了经济增长的偏向性问题。假设本国的两个生产部门分别生产产品X和Y，其中Y为出口产品。由于不同部门中技术进步速率不同，或者资源增加对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部门产生影响的差异，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间将是不平衡的，它表现为本国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时在方向上的不均等。如图1所示，假设本国出现了偏向出口产品Y的增长。在Y与X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本国虽然两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都提高了，但在实际产出方面却表现为
的增加和
的减少。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世界市场上产品Y相对于X而言增加了。因此，在任何给定的Y对X的相对价格下，偏向Y的增长都会导致Y对X相对产出的增加，即世界相对供给曲线贴的右移，如图2所示。在世界相对需求（曲线）RD不变时，RS的右移导致了Y对X相对价格的降低，即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相反，本国偏向X的增长将改善本国贸易条件。如果考虑到外国的偏向性经济增长对本国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是类似的。这样，当RS和RD非常陡峭，同时经济增长对出口产品的偏向性非常强时，经济增长导致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将是严重的。这种贸易条件恶化所带来的对福利的负面影响将有可能大到足以抵消生产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反而降低了福利水平。
巴格瓦蒂的福利恶化型增长模型不仅影响了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为有关南北经济关系的讨论提供了新的依据。有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结构单一、出口供给弹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出现过所谓的“福利恶化型增长”。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时期尤为明显，并对债务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巴格瓦蒂的这篇论文还因其证明了关税条件下的资本流入可能恶化资金流入国的福利而闻名。这一结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FDl)的政策暗示是明显的。
二、关于扭曲与福利的一般理论
巴格瓦蒂与经济学家Ramaswami于1963年合作完成了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国内扭曲、关税以及最优补贴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巴格瓦蒂提出了他关于国内扭曲和市场失灵的著名观点：纠正国内市场失灵的最优政策是直接针对问题根源的国内政策，而不是国际贸易政策；使用贸易政策来处理国内市场失灵永远都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它只是次优而非最优手段。只有存在国外扭曲（如外部市场中的垄断力量）时，关税才是最优政策。
在战后贸易政策理论的最新发展中，由不完全竞争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系统融合而成的市场失灵论引人注目。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失灵，例如资本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低效率以及外部经济的广泛存在等原因，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保护贸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可能是不完全的。在生产者剩余之外，增加某种产品的生产可能会带来传统方法未估计在内的某种边际社会收益，获取这种收益将有可能弥补关税或配额等保护措施造成的效率损失（生产扭曲损失和消费扭曲损失）。从而保护贸易似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支持。我们所熟悉的幼稚工业论就是这种市场失灵论的特例之一。
巴格瓦蒂的理论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指出，如果保护措施导致的产量增加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可能弥补甚至超过它所造成的生产和消费扭曲损失的话，那么，通过国内政策手段，比如生产补贴来鼓励生产，如此取得同样的产量增加将不仅能带来同样的社会收益，还能避免上述效率损失。巴格瓦蒂的观点对贸易政策制订者来说意义重大。针对同样的问题，任何贸易政策都应该与具有同样作用的国内政策相比较。而如果国内政策难以奏效的话，那么国际贸易政策毫无疑问将会失败。
1971年，巴格瓦蒂主编了《扭曲与福利的一般理论》文集，该文集确立了关于现代贸易政策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基本观点，对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巴格瓦蒂自己完成了其中的七篇核心论文。
巴格瓦蒂在论文中论述了扭曲的四种类型及三种原因。他首先归纳了自由贸易条件下小国开放经济竞争性均衡的最重要条件：(1)任意两种消费品之间的国内边际替代率(DRS)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这两种产品的国内边际转换率(DRT)相等；(2)上述DRS与DRT的值与这两种商品的世界价格比率相等，即等于它们的外国转换率(FRT)，如果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参与贸易的话。以上述DRS、DRT、FRT以及生产可能性边界概念为基础，巴格瓦蒂区分了扭曲的四种类型：生产点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偏离；或者上述三个等式(DRS=DRT、DRT=FRT，DRS=FRT)中任意两个不成立，而只有第三个成立。巴格瓦蒂还区分了扭曲产生的三种不同原因：(1)市场不完全或市场失灵的原因。它使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均衡不再为帕累托最优，由这种原因导致的扭曲为内生性的扭曲；(2)自主性政策原因。如果某种引致扭曲的政策，比如对生产的税收或补贴，不是作为一种为达到某种特殊政策目标的工具的话，就称这种政策为自主性政策，它引致的扭曲也是自主性的；(3)非自主性政策原因。与自主性政策相对应，如果引致扭曲的政策是作为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而出现，这种政策称为非自主性政策，由它引致的扭曲也称为非自主性的。
巴格瓦蒂认为，围绕上述扭曲的类型及产生原因，下述研究内容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市场不完全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的次优性；福利恶化型增长；用于纠正市场不完全的不同政策的福利比较；不同关税水平下均衡的福利比较；自由贸易与自给自足竞争性均衡的福利比较；管制贸易与自给自足均衡的福利比较；可用来达到非经济目标的不同政策间的福利比较等；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上的一致性，巴格瓦蒂将他的理论称为“一般理论”，这也是关于扭曲与福利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现代贸易政策，文集表达了如下的主要观点：(1)抵消单一内生性扭曲或自主性政策扭曲的最优政策是，设立适当的税收或补贴，以从根源上消除这种扭曲。(2)以约束一个内生变量的均衡值为目的的最优政策是那种能直接影响上述变量的政策。(3)当经济中已经存在扭曲时，对现存扭曲中的一种或数种（但不是全部）进行纠正，或者再增加更多的扭曲，包括外生变量的变动，这些对福利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如前文所述，在关税（一种政策性扭曲）条件下，外来投资的增长反而可能恶化资金流入国的福利。这种投资增长可能由另外的政策扭曲所致，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外生变量的变动。(4)基于上述原因，不同的扭曲之间不能被惟一地排序进行福利比较。
巴格瓦蒂的一般理论确立了关于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基本观点，这一点为贸易政策理论后来的发展所证实。该理论的发展涉及转移问题，垄断竞争与战略性贸易政策问题，零碎的政策改革问题，跨时扭曲与时间一致性问题，以及巴格瓦蒂自己提出的DUP理论等。
三、工业部门自由化思想
巴格瓦蒂的工业部门自由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进口替代(IS)与出口促进(EP)两种经济发展战略所作的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中。他证明了无扭曲中性出口促进政策巨大的净收益，并澄清了对IS和EP等概念认识上的混乱，给不同战略划出了明确的界线。
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潮。这种进口替代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主要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在这种观念下，幼稚工业论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除此之外，贸易条件恶化论也被用作为支持这种战略的理论依据。巴格瓦蒂首先驳斥了IS战略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幼稚工业论。这一理论假定，在短暂的关税和配额等手段保护下，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会变得有效率。巴格瓦蒂认为这种假定并不是总能成立，甚至一般是不成立的。他认为，如果是某种根本原因使制造业缺乏比较优势的话，一段时期的保护并不能为其创造出竞争力来，发展中国家缺乏的不仅仅是工业生产经验，他们还缺乏熟练劳动力、训练有素的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才，甚至还缺乏基本的社会制度保障，保护时间的延长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幼稚工业论的另一论据——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市场不完全而言，显然贸易管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贸易条件恶化论，巴格瓦蒂强调其代表人物们并不提倡大范围的贸易保护，更不用说全面的管制。相反，他们认为市场会通过将资源从初级产品生产转移到其他经济活动中去的方式对逆向的贸易条件做出反应。即使这一理论可能暗示了IS战略，这种IS也是市场导向的，即在可能的情况下运用最优关税和出口税来改善福利，而不是将成本与收益弃置不顾，专注于通过切断进口为企业提供一个现成的国内市场。
巴格瓦蒂引入“有效汇率”(EER)概念对IS、EP进行了明确界定。ERR被定义为在国际交易中，每完成一单位外币表示的交易而实际收到或支付的当地货币单位的数量。用EE
，实行ultra-EP（超出口促进）战略。显然，这里的EP与不计代价的出口相去甚远，其政策导向是中性的。
此外，巴格瓦蒂所称的中性EP战略并不排除在特定产业或部门中的进口替代，它仅要求平均的EE
与平均的EE
相等；执行中性战略也不意味着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失去角色，它的中心任务应是经济活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四、贸易自由化思想
巴格瓦蒂一贯坚持和倡导自由贸易，贸易自由化思想体现在他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之中，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单介绍。
1.单边自由贸易与普遍自由贸易。巴格瓦蒂首次提出了单边(unilateral)自由贸易与普遍(universal)自由贸易的概念，前者仅仅考虑本国利益，而不管其他国家执行何种贸易政策；而后者则考虑世界经济中各国应遵循的贸易规范。
单边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简明的，即专业化和交换使自愿参与贸易的国家获得贸易利益。自由贸易通过有效地利用两种方式来获得所需商品而使收益最大化：(1)国内生产；(2)专业化于其它商品的生产，并换取所需商品，这里的“有效”指使两种方式的边际收益相等。巴格瓦蒂指出了上述结论得以成立的两个隐含条件：(1)价格机制运行良好，价格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2)外部贸易机会独立于一国的贸易政策。否则，自由贸易未必是最好的选择。英国曾是历史上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典型。但在19世纪末，随着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相对衰落，这种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针对他国的保护措施，有人主张应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以迫使对方重新开放市场。大辩论的结果虽然是多数经济学家坚持自由贸易观点，单边自由贸易实践却在英国结束了。
实际上，相互和对等地进入对方市场，即普遍自由贸易是各国贸易政策实践中的指导性原则。同样在价格反映真实社会成本的前提下，普遍自由贸易将保证商品和服务以最低成本生产，从而使生产活动在所有贸易国之间得以有效地分布。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运用关税或补贴措施在市场价格与社会成本之间加入一个楔子，而不是抵消由于市场失灵而导致的这种偏离，它都将降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效率。从而，普遍自由贸易下贸易制度的规则是：自由贸易必须在所有国家得到遵行。显而易见，普遍自由贸易的思想和原则体现于所有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它也是GATT/WTO中成员方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的精神实质。
2.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巴格瓦蒂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贸易政策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样，对贸易政策的研究从不同政策间的福利比较扩展到了这种政策的产生过程本身：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这一研究方法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政治经济学分析首先开始于对政府角色假设的改变。在被巴格瓦蒂称为“傀儡政府模型”的传统分析中，政府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传声筒，其政策供给总是与经济学家们的建议保持一致。现在，它被更为现实的模型所代替。在“自主政府模型”中，政府被假定为具有自己目标的、自主的代理人；在另一个极端的“空屋模型”(empty-house model)中，政府被视作不同的政策游说相互碰撞和角逐的竞技场。显而易见，在新的假定下，当政策为内生时，存在着逆向干预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为反对市场失灵论提供了新的依据。
巴格瓦蒂的“DUP理论”是这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典型代表，其后的许多这种分析只是DUP理论的不同特例而已。DUP是非生产性直接寻利活动(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的缩写，它指运用经济资源寻求收益或利润，但不产生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出的各种非生产性活动。巴格瓦蒂将这种活动分为两类：(1)下游活动，指为获取进口配额所带来的租金或其关税收入的等价物而进行的游说活动；(2)上游活动，指为寻求或反对保护政策的出台而进行的游说活动。因为这种政策的出台与否将影响游说者在生产活动中的收入，这种游说将导致内生的贸易政策。巴格瓦蒂对上述两类DUP活动所产生的保护成本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得出结论：贸易保护的实际成本比传统理论分析所表明的要大，甚至大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巴格瓦蒂在其DUP理论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了制度结构的变化对贸易政策供给的影响，并以大萧条以后美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出现的制度变化为例进行了具体论证。他指出，如果导致最后的内生政策变化的不同制度结构可以被确定的话，就可以对这些制度本身进行福利比较，并谋求在不同制度结构之间的转换。换句话说，有必要进行制度改革以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3.公平贸易思想。公平贸易思想是自由贸易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当前，以普遍自由贸易思想为核心和基石，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主流公平贸易观念。这种观念当然体现和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作为美国经济学家的代表，巴格瓦蒂的公平贸易观自然也莫能例外。但是，巴格瓦蒂又有着特殊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他出生于印度，1954-1959年间先后在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960-1965年间曾在印度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还曾在印度统计学会和印度计划委员会任职。之后才移居美国。这种特殊经历使他有机会了解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真实的社会经济状况，理解他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立场和利益要求。这样，巴格瓦蒂的公平贸易思想又与其他美国经济学家出现了某种差异。
在国际移民问题上，巴格瓦蒂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脑力外流现象实际上已发展成为脑力外流问题，不加限制、貌似公平的国际移民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福利损失。在反倾销问题上，巴格瓦蒂虽然也反对那种建立在虚假的、人为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贸易行为，但他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国内政治力量的影响，反倾销这一本来正当的抵消措施经常被滥用，成为事实上的一种保护手段，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更有可能成为这种行为的受害者。对于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他着重以前者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优政策是环境政策而不是贸易政策；其次，即使没有环境政策，也不意味着自由贸易比保护主义对环境的危害更大；最后，打着公平贸易幌子的环境保护措施可能与反倾销措施一样，成为事实上被保护主义利用的工具。
五、对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贡献
巴格瓦蒂不仅在学术领域积极倡导自由贸易，而且窍实践中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1991-1993年担任GATT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期间，他为推动当时正处于关键时刻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做出了重要贡献。
1.关于TRIMS和TRIPS。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TRIPS)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立场相去甚远，后者甚至拒绝将此问题纳入谈判议程。巴格瓦蒂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反对立场背后的忧虑：(1)规范和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发展目标意义重大；(2)对外国厂商拥有的专利权和版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可能造成垄断性价格行为，还会阻碍技术转移。巴格瓦蒂对此深表同情，并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谈判原则和建议。主要在这些原则和建议的指导下，双方最终找到了妥协方案，完成了TRIMS和TRIPS这两个重要的谈判成果。
2.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在服务贸易谈判中，印度、巴西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谈判的成败。问题的关键是：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论未能成功地说服这些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的许多方面占有比较优势。巴格瓦蒂从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完成了这种比较优势的证明，从而成功地将上述主要发展中国家拉到了谈判桌前，为GATS的最终签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