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原则在给现代社会带来“普照的光”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诸多病症。于是，资本批判就成为现代性批判的焦点。在众多的批判理论中，主要有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路向。海德格尔从技术的本质入手，剖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探究解决危机的路径，其观点不乏深刻之处，但最终没有超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窠臼。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一方面明确认定资本原则才是时代病症的根源所在，而解决危机的途径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指出，基于生产关系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是批判现代性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抽象理性。正是在这两方面，体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资本原则；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将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紧紧抓住资本批判这个枢纽，不仅揭示了现代性病症的表现、成因和本质，而且提出了破解现代性难题的方案和路径。17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所谓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还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背后无不闪现着资本原则的身影。这足以说明，尽管时间流逝，资本原则依然是左右着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批判依然是理论思考绕不开的话题所在。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对此，本文从三方面进行阐述：（1）现代性批判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2）现代性批判存在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不同的路向；（3）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所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廓清现代性批判理论迷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病症与诊断：资本原则与人的生存
从本质上讲，世界历史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标志，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原则成为社会发展的控制力量。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的控制，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机器工业战胜工场手工业，实现了生产方式质的改变，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体现则是自由、人权思想与三权分立制度的构建与发展。发生在17、18世纪的三大运动——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宣告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样式在这三个具体领域的确立。对此，马克思强调，自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大踏步向我们走来[1] ，世界历史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以此表达了他关于时代发展的利与弊的总判断。自此，以解决时代弊病为己任的思想家，都把目光投向资本原则给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诸种病症，以期能够找到关乎未来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为现代社会“普照的光”[2] ，资本原则造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一个将自然界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探索和利用推向极致的时代，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代。“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 不过，资本原则在带来普遍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弊端：从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异化劳动”，到当下全球瞩目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差距扩大等无一不是这种弊端的具体表现。现代社会这种悖论式的矛盾状况被统称为所谓的“现代性”，而在马克思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则集中表现为对资本原则的批判。此种批判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到治愈时代病症的良方、消除诸多社会弊病，更为根本的是使人的生存不再受到“现代性”危机的威胁。就此而言，现代性批判关乎人的生存与现实生活，是直面人类根本生存问题的现实批判。
之所以说现代性批判直接关切人的生存这一根本问题，其缘起可以追溯到欧洲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形态转换、历史进步视角的观察，社会发展由古代转向现代，理应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普遍性的质量提升。然而，市民社会的先知们在评价财富创造、总结社会发展、言说社会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事关人类自身生存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病症。卢梭关于技术进步带来了物质富裕却导致道德堕落的批判振聋发聩，就连亚当·斯密这位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鼻祖，在其著作中也不无感叹地指出，“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所兼并，而且永无再分散的可能”[4] 。一种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然成为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仅是近代社会发展初期的社会病症，而且更是当今社会的最大病症之一。即便是黑格尔也就此指出：“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5] 而在新近面世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这样写道：“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6] 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各国学界、政界的高度关注，只不过再次确认了一个严峻的现实——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力图找到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良方。
可见，无论采取经济学还是哲学的视角，诊断时代病症并提出解决方案，最终都表现为对人生存问题的关切，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批判在不同思想家那里以各自方式展开。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时代的地平线上。这种批判之所以说是崭新的，是因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的批判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并由此定向，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互相支撑的两大支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7] ，前者构成现代社会现实生活全过程的核心和枢纽，后者是扎根于现代生活并为之辩护的现代意识形态诸形式。在这里，没有必要详述这一视域开启的全部进程，仅扼要提示从最初启动到基本成熟的大体情形即可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发表在《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可以说是新视域开启的最初尝试，直接动因则是马克思主办《莱茵报》时遭遇的关于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个问题为什么令马克思陷入思想的苦恼？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所奉行的“理性的法”和人道原则在现实的、世俗的物质利益面前一败涂地。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根本不是知识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而是严重挑战了他赖以进行政治批判的理论基地和根本原则。由此造成的思想震撼促使马克思冷静审视自己在大学期间形成的启蒙精神和理性原则，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现代性的追随者转为现代性的批判者。《论犹太人问题》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分，表明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蕴含着超越政治解放的努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批判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的颠倒，预示着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即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秘密。
随后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德法年鉴》时期的批判视域，其成果凝结就是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篇篇幅不大的手稿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或者哲学作品，而是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系统批判的首次重要尝试，是新的批判视域全面展开的思想实验，最突出的理论创造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异化劳动学说。这一学说深刻揭示了人类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宰治的异己化生存状况，体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人文向度，成为现代性批判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成就。由此出发，共产主义运动被定位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8] 。所谓的积极，不仅因为这一运动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根植于私有财产的运动即现代经济的运动中，而且在于这一运动是在继承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基础上完成的对现代性的超越。同时，之前被马克思信奉的黑格尔哲学再次受到批判，思辨体系“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本质昭然若揭。这些思想成果在随后发表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得以巩固和扩展。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基本确立的标志。《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出发，以阶级关系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逻辑进程；在高度赞扬资本开创的现代性的同时，又对现代性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批判，集中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对待现代性的一贯立场。与此同时，《宣言》不仅用大量篇幅批判了现代意识形态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而且特别注重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详细阐述了承担实践批判使命的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目标、任务及行动策略，并将超越现代性的终极目标定位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无论是古典时期的亚当·斯密，还是当代的海德格尔等人，都在寻求“现代性”出路的过程中回退到形而上学体系中去，唯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既没有脱离社会现实，又利用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其结论对于社会危机的解决与未来社会发展都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虽然现代性批判的议题吸引了众多学派和学者，可是，彼此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并非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从思想根基处观察，大体可以把现代性批判分为两个路向：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判的主要标尺是：批判是否深入到“现代性”产生之现实根源资本原则，抑或依然停留在观念论的某种形式中。这意味着要真正完成现代性批判，就必须完成对资本原则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直接指向人的生存问题。因此，对现代性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理当着眼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不应沦为某些书斋式的学者喜好的形而上学思辨，因为这只会使现实问题处于无解的遮蔽状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他始终坚持把对资本原则的批判与解决人的现实生存，特别是劳动者陷自身于极度贫困状态结合在一起，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探究人的生存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为数不少的思想家尽管提出的观点发人深省，但是在批判的路向上基本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对时代病症的诊断并未触及其形成的现实根基，破解之道也未能超出观念论的范畴。譬如，尼采认为，虚无主义即“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9] 乃是“现代精神”的本质表征，这一观点的影响十分深远，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却把根源放在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因为后者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的。胡塞尔将“欧洲科学危机”归因为实证主义科学的过度泛滥、自然科学的符号化等，至于化解危机办法，就是所谓的“回归生活世界”、回到真正的理性精神。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生活世界并不是马克思笔下的“现实生活过程”，而是理性的某种形式。即便是那些曾经进行过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批判的思想家，其最终的理论归宿也没有脱出形而上学的窠臼。在此，笔者仅以海德格尔为例，通过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对比，具体呈现两种批判路向的根本差异。
二、批判路向：形而上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判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欧美思想界对现代文明的深深忧虑和广泛反思，直面现代社会弊病和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寻求产生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成为众多具有人道情怀的思想家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呐喊振聋发聩，成为20世纪现代性批判的显著标杆；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和形而上学危机的哲学沉思引发了西方学界蔚为大观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其与马克思思想独特的因缘而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苏联公开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现代性批判增添了新的思想变数，掀起了一场范围广大、论辩激烈的重新认识马克思的高潮，成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而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思潮不仅把现代性批判引入普罗大众的视野，还进一步凸显了现代性弊病的尖锐性、紧迫性。
有24件作品配有外框，其中9件作品带玻璃镜片。另有22件作品仅有内框。其余9件作品无框，其中有2件作品画心剥落严重，由两片玻璃夹住保存（图2）。
作为人文主义哲学家的著名代表，海德格尔在多部著作中揭示了时代病症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威胁，表达出自己对这种威胁的担忧。在他看来，如果说形而上学开创了一个时代，那么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就是“图像”——“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10] 。所谓图像，并不是指图画（picture），而是德语单词Weltbild，指人的活动对世界的利用和改造。结合海德格尔将技术作为“现代社会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的说法可知，他的本意是在强调，人类发明出来的科学技术在应用于生产活动时，已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压榨”与“拷打”。“图像”在此代表着一种人对自然在利用过程中的强制。换言之，只要人类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活动的目的，那么这种对自然世界的强制只会越来越被强化，直到自然界无力继续承载这种无限攫取的欲望。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呢？答案是——无家状态！海德格尔晚年在一次哲学讨论班上质问到：“在这个时代，还有诸如‘在家’、寓所、住处之类的事情吗？不！只有‘居住机器’（Wohnmaschine），都市的稠密地带，简言之，只有工业化的产物，却再也没有家了。”[11] 海德格尔的分析振聋发聩，深刻揭示出当下时代发展的实际状况。那么，出路何在？海德格尔进一步做出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提出再批判；二是给出自己的解决路径。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海德格尔引用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2] 就此他评论道：“全部马克思主义都以这个论题为依据。马克思主义把生产设想为：社会之社会性生产 （gsellshaftliche Produktion der Gesellshaft）——社会生产其自身——与人作为社会存在体(soziales Wesen)的自身生产。”[13] 海德格尔在此的评价是恰当的，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动物的生存本能不具有任何的“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14] 但是，接下来的判断则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个命题“并非政治的”，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从这个观点和角度来看，我可以说，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15] 既然认同马克思把生产活动放入社会关系中去把握，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在现实生产活动的主体之间结成的关系一定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人际关系。这也就是生产的社会性或者说现实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财产关系完全区别开来。既如此，为什么又说马克思陷入了抽象的虚无主义呢？这岂不是一种前后的自相矛盾？
就第二个方面即解决社会危机的路径来说，海德格尔同样是在批判性地对待马克思时提出的。他说：“人们只能通过追溯形而上学的历史来回答这些问题。因此，肯定要把马克思的这个命题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命题。”[16] 显然，追溯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路径，而另外一处的表达则更加清晰地显示海德格尔的确在向着这条西方两千多年的传统路径复归。他说：“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我们便变得愈是具有追问之态。因为，追问乃是思之虔诚。”[17] 一种纠缠于主客体之间的抽象思辨之路径已明确无误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海德格尔在认真对待了新时代的发展弊病之后所开出的根治药方。试问，一个把自己要根治的现实问题都抛弃的药方，能够真正解决其自身发现的问题吗？事实上，当海德格尔将思之路径作为自己的根本方式，就越来越远地离开他曾经触碰到的现实问题，并最终陷自身于形而上学的体系之中，这种理论结局则更接近于他自己所说的那种虚无主义的方向。
在当代思想家中，哈贝马斯以重建现代性的立场著称，针锋相对于那些尖锐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想者们，为此，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在我们看来，他的理论归宿与海德格尔等人并无二致。一方面，从诊断病因角度看，哈贝马斯的基本判断是：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24] 换言之，现代性和理性当然需要反思和批判，但是不应以彻底解构的方式进行。因为导致现代性弊病的根源并非启蒙理性和主体性的宏大叙事、虚假承诺之类的不足和缺陷，而恰恰是由于理性的内在潜能没有充分发挥和彰显。为此，他在重构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到法国后结构主义的现代理性批判思想史的同时，致力于建构以交往行为理性为中心的新体系，试图借助主体间性、交往理性来扬弃启蒙理性中的抽象主义、主体主义的偏颇，同时避免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从解决之道角度看，哈贝马斯的方案是通过对话、沟通释放交往理性的潜能，实现现实生活的合理化。在他看来，人类的行为可以分为目的性行为和交往活动，前者遵循工具理性，后者依据基于社会规范的交往理性。而现代社会弊端的重要表现就是工具理性的泛滥、交往理性的失落，具体而言就是工具理性渗透到了本应是交往理性充满生机的地盘——现实生活。为此，他非常注重建构商谈伦理学、普通语用学。综合以上可以发现，无论是现代性弊病病因的探究，还是解决方案的寻求，哈贝马斯均未触及现代性产生的现实基础——资本原则及其现实运动，他围绕现代性的批判和重建所做的努力都是围绕理性的再阐释、新发现展开的。但是，他并未追问导致工具理性泛滥的现实力量到底是什么？在原子式的个人依然是现代人基本生存样式、利己主义原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的建立如何可能？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分析的那样，包括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等在内的现实生活的异化或者说殖民化，完全是由资本原则的肆意扩张造成的。离开对资本批判和扬弃，期望实现现实生活的合理化仅仅是一种美丽的幻想。
观察并记录两组产妇在三个月后的盆底肌力恢复情况,盆底肌力恢复情况的测定使用临床中常用的盆底肌肉张力测定处理,一共0-5个等级,等级越高代表其恢复效果越好。
基线CD4+T细胞值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的死亡病例分析……闵梦雅，张建波，黎 勇，周旭英，罗 慧，申元英（73）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可见，从《德法年鉴》到《宣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立场、价值诉求、最终目标已日渐清晰并趋于定型。至于《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则的深入研究、对资本增值为目标的现代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的批判性分析，在此也不再赘述，只需指出下面这点即可：尽管现代性批判的课题化是后现代思潮兴起以后的思想事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批判资本原则为核心，来揭示现代性的“双刃剑”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扬弃和超越现代性的正确路径，始终是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重心所在，这一批判不仅为现代性批判打开了新视域，而且为当代思想家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和思想遗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每当面对自身无法解决的理论与现实的“二律背反”时[22] ，总是借助于以“思”为本质的思辨方式，最终都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更不能为未来社会指明一条科学发展路径。因此，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必然表现为双重任务：一是找出“现代性”危机之根源，二是找到解决这一根源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完成了这双重任务，他不仅回答了“现代性”之根源在于资本原则，更像前述那样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由此，便构成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即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也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的突出成就，即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解为双重批判：只有在产生“现代性”的根源之处即资本原则这里完成根基性批判，同时也要完成在资本批判过程中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方始算作完成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必定同时也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23] 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批判中，形而上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路径形成了对比，也唯有在这种对比中，方能真正显示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在关乎人的现实生存之根本问题处，既能直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社会危机，又不会陷自己的分析方法于思辨之中。
结合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口贸易的具体情况，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能影响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口的因素主要有国内市场规模、国内产量、进口平均价格、汇率水平以及国产产品和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等因素。
马克思则完全相反，他在正确指出现代社会的病症之后，本着现实可行的路径来寻求破解之道。不同的是，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8] ，而且认为连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劳动——也具有现实性，从而将解决社会发展弊病的路径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之中。由此出发，马克思完成了两个方面的分析：首先，人的生存的根本方式是生产活动。像前文所说的那样，这种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从事这种现实生产活动的人就是一种“现实的个人”[19] ，而不是形而上学家们，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是从事着“思”的事业的人们。就此马克思批判地说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0] 其次，生产关系是生产活动借以完成的基本样式。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在从事实际的生产活动时，他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人与人之间、生产活动之间总是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即社会关系中，否则生产活动无法持续进行。“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21] ，把劳动的主体——现实的个人及其之间的关系放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社会关系中看待并考察，历史不仅是生产的现实历史，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社会性。按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去考察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绝不会只研究人与物的关系，一定会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纳入进来，绝不会只研究物之使用价值，一定会继续研究物之价值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再强调商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劳动也具有双重属性。这直接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们仅研究物之单一属性之错误观点。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曾经深思技术的本质，在技术批判的基础上去追寻“现代性”的根源。实际上，卢卡奇在此路向上早已做过这方面的理论批判。他曾指出，技术的进步在以数学为基础的“合理计算”[25] 原则指导下，把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置入精确计算中，直接促使分工的专门化和岗位的固定化。劳动者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便被束缚在某个岗位上，从事着重复的、机械化的生产活动，最终，其意识随着生产动作的机械性也陷入僵化状态，这就是卢卡奇著名的“碎片化”或物化理论。反观之，卢卡奇将人的意识的“碎片化”，或说能动性的丧失，归因于技术的普及和“合理计算”。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便是回到“博大、精深和勇气，以及是未来思想的沃土”[26] 的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这也应验了卢卡奇本人所说的那句话：“因为几乎在每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背后，都隐藏着通向历史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就是通向解决问题的道路。”[27] 卢卡奇把自己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路径倒回“历史的道路”——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但问题是：这条历史的道路能否真正地解决现实的问题？最终，我们只能在卢卡奇的著作中看到，思辨的体系只是为卢卡奇的思维游戏提供了一条烦琐的论证路径而已，形而上学的理性法则根本无助于“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思维的抽象论证怎能改变现实的社会危机呢？
数学学习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我们应发挥其自身的魅力，通过理解算理、探索算法感受数学带来的乐趣，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基于此，我们设计一些生活情境让学生真正理解算理，由算理向算法过渡。
海德格尔同样力图在论证技术本质的基础上，警示现代人类正确对待技术进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在1960年的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28] 。那什么是“座架”呢？“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29] 所谓“座架”对人的“摆置”，实际就是指技术进步对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一种强制性。人凭借技术的力量强势地对待自然界的同时，也以强制性的本质对待自身的生产或消费活动。现代社会对市场需要的迎合，以及受制于原本向自己提供服务的消费品的现象，无不体现出一种“强制性”。海德格尔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归于这样一种“座架”之中，那又如何摆脱这种强制状态？海德格尔说：“只有沉思才能带我们踏上通向我们滞留场所的道路”，“尽管沉思始终比以往习常的教育更暂时、更宽容、更贫困，但沉思的贫困是对富足的允诺，它的宝藏在那些永远无法算清的无用之物的光芒中闪烁。”[30] 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对技术这一现实问题的批判，最终得出的是沉思的路径，于是，一条思维内部的抽象思辨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试想：作为满足人类自身吃穿住等现实生存之需的对象，是靠沉思被创造出来的吗？海德格尔自己提出的存在者何以存在这个最一般的现实问题，他最终力图依靠形而上学的思辨路径解决，现实危机已被遮蔽在抽象的沉思之中，社会危机处于无批判的未解状态。对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病症，海德格尔并未给出背后的根源分析，只是抓住了技术进步的继发影响而已。
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保罗·斯威齐的意见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商品生产虽然已经为自身造成了永久性的幻觉，并掩盖了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真实性质，它同时倒也产生了现代的经济理性。”[31] 商品生产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个说法就是指马克思所言的生产的社会属性，或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或经济事实。只要把研究目光聚焦到生产关系中去，就会自觉发现生产活动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宏观视域内，探讨诸如前述技术的本质之类的问题，绝不会再得出抽象的思辨之路向的结论。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换言之，就是人在生产中利用技术进步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就在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32] 。形而上学家们所讨论的贫富差距、“碎片化”以及“座架”之强制性等问题，都可以在这种对立中找到根源。唯有将上述形而上学家们所讨论过的现实问题归于另一个现实问题之处，即资本原则之处，才能完成对“现代性”根源之追问的科学回答。比如，前述所提到的两位思想家所讨论的如何看待技术进步及其本质问题，马克思反问道：“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33] 他为此向我们举例来说明：“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34] 自然科学，或者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质地表现为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即服务于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的需要。如此一来，与其说技术进步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就不如直接说是技术发展的幕后推手，即工业和商业资本的力量才是那个真正的“现代性”之根源。卢卡奇或海德格尔只是去抽象论证技术的本质，而未考察并揭示技术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即资本的本质及其目的所在。
马克思完成了这一任务。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在德国要完成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因为只有完成了这个高度的社会批判，才能达到社会发展的“人的高度”[35] 。在接下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完成了双重批判任务：一是进一步指出“原则高度”的批判就是对资本原则的批判，这也就同时完成了对劳动与资本这种根本对立的批判；二是指出完成第一个批判任务所利用的方法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抽象思辨的理性主义。这同时也是马克思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发现，因为就像前述所指出的那样，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以人的生存这一现实问题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方法论。这种双重批判的现代意义恰在于：（1）对第一个批判任务来说，他回答了现代形而上学家们，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二律背反”，从根本上提示出，资本原则才是造成理论困境与现实危机之根源。现代形而上学家们在仅研究财富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之视域内，无法将对物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研究。（2）解决现实危机的路径，唯有不脱离现实生活这一前提，否则就会陷入思维的抽象理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 “批判的武器”，最终将社会危机置于未解决的遮蔽状态。卢卡奇曾经很精致地论证过“合理计算”或说“可计算性”在专业化分工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即看到了现代经济学或数理经济学在生产环节中的运用，并且将之理性化于对生产活动的分析中。当代经济活动，特别是虚拟经济活动，已经把数理计算、统计学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发挥到极致，以至于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抑或次贷危机面前不得不重新思考：单纯依靠数理计算、统计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在指导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是否遗忘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即一种反思、批判这种经济模式由以建立的自身基础之传统。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赞成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琼·罗宾逊的下列观点：“现代经济学使用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只要将形而上学概念从自己身上彻底清洗干净，对于规划经济发展，就用处极大。”[36] 把形而上学概念清洗干净后，完全依靠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就可以对经济发展起到神奇般的指导意义。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又怎能解释完全依靠数学计算而建立起来的华尔街金融秩序、金融产品及其最终陷入的全球性危机呢？把数学、统计学作为发展经济的最高信仰是不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形而上学？这种最高信仰让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它不能解决笼罩于全球上空的金融危机。在此，马克思所做的理论批判，提示着它所具有的“原则高度”的科学意义，因为它没有把数学当作自己的最高信仰和方法论原则，而是采用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因为它反思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或直接说私有制的“天然”合理性。国民经济学家曾经以私有制的天然状态为基点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我们试问：把在森林中抓到的兔子作为私有财产，在斯密看来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也得先行承认那片森林是以公有制为前提，否则私有制的主人怎么会允许他去抓兔子呢？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想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原始部落所有制谈起是合理、科学的，而将现代社会诸种弊病之根源归于其所赖以建立的那个基础——资本原则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马克思则是完成对此全面批判的思想家，这点有谁能否认呢？在苦寻“现代性”困境的根源和出路的过程中，绕开“马克思”是不是一种绕开信仰根基的“探索之旅”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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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u Huiqiang/Wang Wenchen
Abstract: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brings"light"to modern society,as well as many diseases that can not be overcome by itself.Therefore,capital criticism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Among the many critical theories,there are two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which are Metaphys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Starting with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Heidegger analysed the root of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explored the path to solve the crisis.Although he proposed a lot of profound views,but he eventually did not go beyond the stereotype of rational metaphysics.Marx has clearly identifi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is the root of age of disease,and put forward the ways to solve the crisis which can not be divorced from real life.On the other hand,Marx pointed out tha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eth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modern criticism,rather than abstract reason.
Keywords:Modernity;Capital Principle;Metaphysics;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中图分类号：A81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9）04-004-（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视域下的社会经济正义问题研究”（13YJC710049）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经济正义问题研究”（19BKS154）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8-4-8
作者简介：刘会强 男（1967-）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
王文臣 男（1976-）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周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