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的国际关系意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开展不同文明对话是联合国在世纪更替、千年之交的 历史时刻，经三届大会连续通过相关决议而加以积极推动的重大举措。文明间、文化间对话 的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本文试图 就文明对话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提出一些看法。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在论述中有 意引用较多的基本素材，以期引起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一、大力推动国际对话趋势的深入发展
对话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活动许多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抽象地讲，对话 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它主要是一种手段，或为交流沟通，或为避免冲突， 或为缓解对抗；它也可以是一种需要创造条件才能实现的阶段性目标，还可以是一种过渡性 的关系形态。具体而言，用文明对话正式倡议者、伊朗总统哈塔米的话说，“‘文明间、文 化间对话’一语实际上应该解释为‘文明间、文化间的诉说和倾听’”。（注：President Khatami’s Speech at Florence University,March 10,1999,www.dialogue c entre.org.
）从国际实践看， 国际对话可以包括接触、会晤、交流和磋商等多种外交方式。
文明对话、文化对话和国际对话都有悠久或长期的历史。但是刚刚过去的百年国际关系史 却远不是一部对话史。在一定的意义上，20世纪是从对抗开始、对抗占居主导地位、最终以 对话宣告结束的世纪。对抗曾经演变为两次世界大战和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给人类社会造 成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转折性的变化发生在80年代。在此之前的70年代初，美苏之间达成 了战略均势，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开始酝酿南北对话，东西欧国 家开始寻求“大紧张中的小缓和”。这一系列事态为国际对话的普遍开展做了重要的铺垫和 积累。到80年代前半期，国际竞争的焦点逐步从意识形态纷争和军事对抗转向以科技为先导 、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赛。随之在80年代后半期，对话发展为国际关系中的一大趋势 ，并导致了全球形势的总体缓和。《世界知识》编辑部曾经在1988年组织部分专家笔谈国际 形势的变化，并在编者按语中说：“近几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在发展，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何方的有关文章认为：“国 际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标志，是美苏关系较大程度的缓和，从以剑拔弩张的对抗为主转为 全面竞争和对话协商为主，并且这种对话协商正在形成一种格局，走向制度化、机制化。” （注：何方：“当前国际形势处于重大转折时期”，《世界知识》1988年第18期。
）美苏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最终促成了冷战对抗的终结和两极体制的崩溃。
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对话趋势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国家间的经济对话、政治对话 、安全对话、战略对话、人权对话以及围绕种种全球性问题的对话，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普遍 、更加深入地展开。今天所讲的不同文明对话既是文明间关系自身发展的结果，更是前述国 际 对话趋势的拓展和深化。国际对话不仅从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扩展到了更具基础性的社会 经济领域，而且拓展到了更深入的精神文化领域。文明对话和文化对话因冷战的结束和国际 对话趋势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更有目的、更有组织、更具规模、更具持续力的新阶段。
据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说，他在1990年出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一研究所所长时，就明 确 标示文明对话是研究和发展的重点，并与他人合作举办了一系列以世界宗教性为主旨的国际 学术会议。1992年10月，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就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和东方文化的发展进行了 对话。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式出台，引起强烈反响，客观上刺激了文明对话 的发展。1994年10月，由20多国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通过《天涯成比邻》报告， 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对话文明”。（注：《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9月，第240 页。
）1995年5月，日本和10多个东西欧国家的学者在罗马尼 亚举行第二次“锡纳亚对话”，提出“不同文明中心”的对话和交流。同年10月，时任德国 总统的赫尔佐克，在法兰克福一会议上发表讲演，题为“以文化对话代替全球文化战争”（注：Roman Herzo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by Henrik Schmiegelow,S t.Martin’s Press,1999,p.13.
。同年秋，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召开了一次大型的伊斯兰—西方对话会。1997年12月，第8届 伊斯兰首脑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强调不同文化、宗教间互动、对话和理解的绝对必 要性，拒绝各种滋生不信任和削弱国家间和平交往的冲突理论”（注：Tehran Declaration,The Eighth Islamic Summit Conference,“The Session of Dign ity,Dialogue,Participation”,December 1997,www.oic.org.
）。1998年9月，伊朗总统 哈塔米在第53届联大正式倡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获得普遍赞同 。 第53、54、55三届联大连续通过了类似的决议。2000年9月初，在纽约举行了有许多国家元 首、外长、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参加的不同文明对话圆桌会议。9月8日通过的《联合国千年首 脑会议宣言》指出：“应该积极地提倡各种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按原定计划，今 年第56届联大还将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进一步推动文明对话问题。
上述一系列事态表明，由联合国倡导和推动的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的 一个重要发展，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和社会基础。文明对话和国际对话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 步 的表现，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在文明间、文化间对话中，除自然科学界的对话交流 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是，只要国家作为国际行 为的基本主体的地位没有根本性变化，文明对话、文化对话与国际对话就密切相关。今天的 国际社会特别需要利用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相互影响的关系，促进人类文明的 进步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从而推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进一步解决。
二、进一步促进国际文化关系的文明化
文明对话的新发展与国际文化关系的新发展密不可分。冷战后国家间的文化互动空前活跃 ，既相互激荡，又相互融合，真可谓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不过很早以来国际文化关系就不 是一块不受污染的净土，迄今仍旧存在一个自身如何进一步文明化的问题。
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王蒙归纳了五种“模式”：一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 ，即以强势文化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尺度，以世界文化主宰自居，从而在事实上消灭弱势文 化；二为文化关门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即一种文化拒绝接受任何新的东西，拒绝接受人类 文化特别是价值系统的共同准则；三是文化沙文主义，即只看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看不到 它们的互补、交流、融合与相互促进，强调文化之间的对立，怀着各种偏见，扩大不同文化 之间的误解与敌意；四是文化相对主义，即为某种野蛮、愚昧、反人性的精神或行为辩护， 完全否认多元文化之间的某些共同价值准则；第五，“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多元文化之间的对 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各自发展与共同发展。”（注：王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21世纪论坛——不同文明对话2001年研讨会 ”（以下简称“2001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据书面稿），2001年9月11日。
）不管这一归纳有没有 特殊的针对性，应当说这一归纳是贴近国际文化关系现实的。
用笔者的话说，当今国际文化关系有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不同文明对话继续深入发展 ，而“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一些“现实主义”者的眼 里原本就没有多少贬意，今天经过进一步的文化包装，加上“仁慈”、“善意”、和“道德 ”等修饰，似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大摇大摆起来。二是强势文化采取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 姿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和对传播媒体的垄断，对弱势文化进行无情的打压，从而引起激烈 的反弹。三是文化因素在作为国际合作重要纽带的同时，也成为许多冲突的诱发因素。在冷 战后蓬勃发展的区域合作中，同源文化的历史认同和全球化条件下更难分割的地缘关系起着 十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以来年均超过27起的大部分武装冲突中，种族、民 族、宗教等相关文化因素或成为重要诱因，或成为某种精神凝聚力的来源。四是国际制度文 化的发展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一方面久经检验而行之有效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 原则不时受到轻慢和违反；另一方面，人们期待已久的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安全新秩 序和文化新秩序，似乎依旧是可期而不可及。大约300年前，追求“永久和平”的康德曾经 呼吁“超越没有法律的野蛮状态”。今天，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国际社会的 制度文明继续处于欠发达状态。
文明对话的新发展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并不是仅仅针对一个“文明冲突论”。但是，一 些对话倡导者确实对此种论说持严肃批评的态度。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曾经在多种场合说： “有人预测‘文明冲突’正在日益发展成冷战后的新冲突。在我看来，这种‘冲突论’在学 术和道德上都是令人怀疑的。然而，它又极具危险性。因为这一概念一旦在西方和亚洲精英 层的思想中扎下根，它将可能成为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因此，它对安全构成了一种新的危 险。”（注：Roman Herzo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by Henrik Schmiegelow,St.Martin’s Press,1999,p.42.
）赫尔佐克也是一位学者，他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深刻的。
根据文明对话倡导者和论说者的分析，文明或文化间的差异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引发冲 突的因素：1、如资中筠所说：“文明本身的差异本来不应该引起冲突，足以引起冲突的是 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与信仰、思想、意识形态有关的冲突和战争，或者实际上还是利 益的驱动，宗教或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借口；或者出于无知、偏狭和妄自尊大，把别的民族的 信仰和文化视为异端邪教。”（注：资中筠：“‘和而不同’共同繁荣”，《人民政协报》，2001年9月12日。
）这与王蒙所说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有相通之处。 2、如巴萨姆·泰比所说：“导致文明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各个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被政 治化，并由此产生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注：Bassam Tibi:“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Cross-Cultural Bridging”,Roman Herz o n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by Henrik Schmiegelow,St.Martin’s P r ess,1999,p.113-114.
）3、如赫尔佐克所说：“那些所 谓的‘文明冲突’并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是各文化内部所发生的不文明行为。我们 必须防止这种文明堕落转变为全球冲突”。（注：Roman Herzo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by Henrik Schmiegelow,St.Martin’s Press,1999,p.70.
）巴洛温也说：“一种文化只有内涵枯竭时，才 会试图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注：康士坦丁·冯·巴洛温：“走上跨文化之路”，《德国》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三期 ，第48页。
）“文化差异政治化”、“文明堕落”和“文化内涵枯竭 ”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关键还是对异己文化的态度。
笔者认为，文明对话倡导者，无论是出自伊斯兰世界、东西欧国家，还是出自东亚或其他 地区，一般都对文明间和文化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主张对异质文明和异己 文化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希望通过对话交流，达到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的目的 。文明间对话的开展不仅可以对“文明冲突论”产生影响，而且可以对整个国际文化关系， 发挥一种涤浊扬清的作用。
三、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文明对话的新发展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而兴起的。全球化论说者十分关注不同文明 、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文明对话倡导者十分关注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影响构成 了文明对话的基本背景和基本主题。
有一位中国学者提过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是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平代替战争，以合 作代替掠夺和抗争吗？”全球是以共存替代“一个吃掉一个”，以“双赢”替代“你死我活 ”吗？全球化是以多元、开放、和谐替代“闭关锁国”、“唯我独尊”和那永无止境的“斗 争哲学”吗？该学者的回答是：“历史将表明，这一切都是肯定无疑的，虽然人类还将经历 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注：朱厚泽：“漫议全球化”，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 社，1998年，第5页。
）这些问题及其回答也许有特定的意味，但笔者认为所提问题不可 谓不尖锐，而回答却是因人而异的。
西方一些人士用自由主义的胜利来界定全球化的现在及其未来。如“共产主义溃败论”者 布热津斯基认为，世界进入了“共产主义之后的时代”。“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认为，20世 界快结束时，正在亲眼目睹的事情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仅仅是战后历史中某个特定时 期的流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和作为人类最后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 普及的终结。“权力转移论”者托夫勒宣称，“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 ；在“第二次浪潮”中没有很好管理经济的共产主义在“第三次浪潮”中也没有能力管理经 济。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身为外交大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因为无论走到世界的 任何地方，无论走到中国、苏联、亚洲还是拉丁美洲，都会有“历史正在按照我们所走的方 向发展”的感觉。这是一些人在冷战结束之时的心态，也是对全球化发展的心态。时至冷战 后的1993年，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的思想与前述论说虽无本质的不同，但是他 的心情决没有那么“愉快”。他关于文明问题的许多论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西方 文明和全球化的某种忧虑。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存在关于全球化的“太阳初升说”或“地球自转说”、“神话 说”和“陷阱说”、“悖论说”或“内含矛盾说”。这里只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后者。德国的 社会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曾经谈到全球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联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 冲突与平衡。（注：Ulrich Bech:“What Is Globalization？”Polity Press,2000,p.49-51.
）中国学者裘元伦曾经论述“经济全球化内含的八对矛盾”，即超越主权与 主权国家、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经济财富增加与社会分配不公、竞争斗争加剧与合作协调 加 强、“快经济”与“慢经济”、旧秩序与新秩序、国家权力向上转移与向下转移、全球化与 地区化。（注：裘元伦：“经济全球化内含的八对矛盾”，《世界经济》，1997年第11期。
）俞可平也认为：“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 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 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 程，是一个悖论。”（注：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朱厚泽：“漫议全球化”，《全球化的悖论》，第2 1—23页。
的确，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作为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拉近了国家间和文明间的距离，为对话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与此同时，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不可否认地为发达资本主义所主导，它又完全可能成为滋 生种种对抗的土壤。实际上，现实的全球化已经加剧和凸显了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失衡局 面。这一失衡局面包括经济发展的失衡、效率与公平的失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失衡、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失衡，以及东西南北国际力量对比的失衡。联合国贸发会议新近发表 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说，非洲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4.5%，先后下降为70年 代的4.2%、80年代的2.5%、90年代的2.3%；2000年非洲人均收入比20年前减少10%，2800万 人在饥饿中挣扎。（注：转引自《光明日报》，2001年9月19日。
）这仅仅是世界失衡状态的一个局部情况。
关于全球化中的失衡问题，《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中心挑 战是确保全球化成为世界所有人民的积极力量。虽然全球化带来重要机遇，但是目前它的受 益者分布很不均匀，它的代价分布也不均匀……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处于过渡中的国家应付这 一中心挑战面临特殊的困难。因此，只有通过广泛和特殊的努力创造一个以我们情况各异的 人类为基础的共同未来，全球化才能包含一切，平衡发展。这些努力必须包括全球范围的政 策和措施，满足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处于过渡中的国家的需要。”一些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也 提出要争取“具有人性味的全球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团结、互助的全球化”，中国 谋求“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家们的宣示和一些专家学者 的主张无疑包含着关爱人类和大自然的“文明精神”。但是，积极的宣示和主张要真正落到 实处，还必须经过艰难的对话和认真的实践。
文明对话倡导者既不相信关于全球化的“神话”，更不希望掉进全球化可能存在的“陷阱 ”，而是要求通过对话，直面全球化这一“悖论”，解决或缓和全球化“隐含的矛盾和冲突 ”。哈塔米总统说：“文化间和文明间对话应该从一种理论转化为行动计划，以处理新近的 国际事态。‘全球化’作为最紧迫的事态发展，为人类社会开辟了新的境界，虽然它受到权 力和资本垄断者的影响。”“全球化不应用来为少数人拓展市场，或将各民族文化同化为一 种单一的全球文化。全球化所要求的，是集体伸张共同的利益、规范和法律。”（注：Address by Seyyed Mohammad Khatami at the Millennium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6 September 2000,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Fall 2000 ,p.514.
）伊朗驻 华大使穆罕默德·马拉埃克在阐述文明对话倡议的背景时说，全球化的种种消极后果“显然 对自由精神、文化多样性和多元主义有害。因此它们容易煽起动乱和暴力”。全球化提出的 “挑战和机遇使我们想起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但是，国际合作的基本要求是相互理解，而没 有‘对话’就不能获得相互理解”（注：穆罕默德·马拉埃克在“2001研讨会”的发言，据英文书面稿，2001年9月11日。
）。很明显，文明对话倡导者对全球化的态度并不是消 极的。
四、不断探索国际关系新范式
如何利用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新机遇？如何回应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文明对话倡导者普遍寄 望于改变指导国际行为的深层次的思想理念，寄望于现行国际关系范式的更新或修正。
哈塔米总统将文明对话本身视为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他说伊朗在阐述不同文明对话倡议时 “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替代范式”，即“文化间和文明间对话的新范式”。（注：Speech by President Khatami at the “Dialogne among Civilizations”Conferen ce at the United Nations,5Sept.2000;Address by Seyyed Mohammad Khatami at the Mi llennium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6 September 2000,The Iranian Journal of I nternational Affairs,Fall 2000,p.520.
）伊朗外长 哈拉齐说，在纽约召开的不同文明对话圆桌会议“强调对话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注：Statement by Dr.Kamal Kharrazi Before the 55[t]h Session of UN General Assem b ly,15 September,2000;Address by Seyyed Mohammad Khatami at the Millennium Assemb ly of the United Nations,6 September 2000,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 ffairs,Fall 2000,p.530.
赫尔佐克先生认为，“只有在促使几百年来形成的‘国家利益政治’转化为负责任的全球 政 治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感到满意”。他为“全球责任共同体”提出了一项包括八条外交 准则的“全球性预防外交战略”。（注：Roman Herzo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it.by Henrik Schmiegel o w,St.Martin’s Press,1999,p.68-71.
“上海五国”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是对话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中 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该组织成立时说：“‘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 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互相信任、裁军与合作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 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 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它所培育出来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 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五国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 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江泽民：“深化团结协作共创美好世纪”，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 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6月16日。
鉴于文明对话倡导者所处的文明背景、文化但统和现实境况不同，他们提出的国际关系新 范式或新理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在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有着基本的共识。
对话至关重要，必须用对话代替对抗。哈塔米认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包括“接 受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拒绝武力”；人类文明的提升，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 面，“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如果人类社会在新世纪、新千年开 始之际，“全力以赴使对话制度化，以对话和理解代替敌视和对抗，将为后代留下一笔无价 的遗产”。（注：President Khatami’s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21 Sept.,1998,www.dialoguecentre.org.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只有通过国家间持续的对话，交流观点，才有可能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战争和冲突是从人们 的内心开始的。如果我们想促进和平，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我们就必须与人们的灵魂 对话，……通过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我们有望实现国与国之间新型的关系”。（注：加利接受记者专访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9月14日；《光明日报》，2001年 9 月13日。
摒弃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发展和平文化。“我们应当批判地审视强权的盛行和对强权的 颂 扬。”“从道德上讲，不同文明对话范式要求我们放弃权力意志，要求我们具有心灵沟通(e mpathy)的愿望，具有怜悯之心，还要懂得在当今世界上追求单一的秩序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改变国际关系的逻辑，使其远离权力的逻辑。”（注：Speech by President Khatami at the “Dialogne among Civilizations”Conferen ce at the United Nations,5 Sept.2000;Address by Seyyed Mohammad Khatami at the M illennium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6 September 2000,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Fall 2000,p.515.
）“必须放弃民族主 义、军备竞赛和传统的强权政治。”“不应以‘全球文化战争’的假设来代替冷战时期的意 识形态对抗。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人类似乎始终离不开弱肉强食的法则。”（注：Roman Herzo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by Henrik Schmiegelow ,St.Martin’s Press,1999,p.70.
）“我们承诺 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以开放、对话和伙伴关系的精神，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和平、稳定和繁 荣的未来。”（注：Tehran Vision Statement,the Eighth Islamic Summit Conference,“The Session of Dignity,Dialogue,Participation”,December 11,1997.www.dialoguecentre.org.
）世界安全和持久和平需要“抛弃冷战范式”，这种范式是以存在实际的或 想象的外敌的必要性为基础的。（注：Statement by President Khatami,Tehran,9 Decenber,1997.www.dialoguecentre.or g .
）不对冷战思维进行严肃的修正，是不能获得信任与和平 的。和平文化的发展是以承认国家的建设性作用和避免支配、单边主义、对抗及排斥为条件 的。”（注：President Khatami’s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21 Sept.,1998,www.dialoguecentre.org.
寻求人类共性与世界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基于共同价值和平参与的新秩序。联合国不同文 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中方成员宋健说：“文化、文明的多样性是宇宙的普律，历史的遗产， 人类的祖传，人类智慧和知识的永恒源泉，是当代辉煌灿烂世界的成因。”（注：宋健：“多样性是宇宙中普适的自然法则”，在“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 ”2000年12月维也纳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政协报》，2000年12月23日。
）“不同文明 在相互交融中会看到更多相似之处，发展许多共同的价值。……倡导不同文明对话的目的就 在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宽容和理解，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全球经济和文化进步的稳定 、健康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共同繁荣。”（注：宋健：“文明对话：世界的共同追求”，《人民日报》，2001年9月21日。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皮科先生 等人在起草文明间对话报告时提出，新的范式将必须表明，多样性并非是敌对的同义词，全 球化也并非是个体特性的对立面。全球关系新范式的要素包括包容、平等地位、寻求共性、 参与、承认每个社会中的人的生命价值。《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认为，自由、平等、 相互声援、容忍、重视自然、共同负责等“根本的价值观对于21世纪的国际关系必不可少” 。哈塔米说：“国际关系正处于从先前的两极体系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过渡之中。在我们 看来，世界正在形成一种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如条件具备，这一秩序将不会为任何单 一强国所垄断。”联合国要正视新的责任，“共同努力创造一种基于对话、容忍和协同的参 与性全球秩序”。（注：Statement by President Khatami,Tehran,9 Decenber,1997.www.dialoguecentre.or g.;Address by Seyyed Mohammad Khatami at the Millennium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 at ions,6 September 2000,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Fall 2000,p.5 15.
探索国际关系新范式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有关专家学者为此做出了不 懈的努力。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或结束，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无论是 热战还是冷战，也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不仅是专家学者，而且政治家、外交家 也都加入到探索新范式的行列中来。但是，迄今为止的数不胜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千姿百态 的国际关系实践，谈得上真正放弃权力意志、远离权力逻辑的，仍然为数不多。文明对话倡 导者针对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现实，所提出的关于用对话代替对抗的思想，关于 抛 弃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思想，关于寻求共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明对话倡导者关于国际关系新范式的理念，使人想起中国学者梁守德的一种看法。他说 ：“国际政治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国际政治的实质始终是权力与权利的 较量。发达国家多从实力地位出发，追求的是权力，维护的是权力，扩大的也是权力；而弱 小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更多是追求权利、维护权利、巩固权利。国际政治中的国家间关系，究 其实质，就是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关系。”“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霸权、维护主权 与人权，充实完善主权与人权，使两权完整地统一。”他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新趋向是 “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注：梁守德：“权利政治：冷战后国际政治新趋向”，《中国评论》，2001年1月号。
）如果说这位中国学者的看法是对国际关系历史和 国际现实的一种比较客观的判断，那么不同文明对话倡导者关于国际关系新范式的上述共识 则应该是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
五、为国际对话注入更多的文明精神
关于不同文明对话，国内学者已经出现不尽相同的理解。张毅君说：“不同文明对话重在 ‘对话’二字，我认为它的意义就是承认各种不同文明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主张用对 话的方法而非对抗的方法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各种文明的不同性。把‘要对 话不要对抗’的精神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注：张毅君：“文明对话播种和平”，《人民政协报》，2001年9月12日。
）资中筠认为：“现在强调国际间的对话，我的理解，主要意义在精神层面，为的是平衡 当今人类过多地为物质方面的追求和争夺所左右的现象。”（注：资中筠：“文明对话与国际关系”，在“2001年研讨会”上的发言，2001年9月11日。
）在笔者看来，上述二说并无 本质的区别，只是视角和强调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文明对话既重对话也重文明， 也重精神。就国际关系而言，无疑需要大力推进对话，而国际对话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文明化 。
国际关系是一个多种理念、多种力量、多种实践、多种精神相互作用的领域。国家间的有 些 分歧、矛盾激化为某种形式的对抗，原因往往多种多样，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国际对 话的驱动力也往往多种多样，虽然对话总比对抗好，但对话并不都是完全符合文明进步要求 的。迄至今日，对话转化为对抗的实例并非难以找到。个中究竟如同对抗的根源一样，除了 经济实利和政治权益等因素之外，也与文明精神的缺失或不足相关。成功的对话常常要求坚 持不懈的努力，甚至为之付出必要的代价；同时，富有成效的对话也是一个充满文明精神的 互动过程。
文明精神包括世界主要文明都具有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不同文明对话倡导者和论说者 的相关论述不在少数。这里仅就国际对话需要的文明精神强调几点。
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话的前提。赫尔佐克先生将此精神视为具有普遍性的 “金科玉律”，曾经在多次国际活动中提倡这一精神。他说：“我们常常忘记释加牟尼、孔 子和苏格拉底实际上都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对人类、理性、知识以及是非判断等做过同样 的探索。我认为，应以实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科玉律来回应‘文明冲突论’。这 一思想在佛经、圣经以及所有主要文明中均能找到。”（注：Roman Herzo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by Henrik Schmiegelow ,St.Martin’s Press,1999,p.43.
）“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格 言转变为实际的政策原则，格言本身就将成为维护国际和平而不是个人权利的良好出发点 。”（注：Roman Herzog:Preven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edit.by Henrik Schmiegel ow,St.Martin’s Press,1999,p.19-20.
）这一出发点也应该是文化间、文明间、国家间对话的良好出发点。它包括人们通常 所说的宽容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包括承认差异、容忍差异和尊重多样性。
2、平等交流，双向沟通。这是真诚对话的过程。哈塔米总统说：“在真正的对话中，一方 不能将其想法强加于他方。在真正的对话中，一方必须尊重他方的独立存在，尊重他方的智 识和文化的特性。只有持这样的态度，对话才能成为和平、安全和公正的序幕。”（注：President Khatami’s Speech at Florence University,March 10,1999,www.dialog u ecentre.org.
）这使 人联想到文化界谈论较多的“霸权话语”问题。如果看不到“每一滴水都能折射出七色的阳 光，每一个生命都有自身的尊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存在的依据”（注：张西平：“回到平等对话的原点上——对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检讨”，《光明日 报》，2001年9月18日。
），即使坐在了对话 桌旁，对话也难以成为平等交流、双向沟通的过程。充斥“霸权话语”的对话只可能朝着对 抗的方向发展。
3、求同存异，相互理解。这既是真诚对话的过程，又是应该争取的对话结果。国际对话重 在寻求共识、扩大共识；一时无法解决的分歧和矛盾不妨搁置。求同存异作为一项对话原则 或一种外交技巧，曾经对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成功起过特殊的作用。它所体现的尊重实际 、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的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求同存异需要相互理解，而 真正的求同存异也必然达到相互理解的结果。正如中东欧学者与日本学者对话的一份联合报 告说：“通向文明间相互理解的道路首先包括相互承认有形无形的差异，其次包括承认人类 社会之中存在一种更深的普遍性……，此外还包括制定稳健而具有普适性的规则和规范”。 （注：“Nation,Civilizations and Hum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Report of Co-chair men on The Second Sinaia Dialogue with Japan,May 24-27,1995,（罗）NSPSPA and （日）J FIR,Sept.1995,p.11.
不同文明对话倡导者同许多人一样，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即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通过 相互理解实现和平与合作。这一逻辑既是一个现实的逻辑，又是一个理想的逻辑。说它现实 ，是因为在当今时代对话确实是一个化解分歧、消除对立和避免冲突的有效途径。说它也具 有理想化的色彩，是因为对抗的根源依旧十分复杂，因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物 质文明的发展，人的心灵的净化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鲁直说：“对话是为了消除障碍 ，而决不能制造新的障碍。……对话不能脱离《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那些国际关系基本价值 观，如平等、正义、人权、自由、宽容、睦邻等等。当然，它也不能取代宪章规定的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措施和手段。”（注：陈鲁直：“联合国在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中的作用”，在“2001年研讨会”上的发言，2 001年9月12日，据书面稿。
）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中国也是对话的积极倡导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即明确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对话外交，积极参与了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对 话。中国坚持主张通过包括政治对话在内的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主张以人权对话代替人 权对抗，以战略对话缓和战略竞争。前不久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其成立宣言中说：“ 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 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新华网，2001年6月15日。
）这再次表达了该组织六国对开展文明间、文化 间和国家间对话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