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做客”联想到教育质量
◆陈 钢/ 文
今年大年初一下午，到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家做客。在酒足饭饱后，朋友让他的女儿艾旭丽为大家弹钢琴。这位11岁的女孩爽快地弹了起来。她钢琴弹得很熟练，跳跃的音符，时而优雅舒缓，时而短促轻快，真是动听悦耳，博得大家热烈掌声。她妈妈李女士介绍说，艾旭丽3岁半时，就开始学钢琴了，现在已经考出了8级（在新加坡8级钢琴是最高级）。接下来，艾旭丽又给大家表演了二胡《赛马》，令大家赞赏不已。
李女士自豪地说，艾旭丽现在已经考入了五年级“天才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竞赛表演。我们看到在书架上放着不少艾旭丽和她弟弟（也能弹钢琴、拉二胡，也当场作了表演，博得阵阵掌声）获得的奖品。大家都为姐弟俩的出色成绩表示赞赏，并请孩子的妈妈也弹上一曲。李女士当场就“露了一手”，大家叹服，夸奖说“名师出高徒”。她笑着说：“我刚才弹的曲子还是年轻时学的呢，到现在印象还很深，不用看曲谱上手就来，但是我在成年后学的曲子，当时学得又快、弹得又好，可是后来忘记得也快。正因为这一点，我就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早教’，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她在无意中谈到的切身体会，大家认为是一条重要经验！是啊，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很牢，而年纪大了以后，往往昨天的事情今天就记不起来。所以，我们加强学习教育要趁早啊（我国教育界对“早教”有不同看法，我意还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吧），由此也引出了大家对教育问题的一番议论。
新加坡的教育部门，不仅重视尖子学生的培养，还特别重视对成绩较差学生的培养。几年前，他们就开办了“混合班”，把成绩优秀的学生和成绩较差的学生编在一个班上课，挑选优秀的教师任教。经过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升学率普遍提高。在场的一位新加坡某大学的洪教授说，总体说来，中国尖子学生的水平要比新加坡高，但新加坡比较善于引进国际优秀人才，尤其是教育人才，使得新加坡在教育方面的进展比较快。
新加坡对社会公共教育也很重视。除了国家图书馆以外，新加坡各区都有图书馆。就在今年1月中旬，位于市中心“怡丰城”商厦的3楼新开了一家图书馆，据说是新加坡区级图书馆中最大的，而且是采用电子设备最先进的。几天前我去那家图书馆，里面一排排书架放满了各种中外书籍，还有一排一人一桌椅的电子屏，供读者点击阅览各种报纸（上海图书馆也有一个报纸、杂志阅览室，里面有不少报纸、杂志，但是电子阅报屏仅在二楼大厅的墙上挂着2块）。此外，还有一个犹如办公室“分割区”那样的看碟片区，供个人观看影视或玩游戏。再往里走，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阅览室，里面有一些学生在边看电脑边做功课。
投标供应商为了中标获取利益，各个供应商之间彼此达成协议：一致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藉以形成垄断报价；或者相互陪标，轮流中标，串通一气，操纵中标结果。由于高校科研设备的专业性及一些科研项目的特殊要求，能够做到的供应商本来就比较少，更加增加了串标围标的几率。另外，一些供应商虚假应标，在投标文件中承诺实现招标文件中的所有需求，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者一些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功能在实际实施时无法兑现，严重损害采购人的利益，最终采购人只能解除合同重新采购，而中标供应商一般就是被没收履约保证金，使用部门的科研进度被耽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写到柳传志的生平时，作者介绍他小时候在达志桥一所学校读书，顺便说了一句，这里是康有为当年“公车上书”的地方。而后说起柳传志在四人帮时期用左手写了封匿名信，成为当时一件大案。“这个举动虽然不能和公车上书相比，完全两回事，但某种血脉是一致的。”这种叙事手法为“非虚构”叙事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附加上合理想象，让文本更加富有创造力。
[11]纪洪涛：《生长在民间的诗学:狂欢诗学—巴赫金诗学思想论纲》，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在另一房间里，设有自动借书机，凭新加坡身份证就可以借书。我从书架上挑选了7本书，用女婿的证件在此操作，电子屏幕上显示有两种语言，我点击了“中文”，它提示最多可以一次集中叠放8本书。我按提示操作，结束后它“吐”出一张清单，并告知还书日期。若要还书，只要到另一“窗口”（也是电脑操作），一本一本依次塞进去即可。新加坡的教育部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新加坡舍得在市中心的“寸金之地”开设图书馆，体现了政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那里的儿童阅览区更引人瞩目：书架上都是五彩缤纷、图文并茂的各种书籍。在一张约4平方米的矮桌旁，围坐了一群小孩和家长。孩子们手握那里提供的“万次”彩色笔，在特殊的“纸张”上写字或画画，不时爆发出欢声笑语。
新加坡不仅重视青少年文化教育，还热情支持办好社会“终身教育”。我在电台里听到介绍老年书法班，于是我去电了解情况。一位女士热情地介绍说，该书法班已经办了36年，在社会上反响很好，每年都有招生，3年一期，收费2400新元（约合12000元人民币，价格不菲）。我自我介绍说，我已退休，从中国来此探亲，准备居住3个月，问她：“我可以报名‘插班’来学习吗？”她答：“抱歉了，名额已经满了。”由此看来新加坡老人的学习积极性有多高。
新加坡政府还积极支持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办好社会教育工作。譬如，前年我们到新加坡探亲，参加了由新加坡的一个基督教教会开办的英语培训班，教师是一位“志愿者”，免费为大家上课。学员向社会公开招生，收费低廉。我们入学时发现，学员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以打工的年轻人居多。和我们夫妇俩来此学习的目的一样，主要是想通过学习，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
新加坡重视教育的经验，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