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淮海地区户口与劳动力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劳动力论文,户口论文,时期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淮海地区位于太行山以东，燕山、长城以南，秦岭、大别山以北，东至黄海、渤海，包括现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以及安徽、江苏两省的淮河以北地区。这一地区历来人口众多，农业发达，是历代统治者所倚重的经济区。社会动乱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汉末大乱，使这一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户口与劳动力损失惨重。魏晋时期政局相对安定，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回升。西晋永嘉之乱以后，这一地区又陷入了长期的分裂混战的局面。户口每况愈下，而史籍记载既不详细又不系统，笔者不揣浅陋，在对魏晋时期该地区户口探讨的基础上，试图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对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户口状况略作辨析和考订。
一、十六国时期
自汉魏以来，西北边境不断有少数族人徙居内地。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种：一是在战争中被掳掠、裹挟而来，这方面的记载屡见史书；二是由于少数族人原居住地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仍，他们不堪忍受，便以“归附”的名义主动移居内地。新移民在内地除了“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家使出谷”，输“租调”（注：以上引文分见《三国志》卷15，《梁习传》；卷26，《郭淮传》、《牵昭传》。）外，更有为数不少的人被掠卖为佃客和奴婢，（注：《三国志》卷22，《陈群传附子泰传》：正始中，泰为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这奴婢当是以匈奴人充当的，当时以匈奴人为奴婢相当普遍。《晋书》卷93《外戚王恂传》：“太原诸部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记，太安中，并州饥乱，石勒先是险些被北泽都尉“缚卖”，后终被“两胡一枷”卖往山东以“充军实”。）政治地位较之汉族民众更为低下。自然灾害频仍和西晋后期政治黑暗，八王之乱时，权贵们竞相拉笼少数族上层酋豪参加战争，这些首领便以“勤王”为名，纷纷招募各族民众迅速壮大自己的势力。西晋末年社会本来就充满了尖锐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在这些酋豪的煽动下，各少数族民众表现异常活跃。
华北大地的土著居民相对平静的定居生活不复存在，他们面临着沉重的灾难，在旷日持久的兵燹中，有不少人被迫远徙他乡。《晋书》卷65《王导传》说：“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专家估算，南渡的北方人口约有90万，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强，而这些徙出的民户以今河北、河南、山东境内居多，（注：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即主要是黄淮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另外，这一地区的农民还大量移居辽西。那时，割据辽西的鲜卑族慕容部为了安置这些流民，相应地陆续设置了侨民郡县，“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注：《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魏书》卷110《食货志》记：“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 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黄淮海地区的户口在急剧减少。西晋末年，青州刺史曹嶷攻略下今山东西北部一些地方，拥有十余万众，而“遂有雄据全齐之志”（注：《晋书》卷102， 《刘聪载记》。）。由此不难推知，齐州这个昔日人烟繁盛的地区，户口已衰减到何等地步。
十六国时期，先后统治黄淮海地区的少数族政权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和南燕等，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的频繁易帜的背后，却是以惨烈的战争、血腥的屠戮和民众的涂炭为代价的，战争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户口数目的进一步恶性减耗。现依次将诸政权统治下该地区人口状况逐一予以考辨。
后赵
后赵建国（319年）前夕， 石虎率百僚劝石勒称帝时上疏道：“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案，石虎等此疏中所列之二十四郡，涉及到西晋时的冀州和幽州、司州、并州的一部分，除去非黄淮海地区的和不见于《晋书·地理志》的长乐、乐平、上党、定襄、渔阳和武邑六郡，还剩下十八郡。据晋志，这十八郡在太康元年的总户数是500240户，则每郡平均27791户。 前引石虎上疏中之“二十四郡”共二十九万户，则平均约12000户。也就是说，这十八郡在石勒称帝前，比太康元年每郡平均减少约15000多户！ 这尚不包括自太康元年以来30年间的自然增殖及陆续移居进来的少数族人口，由此可见河北地区户口之减耗！
对于后赵建国时统内诸郡户数，史籍记载不相一致。《太平御览》卷120《偏霸部》引崔鸿《后赵录》记为19万户。 如果这个数字所记无误，则石勒统内每郡平均不足8000户，与西晋时户数悬殊更大，尚不及其三分之一。
河、淮之间的户口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后赵与东晋北伐诸将领、占据淮北诸城的军政首领间在这一地区展开的大小战斗非常频繁，有时因为“战争不息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注：《资治通鉴》卷92，晋元帝永昌元年。）。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其居民户口较之河北只会更少。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石赵前中期曾经从外地迁徙大量人口到黄淮海地区定居下来（注：《晋书》卷104、105，《石勒载记》上、下。），但在冉闵在位期间，后赵国内大乱，这些移民复又纷纷逃回原籍，残存下来的民众也朝不保夕，以延岁月之命。（注：《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记：“秦、雍流民相帅西归。”同书卷99晋穆帝永和七年，冉闵“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以赵法禁不行，各还本土。……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
前燕
继后赵占领河北平原的前燕，于东晋升平元年（357 年）迁都邺城（位于今河南安阳东北），直至太和五年（370 年）被前秦灭亡的十数年间，在河南先后与东晋北伐将领殷浩、桓温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河、淮间户口只能比以前减少。
与此同时，河北地区相对安宁。前燕统治者鲜卑族慕容部的汉化程度较深，慕容廆时，已对其部民“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声称：“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注：《晋书》卷108， 《慕容廆载记》。）。慕容廆子皝称王后，“躬巡郡县，劝课农桑”，“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并下令“沟洫灌溉，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注：《晋书》卷109， 《慕容皝载记》。）进一步推行重农政策。慕容俊乘冉魏内乱取而代之，自蓟（治今北京市）迁都邺后，河北相对平静，户口估计会有所回升。但由于赋役繁重，民众有不少以隐匿为生，慕容
时，采纳仆射悦绾的建议，查出隐户二十余万户，（注：《晋书》卷110， 《慕容载记》。）可知前燕统内户口是颇具一定规模的。
晋太和五年前秦灭前燕，“阅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当然， 前燕疆域并不仅仅限于黄淮海地区，它包括辽东、山东、河南、河北乃至现今山西的一部分地域，因此，这个户口数肯定不全是黄淮海地区的实际户口数目。但因前燕统治者多次从外地迁民到此定居，当地应是前燕户口的密集区。
苻坚灭前燕后，撤兵关中时，“赦慕容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长安，……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另据同书卷111 《慕容载记》：“坚徙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这些被迁徙的人口无疑是来自黄淮海地区。
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 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孙）绰乃上疏曰：‘……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归依。”（注：《晋书》卷56，《孙绰传》。《资治通鉴》卷100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章十余上，不许。”）同样不难察知，前燕统治下的黄淮海地区的户口仍然处于低谷。
前秦
前秦灭前燕后，渐次攻占了整个黄淮海地区，直至淝水战败，最后亡于后秦为止的二十几年间，前秦对黄淮海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统治。然而，史籍对于这一时期有关该地区户口记载奇缺，在此只能作一粗略的估计。
前秦很注意对河北地区的经营。苻坚、王猛等人劝农安民，河北且无大的战事，社会相对安定，人口数量估计会有所增长。《资治通鉴》卷104记，太元七年（382年），“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胡三省在作注时，对这些产量数字提出了质疑，称为“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注：《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七年。 陈垣先生亦“以常理证其妄”，参《通鉴胡注表征》，《考证篇第六》。）。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著名史家司马光在记录这一很不寻常的“大熟”的背后，却真实地反映出，在众多劳动力的辛勤耕作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黄淮海地区是当时重要的农业区，户口在这种安定环境下，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仍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苻坚淝水之战败归途中，原前燕宗室慕容垂托言赴邺以“谒陵庙”，而阴图“复兴”燕室，“停河内募兵，旬日间，有众八千”（注：《资治通鉴》卷105，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表明河内地区人口仍然不少。次年，慕容垂军事力量迅速壮大，仅攻邺的“丁零、乌桓之众”即达20余万人，占据馆陶（治今河北馆陶）的王晏投降后，“鲜卑、乌桓及坞民降者数十万口”（注：《资治通鉴》卷105，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相比之下，河、淮之间户口状况要少很多。秦、晋征战不休，致使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双方为了增加户口，竞相从这里迁徙出大量人口。如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八月，前秦灭前凉，十月， 东晋“移淮北民于淮南”（注：《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元年。）， 此次迁民数目不详，但从当时军事形势上看，东晋处于防守地位，此次迁民当属战略退却，故在其淮河以北势力所及的范围内，人口应是扫地无遗的。黄淮海地区户口，又一次因人为因素而出现恶性衰减。
从总体上看，黄淮海地区在前秦统治的十几年间，河北户口会出现一些回升，而河南则不然。
后燕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 原前燕贵族慕容垂利用前秦在淝水战败后一蹶不振的良机，起兵独立，于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建国，是为后燕。自此至慕容宝退往龙城，后燕统治黄淮海大部分地区共达14年。
后燕时，河北地区户口损失惨重。晋太元十年，慕容垂与原前秦驻河北长乐公苻丕等“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是年，驻守邺城的苻丕被迫“帅男女六万余口西如潞州”（注：《资治通鉴》卷106，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同年，后燕“建节将军徐岩叛于武邑（治今河北武邑），驱掠四千余人，北走幽州。……岩乘胜入蓟（治今北京市），掠千余户而去，所过寇暴，遂据令支（治今河北遵化东南）”（注：《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太元三年，“燕赵王麟击许谦， 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治今河北蔚县），悉徙其民于龙城（治今辽宁朝阳）”（注：《资治通鉴》卷107，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 此次徙民数目不详。太元二十一年，“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注：《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隆安二年（398年），北魏拓跋珪“徙山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以实代”（注：《资治通鉴》卷110，晋安帝隆安二年。）。由于战争不断，农事荒废， 河北地区饥馑连年，在短短的十几年间，相继被驱掠而去不少人口，可知这一地区人口锐减程度是相当大的。
有关后燕时期黄河以南地区户口记载极少。太元十七年，后燕慕容垂率军跨过黄河攻占滑台（位于今河南滑县），消灭了丁零族翟氏所建魏国，“（翟）钊所统七郡三万余户，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为兖豫二州刺史，镇滑台；徙徐州民士七千余户于黎阳（治今河南浚县），以彭城王脱为徐州刺史，镇黎阳”。胡三省《通鉴注》称：“徐州之民，盖为翟钊所掠者。”（注：《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所记略同。 ）徐州民先被驱掠至滑台，后被迁徙至黄河以北的黎阳，表明各政权都在肆意搜罗人口。河南地区户口是东晋、后燕、后秦等政权竞相争夺的对象。 晋隆安元年（397年），后秦“遣姚崇寇洛阳，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万余户而还”（注：《资治通鉴》卷109， 晋安帝隆安元年。）。后燕立国期间，河、淮地区争战不已，当地户口不大可能出现回升。
南燕
晋隆安二年，后燕镇守邺城的慕容德在北魏的进逼下，率民户四万，从邺城迁往黄河南岸的滑台，称燕王。次年，再迁青州，定都广固城（今山东青州西北），是为南燕。至义熙六年（410 年）被东晋刘裕所灭，共立国11年。
南燕后期，“据五州之地”。胡三省《通鉴注》：“南燕以并州牧镇阴平，幽州刺史镇发干，徐州刺史镇莒城，兖州刺史镇梁父，青州刺史镇东莱，所谓五州也”（注：《资治通鉴》卷115，晋安帝义熙五年。洪亮吉《补十六国疆域志》卷13亦列此五州。《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德说：“朕藉五州之众，教之以军旅，……以图攻晋。”考诸《通鉴》，知其事在安帝元兴二年（403年），由此可大致认定， 南燕在其辖区内设置了五个州。前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根据《晋书》和《资治通鉴》相关记载，可知南燕辖域，北至黄河，南至今临沂，西南至今泰安，东临大海，统治范围不出今山东一省，完全处于黄淮海地区范围之内。史籍未载南燕政权的总户口数，只能根据一些零散材料作个大致估计。
慕容德离开邺城、逃往滑台时裹挟“民户四万”，再从滑台东迁青州时又驱掠多少民户，史乘阙如。《晋书·慕容德载记》说，德自滑台出发，“引师而南，兖州北鄙郡县悉降，置守宰以抚之。存问高年，军无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属路。德遣使喻齐郡太守辟闾浑，浑不从，遣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之。德进据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余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万余人。……钟传檄青州诸郡曰：……皇上……以七州之众二十余万，巡省岱宗，问罪齐鲁。……孤以不才，忝荷先驱，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乌丸突骑，三河猛士，……，浑闻德军将至，徙八千余家入广固。诸郡皆承檄方降于德。”（注：《晋书》卷127， 《慕容德载记》。）笔者以为，慕容钟檄文显然有夸大其辞，前说以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齐郡，檄文却说是“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乌丸突骑，三河猛士”，分明是虚张声势。檄文谓“七州之众二十余万”，愚以为，即使慕容德此时已真的拥有20余万人，也当是包括沿途招降纳叛的民众和军队，并不是自滑台出发时随行的人数。
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九月，东晋权臣桓玄“将行篡逆， 诛不附己者”，致使驻守北边的不少军政首领纷纷投奔南燕，中书侍郎韩范疏请乘机“拓境开疆”。慕容德“于是讲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周亘山泽，旌旗弥漫，钲鼓之声，振动天地”（注：《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这是广固城西的讲武现场，肯定不是南燕的全部兵力。有人据此估算南燕为30万户（注：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鄙以为，南燕实际户数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南燕境内尚有许多“长复不役”的户口。《晋书·慕容德载记》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慕容德“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资治通鉴》将此事记于兴元二年，说：“备德优迁徙之民，使之长复不役，民缘此迭相荫冒”云。（注：《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二年。）
既然荫冒由来已久，括户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完成。后燕时，慕容宝即位，“遵（慕容）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南燕情况也不例外，刘裕在安帝义熙五年北讨南燕时，有人建议“芟除粟苗”，坚壁清野，以困客军，南燕主慕容超则认为：“京都（即广固城）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注：《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卷128，《慕容超载记》。）
纵观十六国时期先后出现在黄淮海地区诸政权的户口情势，大致呈现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较之魏晋，人口数量明显减少。
第二，人口流动现象严重。黄淮海地区是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区，人口相对集中，所以成了各军事力量争夺的主要对象。各政权掳掠裹挟来大量少数族人口，而土著居民大量出逃或被徙出。此外，还有不少人口在饥荒和战乱中丧生。
第三，居民成份复杂。除匈奴、鲜卑、羯、氐、羌而外，还有不少其他族人相继进入该地区，他们历经了长期的居无定所，对农业生产事业自有不小的消极影响。
第四，局部地区、特别是某些军事政治中心地区，在短时间内出现过户口相对集中，促使经济发达的情况，南燕国内“麦禾布野”，“余粮栖亩”（注：《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义熙五年。）， 呈现出短暂的复苏繁荣气象。所以，对十六国时期的户口与劳动力状况，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二、北朝时期
北魏统一山东以后，除了政府有组织的徙民、移民就食外，人口相对稳定。孝文帝改革后至六镇起义前，北方户口发展显著；魏末户口又有所下降。黄淮海地区在东魏、北齐时的人口出现大幅度回升。
《魏书·地形志》曰：“正光（520—525年）已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杜佑曰：“按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后，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户有五百余万矣。”尔朱乱后，户口剧减，“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户才二十，口百而已。”（注：《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丁中。 ）河北地区是六镇起义的主战场，战后仍能保持“大郡”地位，可知战前户口甚盛，尽管在北魏前期的道武帝至献文帝期间本区大量民户被迁往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其具体材料有：
1.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北魏已平定山东， “徙山东六州民吏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注：《魏书》卷2，《太祖纪》。唐长孺先生据《北史》、 《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认为“三十六万”之“万”应是“署”字之讹。见《太祖纪》之《校勘记》第九。）。
2.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年）“夏四月己巳，徙冀、定、 幽三州徒何于京师”（注：《魏书》卷3，《太宗纪》；《北史》卷1，《魏本纪》。）。
3.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447年）三月， “徙青州民于京师”（注：《魏书》卷4下，《世祖纪》。）。
4.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五月， 徙青州民于京师”（注：以上分见《魏书》卷6，《显祖纪》；卷4上，《世祖纪》；卷4下， 《世祖纪》；《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
上引材料已清楚表明，北魏政府自从占领河北之日起，直至孝文之前的北魏前期，不断地从黄淮海地区往京城所在的平城地区迁徙户口，第2、3、4两条材料没有标明迁徙人数，仅第1条材料累计已逾50万人。
但是，河北毕竟是北魏政府所倚重的地区，因而也往河北迁徙过不少人口。太武帝延和元年（432年）“九月乙卯，车驾西还。徙营丘、 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三万家于幽州（治今北京市）”（注：以上分见《魏书》卷6，《显祖纪》；卷4上，《世祖纪》；卷4下，《世祖纪》；《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六月，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 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冀、定、相三州为营户”（注：以上分见《魏书》卷6，《显祖纪》；卷4上，《世祖纪》；卷4下， 《世祖纪》；《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六年十一月辛未，“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七年二月，“永昌王至高平（今山东济宁市东南）、擒刘义隆将王章，略金乡（今山东章丘县西北），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注：以上分见《魏书》卷6， 《显祖纪》；卷4上，《世祖纪》；卷4下，《世祖纪》；《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从以上材料，以最保守估计，徙往河北的人口已超过20万。
北魏政府很重视对河北地区的行政管理。道武帝天赐元年（404 年），“魏以中土萧条，诏县户不满百者罢之”（注：以上分见《魏书》卷6，《显祖纪》；卷4上，《世祖纪》；卷4下，《世祖纪》； 《资治通鉴》卷113，晋安帝元兴三年。）。献文帝时，以“广阿泽在定、 冀、相三州界，土旷人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韩）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大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注：《北史》卷37，《韩茂传附均传》。）。“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398—404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426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资治通鉴》卷120宋文帝元嘉三年所记略同。）。《资治通鉴》卷120也记下了这条材料， 并点明了时间和地点是“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隐”云，故而，这里就可以认定，文中之所谓“漏户”、“杂营户”虽然“遍天下”，但河北尤为普遍。耐人寻味的是，太武帝在始光三年诏杂营户“一切罢之，以属郡县”。但是，事隔18年后的太平真君五年又在冀、定、相州置营户。（注：见前揭《魏书》卷4 下，《世祖纪》。）献文帝“又以五州（定、冀、相、青、东青）人户殷多，编籍不实，诏（韩）均检括，出十余万户。复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注：《魏书》卷15，本传；卷7上，《高祖纪》；卷8，《世宗纪》。）。不过，也有地方官借检括户口而中饱私囊者。如魏宗室元晖任冀州刺史时“检括丁户，听其归首，出调绢五万匹。然聚敛无极，百姓患之”（注：《魏书》卷15，本传；卷7上，《高祖纪》；卷8，《世宗纪》。）。到了北魏中后期，河北户口达到全盛。孝文帝时，冀州户口数目为全国第一。《北史·张彝传》载：“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人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旋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户，最为大州。”（注：《北史》卷43，《张彝传》。）。
但是，由于统治者剥削严重、政治腐败，遇到自然灾疫，户口损耗很大。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州郡十一水旱， ……相州民饿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注：《魏书》卷15，本传；卷7上， 《高祖纪》；卷8，《世宗纪》。）。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三月，“青、齐、徐、兖四州大饥，民死者万余口”（注：《魏书》卷15，本传； 卷7上，《高祖纪》；卷8，《世宗纪》。）。永平三年（510年）“夏四月，平阳郡之禽吕、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注：《魏书》卷15，本传；卷7上，《高祖纪》；卷8，《世宗纪》。）。
河北是历朝征役的主要地区。据《魏书》记载：
太平真君七年（446）五月，“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 假署山民，众旅复振。于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六月甲申，发定、冀、相三州兵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注：《魏书》卷4下，《世宗纪》下；卷79，《范绍传》；卷7下，《高祖纪》；卷8，《世宗纪》。）。
孝文帝太和年间，“值朝廷有南讨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注：《魏书》卷4下， 《世宗纪》下；卷79，《范绍传》；卷7下，《高祖纪》；卷8，《世宗纪》。）。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壬戌，诏冀、定、瀛、相、 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注：《魏书》卷4下，《世宗纪》下； 卷79，《范绍传》；卷7下，《高祖纪》；卷8，《世宗纪》。）。
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六月，“丙戌，发冀、定、瀛、相、 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注：《魏书》卷4下， 《世宗纪》下；卷79，《范绍传》；卷7下，《高祖纪》；卷8，《世宗纪》。）。
正始三年（506年）七月，“已丑，诏发定、冀、瀛、相、并、 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注：《魏书》卷4下，《世宗纪》下；卷79， 《范绍传》；卷7下，《高祖纪》；卷8，《世宗纪》。）。
宣武年间，“萧衍将张嚣之寇陷夷陵戍，……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皆会淮南”（注：《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
徐州刺史卢昶组织兵力抵御萧梁军，战于朐山，宣武帝下诏：“河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贲四千人赴之”（注：《魏书》卷47，《卢玄传附昶传》。）。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冀、定、瀛、相等河北数州，是北魏政权军事重镇。
十六国前期，北方战乱，黄河以南民户多渡淮南迁。其后，北方相对稳定，南方东晋政府内权臣争斗不休，民不聊生，民众大量北还，“晋民避乱，襁负之淮北者道路相属”（注：《资治通鉴》卷113， 晋安帝元兴三年。）。至太武帝时，淮北民户又得到较大幅度的回升，据《北史·李孝伯传附祥传》记载：“时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以祥为军司。略地至陈、汝、淮北之人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兖、豫之南，置淮阳郡（江苏睢宁）以抚之。拜祥太守，流人归者万余家，百姓安业”。
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清理隐户力度较大，但是， 隐户仍是大批产生，李冲建议设立三长制：“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争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注：《魏书》卷53，《李冲传》。）。诸如赵郡平棘（治今河北赵县）人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治今河北隆尧）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注：《北史》卷33，《李灵传》。）。孝文帝行三长制，由党长、里长、邻长负责清查户口，以一夫一妇为单位征收赋役，大批“苞荫之户”、“侥幸之人”脱离宗主成为均田制下的编户齐民，从而使北魏户口达到鼎盛。《通典》之所谓正光之前北魏户口达到五百余万，即是明证。
但是，即使是三长制雷厉风行地得以推行的太和年间，由于北、南双方长期战争，使得河、淮之间的徐、豫诸州仍然人口稀少。北魏宁远将军范绍在南境主持军务，孝文帝“诏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旷，令绍量度处所，更立一州。绍以谯城形要之所，置州为便，遂立南兖”（注：《魏书》卷79，《范绍传》。）。然而，这条材料中所举的是个极端的例子，它不能代表河、淮间之全部。周一良先生曾专门解释说徐州所属的彭城、沛郡地处两方兵争的要地，加之江苏北部土地贫瘠（注：《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又收入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故而户口不多。其实，这里不只是在北方经济刚刚复苏的孝文帝年间，即使到了东魏武定年间，户口数目仍然远远落后于淮北其他地区。北魏献文帝天安二年（467年）， 即攻占了“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胡三省《通鉴注》：“淮北四州，青、冀、徐、兖，豫州淮西、汝阴、新蔡、谯、梁、陈、南顿、颍川、汝南（应是汝阳）、汝阴诸郡也”（注：《资治通鉴》卷132，宋明帝泰始三年。 ）。自此，淮北一直为北朝所有。周先生将《宋书·州郡志》和《魏书·地形志》中关于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先后隶属于刘宋和东魏时，相同的诸郡户口作了对比，前者记诸郡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户口数， 后者记诸郡东魏武定年间（543—549年）户口数，通过对比，发现只有徐州所属彭城、沛郡户、口数均减少，其余诸郡在80年间的总趋势都是户口激增。周先生将河、淮间户口激增的原因归纳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和推行三长制的结果。鄙以为，除此之外，80年间人口的自然增殖和外来人口的移居，似乎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北魏后期政局动荡，孝明帝时元晖上书一再说，“国之资储，唯藉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收入租调，割入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注：《魏书》卷15，《元晖传》。）。孝庄帝时殿中侍御史宋世良“诣河北括户”，“所括得丁倍于本帐”（注：《北齐书》卷46，本传。），说明隐户问题十分严重。 《北史·魏兰根传》载：“孝昌（525—527年）末，河北流入南度，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时河北流移人聚青土，众逾二十万”（注：《北史》卷33，《李灵传附浑传》。）。河北人数锐减。《通典》卷七杜佑自注曰：“其时以征战不息，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才二十，口百而已。”政府直接控制的总共只有“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
北魏分裂以后，黄淮海地区相继分属东魏、北齐。这时，河北地区因远离作战前线而趋于稳定，据《魏书·地形志上》，东魏武定年间定州有177501户、834274口；冀州有125646户、466601口。细检《地形志》上瀛州：“太和十一年（487年）分定州河间、高阳，冀州章武、 浮阳置。”沧州：“熙平二年（517年）分瀛、冀二州置。”可知瀛、 沧二州是从冀、定二州分置。因而要统计出原冀、定二州户口，就应包括瀛、沧二州。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三月甲戌，以冀、 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至六月，“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九月，“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则定、 冀二州所活饥民总数为1698700多人。 案当时实际著籍人口数与此不会相差太远。权且把它视作“正光已前”二州的人口数目，再加上新置沧、瀛二州人口数，武定时，瀛州105549户、451542口， 沧州71803 户、 251879口，则武定年间四州合计有480499户、1804296口。 （注：《魏书》卷106，《地形志上》。 ）这个数字超出上述太和七年二州饥民总人口1698700的10万以上！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北朝后期河南、河北地区的户口是有较大的增长，但在个别地区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的彭城、沛郡确实也出现了减少的情况。
洛阳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户口有较大的起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从旧都平城地区迁徙到洛阳大量人口，《魏书》卷7 下《高祖纪》，卷19中《任城王云附子澄传》以及卷65《李平传》中对此都有所反映，称之“代迁”户。元澄谏孝文帝说：“今代迁之众，……始就洛邑，……今兹区宇初构，又东作方兴，正是子来百堵之日，农夫肆力之秋。”可知“代迁户”原本就是农民。他们的到来，对于开发洛阳地区农业生产，起到很大作用，尽管后来不少人加入了禁卫军。（注：《魏书》卷7下，《高祖纪》载，太和二十年（496年）下令“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北齐书》卷1《神武纪》记曰：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自洛阳迁都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是说从洛阳地区徙往新都邺城的官、军、民共达40万户，以户均五口计，则有20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周一良先生“颇疑（北齐书神武）本纪之户四十万实指人口数，而非户数”（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齐书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推论令人信服。 40万人骤然离开洛阳，直至北周灭北齐后的大象元年（579年）二月， 又开始经营洛阳，以洛阳为东京，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注：《周书》卷7，《宣帝纪》。）此次迁回洛阳的人数，从《隋书》卷3《炀帝纪》所载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癸丑迁都洛阳诏书中可知其人数不少， 诏中说“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并与“周迁殷人”并举，视为不安定因素。（注：高敏先生也认为“并州移户”即是北齐灭亡后由相州迁洛的户口。见《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刊于《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一边大规模营建洛阳，一边下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洛阳地区居民人口又有大量增加。
东魏时期各地隐户很多，孙搴即受命“大括”诸州郡之“逃隐者”而“所获甚众”（注：《北齐书》卷24，《孙搴传》。）。但此次仍未根除隐户，武定年间，孙腾“使于青州，括浮逃户口。”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注：《北齐书》卷18，《孙腾传》。）紧接着，东魏又在全境实行大规模的括户，《资治通鉴》卷158大同十年（544年）记曰：“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梁大同十年即东魏武定二年。前文已述，早在北魏孝庄帝时，宋世良诣河北括户得丁“倍于本帐”，表明东魏隐户则只是北魏隐户的继续罢了。
北魏以来，还有大量诸色人户未入郡县户籍。如农官系统管理下的“民屯户”、为官府放牧的“牧户”、诸军镇的“府户”，以及在官府供役的“乐户”、“伎作户”、“杂户”、“供诸寺扫洒，岁兼造田输粟”的“佛图户”，“乃至寺院的“僧祗户”等，这些人户数量很大，其中仅“民屯户”一类，在孝文帝时即占当时著籍户口的十分之一。（注：《魏书》卷62，《李彪传》。）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 “诏免诸伎作、屯、牧、 杂色役隶之徙为白户”（注：《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周灭齐时，在齐境内仍有此类民户的存在。周武帝下令“凡诸杂户，悉放为民，杂配之科，因之永削”。除放免杂户外，周武帝还特就原北齐境内数量众多的官私奴婢，接连几次下诏赦免。并明文规定“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尤其是武帝灭齐后推行灭佛政策， 解放出大量的劳动人手，据说是“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注：《广弘明集》卷10。）。不过，灭齐后的第三年（579年），又恢复了佛教，国家著籍人口肯定又会有所减少。
北齐人口集中在黄淮海地区，黄河北岸诸州尤甚稠密。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年），曾打算迁徙冀、定、 瀛三州无田之人于幽州宽乡安置，当时谓之“乐迁”（注：《通典》卷2，《食货志二·田制下》。 ）。
至隋，在政治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黄淮海地区人口又有大幅度增长。
关于隋代户口最为殷盛的大业年间户口总数，史籍记载各异。《隋书·地理志·总序》记，户8907546、口46019956。 （注：《隋书》卷29，《地理志上》《总序》。）。
据隋志统计，黄淮海地区户数5049025，乘以户均口数， 知这一地区总人口大约是25598556口。笔者认为，这两个数据是较为接近事实的，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黄淮海地区的户数和口数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隋代户口 和黄淮海地区户口均是自汉末以来最为殷盛的。
隋代户口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之一是著籍者众多；其二，尤其是南北统一之后，社会安定，以前经常大量迁徙户口的现象不见了，当然，个别时期因自然灾害影响，也有移民就食的情况，也有个别地区因人口过多、土地过少以致出现“衣食不给”，政府组织迁民“均田”的事。（注：《隋书》卷24，《食货志》。）但这都是不常见的例子。其三，户口数量增长快。究其原因，鄙以为，首先是由于隋朝建立后，重新组合的政治集团，使历代王公贵族、衣冠之户不再像过去那样地荫庇户口，“大索貌阅”等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能够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使户籍真正反映出户口的真实情况。其次，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的繁荣，户口的自然增殖会高于战乱年代。（注：汪篯先生《隋代户数的增长》一文认为，隋自开皇九年至大业二年的17年间，总户数由700万左右增加到900万左右，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见《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再次，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结束了，必然会迎来了一个生育高峰期，这在人口学上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叫做“补偿性生育”，隋代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但是，风风火火的隋朝享祚日短，安定与殷盛很快就过去了。隋末战争使户口又一次受到大量减耗，黄淮海地区首罹其难。直到唐代前期，这里仍是满目荒凉。贞观六年（632年）魏征等说：“隋氏之乱， 非止十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注：《贞观政要》卷2，《纳谏》第五。）黄淮海地区户口损耗最为严重，到了唐贞观十三年，这一地区与隋代户数之比例尚远远低于其他地区。（注：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综上所述，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淮海地区户口与劳动力之消长呈现以下诸特点：
1.于长期分裂、政局动荡、战争连年，水旱蝗灾频仍，社会经济生活遭受严重影响，人口自然增殖力减小，加之各种编户外人口的大量存在，是造成这一历史时期户口徘徊不前的重要因素。
2.本区地处中原，自然条件优越，为历代政治军事集团视为禁脔，志在必得。故而，战争创伤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这也是该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3.本区社会经济素来发达，在中古自然经济条件下，它具备人口大幅度增加所必需的特质条件，所以，一俟战乱停止，社会环境安定，人口自然增长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4.本区是历代政权惨淡经营的地区，政府屡次组织徙民定居本区，当然，也有多次迁民到其他地区的记载，总之，本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人口调节作用，对于封建国家的整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劳动力的众寡与农业生产之成效，从理论上讲，肯定是呈正比例关系，一个地区的劳动人手增加了，生产收效理应得到提高，反之，劳动人手减少，生产收效相应也要减少。但是，史籍中对这种严格对应的记载极少，故而只能在材料范围内先作一个大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