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 全球性治理共同体问题研究
邵发军
(河南理工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的开启把人类本质性的全球性治理能力吁求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人类基于全球性问题的对象化与危机性的反思所策划的全球性善治前景，在全球性复合性公共治域结构情形下，并在民族国家制度与体制分立下的治理结构的二元对峙之张力中要求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出场，而基于国际权力结构重组、全球性制度责任错位、全球性治理主体缺位、全球性治理政策失灵与全球性治理理念的诸神纷争等症候而规划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就成为治理性共同体与我们得以谋面的基本主张而共同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人的类本质绽放这一向度。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性共同体；复合性公共治域
本文系河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研究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认同研究》(编号：SJDZXYB-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理念提出以来，我国基于这一新时代重大历史性命题形成了全球治理的一些基本思想：全球治理已经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全球治理制度与机制的革新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应该引领全球治理朝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可以说，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对全球性治理问题发出了“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智慧”，形成了“中国方案”，基本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新理论。
一、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反思
世界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金融震荡及其所引致的全球性经济发展乏力，重新审视全球性治理问题业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虽然全球性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各个领域的治理制度和治理体制已经显现出重构的趋势，但是，目前运行的全球性治理制度与机制未能及时和有效性地应对全球性问题，使得全球治理呈现出深度的失灵，全球治理呈现出种种困境：国际权力结构重组彰显全球治理的主体缺位，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导致全球治理制度性责任错位，全球性运转机制的杂多性凸显全球治理政策弱化及失灵，全球治理性问题的扩大化突显固有的全球治理的捉襟见肘，全球治理理念的诸神纷争使得全球治理六神无主。
(一)国际权力结构重组彰显全球治理的主体缺位
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这种体系主要体现为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和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两大板块，它们分别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而发挥作用，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质：其一是“中心—边缘”式的层级递推及递减结构；其二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协作模式及权力弥散作用；其三是围绕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的传统问题而旋转的双维度运作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直到现今的20多年间，整个国际权力的结构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引起全球经济与权力重心偏移的东方新兴国家的集体性隆起。自2001—2010年的十年间，新崛起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大于6%，而“金砖国家”的整体平均增长率大于8%，整体大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4.1%的发展水平。[1]8-13在经济实力凸显的同时，这些新崛起的国家要求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其二是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扩展，世界性的国际权力呈现出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弥散的流转性特质。
当今世界性的国际权力体系所展现出的“非中心化”与“弥散化”两大特质，势必引致当今全球性治理机构的合理性与效度性危机。而基于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不断提升，在如何面对非传统性治理问题上，原有的以主权国家为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基本上无法积极应对非传统性的世界性挑战。基于此，全面提升并加强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性治理领域的地位与作用，势必成为提高当今世界治理有效性的重大课题。
(二)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导致全球治理制度性责任错位
今天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的全球一体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人类目前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安全问题(战争主义与恐怖主义及其各种变式)、发展问题(南北差距加剧、金融危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峙)、生态问题(全球性气候问题、极端的自然灾害、生态系统失调等)、网络空间问题(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等)、太空发展问题、人类伦理问题(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智能生命问题)。可以说面对这六大全球性问题及其所引发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共同性事件，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同时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人类面临的整体性问题，更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可以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当今世界，快速推进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与多元化正重新建构一个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共在性的未来时空；伴随着全球性权力格局的重新布局，全球各种有形与无形力量之间的角逐日益加强；世界格局的跳荡性发展及世界性矛盾的加大与其所引致的世界性危机，都会导致世界性问题场域的不断扩展，这样就会使得全球性治理问题一定会突破原有的边界与模式，从而对全球治理提出更高和更全面的要求。
(三)全球性运转机制的杂多性凸显全球治理政策弱化及失灵
高效的治理体系需要公正合理的基本制度及良好的运作机制的支撑，被公认为世界上基于宏大体系与规则而进行协控的集合体的全球治理，更离不开制度与运转机制的有力配合，可以说，在一个尚无世界政府的一体化世界来构建基于善治目标的治理体系，急切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制度和运转有力的机制的建立。
在目前全球治理不断被强化的情形下，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乃是不断完善以国际制度及附属于其下的运转机制这一载体来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平台，在此形势下，基于全球治理的需要催生了大量国际性制度及其运转机制。这些制度及其机制的“集聚体”势必引致机制的复杂性，进而使国际运转机制显露出“片状化”持存和 “无中心化”架构的基本特质。基于这一特质而使得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协调和契合无法高效展开，进而使得运转机制呈现出一种零散的杂多性，最终会招致全球治理政策的弱化甚或失灵。
为了解决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东亚地区国际制度及其运转机制，目前呈现出“片状化”和“无中心化”的特征，再加上多样性制度之间缺少极为有效的调控，使得制度的竞争性突显，从而压抑了制度的统一性，使得地域合作与身份认同的进展迟迟未能有效向前推进，导致了东亚经济共同体培育效果不佳状况。作为解决世界性气候问题而成立的世界性“大多边”和地域性的“小多边”气候制度及其运转机制，如同解决金融危机一样使得全球气候治理政策的弱化及其失灵不断被加强，所以目前呈现出超200个国际环境协议正遭遇 “无政府主义的低效率”[3]现象。
(四)全球治理性问题的扩大化突显原有全球治理的捉襟见肘
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对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反思性问题成为人类认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切入点，而气候问题的全域性同基于狭隘地缘共同体的治理方案的悖论关系的持存及其紧张，使得目前对世界性气候问题的治理制度无法实现全球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进而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在各国局部利益激烈博弈中呈现出无主体性与无责任性的窘境；早期由美国主导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构建，到今天对世界不发达国家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改制的这种前扬后抑的WTO发展过程，体现了当下全球性经济与贸易治理规则的制度性责任错位，它进而带来了全球性治理的内在制度危机与困境。
作为“双刃剑”的互联网所打造的人间经济发展奇迹，势必产生人类公共利益的不断被侵蚀及其国家主权与安全遭到危害等问题，对于此问题的解决势必要求基于利益冲突的各国政府进行深度治理，基于此，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及其行为规范、打造无缝焊接的网络虚拟命运共同体已经迫在眉睫。然而，时至今日，在世界性的网络制度、网络安全合作、安全技术平台等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问题上各国都没有达成共识，全球性网络共同体及其全球性的治理结构仍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处女地。
人类太空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太空活动的日益增多，太空博弈所导致的太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太空治理进入了全球性视阈。在太空经济活动多元化和大国角逐太空资源白热化的情形下，单靠单边主义思维方式所制定的太空制度已无法应对当下治理太空活动的需求，所以全球性太空治理尚需制定新的制度来处理新型的棘手太空问题。另外，极地空间资源与海洋权益问题扩大化、世界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等问题的日益凸显，彰显了全球治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
(五)全球治理理念的诸神纷争使得全球治理六神无主
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目前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其一是自下而上涌来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多样性价值规范从世界边缘进入世界中心地带；其二是新兴经济体中的国家所输出新的价值规范及其理念，打破了原有规则的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基于自身发展实际和利益需求的多元化理念的诸神纷争日益突出，这将会导致全球治理规范出现缺失。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治理过程中，长期存在着重自由轻发展的悖论性理念及其实践，导致了南北贫富差距问题与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持续加重；在全球安全领域，基于国家利益的国家主权原则与基于“人类安全”的人权原则的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国家安全与人道主义灾难问题，正在冲击着当今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效性；在全球贸易领域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要求发展的市场自由主义与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了全球贸易机制的重新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危机，上述问题及其交织所产生的问题使得当前的全球治理理念显得六神无主。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方法也被用于隧道位移的预测。经查阅文献，总结关于隧道的预报预测方法，一般分为以下几种：(1) 神经网络与各类算法相结合，包括BP网络和统计模型结合[1-3]，SVM和鱼群算法[4-6]；(2) 考虑隧道位移的模糊性，采用时间序列及其衍生方法关于隧道位移的预测，包括灰色理论与时间序列[7]，非等距时间序列模型[8]；(3) 小波变换和神经网络，包括小波变换和神经网络[9]，小波分析和灰色模型[10]。这几种方法原理上存在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预测精度，且优缺点共存。
二、人类命运与全球性治理共同体本质性关联的阐释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构了一个基于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体系，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是全球体系中践履国际行为体所要求的法律主体和政治主体。“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2]122。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间交往的主导性原则，而全球化的全面与深度发展凸显了民族国家的共生性关系，彰显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体意识，而这一共生性关系与共同体意识折射出了基于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当今全球治理体系的窘境：即局部价值观与共同价值观、主权国家利益与全球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性关系，进而引发了全球治理制度性责任的错位甚或断层。
其中有一件《老教授像》（无框，仅画片）作品背面亦为一幅油画作品，严重发霉，模糊不清，可辨为一男子坐像（图1）。所以是一个藏品号，实际为两幅作品。
“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4]，习近平提出的四点建议，道出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全球性多元主体间性的勃兴与民族国家利益分立的基本张力，重构了全球性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图景，但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层次的治理主体在功能上所定向的特定治域，导致了目前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碎片化场景。这一特定指向的功能性治域根本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治理领域，而全球性的问题(如全球性气候问题、国际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金融危机问题、太空空间开发问题等等)属于一种复合性公共治域，它是一个整体而非局域性的存在者，无法进行切割分立。目前全球性复合公共治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积极关注和科学有效的治理，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为全球性复合性公共治域被人类所关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全球性治理共同体是国际性公共事务的一种治理机制，其主旨是全球性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基于民主性治理和公共性规范而构建的一个具有共同未来目标定位、共同价值指向与共同利益需求的有机体，一般而言，全球性治理共同体是一个由政府(政治性)、市场(经济性)、社会组织(民间性)以及公民个体(个体性)等共同组成的具有复合性公共治域并承担国际性公共责任的有机体。
精矿铁品位提高0.23%，精矿产率提高6.62%，铁回收率提高12.61%；次级精矿品位降低了7.03%，产率降低15.84%。
在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持续性生发引致人类命运危机空前加大的情形下，全球性治理共同体必须依靠全球性多元主体来构建一种围绕复合性公共治域而旋转的全球性治理制度与机制。基于人类的共生性特质，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性关系共同书写了人的类本质。而人类的命运在全球性的公共对象、国际性的公共责任与共生性的公共关系中被不断地加以重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把复合性公共治域的“归责叙事”由“指向国家”到“指向我们”。全球性治理共同体借助网络虚拟共同体积极进行全球性治理的多层次动员，主动性地构建认同氛围、消解分歧阻隔与缝合复合性公共治域受损的价值链，把人类的类意识、类能力、类思维、类关系、类行为积聚起来而达至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通过建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来洞穿民族国家林立的局部制度与体制的硬性固化边界，从而把全球性治理共同体与人类的命运勾连起来。
在人类命运被全球性一体化向前积极推进的过程中，人类如何面对全球性的问题而进行有效的深度治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蓝图，为全球性治理注入了新的正向动能，这一倡议投射出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未来前景，引起全世界人民的积极关注和高度热议。
当今全球性治理呈现出民族国家并立的治理与全球性复合性公共治域的跨国界间治理二元对峙的紧张性结构，导致了全球性复合公共治域的连续颓废与全球治理失效的问题。鉴于上述治理结构的紧张，亟需重构一种新的适应全球性善治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全球性复合公共治域所存在的治理困境。
针对全球性治理结构的紧张与错位现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需在对人类本质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全球性治理共同体，这种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与全球性复合性公共治域对应的超越民族国家、局域性市场与民间社会边界的一种融合性组织与总体性组织。在民族国家分立的情形下，全球复合性公共治域的建构事关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过程。从人类共同命运的视阈来看，构建全球性治理共同体一定不是全球多元主体的简单并列的机械组合，其实质是要求在保持民族国家独立主权地位基础之上的一种结构与功能上的主动性嵌入，重置彼此合作的价值规范与认同、建立利益交涉与结构协作的共进机制，进一步达至全球多元治理主体在利益上的共享、责任上的共担、结构上的互补、行为上的协调与资源上优化的目的。“全球治理无疑要打破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消除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的等级，从人类整体的高度审视和处理当代事务，因此，相对凸显了人们不甚习惯的统一性、共同性、整体性。”[5]
拟制定出符合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和院系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构建以实用性内容为主的、培养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课程内容体系；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适应个性发展的分级教学模式，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本专业学生英语四级通过率和英语口语沟通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太好了，比起骑着驴子去江南，我更愿意和宇晴姐姐一起骑大鹏去万花谷！”上官星雨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鲲的每一根羽毛，都像一把小扇子似的，或收拢或散开，她如果这样揪着扇柄往上爬，鲲不会疼吧，会痒吗？星雨喜滋滋地伸出手去摸鲲，没想到它腹中咕噜一声雷鸣，身体往后一缩，灵巧地躲到了宇晴身后，这家伙，它还有一点认生呢！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问题
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的善治理论，所对应的问题域是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原则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及其主权国家政府控权所引发的政府失效，主张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多元与复合治理。就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而言，本质上是全球性复合性公共治域的有效治理何以得到落实的问题。全球性治理共同体作为多元与复合治理主体间性的一种全球性公共事务治理机制，需关注多元与复合性主体如何在共同体内生成、他们在什么样的共同体规范下进行治理，这一治理共同体所形成的基本场域是如何开启的。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实验纳入的100例患者均不存在严重心、肝、肾等功能性疾病,不存在药物过敏问题,且在一般资料(年龄、性别等)方面比较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具备可比性。
(一)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理念构建：对人类共生的公共性理念的认同
人类社会的共生性所要求的公共性理念是一种终极性的道德关切，展现了全球性的公平与正义；全球性治理共同体所要求的公共性是以全球性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并以人类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世界公民把世界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整体来看待，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一种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他们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特殊属性，是以人类的共生性特质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世界公民共同体”意识，它是一种把世界公民责任与道义嵌入于全球化与一体化情景中的全球性伦理。
Computes(Y,{RA,RB,A,TB}A_S)∧Send(Y,y)∧Contains(y,{RA,RB,A,TB}A_S)∧
对人类共生性的公共性理念的认同，要求积极从世界公民精神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这种对公共性信仰与坚守的世界公民精神倡导人们不单单要追求自身和团体的局部利益，更应该关心人类共同的和未来的人类利益。在当今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家、社会与市场都需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为其终极性目标，始终坚守公共性这一基本原则不动摇。
(二)全球性治理共同体联合主体的构建：基于共同价值与合作治理共赢的共识
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性治理应该作为国家、市场、社会与公民共同的集体活动，所以，由政府性主体、市场性主体、民间社会性主体与个体性主体共同构架的多元复合型主体的培育就成为全球性治理共同体建构最重要的环节。
本模型对比了STINE等[5]设计的25 kW碟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运行数据，结果显示由本模型计算获得斯特林发电机机效率和整体效率很接近文献[5]的设计值，从而验证了本模型的正确性。
第一，积极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突显它在全球性治理共同体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完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机制。积极推进全球性治理国际体系的现代化与科学化，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共同价值逐步渗透到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国政府主体的“元治理”功能。在加强联合国全球性治理能力的情形下进行顶层设计，大力消解因各国不同制度与体制间的不协调而引发的突出问题，积聚共同价值目标的凝聚能力，提升世界性资源的整合能力，落实落细世界各国政府的责任，进而使得多元复合型主体成为全球性治理的参与者、组织者、服务者与推动者。
第二，积极培育全球性市场社会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全域性治理参与意识，打造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共同价值。全球化视阈下的社会组织在全球性政治生活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必然需求社会共同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社会共同体显现出的是参与治理的主体从传统的国家行为共同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共同体，它体现了全球主义的共同价值特点，它是对原有的仅仅依靠国家来治理世界的一种完善和发展。
建立了完善的组织协调机构。市人民政府成立天津市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建设交通委、市市容园林委、市农委、市财政局、市国土房管局、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和市林业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研究、部署、监督实施河道水生态环境治理和管理计划，审定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标准、制度、考核办法和考核结果，协调解决河道水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
第三，利益上相互协调达至共赢多赢，积极探索共同发展共担责任共同治理的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就是协调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利益，为未来的人类命运提供一个良好的存在氛围和发展空间。当前，世界仍处于不同利益需求多元化的矛盾交织期，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自身之间都存在利益的冲突。全球性治理共同体是一个集责任、价值、目标、利益为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处理好多元共生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相互交织的冲突问题，才能构建起基于共生性关系的国际公共性事务的全球合作治理。
(三)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场域建构：治理的全球性公共领域
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运转需要一个共同体主体畅抒治理意见和参与协商国际性公共事务的共同治域，共同治域的构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性治理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平台。
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作为对话、活动与参与的政治空间性共同体与哈贝马斯意义上公共领域作为协商共事的自由活动空间性共同体，共同阐释了福克斯与米勒关于公共性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作为共同体的公共领域是展演社会话语体系及话语权的公共性能量场域，多样性意向的理念在这一平台彼此进行协作性交流与沟通，符合共同体意愿的政策在平等的对话间达成，全球性公共性能量场域就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话语平台。
在当下，大力构建事关人类命运的网络命运共同体，积极营造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网络虚拟空间是构建公共性能量场域的基本路径。鉴于各个民族国家在全球性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积极关注世界性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表达出了基于本国利益之上的公共意志与公共欲求，所以世界性的公民必须以虚拟性的网络空间作为平台，来使自己的话语能动地嵌入到现代性的全球性政治生活之中，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每一个共同体分子都应关心世界性公共事务，关注事关人类命运的全球性契约、全球性政府、全球性自愿联盟与全球性治理价值共识等问题，积极影响并参与世界公共政策的达成，并通过这一场域来实现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目标，为全球性治理共同体时代的到来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林跃勤，周文.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M].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英]戴维·赫尔德，凯文·扬.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4]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02.
[5]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J].天津社会科学，2015，(1).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3-0005-06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3.001
(责任编辑：武晟)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全球治理性共同体论文; 复合性公共治域论文; 河南理工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