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和给予的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24(2015)10-0001-06 作为一种组织化“给予”(giving)体系，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历史显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社会福利在一系列的变革过程中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历史文献中，社会福利最为重要但却最受忽略、几乎尚未得到认可的一个角色就是其教育性角色。在经历过早期工业化阶段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社会福利是维持社会良知的一种主要力量。对那些不考虑经济标准，不考虑民族、肤色、宗教和阶级差异而给予的援助，必然导致其与市场化的价值观产生直接的冲突。作为再分配性社会公平的代理人，社会福利意味着反对歧视；经济人的概念不得不面对非经济性的标准；每个人所拥有的天赋尊严和独特之处得到反复不断的公开阐述，坚持不懈为之奋斗并且努力加以证明。 对于绝大多数西方人而言，尽管时代与环境发生改变，但是他们对社会福利作为社会公平与社区教育工具的基本需要仍未改变。这是本文的一个潜在主题；第二个不太鲜明的主题是：一个社会只有坚定不移地奉行提高更大公平性和传播人文价值的原则，才能拥有充分的道德信念以获得必要的资源，目标是缩小世界上“富有”国家与“贫困”国家间的差距。推动人们进步的观点和人们有关他们所处社会的观点，一定会影响这些人对其他社会是否需要变革的态度。 当然，我们有可能对其他社会鼓吹改革，但是却不可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鼓吹改革。殖民主义与东西方种族关系的历史中充斥着悲哀的伪善实例。但是，从集体主义角度而言，我们今天的态度需要高度怀疑的愤世嫉俗犬儒主义。事实上，他们可能意味着富有国家提倡对贫困国家进行社会改革的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或某些其他敌对意识形态的传播，或是进一步捍卫富人和维护富人的经济利益。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教授(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著作)曾言：“只有承诺过要通过广泛改革以改善大多数人口境况的政党才有希望与共产主义抗衡竞争。”目前，英国国内哲学现实主张的玩世不恭理念是：不顾他人地将社会福利作为世界上较为贫困民族的改革代理，目的是为了保护西方已建立起来的“美好”社会。幸运的是，贫困国家的社会福利价值观和福利政策发展并非完全依赖富有国家的影响或是态度。 然而，无论“贫困”国家如何坚决和如何有能力制定他们自己的国内政策，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存在主要的“给予性”两难困境。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不断地扩大，更为严峻的是，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现在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以警戒性速度在发展。甘纳·缪达尔教授近期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两个群体之间的政策若不发生根本性变革，世界将走向致命性的经济灾难与政治灾难。”各个社会如何共同性给予以及他们给予的动机，就像他们给予什么一样，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上健康的社会福利体系来说都是根本性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方社会福利在现在与未来的角色问题——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假设前文的观点有一定的实际意义，那么这个问题便不仅仅是国家关注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将会影响到我们与较为贫困邻国之间关系的质量。 美国人认为：“现代社会福利只能被视为是给予陌生人提供的帮助，而不是给那些未曾要求的因为个人纽带原因而应得之人提供的帮助。”因此，社会福利必须正式组织，由陌生人实施行政管理，由陌生人集体性付费。 在任何社会之中，通过私人市场以外的代理、机构与服务项目运行的社会福利或社会服务，都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定义。由于社会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和专业化，社会福利体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和专业化。从功能的角度看，社会福利系统反映和回应更大的社会结构及其劳动分工。这个过程使得今天更难以确定变革的原因——社会瓦解的细菌与贫困的病毒——而且也更难以让其为“伤害”付出代价，承担责任。谁应该为以下事件承担社会成本：反应停婴儿、城市衰败枯萎、烟尘污染、技艺过时、自动化，人造咖啡对巴西农民的综合性影响——将不再使用咖啡豆？一定程度上来说，私人收益是可以测量的和可以归因的，但是私人损失却不能测量和归因。新古典经济学与私人市场不能对这些进行分配；他们不能系统地估计社会混乱，也不能充分满足因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带来的公共需要。 在社会与技术变革的世界里，我们越来越不能确定因果关系。这恰是西方国家历史上出现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个原因。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陌生人关怀、陌生人的利他主义均试图去填补应用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道德空虚。西方国家开发的为工业主义与变革的陌生受害者提供援助的一些服务与服务项目，不可避免地将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更加错综复杂。我们只能在本文中对其进行总体性概述和简介。 社会服务，命名于英国，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是对十九世纪工业化的一种延迟反映。现在，社会服务概念一般被宽泛地解读为包含以下公共(或是公共支持的)服务：医疗保健，教育，住房，老年人，失业、疾病和残疾时的收入维持，儿童津贴，以及对各式各样有特殊需要的特殊人群的各种特殊服务，例如被忽视的儿童、未婚母亲、盲人、精神缺陷者、少年罪犯、获释犯人和其他类型。所有这些社会服务都带有歉意地客观存在着，目的是为了满足那些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家庭和私人市场不能，或是不愿意去满足的某些基本需要。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社会福利”或是“社会政策项目”术语通常被用作可供选择的一般性标签，其中包含各式各样相似类别的集体性组织的服务，这些服务可能在范围和结构、行政管理和筹资方法，以及服务背后隐含的根本目标上存在重大的不同。 “福利国家”的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政治思想领域，它一般被视为是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领域中更宽泛的国家角色的定义，其包涵的范围不仅仅是提供社会服务。大多数关注该主题的作者，政治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均认为福利国家概念意味着政府应该在全社会一般性福利以及变迁的社会成本上承担一种更加积极和更具目的性的责任。在《超越福利国家》这本书中，甘纳·缪达尔总结到：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在西方世界所有的富裕国家中，国家已成为民主性“福利国家”，福利国家非常明确地承诺要为所有地区和社会群体实现以下广泛多样的目标：经济发展、充分就业、年轻人机会平等、社会保障以及最低标准的保护，不仅仅是收入的最低标准，还包括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的最低标准。 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可以争论的是，无论“福利国家论”是既定事实还是政治目标，它都是大型工业化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过去二十年间北美和欧洲私营公司的复兴，凯恩斯革命与经济管理技术的运用，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表下层社会被剥夺权利者的各类政党与工会的成就——使得所有这些文化不同的社会沿着相同的道路走向“福利国家主义”——这是一条马克思并未预见的道路。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也不管他们喜欢与否，北美洲和欧洲的民主党派、共和党派、保守党派、共产主义和自由党派人士均已成为“福利国家主义者”。也许德国和瑞典拥有更“先进的”养老金体系，英国拥有更综合性的卫生服务，法国拥有范围更广泛的家庭津贴，美国则可能在公共教育上花费的更多。但是，当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不同获得承认以后，一般性福利承诺依然被视为现代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事实。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政府可能会相互交替执政；但是对于福利、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承诺将不会有重大改变，有的可能只是在范围和目标上发生微小的变化。 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看，这些均属于笼统性结论，而且遗留诸多尚未得到检验的关于价值观与现实的问题。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收入和财富分配、所有权、权力和阶级的真正事实为基础的呢？ “福利国家”是否已经消除贫困、社会剥夺和剥削？人们是否感受到更强的社会控制感？人们对自己在社区工作与生活的参与感是否增强？进一步的社会变迁与技术变革将会对人类产生何种结果？未来是否会与刚刚发生的过去相类似，或者是这些观点是否是对基本上是大型激烈竞争性社会发展过渡期的一个简单预测？ 近些年来，大西洋两岸越来越多的政治评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宣告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他们或是忽视这些问题，或是倾向于表明这些问题对我们的社会已不再至关重要。这些学者这样做的原因已在他们的一般性文章中明确说明。李普塞特教授在其《政治家》(1960)一书中为许多人辩护道：“区分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议题已经被降低为‘政府所有权和经济规划问题更多一些，还是更少一些’”(对1955年世界知识大会讨论内容的总结)；而且大家达成的共识性观点是，“由哪个政治派别掌管个别国家的国内政策”区别并不大。因为存在细微差异的左右两派政党，均尝试解决那些仍然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并且将持续不断地改善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支持一般性福祉的经济部门。不论贫穷与富贵，所有人均将分享增长带来的福利。根据市场升高的自然过程，所有的阶级和社会群体均期望支持政治右派，因为增长的扶梯也会将他们自己提高。因此，自动主义代替了社会抗议。 我们再次引用李普塞特的观点(尽管英国、法国和德国有作者观点与此相似，被引用的机会是均等的)： 工业革命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工人已获得工业性与政治性公民权，保守党派已经接受了福利国家，民主党左派已经意识到与它对经济问题的解决途径相比，总体上看国家权力给自由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对于那些一定要利用意识形态或是乌托邦思想来激励自己采取政治行动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这次民主社会革命的巨大胜利结束了国内政治斗争。 这段概推化(generalization)形式的陈述有可能会成为下个世纪历史教科书中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总结。但是，从1960年的观点来看，这至少是个让人半信半疑的假设。但是，我们并不希望本文对任何作者进行批判。假如进行批判的话，就有义务详细讨论个人对近期趋势及与其相关联的多个限制性条件的解读。因此，我们不应当将这些陈述当作是李普塞特教授个人的观点，而是应该当作一种集体性世界观的表达，根据其拥护者的数量来判断，这个观点在西方的影响似乎正在不断扩大。 虽然我们并不试图对这些观点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但是，我们应该对其中的一些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因为这些观点与英国、美国人道主义社会政策的未来角色密切相关。 首先，它是非历史性的。这个观点中隐含的假设是：“工业革命”是一次性的，而且涉及到所有事务。因此，它忽视了有关经济力量垄断集中趋势的证据，忽视了公司作为拥有税收权力的私人政府的角色，忽视了社会瓦解和文化剥夺的问题，忽视了经济发达社会中生产与分配的自动化和新技术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如果说所谓“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促使所有人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阶段也许就是促使许多人不工作。这新一波的工业主义浪潮只会导致社会生活的贫困，并不会使价值观发生重大的改变。 其次，上文中说到，工人已经获得“工业公民权”。对此论点，我们唯一能做出的评论便是：这是语言的误用，这意味着工会会员资格等同于“工业公民权”。对于工人“公民权”是由什么组成的假设，一定要与我们现在对人类潜能及其基本的社会需要和心理需要的了解相关联，不能将工人们与十九世纪工业奴隶制的状况相比较。 再次，文中表达的观点是：在西方社会中，收入与财富的分配问题或者是已得到解决，或者是在西方社会中成为了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假若确实存在这类收入差距，都会根据个人差异以及对经济激励的需要进行论证辩解，而且人们认为这些收入差距不会对民主价值产生威胁。 在20世纪50年代，1％的英国人口拥有42％的个人净资本，5％的人口拥有67.5％的个人净资产。这个比例甚至被低估，因为这些数据并不包含养老金和信托(近些年来增长迅猛)，而且也未考虑大量财产所有者在他们家庭之中分配的财富，按照时间分配财富，在国外分配财富，以及以其他方式进行财富转换的趋势不断增长。 英国1954年的财富集中程度几乎为美国的两倍，远高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血腥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比例。1949年以来，美国的财富不均等性持续恶化，增长率高于1922-1949年间下降率的两倍。用最顶端的1％人口拥有财富比例的增长率来衡量，1949-1956年间(最新统计年份)不均等性的恶化，至少比过去四十年间的任何时间都要显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近年来，收入分配似乎也变得更加不平等，尤其是影响到目前定义的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他们并不全是黑人，80％的美国贫困人口是白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贫困者接受福利援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并不拥有任何自动的、内在固有的平等器。在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即较低阶级获得性社会流动的现代形式中，无工作的年轻人犯罪扮演着替代品角色。 没有证据显示，英国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所走的道路与美国有什么不同。1949年以来，英国财富占有的不均等性(尤其是从家庭占有财富的角度看)的恶化速度甚至高于美国。英国税收体制对财富拥有者在住所、信托、赠予，以及对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重新安排上的慷慨大度，几乎是西方世界中独一无二的。这种状况反映在以下这一典型的事实中：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最为显著的趋势是其向着年轻的成年人群集中。 那些宣告政治意识形态终结的人们忽视了这类证据。法国戴高乐政府和德国艾哈德(Erhard)政府可能是按照相似的趋势在运行。二十五年多的政治动荡、全球战争、“福利国家论”、管制型经济和经济增长，几乎未对巨额财富所有者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工业国是如此。财富集中体制的生命力似乎与托尼的智能蝌蚪一样顽强。财富仍会赋予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财富将比收入拥有更大权力，尽管它的运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并且比十九世纪时更加尊重公共舆论。 英国的收入分配变革模式似乎与美国模式相似。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追求更加平等的战时运动(税前与税后)彻底逆转。1963年，英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相对恶化的状况与其他人口相对较高标准状况的差距要大于1948年。 如何使私人财富拥有者与行使经济权利上的巨大差距，被看作与我们前述讨论的政治对话终结主题是一致性的？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尚未有任何政治乌托邦认为这样的经济不平等状态会永久存在，也不认为人类会喜欢这种状态。社会主义者对这种不平等提出抗议，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培育妒忌心理；正如Tawney所言，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历史证明：人性不足以强大到在收入与财富极度不平等的社会里保持真正的社区本色。 最后是第四点，这种观点中的假设是：建立社会福利是必需的，而且它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对人文主义的传播与社会不公的解决办法做出贡献。这个假设的对立面可能是正确的。作为一种制度性方式，福利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各式各样的罪行可能是以打动人心的名义实施的。福利仅是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工具，这种经济增长是通过让少数人获益，间接地促进更大的不平等。教育便是一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教育年轻人作为经济人在私人市场中更高效地与其他人竞争，或者是我们这样教育他们，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自由，能够更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独特性，而不管他们的收入、阶级、宗教和种族如何。 福利可以服务于军事目标和种族目标——例如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国家和志愿机构提供更多的医疗保健，原因不是对每个人独特性的信仰，而是因为对人类的憎恶。 福利可以用于缩小，而不是发展忠诚——就像在雇员附带性(fringe benefit)福利体系中一样。个人所得与政治静默主义(quietism)会培育企业的新封建主义，这种新封建主义可能会取代由非歧视性互助体系所培育的我们人类的共同感。 那么什么是关键性问题？什么才是健康的福利的根本所在？健康的福利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普及人文性的伦理与公民的社会权利？或者是隔离、歧视与竞争？ 当然，这类议题在社会现实中永远不会如此清晰明确。19世纪末期以来，英国社会保障措施的历史进展说明了劳动力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社会演化的担忧，对遵纪守法劳动力的需要，政党与压力团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消除变革给工人带来的部分社会成本的需要——例如，主要针对工人的工伤事故以及富人的社会良知，均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下层，来自工人的社会团结与相互帮助的伦理美德。这种动力源泉同时越来越多地表现和自发地产生于工人阶级传统与机构之中，以便对抗工业主义的不幸。通过友好会社、医疗俱乐部、教堂性协会、兄弟会、合作社，工会以及储蓄俱乐部广泛强大的网络，作为一种服务预付方法的互助保险计划发展起来，当会员有需要之时，就可以提出服务申请——生病、残疾、失业、年老、寡妇和死亡。“好的”风险与“坏的”风险、年轻人与年老者，共同承担各自的份额。他们构成了微型的福利国家，每个人都在努力证明：人类仍能对技术力量实施一定的控制。到19世纪末期，英国大约形成了24000个不同的友好会社，其全部会员代表着国家一半的成年男性。在一个世纪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期间，将它们称之为工人及其家庭的人文性机构是既恰当又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些机构在发展会员上卓越超群，远比所有的工会、政党和宗教团体更加活跃出色。 现在，我们可以将这项伟大的运动视为是外行人对工业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不确定性的同情性回答。它也表达了普通人对有阶级意识的、歧视性慈善以及残酷无情的、歧视性济贫法的厌恶之情。济贫法遭人厌恶是因为它意味着羞耻；在一个“名望”——值得他人尊重的美德品质，左右着社会道德观念的年代里，济贫法是对个人自尊感的一种侵犯。 在过去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人们追求安定的那些价值观与目标，对于理解社会福利在当今英国中的角色仍然密切相关。形成社会福利起源的方式和早期的发展方式仍然影响着今天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行原则——在范围上的综合性，在成员上的全民性与普惠性。对那些尚未解决的贫穷与忽视，以及公民参与机会仍然较少的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这仍然是社会主义面临的一项可怕挑战。但是，我们不能重返昨天亲密性的“友好会社”，我们必须寻找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与新的制度性途径，以便在未来的福利政策发展中将行政管理中的人性与再分配性社会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道主义中存在两个尚未被解决的核心议题：大人物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它们影响着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再到成人生活教育问题；失业、疾病和老年的社会保障问题；生理和精神疾病的照顾问题；住房与城市规划、闲暇与消遣娱乐问题。 随着部分人群生活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相对或绝对角度看，未来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将会下降。一方面是自动化及相关技术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儿童和老年人的依赖需要增多，均将要求更多地投资于人和社会服务，而不是投资于消费物品。当今，科学和技术开始完成一种社会理论与经济理论革命，就像战争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革命一样。机器创造工作的传统学说已经失效，如今机器已取代了工人。美国的经验清晰地表明：这些技术替代品的受害者不再只是“转换工作期间进行的短暂休息”(这是失业保险的理论)，他们永久性地失去工作，永久性地脱离工作。到1962年末，16-21岁辍学的年轻黑人中近三分之一没有工作。相对而言，这些黑人比20年前年轻黑人所接受的教育更少。1939-1958年间，美国无大学文凭的劣势人群在增多。 在一个物资富裕的年代，消费品的生产将成为西方的次要和附属问题。西方的主要问题将是公正分配问题，尤其是根据需要分配服务的问题，它取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率与绩效的原则，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中强烈地影响了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可及性。 过去，我们通常依据经济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分配资源，未来我们必须决定的是：这种分配在一个富足的经济中是否道德。以需要(need)为基础分配服务将有助于我们在自己的邻居身上发现平等。Daniel Jenkins写到：“平等意识总是出现于人际关系之中，而且几乎总是我们始终面临的一个挑战，因为平等意味着我们要给予我们的邻居较之以前更多的价值。我们都要准备着爱护我们自己。发现平等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爱我们的邻居，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探究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财富？”这是个与当今社会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远比那些寻求更为有效的方式惩罚罪犯，强化反对异常者的法律，预防滥用公共援助，强迫人们去寻找工作，强迫人们在他们不能完全养育孩子的情况下、在他们将被赶出具有津贴住房时还要进行储蓄以防老年，为教育发明廉价的技术替代品，以及为获取医疗服务收取更多费用等问题更为相关。 但是，这些目标反映了经常应用在当今社会服务行政管理中的价值观。Mencher教授曾写到：“目前美国的福利(公共援助)项目遵循的是1830年的哲学。”这是一种隐含在英国1834年济贫法中更少资格(less eligible)公民的哲学。社会工作者、教师、医生和社会行政管理者发现：他们的功能作用被努力工作与利益的“美德”所禁锢，这种“美德”植根于稀缺的经济学中。他们的角色是在更加残酷的环境中监管这些美德，因为在斯大林体制下，是否适宜工作的医学诊断成为核心的指令之一。它们与富裕的经济并无关联。 而且，正如Gerard Piel所强调的那样： 如今，机器可以完成的辛苦工作最好是由机器来承担。这里的“辛苦”是指那些令人厌烦和重复性的工作，既包括工厂，也包括办公室里的工作。但是工作的本能，需要感知到需要、成就的意愿，这些都能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被深刻地感受到。他们并不能通过绝大多数人发现的工作类型全部得以实现。一般情况下能够达到这种工作类型的充分就业，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均因技术而明显过时。将人们从不需要耗费才能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将他们的才能用于现在被我们文明所忽略的一系列活动之中：例如教学和学习、基础科学研究、艺术表演和绘画艺术、文字、手工艺、政治和社会服务。典型地说，这些活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非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他们被公认为不属于生产性活动，严格来讲，它们也不属于营利性活动。 社会正在经历的科学和技术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结构性和人口性统计学变化，将要求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新型的激励与奖赏形式将与生产力的原则毫无关联，应用于资源分配的新标准不再是以个人的“成功”来衡量，社会准许新形式的“依附状态”(dependencies)。他们将与资本主义的传统标准大相径庭，截然不同。 许多年以前，凯恩斯曾预言到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 我们应该摆脱众多的虚伪道德原则，这些虚伪原则已经如噩梦般困扰我们达200年之久。按照这些虚伪的原则，我们已将部分最令人讨厌的人类品质提升到最高美德的地位…如今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的是所有那些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奖惩的社会习俗与经济实践，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之抛弃。 我们需要依赖不同的国内规则去生活，需要更多值得敬仰的利他主义案例。事实上，目前英国与美国社会已经处于需要这些规则与例子的状态中。长期来看，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去预防剥夺，无法使被剥夺者和无能者变得更为贫困或更加无能，无法使更多人因冷漠、挫败、犯罪、四处漂泊和华而不实的贫困而颓废沮丧。 在所有这些当中，我们所谓的社会服务将扮演一种核心角色。假若对这种角色进行定义，社会主义者必将根据平等的语言来进行定义。在这里，伦理学将不得不重新与政治学相结合。对此我们没有答案。实际上，从逻辑角度来讲，这个答案也不能来自那些现在宣称“终结政治意识形态”的人；那些通过使教育、医疗保健与电冰箱、貂皮大衣等值等价而提高货币收益原则地位并且将该原则扩展到社会服务的人，那些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应该“退出”全民性社会服务，并且为他们自身创造新型特权与歧视领域的人，也都不能找到答案。今天，他们是功利教条主义者，是稀缺经济学的囚徒，是科学与技术进步带来的明显的社会后果；他们无视自身所在的社会对道德感目标的需要，因为这种给予艺术动机的力量是给予我们的国际邻国。 ★文章系刘继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建构研究”(15ASH008)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说明与致谢。原文："Titmuss,R.M.,Social welfare and the art of giving",in E.Fromm(ed.),Socialist Humanism(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5).译文中黑色字体部分是校译者增加的，目的是强调蒂特马斯卓越超群的社会福利哲学思想。 刘继同，男，山东乳山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人文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宏观卫生政策与健康照顾服务、公共财政与卫生财政学、医学社会学与医务社会工作、儿童福利与妇幼保健等。 收稿日期：2015年7月3日标签：社会福利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英国工作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