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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长期以来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使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但要真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究竟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向真正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课题。
新兴大国崛起的时代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调甚嚣尘上，中美关系则一度成为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关注对象。依此理论，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现存秩序“主导国”的美国之间正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之中，而这一权力转移又必将使中美战略冲突最终不可避免。不过，在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所谓“新兴大国”中，中国虽最为引人注目，但引起国际格局的天平或多或少出现波动的新生力量却绝非仅此一家，包括印度、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只不过这些国家的成就均曾一度因为“中国威胁”的过度喧嚣而被人为掩盖在“中国崛起”的“光影”之下）。这种新的战略态势的出现不仅反映出正在发生中的国际体系转型具有群体性力量重组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当前国际体系矛盾的认知开始不再仅仅聚焦于中美两国之间，而是逐步延展到发达国家与众多新兴国家群体之间。
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表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不足以应对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挑战，西方主导的众多国际机制的局限性也开始不断暴露，它们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普遍应对乏力，陷于事实上的“集体失灵”状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包括了发展中新兴大国、成员之间的地位也更为平等的多边机制展现出勃勃生机，二十国集团系列峰会在金融危机中异军突起，其影响力渐已赶超八国集团及其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而新兴大国之间的对话机制如“金砖四国”峰会也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树立起一个新的标杆。当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并未从本质上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短期内也不可能引发国际战略格局的突变或者质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虽已受到严重削弱，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们仍要想方设法维持和确保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新兴大国群体尽管在金融危机中能够抱团取暖，并表现出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但它们毕竟只处于幼年期，要从短期的利益同盟转变为长期的价值同盟更加困难重重。就目前的情况看，“一超多强”格局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拐点”，这一大的格局框架将会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存在。①
不过，新兴大国群体正在崛起这一事实，俨然已表明国际体系的“边缘”和“中心”并不必然是恒久不变的，而大国的兴衰亦有可能以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方式演进。当前新兴大国、守成大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无法依据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简单地用“一方满意”而“另一方不满意”加以界定，因为“崛起国”与“主导国”对于现存国际体系的态度都已发展为兼具“满意”和“不满意”成分的混合体，它们在改革现有国际体制方面甚至有着某些共同利益。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是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合作意图的疑虑程度，也在客观上为新旧大国之间在完善现有机制和维护体系稳定等方面的协调对话提供了有利条件。② 新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新兴大国已经成功步入国际体系的核心，它们之间合作的意义，已经不需要定位于另立体系或者推翻体系，而是重在以多元模式完善现存体系，并通过彼此间的协商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
新兴大国合作的受制因素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增多，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呼声近年来愈发高涨，特别是以“金砖四国”峰会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话机制日趋活跃，成为影响当前大国关系、国际机制改革、全球性问题解决以及地区间合作的重要因素。不过，这一合作机制目前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包括合作目标的设定、合作路径的选择、合作程序的编排等在内的一系列事关前途命运的重大要素还远未达至“集体认同”的地步。实际上，近年来“金砖四国”对话机制之所以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多是因为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而要真正把这种内在的潜力转化为外在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的情况看，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正在承受着来自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因素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决定合作的进程能否继续向纵深发展。
首要的问题或许恰恰来源于这些新兴大国内部，因为尽管这些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抢眼，经济反弹也较为强劲，但毕竟它们都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么是像巴西和俄罗斯依赖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要么是像中国和印度依靠出口廉价商品和服务），而且在目前的发展情况下也都各自遇到了很多“门槛”。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后来者”和“新手”的它们显然是很难在依然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如愿获得足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就此而言，新兴大国能不能真正参加全球治理体系，或者说真正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作用，将首先取决于它们能不能尽快改变各自内部结构中的尚存缺陷，否则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将永远是被治理者，而不是治理者。
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因为毕竟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发展方式、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上都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也相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历史文明、不同文化传统可以相互包容和共存，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可能会相当漫长和艰难。就目前的情况看，新兴大国之间在不断推动合作进程的背后，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因素，比如俄罗斯和巴西都是能源输出国，而中国和印度则是能源消费大户，这既能提供合作的潜力，也会蕴藏冲突的来源。同样，中印地缘战略利益的重叠和争夺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相关大国之间在类似于联合国改革方案等问题上的争端和分歧似乎在短期内也无法调和。尽管这些竞争因素并不构成所谓结构性矛盾，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表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有限度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和局限在特定领域的，还谈不上组成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联合体。③
相比之下，最为复杂敏感的问题可能出现于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之间，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之间。由于全球治理中的西方主导地位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新兴大国依然会把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而在开展彼此之间的合作时，也往往是以会否影响到它们各自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作为一项主要的政策考量。这种状况已经在一些大国处理与中国关系时有所体现，它们显然认为现在还不是冒着与西方关系恶化的风险加强与中国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在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的问题上，西方大国有意无意奉行着一种类似于“区别对待”的政策，比如相对于中国的崛起，它们向来没有因为印度崛起而感到“威胁”，反而看好、欢迎甚至支持印度崛起，这种政策或多或少会在新兴大国之间产生某种“分化”和“离间”效果。同样，中俄之间虽然在“西方问题”上分享着一定程度的共性，它们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也比较接近，但正是因为所谓“西方因素”的存在，也难以产生针对西方的深入合作。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已经出现在二十国集团中，这就是新兴大国虽然形式上站在了一起，但它们真正做生意的对象却主要是发达国家。显然，在现实主义依然被奉为这个时代的行动指南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处理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将是新兴大国合作进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难题。
全球治理进程的中国角色
中国开始进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从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算起。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并不高。一是因为受自身实力所限，无力左右国际格局；二是因为在刚进入国际体系之时并无全球利益可言，许多情况下是事不关己的；三是因为苏联解体后成了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直接面对西方的挑战，奉行的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④ 不过，所有这些制约因素在今天似乎都已不复存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际影响力也稳步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的前途命运也越来越与中国休戚相关。特别是伴随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单独承受的某些战略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表明，在对现存国际秩序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的过程之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已成必然之势。
对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不应界定为颠覆现存治理体系，而应聚焦于维护现存的合理秩序和国际准则，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旧规则，倡导并参与制订新的规则。⑤ 在当前国际体系依然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情况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毕竟中国的实力还远未达至可以自由决定国际事务议程和单独制定国际治理规则的地步。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中国必须继续明确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大国合作问题，并通过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四国峰会等新兴的国际多边对话机制，充分发挥新兴大国合作在完善现有国际体系、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遵守国际规范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放弃G2以及G7／G8而选择G20的做法说明中国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接下来的任务应该是继续借助这些新的国际多边对话机制，把全球经济合作和经济治理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逐步推广到国际政治、文化乃至军事领域，将全球治理进程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坚守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国际治理需求日益增大与国际治理能力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而其核心原因则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权不足、发言权不够。二十国集团的框架虽已吸纳了部分发展中大国参加，客观上有利于扭转国际治理结构的这种不平衡状态，但毕竟全世界仍有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依然被排斥在这一体系之外。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至今还缺乏明确的方向感，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理解和接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也未能说清中国的发展到底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以至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是以焦虑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否在资源、环境、能源等方面侵占它们的发展空间。这个问题必须及早解决，因为能否真正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立言行事，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根本立足点，也是最终决定中国角色作用大小的关键之所在。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回避自己在全球治理中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不过，这种责任并不是没有原则和限制的，也不是某一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所能决定的，而必须是从自身实力和能力出发，在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的符合逻辑的理性选择。尽管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崛起的前景也愈发清晰可辨，但中国毕竟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崛起过程中也还必须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发展门槛。这说明现在的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国和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全方位影响的大国，它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所能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必然是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对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必须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统筹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自己发展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之间的关系。⑥ 毫无疑问，“韬光养晦”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发展好自己本身就是承担国际责任的一部分，就是对世界和国际社会的最大贡献。
注释：
① 秦亚青：《变化中的世界格局》，载《光明日报》2010年4月28日，第8版。
② 张海冰等：《国际关系理论开启新视角》，载《人民日报》2010年2月11日，第23版。
③ 庞中英：《新兴大国有限合作》，载《东方早报》2008年12月30日，第A18版。
④ 张严冰：《崛起的中国与全球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4日，第10版。
⑤ 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14页。
⑥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把握全球治理态势 增强全球治理观念》，载《人民日报》2010年8月1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