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地区、城乡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5亿人口在城市，8亿人口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处理好工农、城乡和地区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我国目前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政策倾斜的重心开始转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因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所激化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和两极分化趋势。
地区、城乡之间实现合理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地区、城乡和贫富差距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协调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是建构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我们所面临的局势，却是城乡、地区差距持续扩大，这种扩大极大地激化了全社会的贫富差距。
1998与2003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2004年前三季度，城乡差距扩大到3.53倍，加上市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差距是6倍。因此农民消费份额逐年下降。1978年，农民占总人口87％，占社会消费总额67.6％。2003年，农民占总人口70.8％，却占社会消费总额35.1％。全国公共教育投入77％集中在城市，公共医卫投入80％以上集中在城市，城乡社会保障覆盖比例为22∶1，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第188位。此外，当前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乱征、滥征农用耕地，使4000多万农民处于无地、无业、无保困境。2001年，全国9460万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13652亿元财富，他们自身老弱病残却无保障！
2003年，上海市与贵州省人均GDP之比为12.97∶1，上海市与河南省人均GDP之比为6.2∶1，而2002年欧盟15国24个地区人均GDP最高比差只有2.4∶1。2003年，贵州省人均财政收入是上海人均的6.3％，财政支出是上海的13.5％，固定资产投资是上海的13％，平均每平方公里固定资产投资是上海的11％。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据联合国2004HDI报告，中国2001年基尼系数为0.447，最穷1/5人口占总消费4.7％，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50.0％，贫富比差为10.7∶1。美国2000年基尼系数为0.408，最穷1/5人口占总消费5.4％，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45.8％，贫富比差为8.4∶1。法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327，最穷1/5人口占总消费7.2％，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40.2％，二者比差为5.6∶1。日本1993年基尼系数为0.249，最穷1/5人口占总消费10.6％，最富1/5人口占总消费35.7％，二者比差为3.4∶1。中国贫富差距已明显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光明日报》2004年8月17日发表文章，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国内地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众所周知，基尼系数0.4是社会失衡临界点，0.6是社会振荡临界点。当然，这种临界点的设置，在不同国家应有不同，但过高的基尼系数，无论如何是对社会动荡风险的预警。因此，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三大差距，把基尼系数降到0.3-0.4区间，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
（二）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查明原因，方可对症下药。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工农业政策长期倾斜，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价格剪刀差。以行政命令方式产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成为强制性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政策。1952-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增长3.2％。1952-86年，国内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18.5％。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价格剪刀差在落后国家工业化初期是必须的，但长期推行，将严重阻碍农业发展，并延缓整个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结构。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强制分隔城乡户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市民可享受社保福利、医疗保障、优质教育、特殊补贴，拉大了城乡差距。现在农民虽可进城打工，但工资低微，一城两制，仍不能享受市民待遇。二元结构使城乡差别制度化，阻碍了城乡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和空间融合。
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在转轨过程中，权力在体制空隙中寻租，导致官场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恶化了分配格局，不仅影响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也干扰了国民收入再次分配。
政策倾斜。1984年以来，改革重心向城市倾斜，发展战略向沿海倾斜，更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城市在良好政策环境中形成良性自我循环，而西部农村却陷入恶性循环。
税收问题。90年代后期国税占GDP比重，中国11.4％，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37.9％，美国32.6％，欧洲39.4％，发展中国家18.2％，中国明显偏低。据胡鞍钢博士文章，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税收5700-6800亿元，占GDP7.6-9.1％。税收不足则政府调节再分配乏力。
公共投入不足。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2年中国社保福利占GDP3％，公共教育占2.9％，卫生保健占2％，三项相加为7.9％。美国社保福利占5.4，公共教育占5.6，卫生保健占6.2，三项相加占GDP17.2％。法国社保福利占16.5，教育占5.7，卫生占7.3，三项相加为29.5％。中国投入偏低。投入顺序颠倒。我国民生基本项目投入不足，豪华政绩工程却投入过高。全国每年公务用车耗费3000亿元，打造新背景奥运会2800亿元，上海世博会投入4000亿元。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不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
财政收支比重逆转。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58％，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28.4％。全国财政收入向上集中而支出向下集中，导致2/3乡镇财政负债运转，债务以每年200多亿元递增，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党群关系。
（三）以制度建设来解决三大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依法严惩贪官污吏、不法奸商，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基本权利。要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要依法执政，人大对执政党的约束监督要法律化、制度化。要坚持马列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决不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工农群众不仅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弱势化，在政治权力格局中也逐步边缘化。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期，在全国人大里基层工人代表由27％降至11％，农民代表由21％降至8％，难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来依法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全国有183个城市要建设“国际大城市”，豪华政绩工程比比皆是，群众很有意见，人大代表在审议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时却不能加以匡正。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工人、农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应有适当比例的人大代表名额，各阶层代表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讨论协商，形成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方案。人民代表要向选民汇报参加代表大会情况，并且接受选民质询和监督。各级人大一定要把握好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和轻重缓急顺序。政协各界别的利益协商，是人大各阶层利益整合功能的辅佐和补充。
以制度安排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不能再把中国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农民和市民应享受平等公民权利。其次是改革土地制度。宪法规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早已明令公布第二轮土地承包后30年不变，怎能突然圈占5600多万亩土地（占总耕地3％）？岂非侵犯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应立法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再次是改革民工制度。上亿农民进城打工，同工不同酬，尽工人之责，无工人之权，形成春来冬去民工大潮。应该让他们加入工会，享受市民待遇。这些制度改革，一定要考虑周全，处置得当，依法办事，以免欲速则不达。
理顺财政体制。现行体制于1994年财税改革后形成，重上层而轻基层，乡镇财政入不敷出，债台高筑，而且沿袭了重积累轻消费，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西部，重经济轻社会等传统弊端。必须逐步纠正这种扭曲的财政格局。
改革税收体制。目前企业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占总税额2/3，今后要加大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比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拓宽奢侈消费税基，以累进税率调低过高收入，以耕地占用税补偿失地农民，开征遗产税和社会保障税来缩小分配差距。国税占GDP比重，不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增加公共投入。在提高税收基础上，增加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福利保障等公共投入，严格控制豪华政绩工程投入，并且加强公共投入审记监督。城市和农村公共投入要有适当比例，城市要支持农村发展。
从制度入手反腐倡廉。2003年查处贪污案18515件，其中千万元以上大案123件！司法检查系统应不受干扰，独立执法，严惩贪官污吏，使官员不敢贪。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使官员不必贪。强化干部监督体制，明确界定各级干部权力，消除寻租机会，使官员不能贪。加强干部道德教育，规范公仆行为，使官员不愿贪。我们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战略高度，来抓好反腐倡廉。
加强爱心工程。收入分配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税前工薪收入、经营收入是初次分配，由市场调节。用国税作公共投入和转移支付是二次分配，由政府调节。慈善公益捐款是三次分配，由社会公益组织调节。人们常说：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良心。钱权交易、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压低农民工工资等等，是初次分配问题。税收不足、公共权力力度不够并且向城市倾斜，是二次分配问题。美国慈善公益捐款每年有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9％。我国慈善公益捐款仅占全国GDP0.1％，这是三次分配问题。一、二、三次分配的缺陷相加，使我国贫富差距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除了理顺初次、二次分配之外，我们还要发展慈善公益组织，提倡各种爱心工程、希望工程，鼓励先富帮后富，共建和谐社会。
由于缺乏合理的分配体制和机制，虽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不公基数却日益增大，势必逐渐积累。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1993-2003年，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17％，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2％。据《暸望》周刊《2004年中国发展报告》，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为中西部和乡村提供智力支持是提升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
要解决城乡、地区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全社会的合理分配，而且必须下功夫提高人民的基本素质，弥补知识差距，提升发展动力。这就需要从教育、人才、信息、技术等方面着手。
教育差距。据最新调查数据，我国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城乡人口比例，分别为3.5∶1，16.5∶1，55.5∶1，281.55∶1，323∶1。2001年，全国高中升学率52.9％，城市高中教育基本普及，不能升入高中的多半是农村初中毕业生。农村学生，清华大学2000年占17.6％，比1900年减少4.1％，北大1999年占16.3％，比1991年减少2.5％，北师大2002年占22.3％，比1990年减少5.7％。农村学生很难进入著名高校，多数分布在非重点地方院校；即使进了高校，家庭也不堪昂贵学费重负。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如果不能保障教育公平，怎能建设和谐社会？
人才差距。由于乡镇两级财政负债累累，往往拖欠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优秀教师纷纷往城里跑，往省里跑，农村中小学校舍破旧，教师紧缺。由于收入差距悬殊，农村大学毕业生往往留在大城市，很少有人回家乡工作。西北农村地区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也孔雀东南飞，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信息差距。我国城乡信息差距十分悬殊。2002年，全国城市电话渗透率（当地电话用户/人口数）为27.04％，农村仅为1.08％，相差25.96％；每百户城镇居民有移动电话62.89部，每百户农村居民为13.67部；城镇居民每百户有电脑20.63台，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电脑；全国电脑网络用户市民占99.7％，农民占0.3％；电脑普及率城市为农村740倍。农民至今不能大量获取价廉质优信息，信息贫困成为影响农民增收致富主要因素。
技术差距。我国在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大气和水污染的经济损失占GDP5-7％，严重影响居民生存质量，并且导致能源和各种不可再生资源供应不足。为了缓解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紧张关系，世界各国的决策方式由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生产方式由链式产业转向生态产业，生活方式由物质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发明了许多节水节能技术，替代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循环利用资源能源技术。由于我们缺乏有效的载体来传播这些新思维和新技术，中国农村仍然在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由于发展模式落后，森林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严重，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由1994年前每年2460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每年3436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中等县城。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27.9％，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为了弥补这些差距，我们必须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在教育方面，首先要保证农村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充分到位。由于乡镇财政困难，建议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资金投入由省、市、县直接负担。占GDP4％的法定教育经费投入，应该作为考核干部的硬性指标，挪用教育经费的干部，一律撤职查办。中央财政要拨付专款，作为来自农村大学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
在人才方面，首先要考虑建立东西部干部交流轮换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一方面派中、西部干部到东部沿海地区轮岗学习，另一方面东部的副处、副局干部提升正职之前，先到中、西部工作五年，并且制订严格的考核标准，防止表面风光的政绩工程和各种短期行为。由于大学毕业生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2004年9月，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73％。政府可给予财政补贴，以特别优惠条件吸引大学生到中、西部农村工作。
弥补信息差距，可以考虑开通三个层次网络。首先是高校远程教育网络。已有483名宁夏大学学生，经历了网上注册、学习、答疑、作业等交互环节，参加了远程考试，获得上海交大学分及相应成绩。由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浙江大学承担的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天地网”项目示范工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建立起功能强大的联合办学教学网址，不但实现了三校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共享，而且将东部优秀教学资源由网络输往西部宁夏大学、新疆大学，实现了东西联动，资源共享。目前天地网项目正在向兰州大学等29所西部高校推进，同时吸引更多东部高校参加，把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西部，使更多西部地区师生受益。其次是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络。农村中小学缺乏优秀教师，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建议教育部启动中小学远程教育天地网工程，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优秀教学资源输送到全国农村中小学，让广大师生共享。再次是农村居民电脑普及网络，建议国务院成立农业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农业信息化工作，在各地农村建立电脑网络实用技术中心，培养农民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加强信息库建设，扩充农业信息量，在网上向全国农民发送政策信息、技术信息、种苗信息、资金信息、市场信息、气象信息、防灾防病信息，引导农民发家致富。
建立新技术推广服务站。在现代进程中，任何国家要在相对落后闭塞的农村地区普及新观念、推广新技术，均非易事。1842年，美国政府就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在美国各洲选一所州立大学设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然后在农村广泛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美国政府通过各个州立大学的农业技术中心，将最新科研技术成果推广到各地农业技术服务站，使其遍地开花，最后通过农业现代化和地区专门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农业生产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又在各州另选一所州立大学设立工程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中小城市设立工程技术推广服务站，在近20年经济开发中，其贡献率均达到25％以上。以美国南方乔治亚洲为例，在2000年，这种经济开发模式就创造了超过6.9亿美元财政收入，超过4600个高新技术岗位，有52个公司加入了新技术孵化器计划。建议国务院成立新技术推广领导小组，认真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学习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在每一个省选一所研究型大学设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农村地区建立新技术推广服务站，以科学发展观引导农民，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公共投资。我国各地领导干部，往往热衷于将公共财政资金投入各种大型政绩工程。然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实验室”根据近10年来相关数据，通过量化模拟测算得出结果表明，不同支持方式对农业GDP产生不同影响。在政府对农村公共投资中，对科技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9.59元，对教育每1元投资可增加GDP3.71元，对道路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2.12元，对通讯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1.91元。因此我们要集中财力加大对农村科技、教育公共投资。没有足够的智力支撑，城乡差距难以弥合，和谐社会也就难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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