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陈独秀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了资产阶级。它不仅在诸多学者的论著中广泛出现，并且也被写进了诸如《辞海》、《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权威性工具书。其实，这是对二次革命论有关思想的严重误解；也由此影响到对二次革命论的准确把握。笔者就此进行论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及同仁。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二次革命论形成等问题的多种不同的见解，为论证方便，不致产生误解，笔者有必要首先提出对二次革命论的基本看法：笔者不赞成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6年下半年的观点（本文暂不作论证），而是同意其在1923年已经基本形成的看法。它包括下面三个基本内容：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二、民主革命的开展乃至成功，离不开以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三、民主革命的结果，“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1〕毫无疑问，陈独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中共早期有代表性的革命思想体系。“四大”以前，它在中共党内居于统治地位；对当时的革命运动主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错误部分尚未体现为危害）。“四大”以后，二次革命论已被以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思想〔2〕基本扬弃； 它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也被后者取代。它的一些具体思想（特别是联合战线思想），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融于民族革命思想体系，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含义。本文论述的二次革命论在时间界定上，是指“四大”之前。对二次革命论的一些具体思想在“四大”后的演化与作用，本文暂不作详细论证。
考察有关论著，那种认为陈独秀规定资产阶级拥有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1 ）认为陈独秀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作用即为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3 〕部分学者甚至引用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一段话（“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来证明资产阶级的“统率”地位，并将此视为二次革命论的所谓“公式”。〔4〕（2）认为陈独秀（中央）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而国民党又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这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5〕（3）认为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等于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了资产阶级。〔6〕上述观点都是大可商榷的。
一、对资产阶级力量与作用的夸大，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陈独秀本人从未在任何文章中（包括同时期的中共中央的决议及文件），将领导权规定给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并未用“统率”二字来表明资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他们忽略了“国民党”这个主语，并由此导致了面目全非的结论。〔7〕对此无需赘语。
这一时期陈独秀的阶级分析，常常表现出种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资产阶级既肯定它力量的“集中”、“雄厚”，又指出它“懦弱”；对无产阶级，一方面指出它“幼稚”，另一方面又提出它是革命的“急先锋”，居于“督战”的地位。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既认为它“松散”、“保守”，又指出在数量上它是革命“伟大的势力”。于是学术界对此便也有否定、肯定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陈独秀的阶级分析本身是不矛盾的，“四大”前的变化也是微小的。
考察陈氏阶级分析，可以发现：它与陈独秀下面的三个思想认识密切相关。第一，他认为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没有明显的分化，呈“一体幼稚”的状态。就资产阶级而言，因其不同的革命态度，也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及不革命的三个部分〔8〕；其中， 革命的资产阶级不仅“幼稚”而且“懦弱”，易于妥协，不能独立完成本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极不发达，故而缺乏自己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没有自己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9〕。 但是中国社会又必需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这样一来，各革命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使革命早日成功。第二，陈独秀认定什么性质的革命就应该由那个性质的阶级作阶级基础，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改变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10〕。这个认识不仅影响着陈独秀进行阶级分析，而且对他形成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体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因此才对资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另眼看待，用他的话说就是：“国民革命，自然带着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性质；在此时代中，自然需要资产阶级有点力量，更需要资产阶级有些革命分子。”〔11〕他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夸大（“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12〕），也缘于此。第三，他认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有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有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13〕。正因如此，陈独秀在承认资产阶级的革命基础地位的同时，也没有改变他对这个阶级在革命进行中极容易妥协的认识；并大声呼吁国民党必须联合无产阶级，才能将革命引向成功。同时，陈独秀对无产阶级持较为低调的认识，并没有否定其彻底的革命性。恰恰相反，陈独秀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往往是“急进的先锋”，并在“四大”前夕将无产阶级规定为国民革命的“督战者”〔14〕。作为一个在语言文字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型领导人，陈独秀在党内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然盛起之时，使用“督战”而不是“领导”这个词汇，的确“不是随意的，而是刻意的”〔15〕。其用意在于指出无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使命就是监督、督促易于妥协的资产阶级将革命进行下去。
可见，陈独秀的阶级分析，是上面三种思想认识的综合体。它们彼此统一、共融。虽然说第二个思想认识是陈氏阶级分析的突出特征以及缺陷所在，但不能无视其它认识的存在。特别是第三个思想认识，更是陈独秀不久之后接受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重要思想因素。
从理论上讲，陈独秀是不可能将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资产阶级的，否则将与他本人有关资产阶级懦弱，缺乏革命的彻底性的认识发生直接的冲突。既然中国资产阶级不具备革命的彻底性，它是否一直革命还需要无产阶级的“督战”，那么，怎么能将领导权交给这个阶级呢？！总之，尽管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错误地夸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但这决不等于他认定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二、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事实上，陈独秀将革命的领导权规定给了国民党。国民党是否等同于资产阶级呢？答案是否定的。需要澄清的是，在国共合作之后，中共不存在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看法，而是始终视它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其政治纲领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于，舍此就不会有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从理论上讲，很难设想中共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资产阶级的政党进行合作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此有必要对“四大”前后中共有关国民党属性的认识做一点论证。1922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基本确立了党内合作的方针。 会后，陈独秀发表文章，提出：“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就其构成而言，陈独秀认为“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16〕。很明显，这种认识是中共实现国共合作不可缺少的思想条件。随着国共合作的大力开展与顺利进行，客观上需要对国民党进行更深入的认识。为此1924年5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又称三届三次会议），很重视对国民党属性及成分的分析。会议提出了国民党是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政党的思想。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会议同时规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这意味着将资产阶级视作国民党的主体，将国民党视为资产阶级政党〔17〕。这是一种误解。所谓资产阶级性不是指国民党主要成分是资产阶级，而是指其负有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它与国民党是各阶级联盟的认识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在对国民党的分析上不存在两种矛盾的认识。
会后，陈独秀在6月发表的《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一文中， 对国民党进行了堪称精辟的阐释。他明确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不是单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国民党应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必如此，才有各阶级的合作之可能”。在文章中，陈独秀还针对有些人的误解，进行了解释：“我曾在《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一文中，说明国民党的革命是于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益的，劝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国民党，因此有班朋友们指责我，说我轻蔑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实我在那篇文中并未如此说，因为我始终希望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此时他的组织分子上也实际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文章还以是否用革命的方法进行国民革命（而不是用阶级的立场与主张，包括是否信仰社会主义）作标志，来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这与中共扩大执委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共一直以国民党左派的“基本队”自居。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18〕中共此时在国民党中的政策，也是极侧重于如何对待国民党右派的问题。此即思想上不妥协、组织上不决裂的政策。从中不难看出此时中共在国民党中的主体意识；尽管这种主体意识并不是完全的、独一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国民党中的主体意识与国民革命的主体意识并不是等同的。后来的事实表明：从“四大”开始，伴随着无产阶级及中共革命主体意识的出现与发展，中共在国民党中的主体意识却同时被弱化以至逐渐消失了。这看上去似乎难以理解。为了论证方便，在这里，对“四大”有关思想的演化作一点说明。中共“四大”通过对反帝斗争意义的强调（反帝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而且具有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色彩），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现时的民族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此即所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指民族革命——引者）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19〕。在此基础上，“四大”规定了无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四大”开始意识到负有资产阶级革命使命的国民党，不能够进行含有社会主义革命“种子”的民族革命，〔20〕于是便指出国民党“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只是一个重要“工具”。于是，“四大”已不能如当初那样满足于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了，而是提出国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1〕。伴随着无产阶级及中共革命主体意识的提高，中共在国民党中的主体意识同时被淡化了。“四大”后中共在不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的同时，努力公开自己的旗帜、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至开始寻求与国民党联盟的更好“方式”，等等，其思想背景就源于此。
总之，无论是对国民党性质与构成的认识，还是此时中共所具有的国民党中的主体意识，它们都说明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不是等同的。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三、陈独秀没有认定资本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他提出革命后资产阶级拥有政权，也不等同于承认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还是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如是后者，这个过渡阶段是什么？这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理论课题。二次革命论对此作了初步的探索。应该看到，二次革命论有关两个革命之间的认识是不够清晰的。这导致了党史学界所谓资本主义前途的定论，及由此而来的对二次革命论的整体否定。
关于民主革命的前途，此时陈独秀及党中央比较明确的回答是：“在普通形势之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从“二大”的文件到陈独秀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有如此的阐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大”在提出革命后资产阶级“夺得政权”的同时，还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22〕；此语并非认定资本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其意旨在强调无产阶级不能满足于民主革命的胜利，还须继续进行第二次革命。它突出反映了中共鲜明的阶级性。下面的话尤其值得注意：“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23〕。不难看出，其字里行间所体现的是典型的俄国1917年的革命模式（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三大”决议中也有类似的阐述。“三大”要求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24〕。很难将“二大”“三大”的这一思想与陈独秀的思想对立起来。事实上，即使在陈独秀作出错误的阶级分析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仍能找到上述思想，而且更加清晰。他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
应该看到，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中，从未排除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连续进行的可能性。只是它不似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那般认定，将其视为必然罢了。
如同陈独秀并不认为国民革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样（这是陈独秀在概念上用国民革命取代民主革命的原因〔25〕），他也不认为革命的结果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陈独秀在一封书信中提到：“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弟万分怀疑；因为此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26〕上述质疑，一方面表明他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以及对十月革命模式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革命后未来国家的一点展望。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陈独秀在《造国论》中提出：“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是指：“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并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27〕。也就是说，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个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
综观此时陈独秀的言论，笔者认为陈独秀没有明确规定国民革命的成功必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更不能认为在两个革命中间，“横隔着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万里长城”〔28〕。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前途的认识虽然模糊，但主要呈现的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政权，而且是极具过渡性质的政权。只是由于认定资产阶级是现时革命的阶级基础，陈独秀便顺其自然，也视资产阶级为这个政权的主体罢了。这也是二次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两步走思想的差距所在。既然我们将无产阶级为主体、为领导阶级的联合政权称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并不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又如何认定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拥有政权即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呢？陈独秀当时提出对革命后的结局，“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29〕，与其说是他已经认定了国民革命的资本主义前途，不如说他在理论上还不能解决这个课题。因为看不清楚，于是，便采取了暂时回避的作法。
此外，革命的前途与现时革命的领导权虽然存在着密切关系，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问题。中国革命在五四以后，虽然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革命，但却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陈独秀是关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的，也多次强调国民革命不同于此前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结合前述他对资产阶级“幼稚”、“懦弱”的分析以及革命前途的认识，不能认为陈独秀具有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思想意识。
附带说一句，笔者认为，在国民革命伊始，即要求陈独秀明确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近乎苛求或责难。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实践的总结，对列宁有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深入理解与消化，都需要待以时日。
四、结论：笼统地规定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设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彼此互补，集中统一于国民党，是二次革命论有关领导权思想的本意。
综上所述，那种断言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将资产阶级规定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的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所致：二次革命论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便是认定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为什么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而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四大”上，陈独秀又如何主持起草决议，明确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居于民族革命领导地位呢？以陈独秀的个性，如果没有思想的转变，是不会有如此表现的。换个角度看，如果陈独秀坚持过去的看法，“四大”也不会继续选举他为党的最高负责人。如前所述，陈独秀在分析中国革命及社会各阶级时，较为强调什么性质的革命就要由那个性质的阶级作阶级基础；由此认定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阶级基础地位。无产阶级只能作资产阶级的助手、友军。基于这种认定，陈独秀在当时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观点，否则，在他看来，就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中共“四大”通过对现实革命中反帝斗争的世界意义的认识与强调（在概念上就是用民族革命取代了国民革命），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民族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反帝斗争不仅仅是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而且还具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色彩。由此，“四大”提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更代表中国的民族利益，从而一举否定了此前对资产阶级革命主体性的认定。这样，充分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便冲破了二次革命论的束缚，为陈独秀等中共党人所接受。简而言之，“四大”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阶级基础地位（不是领导地位）的否定，来确定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初的理论探索，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难免在内容上极不完善甚至出现错误。只有准确地把握它的思想内容以及真实的思想含义，才能客观地评价它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客观地看待其在中共思想史上的开拓地位。任何误解不仅影响到对它的评价，也必然影响到对“四大”以后中共思想如何发展的准确认识。就“四大”前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而言，笔者认为陈独秀虽然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阶级基础地位，但并无意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尽管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督战者地位，但是由于顾虑无产阶级作革命的领导阶级会改变中国革命的性质，因而也尚未从理论上确定无产阶级在现阶段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设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统一于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及阶级基础，以无产阶级为革命先锋及政治向导，在它们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尚未不可调和之时，共同努力成功一个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应是陈独秀当时的真实思想意图。正因为如此，彭述之才在1924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性地强调：“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虽然是混合各阶级的力量而进行的，然而必得有个主要的进步的阶级作中坚，作领导者，才能不致为某一反动阶级的私利所乱，才能引导革命的势力到目的地，彻底的消灭帝国主义和军阀。”〔30〕这段话显然是针对陈独秀笼统地将领导权规定给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国民党这个事实而言的。需要说明的是：“四大”后，陈独秀一直肯定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而且不乏争夺领导权的意识。除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各种会议文件外，在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也有可资证明的言论。如：1926年6月， 他针对上海的革命形势，撰文提出：“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指民族运动——引者），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并且认为这是上海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31〕当然，陈独秀此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也还很不透彻，在大革命后期，他又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此应根据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分辨地把这些错误归之于二次革命论。
实事求是地分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领导权思想表明：二次革命论虽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它已经冲出了旧民主主义的理论范围。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即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决非一朝一夕之事，无论是实际斗争，还是理论探索，都是如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是这一过渡在革命理论方面的表现。
注释：
〔1〕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本文引用的陈独秀文章均出自该书。
〔2〕这样说是因为：“四大”对当时革命的认识与规定， 既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国民革命，而是民族革命。后者与前二者在内容、意义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四大”无产阶级领导思想的提出，与“四大”有关民族革命的理论规定直接相关。
〔3〕唐宝林《评史学界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上的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等等。
〔4 〕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剖析》，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等。
〔5〕胡华《试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等等。
〔6 〕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剖析》，《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等等。
〔7〕郭绪印《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该文同时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这一观点却是不能成立的。
〔8〕见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不久，陈又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将资产阶级分为“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部分。
〔9〕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10〕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 月25日）。
〔11〕陈独秀《寸铁——国民革命与反革命的财阀》（1924年6 月11日）。
〔12〕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 日）。
〔13〕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1924年6月28日）。
〔14〕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1924年12月20日）。
〔15〕参见唐宝林《评史学界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上的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本文对“督战者”的理解与唐文不尽相同。
〔16〕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1922年9月20日）。
〔17〕鲁广锦《论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
〔18〕《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
〔19〕中共“四大”《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
〔20〕“四大”认为：民族革命“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见“四大”《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21〕中共“四大”《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 月）。
〔2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2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24〕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
〔25〕参见陈独秀《〈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1925年9月7日）。
〔26〕陈独秀《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22年9月17日）。
〔27〕陈独秀《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22年9月17日）。
〔28〕胡华《试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
〔29〕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2年12月1 日）。
〔30〕彭述之《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
〔31〕陈独秀《革命的上海》（19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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