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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篇
一、改革以来经济运行的速度与效益考察
自1978年以来的17年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虽经历了几次波动，但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7年中，速度超过10%的有1978、1983—1985、1987、1988、1992—1995等10年。17年平均增长速度达9.9%，这无论是与我国改革前相比，还是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的亚洲国家）相比，速度都是不低的。那么，是不是经济运行的高速度就必然带来高效益呢？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速度”和“效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考察：
（一）单项经济效益指标与GDP增长速度关系。
我们选择劳动投入效益、能源使用效益和资金投入效益等三类指标考察宏观经济效益变化情况。结果发现：
1.劳动投入效益随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变化而变化，说明我国速度型效益的格局没有改变。1978—1994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6.95%，与同一时期GDP的平均增长率相比，低2.9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GDP增长变化相关程度很高，1979—1994年二者的相关系数达0.9551。分阶段看，GDP增幅越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也越快。1978—1984年，GDP平均每年增长9.25%，劳动生产率提高6.28%；1984—1988年，GDP平均每年增长11.28%，劳动生产率提高7.88%；1988—1994年GDP平均每年增长9.5%，劳动生产率提高7%。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很低的。如以199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为1，美国为36.5，日本为40.8，德国为45.9。说明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差近30—40倍。
2.尽管我国单位产值所耗能源呈下降趋势，但与国际比较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千克能源GDP产值水平较低。由于节能技术的推广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每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即能源消耗系数）由8.27下降为3.99，平均每年下降4.96%。但从人均能源使用量和千克能源GDP产值的国际比较看，我国仍处于较低水平。1993年我国人均能源使用量（石油当量）为623千克，韩国、日本、美国分别为2863千克、7918千克和3642千克，分别是我国的4.6、5.85和12.71倍；1993年我国千克能源GDP产值为0.6美元，而韩国、日本、美国分别为2.6、9.3和3.1美元，分别为我国的4.3、15.5和5.1倍。
3.资金投入效益呈下降趋势：（1）从总体趋势上看，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而从与GDP增长速度的比较看，则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即GDP增长快而投资效益下降，增长慢投资效益却有所提高。1980—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由4.96下降为2.75，平均每年下降4.13%。投资效益与GDP增长的负相关关系表现在：GDP加速增长期间投资效益下降，如1981—1984年GDP增速由5.24%上升为15.18%，而投资效果系数由5.06下降为3.91，1991—1994年GDP增速由9.18%上升为12.65%，而投资效果系数由3.92下降为2.75；GDP增幅回落期间投资效益上升，如1987—1990年GDP增幅由11.58%回落至3.84%，投资效果系为数由3.24上升为4.16。（2）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呈连年下降趋势。1978—1994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87.3%下降为57.9%，平均每年下降1.84个百分点。（3）银行贷款的使用效益虽呈下降趋势，但近期已有所回升。1979—1994年银行贷款效果系数由1.98年降为1.42，平均每年下降1.99%。但分阶段看，银行贷款效果系数自1990年以来已有所回升，从1.2上升为1.42。
表1 宏观经济效益指标
注：①为保持资料的可比性，本表前三项指标中的GDP采用1990年不变价，而后两项指标则采用现价。② *指基期为1980年。
以上三类经济效益指标显示，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从1979—1994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实绩看，随着我国GDP的较快增长、社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每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有所下降，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和银行贷款效益均呈下降趋势。由此可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投入效益随着GDP的增长而有所提高，呈现出速度型效益的特征。资金投入效益随着GDP的增长而有所下降，说明我国的资金使用效益状况不佳，存在着资金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现象。能源使用效益虽有所提高，但与国际比较仍处于较低水平。
我们再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微观经济效益的变化情况：
我们选择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的产值、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亏损面等作为衡量微观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从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上述指标的变化趋势上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的产值虽略有变化，但基本呈增长态势；资金利税率和产值利税率均呈下降态势；企业亏损面呈扩大趋势。具体数据见表2、表3：
归纳上述对单项宏微观经济效益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考察，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经济效益指标都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提高，除劳动生产率、能源消耗系数和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产增值率等略有提高外（与国外水平相比也还相差太远），其余指标（主要是资金利用效益指标）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没有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重速度、轻效益”的状况仍很顽强地存在着。
表2
表3
（二）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这里需要引人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函数的概念。按照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资金、科技进步等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实现的。经济增长除由劳动和资金投入带来的部分外，其余的部分可归结为由生产装备技术、工艺、管理决策水平等技术进步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学上把这种综合因素称为全要素，全要素的增长对经济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综合考虑了劳动力、资金以外的所有影响经济产出增长的因素，就使得我们对内涵型经济增长程度的衡量成为可能。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经济增长的内涵性越强；反之则内涵性越差。如就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可规定50%为分界线，即超过50%较多达到70—80%以上，可视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而如低于50%较多，仅为20—30%则只能视之为“粗放型”；介乎二者之间，在40—60%左右的增长方式，可称之为“粗放与集约并存型”。经济产出量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关系可用如下的数学公式表示：
Y＝F（K，L；t）……………………………………………………（1）
此即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常用的生产函数为中性技术进步型生产函数：
Y＝At[*]f（K，L）……………………………………………（2）
其中At表示随时间t变化的全要素水平。
经过简单的数学推导，我们很容易得出产出增长速度与资金、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以及全要素水平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y＝tfp+αk+βl…………………………………………………（3）
其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α为资金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受统计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在测算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时，使用的是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的有关数据。产出指标我们选取1990年价格的工业总产值，资金指标为企业资金总额＝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资金平均余额，劳动力指标为年平均职工人数。见表4：
我们首先计算了改革以来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单要素生产率。从表5所示的计算结果看二者的劳动生产率指标都是提高的，而资金产出率则都是下降的，这和上面我们在对单项经济效益考察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从分阶段单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看，国有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低于集体工业，而资金产出率的下降幅度则略高于集体工业（1978—1984年除外）。
表4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有关数据
注：为保持口径的一致性，1978—1984年集体工业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按新口径作了调整。
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单要素生产率
表5 （1978—1993）
年份 A.单要素总产值生产率（1990年价，亿元）
国有工业集体工业
劳动产出率
资金产出率劳动产出率
资金产出率
（人／元） （人／元）
1978184171.71
7307 2.67
1984232801.76 11758 2.62
1988298721.44 15543 2.05
1989303131.24 16785 1.80
1990308411.10 18174 1.67
1991323051.02 20667 1.70
1992360741.00 27002 1.89
1993380530.67 35877 1.50
B.单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
1978／934.96 －0.06 11.19 －0.04
1978／843.980.488.25 持平
1984／886.43 －0.057.23 －0.06
1988／934.96 －0.14 18.21 －0.06
在我们计算的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增长要素中（见表6），可以看出：1978—1993年我国国有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中有37.77%的部分是由资金的投入所带来的，有27.3%的部分由劳动力的投入带来，而34.93%的部分则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与此相比，我国集体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中有25.38%的部分是由资金的投入所带来的，有31.05%的部分由劳动力的投入带来，有43.57%的部分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可见，改革以来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在加快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而在国有工业企业二者似乎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分阶段看，国有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始终在下降，而集体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在经历了1984—1988年的下降后，在1988—1993年已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尽管如此，以上述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类型所作的划分标准判断，无论是国有工业还是集体工业，目前的增长方式都还没有摆脱“粗放型”的巢臼。
表6 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增长要素分析单位：%
注：①表中参数α、β由经验确定，分别为0.2和0.8；②tfp＝y－αk－βl；③括号内的数据为各种要素的贡献率。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察结果看，改革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的提高速度并不总是正相关，经济增长速度除与劳动投入效益、能源效益的改善幅度正相关外，与资金投入效益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或负相关或相关程度较低。这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地协调好，并没有真正走出“高速度、低效益”的传统模式。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这种速度效益状况的呢？
二、传统“速度—效益”模式尚未根本转变的原因简析与对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速度—效益”模式之所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数量赶超”和“增长是硬道理”的错误认识。改革初期，在农村体制改革取得较大成功的鼓舞下，国人的目光首先投向“亚洲四小龙”。认为只要下决心、多投入，就可以保证速度，在短时期内赶上并超过“亚洲四小龙”。于是“数量赶超”成为当时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各地上项目、铺摊子、比规模、赛速度，迅速形成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应该说与片面理解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不无关系。实际上小平同志所说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增长”，而是包括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经济效益提高等多方面的内容。如果过份强调“速度”，就很难再兼顾“效益”。为了保证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可以不顾资金的约束。资源的约束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瓶颈”的约束而超经济增长地大量投入劳力、资金、原材料，大量消耗已很短缺的自然资源，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就是短期内经济总量增长加快而经济效益显著下降。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是造成传统模式难以根本扭转的重要原因。（1）政府机构的改革存在滞后：尽管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企不分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政府在介人盈利性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企业亏损补贴、增补流动资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越位”现象，而在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上则投入不足，存在“缺位”现象。这两种现象并存至少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说是财力）去优化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给经济行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条件。二是企业（尤其是那些受干预较多的企业）仍可吃国家的“大锅饭”，负盈而不负亏，讲求经济效益的提高缺乏应有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2）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还没有落实到位，金融、投资等的法律法规和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尽管1984年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已经通过改革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如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国家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管理、发行债券、投资方式多元化等），但这些变化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限制和约束企业和地方政府对资金的过量需求。目前，在央行实行贷款规模限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仍能在限额之外将可用资金尚不明显贷给企业，形成所谓的“绕规模”贷款。在投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前提下，企业除了从银行获得贷款外，还可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本来这种直接的融资方式对企业投资扩张的约束机制是较“硬”的，因为债权人大多是老百姓，到期还本付息天经地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生产经营困难，已发行的企业债券半数以上都不能确保到期自动兑付本息，债券对企业的这种“硬”约束也变得很“软”。既然企业可以通过拖欠、赖帐实现自己追求产值的目标而不受法律的严惩，企业的投资扩张和资金效益下降就无法根治。
第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传统模式难以转变另一重要原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盲目扩大经济规模、走简单扩大再生产的路子。由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老化、设备陈旧的现象，缺乏创新意识和市场竞争力，各地在筹集到资金后首先考虑的是把资金投入到那些能带来短期利益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项目和建设上去，对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现有企业（尤其是国有老企业）设备的更新换代水平，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缺乏应有的热情和责任感。另一方面由于受财政困难和人口就业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对新建项目、“五小”企业仍十分关心，而对是否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就关心甚少。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投资回报率低、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传统的速度—效益型模式难以转变。
第四，科技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尚不明显。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上看，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既不在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也不在资金、原材料的大量消耗，而在于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应用水平上。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从1994年这项指标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是很低的。美国、日本、德国的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均高达2.9%，韩国为1.9%，印度为0.9%，我国仅为0.51%。从科技的应用水平上看，我国的“科技—生产力”转换率还比较低，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在产品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也是很低的。1990—1994年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这一比重始终在1.38%左右。
针对上述造成传统“速度—效益”模式难以扭转的种种原因，我们应尽快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更新观念，摆正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根据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多以及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今后每年的经济增长应不低于6%。低了就要吃老本，既造成资源浪费，又错过发展机遇。但速度不宜太高，应控制在10%以内，否则就会造成资源紧张、通货膨胀严重，也会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因而，综合各方面因素看，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宜保持在9—10%较为合适。
2.加快改革步伐，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加快改革步伐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正”是导致传统“速度—效益”模式存在的主要根源，因而应在下一步改革中重新界定二者的关系，使政府尽量摆脱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状况。这样做一来可以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进行宏观调控，保障在社会治安、公用事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科学研究、高新科技的研究与推广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给企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一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就会成为其自觉的行为。（2）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如何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本文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国有和集体工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差别，为缩小这一差别就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产权界定、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在试点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3）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立法。资金是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为紧缺的资源，节约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及内在要求。由于我国投资体制尚不能保证投资的合理方向和使用效益，在许多地方、许多企业还存在着资金浪费、资金效益大幅度下滑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尽快扭转也将严重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加快投资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整投资结构、加大技改投资份额、引导企业走向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而加强金融立法则要解决金融秩序混乱、企业信用低下等问题，克服滥用资金、不讲效益的行为和做法。
3.加强基础教育、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因素。我国在科技进步方面的投入较低，已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尽快扭转这种状况。科技进步的基础是教育，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应成为常抓不懈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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