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剑明[1]2000年在《对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有关问题的探讨》文中认为本文首先阐述了企业兼并重组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规模效益理论，即兼并后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导致经营成本下降，利润增加；二是市场势力理论，即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可以加强垄断程度，扩大市场势力，获得超额利润；叁是低成本、低风险扩张理论，即企业通过兼并方式，可以降低进入新行业的障碍，并利用原有企业的资源，减少了扩张的风险和成本；四是交易费用理论，即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改变结构的唯一动力，企业兼并实质上是企业组织对市场的替代，是为了减少生产经营活动的交易费用；五是价值低估理论，即当一家公司对目标公司的估价高于市场对该目标公司的估价，兼并就可能发生。 文章还总结了资本主义企业兼并重组的发展历程。指出资本主义企业兼并重组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五次高潮，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在上述基础上，文章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的实践历程、发展现状，并总结了其作用、特征等。 我国国企兼并重组经历了一个发生并逐步发展的历程。1984年，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开始出现了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的现象；1987年，党的十叁大以后，形成了第一次兼并高潮；1989年起，在宏观经济紧缩的情况下，政府加强了在国企兼并中的作用，出现了强制性的企业合并；1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企业兼并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并的形式日渐丰富。 国企兼并重组的出现和发展，从整体上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一是有利于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二是有利于优化产品结构；叁是有利于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规模效益；四是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 在经济转轨时期，国企的兼并重组主要有五大特点：一是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二是主要以债务承担为主；叁是企业兼并目标的多元化；四是在兼并价格的确定上体现两重性；五是总体上仍处于不规范的状态中。 本文在总结国企兼并重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提出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产权问题。改革以来，国企有了一定的资产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产权关系仍未理顺，存在产权主体虚置，产权边界模糊等弊病，导致所有者的代表不明确，资产的责任主体难以形成，企业无法按照市场规则运行。 二是行政干预问题。在国企的兼并重组中，政府存在过度干预，主要有行政命令拼凑、强制“优势企业”吞并“劣势企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现象，导致企业兼并重组中的非市场行为，不利于国企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叁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目前国企兼并正处于发展阶段，资产评估不规范，影响了企业进入兼并市场的积极性，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在企业兼并中，普遍存在场外交易、缺少公开的竞争环境，导致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流失。 四是资本市场发育问题。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中介机构不够规范，资本市场不发达，致使企业在兼并重组中往往不能得到资金支持，影响了企业兼并重组的顺利实施。 五是法律制度问题。目前我国在企业兼并重组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而且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多，需要逐步改进；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法律体系，不利于规范企业兼并行为。 六是职工安置问题。目前国企在兼并重组中有大量的冗员需要安置，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俊全的情况下，对国企兼并重组的顺利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针对国有企业兼并重织面临的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和初步探讨，提出了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的对策： 一是坚持市场化的目标模式。首先要推进兼并主体的巾场化，使国企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次要推进兼并手段和方法的市场化，摆脱现存的浓厚的非市场化特征；第叁是推进兼并市场竞争化和兼并价格的市场化，要消除政府对兼并价格的不正当干预，并逐步培育竞争性的兼并市场。 二是进一步规范产权交易。首先要明确产权关系，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资产经营和管理机构；其次要通过建立“叁级授权经营制”来构建有效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系：第叁是完善和规范产权交易市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对相关主体做出明确要求。 叁是规范政府行为。要建立和完善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机构，使它直接对人大负贾，为企业兼并重组的市场化提供外部条件。 四是发展证券巾场，加强资产评估的管理。要进一步排动投资银行的发展，使之逐步与国际接轨，并运用收益现值珐进行评估，同时应重视企业价值评估，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市场价值。 五是解决职丁安置问题。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后顾之忧：其次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叁产业；充分拓展就业渠道：第二要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下井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六是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逐步完善法律制度；其次要创造公平的法律环境；第叁
高玉婷[2]2016年在《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引擎”。从全球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企业集团的运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已成为是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是助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赶超的强大引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利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条必由之路。2013年11月,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15年9月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制定中央企业结构性调整与重组方案,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整体上市、并购重组等方式,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这为未来的国企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并购重组作为提高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成效到底如何,怎样发挥其在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中央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研究中央企业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对国内外关于国际竞争力和企业重组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竞争力与企业重组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央企业重组与央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的性质和地位,说明了增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而重组是提升央企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进而建立了“一个标杆、两个层次,四个维度”的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构建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提出了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六大路径,即“做大——扩大企业规模”路径、“做强——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路径、“做优——提升成长能力和创新能力”路径、“世界一流——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路径以及“机遇——改善外部竞争环境”路径和“政府——深化国企改革”路径。其次,通过分析中央企业的发展现状,包括对中央企业规模、发展速度、经济地位、运营效益和行业布局等多维度研究的基础上对从中央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沿革和重组模式等方面的总体形势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说明央企重组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中央企业并购重组与整合取得了显着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央企业的布局结构得到优化,规模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显着增强,运营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央企“大而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行业布局有待改善,国际化经营还处于较低水平。接下来,对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进行研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世界500强企业作为标杆进行分层次、多维度地深入比较,分析了目前我国央企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与世界500强的优势和差距。尽管中央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成效斐然,但与国际一流企业仍存在较明显的差距。虽然我国已明确提出了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企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但离世界一流企业这一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随后,本文基于中央企业在2006年至2014年间的财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我国的中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南北车重组、中粮和华润叁个案例解析,在此基础上探析重组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后,借鉴国外大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从影响我国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作为落脚点,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郭栋[3]2002年在《企业兼并重组的研究与实践》文中认为在过去的五年里，国有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热点，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直接作用下，多种形式的兼并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共同焦点，承担债务式兼并是国有企业多种兼并方式中应用最多的一种，对它的研究和探讨也长期不衰。 本文在这样一个社会实践和理论背景下，结合一个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实践，就我国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进而对兼并、重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文运用国内外兼并重组理论，分析了西安变压器厂兼并西安重型电炉厂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兼并重组的过程；运用“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体系”评价了企业兼并后的财务效果；创意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在兼并过程中实现股权多元化的途径；论述了或有负债的风险和防范；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被兼并企业职工角色的困惑给重组和文化融合带来的困境；结合该案例重组的特点，论述了兼并重组中的速度风险和企业速度观念；提出了企业通过战略性改组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总之，本文是在综合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了兼并重组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目前兼并重组的实际情况，对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论述，并提出了一定的可供操作的思路，通过论述旨在为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提供一些新思路、新观点，进行一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刘敬桢[4]2015年在《国有企业重组与要素整合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重组与整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有企业重组与要素整合对于加快资金集聚和增强国有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实现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有资产增值和实现规模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实现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学者对企业重组的研究开展较早,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其研究多以国外企业的重组实践为背景,在时间、地域和企业性质等方面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有企业的重组与整合问题。与西方国家的企业重组相比,我国企业重组活动开展较晚、规模较小、数量也较少,企业重组与整合理论也较为欠缺。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这一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类型,对其重组与整合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尚不够系统深入,特别是对国有企业重组与整合的典型成功案例研究较少。本文以我国国有企业重组与整合机制为研究内容,以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中汽国际)和中国海洋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海航)的重组与整合为案例,重点研究了国有企业重组中的人员与组织结构重组与整合机制、国有企业重组中的战略重组与整合机制以及国有企业重组中的文化重组与整合机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国有企业重组中的人员重组与整合机制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重组中人员重组与整合的策略,包括妥善安置冗员和积极留住核心员工、注重员工的培训开发和提升员工素质、建立完善的薪酬和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畅通的员工交流和沟通机制以及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等。(2)国有企业重组中的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重组中的人才队伍建设思路,通过确立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强化知识技能培训、强化激励措施等措施培养知识型、创新型人才队伍；通过重塑骨干核心价值观、坚持分层分类培训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打造骨干队伍,保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落实引才责任、坚持战略引领、拓宽引才渠道、搭建事业平台等措施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助推企业快速发展。此外,构建了以“一个基础平台、叁大管理体系”为支撑的国有企业重组人力资源整合模式,并提出了价值创造一价值评估—价值回报(人—岗—薪,贡献—评估—激励)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的国有企业重组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激励体系。(3)国有企业重组中的组织结构重构研究。指出国有企业重构必须去除重组前原有企业组织结构形式的弊端,重新整合组织结构要素,实施组织结构变革,提高组织结构与重组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匹配度。国有企业重组中的组织结构重构必须符合重组国有企业发展战略需要；同时,要注重分工协作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提高重组国有企业的运作效率；此外,要合理选择组织形式。(4)国有企业重组中的战略重组与整合机制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重组中的战略规划包括：基础分析、战略定位、战略规划、经营战略、职能战略和战略实施等。重点研究了职能战略制定和实施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包括管理体系、管理责任、管理模式和跟踪监控在内的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实施框架。(5)国有企业重组中的文化重组与整合机制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重组中文化重组与整合的策略,具体做法包括渗透于规章制度、凝聚于培训活动、相融于视觉识别和体现于社会责任。提出了由文化识别系统、文化传播与落地系统、文化保障系统和文化评估系统四个部分闭环组成的国有企业重组的企业文化建设系统。(6)国有企业重组与要素整合的案例研究。本文以中汽国际和中国海航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了这两个国有企业成功重组与整合的典型做法,分别研究了中汽国际和中国海航重组中的人员与组织结构重组与整合、战略重组与整合以及文化重组与整合。
曾建平[5]2006年在《国有控股公司资本运营研究》文中提出资本运营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出现的特有的新的经济学范畴。作为与生产经营相对应的概念，资本运营是指企业投资人通过企业兼并、收购、企业联盟、股份制、资产重组等多种方式，对资本进行优化配置和有效运用，以实现资本回报最大化的经营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不断发展。许多国有企业通过资本运营，规模不断扩大，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控股公司已成为国有资本运营的主体。研究国有控股公司资本运营，对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和国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并购、企业联盟、股份制叁种扩张型资本运营方式和收缩型资本运营的具体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国有控股公司资本运营的风险与防范进行了阐述，初步构建了国有控股公司资本运营的理论与操作框架。
冯国强[6]2016年在《地方分权层级对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文中认为关于地方分权与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主要解释是地区竞争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在实行地方分权之后,中央政府可以在地区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使得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或在政治晋升上,必须展开相互竞争,从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他们保护投资者的产权。但是这一理论难以回答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对于具有多层级地方政府的国家来说,地方分权的层级是否影响产权保护程度。在生产要素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的行业,按照地区竞争理论,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在生产要素难以跨地区流动的行业,其答案则是不确定的。我们认为,在中国,即使是在关键的生产要素不能跨地区流动的行业,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是肯定的。支持这一观点的一项经验依据是,2008至2013年间,中央政府为了整治煤炭行业事故多发和污染严重等问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小煤矿(主要是民营煤矿)进行兼并重组,并把相关的行政权力授予各省级政府。我们发现,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各省份对民营煤矿的产权保护程度出现了系统性差异：凡是向市(县)政府下放权力的省份,其对民营煤矿的产权保护程度均较高；凡是未向市(县)政府下放权力的省份,其对民营煤矿的产权保护程度均较低。这说明,尽管煤炭行业的关键性生产要素——煤矿——是不能跨地区流动的,但是,地方分权的层级仍然对产权保护具有显着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在地方分权与产权保护之间,除了地区竞争机制之外,还有其他机制也在发挥作用,此种机制即是本文所要论述的“纵向制约机制”。所谓“纵向制约机制”,是指地方分权的层级通过影响投资者的抗争成本之高低,从而影响到各省份对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程度。也就是说,相对于省级层面的地方分权,市(县)层面的地方分权能够降低投资者(或民众)的抗争成本,从而更有利于约束市(县)官员的行为,提高对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程度。当然,“纵向制约机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发挥作用,它需要依赖一定的前提假设,即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导向上,没有严重背离经济增长导向,但也不是纯粹的以经济绩效来考核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本文首先通过理论模型验证上述观点,并把这一观点提炼成理论假说,然后利用煤炭行业2008至2013年间各省份兼并重组的经验材料进行检验。为增加理论的说服力,本文还考察了石油(天然气)、非煤非油(气)矿业行业的资源整合运动,并与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形成比较。我们发现,在整个矿业行业整顿关闭与兼并重组小型矿山企业的过程中,“纵向制约机制”依然成立,从而得出结论：地方分权越倾向于市(县),民营投资者的私有产权越容易得到保护,否则越难得到保护。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陈绩[7]2018年在《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众多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需求迫切,而兼并重组是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国制造2025》,把制造强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战略机遇,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大幅去泡沫化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了重要机会窗口。引导和推进制造业企业兼并重组,是广东培育和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东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对优化企业兼并重组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企业兼并重组也遇到了跨区域重组难、民营企业兼并重组难、兼并重组成本高、兼并重组潜在风险大、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较慢等问题,制约了企业兼并重组开展,降低了兼并重组效率,相关问题急需研究解决。国内对制造业企业的兼并重组政策研究还相对较少,将产业转型升级理论和兼并重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理论模型评估广东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兼并重组政策的效果和问题,提出改进的对策,从而更好营造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兼并重组的环境,对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兼并重组政策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本文立足于探讨省级层面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兼并重组的特点,以广东整体发展为背景,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比较研究、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兼并重组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二章是基本理论研究,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和政策分析模型等,对制造业兼并重组的基本概念、政策的分析模型、研究应用的主要理论等进行理论概述。第叁章运用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深入分析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兼并重组政策的现状与问题。第四章分析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省市兼并重组政策的经验。第五章是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兼并重组政策的对策建议。
金桩[8]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企业资源重新配置的一种手段，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一直是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值得关注的事项。自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的12年中，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规范到规范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无论是重组次数还是交易金额都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作为在我国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经济行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究竟有没有给参与人及社会带来效益?效益的大小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企业今后资产重组行为模式的选择，也将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从资产重组绩效的理论、实证和制度分析叁个层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制度根源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包括对资产重组定义及分类的探讨、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现状的描述以及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实证研究的述评等。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资产重组绩效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总结出资产重组绩效的理论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新古典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协同效应理论分别作了理论和应用分析。 第叁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公司治理改善两个方面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特殊功能意义，并从融资地位、控制权收益和政府意图等叁个方面着重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特殊目的。 第四章分别采用事件收益分析法、基于因子分析的综合财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绩效做了综合研究。 第五章分别对资产重组的四种主要方式，即股权转让、收购兼并、资产置换和资产剥离与所拥有股权的出售绩效做了实证研究。此外，本文还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两种创新方式，国有股回购和换股合并做了实证研究。 第六章主要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从产权制度、法律环境、信息披露和政府行为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制度环境做了深入分析，并得出我国现存的制度环境是影响重姐绩效的根本原因的结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绩效是低下的。事件收益分析和综合财务分析均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只产生了非常短期的绩效。同时笔者发现不同的重组方式之间，重组绩效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2.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有关资产重组活动参与人的目标异化和行为扭曲是导致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 3.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尽快完善有关资产重组的法律法规，纠正现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不同方式采取分类引导和规制，使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活动在规范中健康发展。
赵静[9]2014年在《决策删减—执行协商：中国山西煤炭产业政策过程研究》文中认为在制度转轨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本文研究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煤炭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指出“决策删减-执行协商”是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特征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分析政策波动与跃迁的系统性框架。政策发生相反的变化，谓之波动；频繁发生重大改革，谓之跃迁。在比较分析了解释煤炭产业部门政策波动与跃迁的叁个竞争性解释和现有政策过程理论之后，本文构建了“决策删减-执行协商”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回答现实问题：为何煤炭产业在短短几年间出现了从“资源有偿使用”市场化改革到“企业兼并重组”国有化改革的大逆转？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了中国煤炭产业发展中两次影响深远的政策——“资源有偿使用”和“企业兼并重组”——为关键个案，对其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还分析了煤炭产业的发展历史、政策演变和制度安排。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表现为政治压力下的决策删减与博弈中的协商执行频繁交错。政治压力导致了政治精英追求政治理性，将决策过程中的利弊权衡环节删减。作为对决策删减的补偿，政策执行过程则表现为反复、拖沓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协商。决策的目标方向与执行结果之间存在紧密的张力关系。此外，行政精英同时具有代理人与自利者的双重角色。既有利益格局界定了博弈策略，导致了不同的执行模式和执行绩效。频繁的政治精英更替打破了政策周期，迫使决策过程删减，政策执行中断。高频率、高程度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是政策波动与跃迁的催化剂，导致了决策产出的不确定和执行结果的多样化，进而引发了政策波动与跃迁。最后，本文分析了政策波动与跃迁对产业发展的损害，指出政策的稳定性是产业发展的必要保障，科学的政策决策和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是产业善治的必要途径。由此，研究指出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叁条优化路径：减少政策决策中的政治压力，优化激励机制；拓宽知识与意见的输入渠道，增加专家与公众的参与；明晰行政自由裁量的使用边界，建立稳定的行政规则。
彭凌志[10]2007年在《产业演进理论在我国企业并购中的运用》文中研究说明在国际钢铁企业并购风起云涌和国家新的钢铁产业政策出台背景下,从2005年开始,国内钢铁行业并购开始如火如茶地展开。我国钢铁企业如何应对新一轮的并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从产业演进的角度对我国钢铁行业的并购进行深入探讨,期望为钢铁产业政策制定者提供未来决策之参考依据,为相关钢铁企业并购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首先对并购理论与产业演进理论做了一番考察,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和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以我国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对我国钢铁行业的并购历史做了详细的考察,并通过对行业内企业数量、产业集中度、营业额和行业利润的变化分析,探讨产业演进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供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钢铁行业处于产业演进的规模化扩张阶段的初期;我国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还很低,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企业间并购主要以横向并购为主,同时纵向并购开始出现;企业的盈利能力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过程。产业集中度过低是中国钢铁行业所有问题的集中体现;并购重组是我国钢铁行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对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有关问题的探讨[D]. 纪剑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中央国有企业重组的国际竞争力研究[D]. 高玉婷. 辽宁大学. 2016
[3]. 企业兼并重组的研究与实践[D]. 郭栋. 西北工业大学. 2002
[4]. 国有企业重组与要素整合机制研究[D]. 刘敬桢. 合肥工业大学. 2015
[5]. 国有控股公司资本运营研究[D]. 曾建平.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6]. 地方分权层级对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D]. 冯国强. 浙江大学. 2016
[7]. 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研究[D]. 陈绩. 华南理工大学. 2018
[8]. 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D]. 金桩.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9]. 决策删减—执行协商：中国山西煤炭产业政策过程研究[D]. 赵静. 清华大学. 2014
[10]. 产业演进理论在我国企业并购中的运用[D]. 彭凌志.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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