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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传媒的发达和各种驱动力量，使长篇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机会与可能。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不要说全部阅读，就是阅读其中的一部分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对于我说来，“奉命阅读”就成了了解长篇小说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不得不承认，从总体状况而言，长篇小说在普遍写作和竞争的环境中，它的发展是惊人的，这不止是指数量，同时也是指它的质量和可读性。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在我阅读的这些长篇小说中，尚未发现内心期待的、具有大气象或撼动人心的大作品。但在鱼龙混杂的文学时代，能够读到这样一些作品，已经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了。
一、魔幻都市与病中情人：赵凝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
现代都市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或者说，现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都市化的过程。但是，现代都市从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巨大悖论：一方面，都市文明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方便，明确的地理交通图、无所不有的超级商场、随心所欲的高级超市、银行、酒店、咖啡馆、影院剧场，象征全球化的麦当劳、肯德基，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等等，对知识分子来说，还有许多他们热爱的言辞的倾听者，这些场所吞吐着巨大的人流，仿佛在向每一个人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都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不仅“城市的他者”——那些成千上万涌向城市的“外省人”，幻灭了他们试图在城市兑现想象中的万花筒般的生活，就是生活了几代的城里人，他们自以为熟悉了自己的城市，事实上，那仅仅是小市民的一种徒有其表的虚假炫耀。其实，现代都市已经用自己的隐形之手，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又不在把握之中的庞然大物。
赵凝的小说，虽然我们还很难将其明确地指认为“都市文学”，但就目前我所感到的她的作品而言，基本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在她的这些小说中，她构造了一个我们隐约感觉到了、但又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某些方面：城市就像是一个魔幻世界，随时会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那是可以半夜三点突发奇想地从北京到天津去看朋友，然后死于非命的疯狂女孩；那是老来不和出走不能，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的孤独父亲；或者是结婚离婚，离婚再结婚无所适从的体制外女人；或者是久驻于虚拟的电子世界然后丧失了现实感觉的“发烧者”或“电脑寡妇”……。在赵凝的小说中，似乎每个人都丧失了心理地图，他们茫然无措又疯狂奔走，没有方位更无目标。因此，赵凝的小说所书写的是魔幻城市里患了心理疾病的“病中情人”。
长篇小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集中书写了一个被命名为“莫铭”的女大学生隐秘危机的心理路程。对于这个人物来说，她的危机和焦虑不是来自身份或生存，也不是来自金钱或权力的欲望。对于莫铭来说，她是一个在校的热门专业的大学生，是一个被家庭殷切关注又寄予厚望的宠儿，是纯情男子或已婚男人追逐的目标……，但莫铭优越的外部环境并没有为她的生活带来快乐。莫铭几乎永远处在一种不安和动荡之中。一种莫名的躁动像血液一样搅乱了她内在和外在的生活。她曾和几个男人谈情做爱，做爱是她唯一的激情来源，也是获得自我确证的唯一方式，因此做爱超越了其本身的诉求。她既需要她的情人又时常感到厌倦。需要时她可以不向学校请假然后借钱乘车去情人出差的城市；厌倦他们时，就像厌倦她的专业和家庭无聊的气氛。最终莫铭仍然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失败者或者失意者。
事实上，围绕在莫铭身边的男人女人，他们共同的命运和莫铭相差无几。大学生张氢、留守男士老普、母亲看好的“准出国女婿”肖晓、以及离职的胡言、来路不明的东哲以及莫铭的同学林隐、小史、姐姐，这些生活在魔幻般城市的人们，几乎都在病中。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或者抑郁、放荡、说谎、神经质等等。不正常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这就是赵凝为我们揭开的城市最隐秘的角落。
在现代文学发生的时代起，对于城市的批判就没有终止。那时，是一些自称“乡下人”的作家，因对城市的冷漠而有意在想象夸大了乡村的诗意，一种怀旧的情绪是他们城市批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对于赵凝或莫铭而言，他们无旧可怀。因此，在赵凝小说中所隐含的城市批判就比现代文学史上批判城市的作品要复杂得多。在我看来，赵凝是否用语言的方式放大了她痛苦的城市生活体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生活处境中，一方面是仿佛空气中都充满了欲望，每个人似乎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一方面，东方第三世界原有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又无处不在。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使每一个都进入了一种无物之阵，想决斗都找不到对手。这是今天城市生活无可超越的宿命，莫铭的绝望也正是由这种特殊的历史处境决定的。
我还注意到，在《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中，有大量的幻觉描写。这些幻觉与我们常见的传说、迷信无关。这些幻觉在莫铭的神经系统里已经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现实／虚幻彼此不分的情景，真实地揭示了现代城市生活虚妄的一面，它无情地粉碎了关于“现代”的种种神话。或者说，呈现在我的面前的城市生活既有福音又有“妖魔”。妖艳无比的城市由突发事件构成的戏剧化场景，无言地告知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把握之中，我们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控制着，然而我们无能为力。
但是，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又深深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为赵凝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语言能力所吸引，她的小说每个句子都如盛开的花朵，灿烂而逼人。她所揭示的当代城市生活场景让我们感到熟悉而又陌生，这是小说的力量；与此相关的是，语言的力量深入人心，那么，赵凝所描述的一切，是否也放大了我们城市生活绝望的体验呢？当现代主义的反抗已被证明为虚妄，先锋的“实验”已经“过气”之后，那么，“新生代”所能提供给我们的，难道仅仅是无望、无奈的随波逐流和比比皆是的城市病人吗？显然，我们对这一代才华横溢的作家所期待的，远远要多。
二、矛盾的阅读：郁秀的《太阳鸟》
留学生文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大概有台湾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又见棕》，80年代去美国留学的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极其鲜明地呈现出了留学生文学的“代际”距离。他们表现出的不同体验和情感，我们几乎很难寻找出其间的承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不认同关于现代性的“断裂”解释。
在於梨华那里，那种“无根”感几乎是切入骨髓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可以提炼出一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书中牟天磊的经验，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许许多多年轻人。他的‘无根’的感觉，更是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同感受的”。到了查建英那里，留美学生“我”开始产生了矛盾，她仿佛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美国不属于她，尽管她生日那天她可以得到一辆白色的汽车，而在国内，过生日时父亲只是揪了揪她的小辫子。但她仍然有一种放不下又说不清的，不能释怀的东西缠绕着她。她没有目的的回来寻找她想要的哪个东西，结果还是大失所望。于是她不知道是应该留在美国还是应该留在中国。也正是这一矛盾心态的表达，使查建英的小说在那一时代的留学生文学中格外引人瞩目。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洋插队”进行疯狂叙事的留学生“文学”，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面孔，它以夸张，张扬的方式所表达的弱势文化心态，以及在迟到的中国市场上捷足先登式的趁火打劫，使这些文本永远地休止于文学的门栏之外。那是特殊时期产生的扭曲了的所谓的“留学生文学”。
现在我们所要谈论的《太阳鸟》，并不是一部特别令人感到兴奋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问题是它的平面化，这可能也是作者的有意追求。她说“表现这一代留学生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除了大刀阔斧的笔法，应该还有曲径通幽可寻。我力求用真切的心，风趣的笔，描述那些平凡事实的故事。我抛开许多大场景和一些庄严的话题，只想从情感的角度加以挖掘。我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总是一致的，而这种美好的情感不仅维系着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也维系着一个民族。”但这种宣言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到作品的具体写作中。在她的表述中显然也有“大叙事”的愿望，并试图通过“平凡真实的故事”得以实现。然而读过作品之后，我觉得除了陈天舒和她的朋友们关乎个人的情感忧伤或满足之外，留下来的就没有什么印象了。而这一感受同阅读於梨华、查建英的作品是非常不同的。我并不是说这两个作家就是评价留学生文学的一个尺度，而是说，读过她们的作品之后，心灵总会受到某种震动，那里总有一些令人感动的东西。它触动的是心灵深处的只可意会而又难以名状的东西。这就是作家的过人之处。《太阳鸟》可能缺乏这种有力量的东西，也就是撼动人心的东西。但有趣的是，从於梨华到查建英再到郁秀，留学生文学恰好走过了“痛苦——矛盾——解脱”的全过程。但是，这一叙事真的是留学生文学的福音吗？
《太阳鸟》这个作品命名就透露了它可能流淌在作品中的调子，它轻快，流畅，没有负担，这一方面传达了这代留学生的心态，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文化意识形态的后果。在作品中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那个名叫林希的青年，曾有过痛苦的情感记忆，她在国内与男友的同居，遭到了长辈的痛恨和诅咒。这一挫折是林希难以走出的心理泥沼，甚至最真挚的爱情也不能将她拯救。但是，是美国的观念拯救了她，是美国的观念使她拥有了“另一种活法”。“全球化”从本质上说就是“美国化”，而林希恰恰是在美国观念那里得到自我救赎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细节，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文化意识形态霸权不规则渗透的形状。因此，对《太阳鸟》的阅读我似乎有一种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我希望留学生能够写出超越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等“大叙事”的作品，而能写出独特的个人化的真实体会；另一方面，我又对纯粹的个人情感体验，对缺乏震撼力的作品有一种排斥的心态。这是批评家的问题，也就是作品中越是缺乏的，也正是他们越加挑剔的。批评家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他的看法仅仅是一家之言，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陈词滥调。但这部作品很可能会受到在平面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读者的喜欢，这不仅在于作者是《花季·雨季》的作者，更重要的是，《太阳鸟》提供了一种他们熟悉并乐于接受的叙事范型，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三、并未终结的现代乌托邦：马枋的《生为女人》
初读《生为女人》，我们可能会误认为它是又一部“女性主义”的本文，是用另一种体验建立起的性别控诉的起点：市报为女同胞的节日举办了一个聚餐会，宴会激情荡漾充满了“亲如一家”的气氛，这是这个时代司空见惯的经典场景，也是普及最为广泛、深受精英和民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生活叙事。但叙事者却对这一场景发出了如下愤怒的议论：“酒桌上的女人，是风景，也是点缀和陪衬；即使女人在数量上占着优势，只要酒桌上有了男人，她们就成了背景。再无能的男人沾了酒后都想充当主角。”如果沿着这一思路阅读这部小说，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女权”视角。而且事实上，马枋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确实也对这一弱势群体在不经意间表达了她可以理解的深切同情。比如就在杯觥交错虚假的融洽中，却遮蔽了女记者冬子不为人知的委屈和幽怨。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另两个女主角几乎也遭遇了大致相同的命运。而且她们活动的场所，几乎都与今天消费主义时代的时尚相关。于是，在阅读中将女性与这个时代的消费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将三个女人的不幸集中表达于一个本文中，然后概括出一个弱势群体深受伤害和歧视的性别话语，也是大体不谬的。
但是，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显然要大于它的表意符号。或者说，这三个女性所受到的不同伤害，事实上不止是性别的问题。比如，当如歌们以同样的方式诉诸于男性时，当她们以“以恶报恶”的方式惩罚男性并从中获得快感时，我们还会对这些曾经受到伤害的女性怀有同情或怜悯吗？女性的“恶”难道仅仅是性别的逆向仿制吗？或者说，是男人教会了女性如何以怨报怨的吗？所以，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不如说一部反省今日中国现代性的作品。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现代”就是一个不战自胜的神话，谁对它提出质疑，谁就要遭致灭顶之灾，谁就是阻挡历史步伐的遗老或遗少。但时至今日我们都会发现，“现代”的承诺在兑现了“福音”的同时，也兑现了我们不曾预料的“妖魔”。如歌、冬子、晚晴们的遭遇和性格的变异，并不是性别歧视导致的，起码不是全部。“现代”的观念不止为男性欲望的释放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膨胀了女性跃跃欲试、背离传统“寻欢作乐”的勃勃野心。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女性坚持传统的操守，事实上这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但也并不因此就肯定女性这一“解放”的激进诉求。作为作家的马枋，她所虚构的人物只是限定在了她所熟悉并有能力把握的范畴之内，而所要讲述的话语却未必是与女性相关的。因此，《生为女人》的全部复杂性我们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接触。
我想借此谈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长篇小说文体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叙事文学最重要的文体形式，也是标示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文体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文体形式的发展是文学界最为体面的事情，在市场经济面前，其他文体形式几乎举步惟艰，但长篇小说却可以在市场上风采依然地与其他商品一决高下。这一文体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偶然性，促进了它的发展的同时也无限地膨胀了它的商业化诉求。长篇越写越长已经成为共识，这一状况虽然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可以帮助拉动内需，但它对阅读忍受极限的挑战，可能是更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小说作为精神产品，长度不应成为评价尺度，经典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战争与和平》、《追忆逝水年华》、《红楼梦》，一部比一部长，但没有人拒绝承认其经典地位；同样，《少年维特之烦恼》、《红字》、《呼兰河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没有因为短而被拒绝承认为经典。因此长度在经典作品那里从来没有构成问题。但今天问题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浮躁之风无处不在的时代，可以想象的是，能够像托尔斯泰那样端坐于庄园不急不躁的作家，已经很少存在；能够像曹雪芹那样每天喝粥坚持“批阅十载”的作家，恐怕更是凤毛麟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沮丧地说，经典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从小说生产角度获得的印象。从小说接受的角度看，在这个文化减法盛行的时代，在声光色大行其道和无奇不有的网络神话的笼罩下，接受者也越发失去了阅读文字的耐心，能够认真读完今天出版的上百万字小说的读者，可能已经屈指可数。这种情况用极端的情绪作出指责或自我辩护都是无济于事的。这里已不止是读者耐心的问题，更有小说艺术质量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马枋的这部长篇写得短小就一定是杰作。我想说的是，起码作家有了这样的意愿和自我要求。事实上，马枋对小说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她的理解并不体现于气概不凡的宣言和激进观念的表达上。她也很少用小说之外的形式“说话”。但是就在马枋平实、坚韧的小说叙事中，我们却分明感到了她那不露声色的挑战，感到了她对小说这一“困难的形式”试图突围的勇气和郑重。特别是她对女性题材极富想象力的结构和处理，为当下陷于困境的这一题材提供了新的生机和可能。
这部《生为女人》，让女性小说重新回到了人物和故事，这是小说最基本的要素。当形式的意识形态终结之后，小说“回归”人物和故事的倾向已经成为值得注意的潮流。事实上，这一倾向不仅没有妨碍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是为作家提供了充分施展感觉和才能的空间。三个不同女人不同的痛苦经历，使她们异想天开地试图合为一体，共同与异性的围追占有搏斗。因此，这也是一部关乎这个时代个性的小说，也是一部揭示“现代乌托邦”和女性心灵秘史的小说。但是她们能够实现弱势群体自我捍卫的最低期许吗？她们的痛苦或经历究竟是一种宿命还是人物特有的生命形式，亦或是作家叙事的凸现？此时我们可能难以说出内心全部的复杂感受，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包括马枋想象的乌托邦并未终结，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假象形式，而它的不真实性却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四、生活政治与历史叙事：陈士濂的《樟树王遗事》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都市白领和都市情爱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调，都市生活中最适于煽情和调动读者欲望的题材，被无数年轻乃至不年轻的作家疯狂地生产出来。徒有其表的现代都市仿佛到处充满了欲望的尖叫。也就是十年的光景，叙事中的都市生活于我们说来几近恍如隔世。即便是主旋律的作品，在义正词严的反贪风暴中，其背景也是灯红酒绿、红男绿女的糜烂城市。这些场景使我们仿佛又置身于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又置身于“新感觉”或“鸳鸯蝴蝶”派的迷乱想象中。这两种不同诉求的小说创作，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都着眼于当下的都市生活，都以夸张的修辞放大了都市的欲望。这一不经意揭示的背后，却隐含着一个致命的虚假叙事，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仿佛已经完成，中国所有的快乐和痛苦仿佛都包藏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然后再暴露于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或某个宾馆的神秘房间里。
这一新的创作潮流所隐含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那些语言的才情或对感觉精到的描述，是不能将作品的“气象”、“韵味”置换掉的，单一的都市生活题材也将会使我们千呼万唤无比热爱的多元化、多样性流于空谈，困难的争取将会用另外一种形式轻易的放弃。面对这一创作状况我常常十分不解，就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传统来说，最富于经验和成就的小说应该是农村题材和民俗风情题材的小说。但九十年代以后，这一传统已鲜有接续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读到了陈士濂的长篇小说《樟树王遗事》。这是一部远离当下时尚的小说，也是一部与传统的小说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去甚远的小说。它没有与宏大叙事相关的齐家治国英雄，也没有追求史诗品格的高远抱负。但是，就在作家从容节制的叙述中，在作家多少有些眷恋而又迷朦的想象中，我们不仅遭遇了许多有趣或陌生的人物，感受了上个世纪中叶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的风情风貌，重要的是，在作家结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关系中，我们认识了另外一种历史。
小说将樟树王家族的兴旺与衰败的过程，设定于解放前后的转折时代。转折的时代是不安定的时代，普通人虽然不参与国家权力的争夺，但社会生活的变化总会与家族、家庭生活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转折在小说中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这个家族的兴旺与衰败，都与这个背景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反映樟树王家族变化的时候，没有把兴衰过程全部归结于时代的变动。事实上，就在这个变动到来之前，家族内部的分化就已经预示了衰败的无可避免。这些分化，是通过小说的细部传达出来的。比如丫鬟桂花与父亲的关系、由这一关系所影响的夫妻关系，五哥暧昧的身份焦虑以及家族内部不能言说、但又无时不在的兄弟们混乱和复杂的身份关系，晚来的新潮对家族内部的冲击等等，都预示了危机的存在。只有细部才能进入历史，这些细部事实上就是支配中国民间生活的政治。按照吉登期的解释，“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传统中国的家族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我们在《红楼梦》、《家》、《白鹿原》等不同时代的家族小说中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文化线索。这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政治就是家族的权力关系或等级关系，在这个霸权的统治下，表面的平静总是不能掩盖随时出现的危机，对名分、财产、尊卑的争夺，成为生活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在大变动到来之前，家族的问题和分化事实上已经完成了。
在这个意义上，《樟树王遗事》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另外一种参照。但是，“樟树王”家族的最后衰败，毕竟是通过时代的大变动实现的。小说在后半部对“土改”和工作组的描写，虽然并不精彩，它甚至还没有超出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土改小说”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是，问题在今天提出，显然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或者说，历史曾经要求打倒富人，他们的财产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聚敛起来的，都要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但今天的口号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历史言说的合理性总会找到无可辩驳的依据，无论它是多么的不同。但有一点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个被命名为金秋月的“童养媳”，在工作组的诱导下，并没有声泪俱下地控诉她的主人，她只提出了和她身份相符的陪嫁条件。阶级的阵线在条件的满足中隐去了。阶级关系的普遍适用在金秋月这里被终结了，我们熟悉的历史叙事在这样的生活细部中得以瓦解。因此，这又是一篇重新解读历史的长篇小说。
《樟树王遗事》还可以肯定的，是对众多人物的刻画。比如伯父的刚愎自用、父亲的唯唯诺诺、五哥的自暴自弃、桂花的质朴善良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家在塑造他的这些人物时，并没有预设具有判断性的价值尺度，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复杂性或多面性。那个威严甚至有些残酷的伯父，当他最后与樟树王同时毁灭的时候，虽然我们被告知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但他对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坚韧的性格，以及试图重振家业的幻想，仍然给我们以极大的震动。在他的身上几乎蕴涵了中国传统农民的全部复杂性。在当下的文学生产环境中，《樟树王遗事》可能因其题材的古旧反而别具一格，即便是在文学消费的意义上讨论，这部小说也是值得一读的。
五、重返传统的写作：鲍十的《痴迷》
90年代之末，中国文学出现了两种写作时间：一种是受全球化语境的影响，着意书写都市的生活时尚，书写青春的快意和体验。当下生活的浮华和想象，在她们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和无所顾忌的表达。她们在“时尚”的时间维度中，也引领了另一种写作风潮。这种写作在走向市场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另一种写作，可称为“本土化”的写作，在这样的写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统仍在缓慢的流淌，他们的感受方式，叙事方式以及人物和故事，都是人们所熟悉并可以亲近的。经历了漫长的追新逐潮之后，阅读的疲惫希望心理能获得稍许松弛或平缓，把阅读当作一种享受或消遣，而不必再为缓读绞尽脑汁。因此，我在祝福新潮写作一帆风顺的同时，对本土化的写作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和热情。
现在我读到了青年作家鲍十的长篇小说《痴迷》。此前这位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念》曾被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鲍十也因此一举成名。现在看来，这位青年作家并未因“知名”而不知所措莫衷一是。他仍然坚持着他选择的写作道路。这是一条重返传统的写作道路，也是不断融会吸纳新质的写作道路。《痴迷》讲述的是我们不断遭遇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是动人心魄并充满了传奇性。乡村医生华宗德终生爱恋着一个名叫二丫的姑娘，但他却没能够娶到她。原因是二丫被人强暴后自尽身亡。此后华医生只能在想象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同二丫相聚。华医生也曾同其他人发生过关系，并有私生的儿，但这些都不能割舍他与二丫的生死之恋。华医生只能在死后将坟墓与二丫埋葬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爱情悲剧，无论是二丫还是华医生，他们都生活在传统中国古旧的情感方式中，都有一种“从一而终”的道德伦理规约。在当下的人们看来，这一情男痴女也许过于夸大了他们的情感关系，他们的生死之恋似乎也缺乏依据和合理性。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家在刻画渲染华医生对二丫一往情深的思念时，叙事中时时涌动的动人之处，作家对人们内心准确的体悟和把握。这是一种朴实无华的情爱故事，是只有传统中国文化才可能培育发生的情爱故事。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经常处于矛盾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文学创作受到外来迫力压制时，当文学创作甘愿受制于这种压制时，批评将会鼓动新潮的崛起，鼓动那些敢于突围的违时与叛逆。这种鼓动当然是为了张扬被压抑了的人性。这时，批评甚至不惜以激进的姿态去引领风潮。但是，当创作一味地强调“个性”，甚至不惜以牺牲普遍的阅读作为代价时，批评又会怀念那些不在的昔日风光。这种怀念与那些对现实格格不入的怀旧病不同。也就是说，当个性的生长有了可能的空间，当各式新潮已经成为时尚的时候，就已经必须批评再为它锦上添花。批评这时应该张扬那些书写普遍性的，公共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痴迷》显然属于后者。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放的公共生活，使文学创作也鲜有表达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故事，美丽的爱情被视为肤浅，被视为过于古典或守旧。开放的性爱替代了情爱，人类生活不再有隐秘可言。于是，哪怕是专事爱情写作的小说，浪漫或感动也几近奢侈。这可以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严重病患。指出这一点，是希望小说创作在表达新的情感的同时，也有可能对传统的情感方式给予重新认识，用添加新质的方式予以激活。
《痴迷》在表达形式上，显然有新质的添加。华医生在幻觉中与二丫一次次相聚，已不止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它所要张扬的更多的是作者对传统情爱的理解和意属。华医生和二丫青梅竹马，这是他们生死之恋的全部理由。这种情爱有时超越了男女之爱。特别是华医生进入老年之后，那种情感似乎更近似于亲情。二丫是这位老人全部的寄托所在。而这一阅读效果的实现，与作者使用的亦真亦幻的“人鬼情未了”的虚构大有关系。而这一虚构有又有民间传奇的内在依据。它不属于“魔幻”或“荒诞”，而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美丽诠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痴迷》是当下语境中的一部有趣的好小说。
六、风云奔涌中的民族精魂：阎延文的《台湾风云》
自英雄和崇高的文学品格受到质疑之后，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我们已经与那种具有英雄气和悲壮意味的作品告别已久，即便是经历了诸如“人文精神”、理想主义或知识左派等思想或知识问题的讨论之后，那种在文学中曾经有过的正义情怀和激愤之声，仍然在不断萎缩。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艺领地，正被一种低俗的市民气和浅薄的白领趣味大面积地覆盖着。当消闲和娱性的文学艺术在社会上不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我们吁请文艺应该获得更广阔和自由的天地；但是，当我们在呼唤自由的同时也呼唤出了更多“妖魔”的时候，我们则希望文学能多一些正气凛然的气象，能够读到已经久违了的那种能够给人以震动或感动的作品。这种潜伏已久的愿望，并非是一种无望的怀旧，也并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舆论。事实上，今日之中国，任何“复辟”的企图，不仅是可笑的，同时也是虚妄的。但是，在我看来，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无产阶级文艺遗产，并非都是不足为训或不值一谈的“虚假文艺”。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阅读或分析这一文艺潮流，将其精神统治的意图剥离开来，它所具有的美学品格，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包括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红色文艺”仍能够畅销无阻，并不是说有人愿意继续接受它的“统治”，而是说，在英雄、正义、崇高等文艺作品逐渐消失的时候，它们的审美功能具有了“替代”意义。
任何一种概括，都使“剩余”的部分成了代价。事实上，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文学品格的作品，仍被艰难的承继和创作者，只不过它们不断被甚嚣尘上、红尘滚滚的市声淹没或遮蔽了罢了。但是，那些值得认真阅读的作品，毕竟不会被埋没，它们在朋友中仍默默流传并且被谈论。现在我要评论的这部作品——《台湾风云》，就是这样一部值得阅读或讨论的作品。
《台湾风云》无疑是一个重大和敏感的题材，它所具有的政治性是无可怀疑的，这一政治因素为《台湾风云》提供了写作的合法性。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部迎合政治时尚的应景之作。作者阎延文是一位文学博士，她对台湾的历史有过深入持久的研究。在研究之余，她“产生了一种学术之外的创作冲动，力图穿透历史表象，向世人展示台湾的瑰丽、民族的悲壮和血脉亲情的厚重。”应该说《台湾风云》的创作，实现了作者的这一期许。这是一部充满了民族尊严感的小说，是一部对史实和想象的关系作了杰出处理的历史小说。它所具有的英雄气概改写了当下文艺的消费主潮，在软性文化和奴颜卑骨大行其道的时代，《台湾风云》更显示了它迎风而立、卓然不群的万千气象。
小说的主人公是“东宁才子”邱逢甲。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生于台湾苗粟县，光绪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回台后讲学于书院，入巡抚唐景崧幕府。甲午战争后，清廷割弃台湾，邱逢甲曾联合台绅驰电抗议，并倡议自救，率义军抗击登台日军。失败后离台内渡定居镇平。因此，《台湾风云》中邱逢甲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作者想象和虚构的小说人物。在我看来，作者以这位大诗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独具匠心的。这不止是说邱逢甲亲自组织、参与了保卫台湾的战斗，亲历了台湾突变的历史风云，更重要的是，邱逢甲作为一位大诗人，他诗中表达出的壮烈英豪之气，为塑造人物提供了坚实的内在依据。他内渡后的作品约1700多首，多为怀念台湾和感愤时事之作。像脍炙人口的《春愁》：“春愁难谴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以及《去岁初抵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沦落天涯气自豪，故山东望海云高。西风一时哀时泪，流向秋江作怒涛。”这些诗所蕴涵的悲壮和忧患情怀，使邱逢甲的诗风在他的时代独树一帜而为世人所关注。生于乱世是不幸的，但乱世却培育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情怀和复兴激情。《台湾风云》在丰富的想象中，为我们重视了邱逢甲英雄盖世的豪迈气概和关乎个人情感的内心冲突。这是一个丰富、感人、让人一言难尽的人物形象。他的成功塑造，是当代历史小说的一大收获。
当下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影视作品，多为借题发挥的戏说。那些哗众取宠的人物符号，与历史没有关系，它们的最后诉求，是制作者不加掩饰的商业动机。如果说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种类，一种形式，本无可厚非，艺术的多样性和创作的多元化，是我们呼唤期待已久的。但是历史题材的创作如果形成了这样的潮流，甚至是主流，则是令人担心和可怕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许和欣赏阎延文对历史题材创作的理解和探索。她的历史小说创作，重新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注重人物间的矛盾和内心的冲突，甚至注重鲜为人谈论的“典型人物”的刻画。比如，除了邱逢甲之外，陈鸣鹤、北白川能久、倩云、荷妹、唐景崧等，都给人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我固执地认为，当文学评价的尺度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越来越自以为是的时候，经典的或文学史的标准是一个可靠的、值得我们重视和可资参照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台湾风云》，我认为这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值得注意的一部作品。它对台湾1840-1895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历史事件、人物的重塑与再现，不仅形象地演绎了曾经有过的历史，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堪称民族精魂的英雄群像，在消费文化风靡一时的时代，《台湾风云》如空谷足音，它在我们的阅读和想象中，渐渐幻化为一幅凝重的雕塑，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