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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2)01-0079-04
最先经受改革大潮洗礼的我国广大农村，虽然其面貌从总体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但由 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发展又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自改革之初，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较早地完成了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的 转变，较快地步入小城镇建设的行列之中，农民的生活由小康向富裕迈进。而中西部内 陆地区尤其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基本上仍处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传统的 自然经济状态，农民生活尚处于温饱阶段，个别的甚至未能达到温饱水平。如果无视这 种不平衡性的存在，不仅势必诱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滋生，而且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 化的进程。因此尽快缩短农村发展的地域差距，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是我国新世纪 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课题，笔者对此略陈管见，以求斧正。
一、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首先，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反复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首次从本质层面对社 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作了精僻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可见共同富裕是邓 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终极目标，它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为保证，这一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其他经济形态最根本的质的区别，也揭示了社会主 义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邓小平所构想的共同富裕是基于生 产力落后且极不平衡的特殊国情的基础之上，超越“同步富裕”定势思维的，以“先富 ”带动“后富”并逐步达到“共富”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必然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小 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目前发展极不平衡、最落后的地区、最 贫困的人口，是在拥有8亿多人口(占总人口近70%)的幅员广大的农村，因此扩散式、滚 动式地增加农村共同富裕面量的积累，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是整个国家、民族共同 富裕的关键和希望所在。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关系到广大人民 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执行，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的坚定性与自觉性的程度。邓小平曾 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既满怀信心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 两极分化”，又设想、期盼“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这个问题。”[1](P374)因此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将邓小平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 是新世纪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
其次，它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它是一 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性潮流，“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 社会变革”。[2](P5)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后，现代化就成为中 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然而只有新中国成立后，才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广阔的 运作空间和发展前景。当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庄严地宣布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后，现代化被实质性地提上日程，其间有经验也有教训，有 成功也有失败，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理论界 被称为“晚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有着后发展国家普遍遭遇到的困境，更 有着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殊国情下的沉重与艰难。目前农村发展的极不平衡的现实，使 得农业现代化成为整个现代化中最繁重、最艰难也最关键的部分。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 程将直接关系到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国内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跨世纪的20年 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地区。”[3] 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既有机遇，更有挑战。它需要产业结构的更趋合理的调整，即要 求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日益减少，加快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目前因农村发展的不 平衡，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滞留在日益减少的有限的耕地上，或者给城市造 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压迫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迫切需要更多、更快地启动农村 工业化，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村共同富裕进程，从而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得到更为顺利、更为有效的就地转移、就地消化。另一方面，从总体上已告别短缺经济 时代的国民经济，只有将目光投向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的广大农村，启动广阔的农 村市场，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其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而启动农村市场 成功与否的关键，要以大幅度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为前提，因此加快农村 共同富裕进程，关系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良性互动，进而关系到现代化的进程。
再者，它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控制人口数 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思路和途径。尽管行之有效的人口政策 ，使得20多年来中国少生了3亿人口，但庞大的接近极限的人口基数，警诫着人们决不 能对控制人口掉以轻心。而人口是否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持续的控制，其难点和重点 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致使农民眼光狭窄，观念陈旧，传统的重男轻 女、多子多福思想根深蒂固，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对男子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使得这一 陋习积重难返，故越落后超生越严重。超生与人口素质低下、贫困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环境意识在农村同样也十分重要，然而越是落后的农村，环境意 识越淡漠。一般沿袭千百年来以柴草作为煮饭、取暖燃料的传统，对周边植被周而复始 、永无止进的索取，对各种飞禽走兽、珍稀动植物竭泽而渔式地虏掠，以及传统的土葬 习俗对耕地、林地的不断的蚕食，这些因素与不断增加的人口共同压迫着土地资源，使 其负荷更加沉重、生态日益脆弱，因此惟有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消除贫困落后，开 阔农民眼界，屏除传统观念，使其对国家的人口政策获得理性的觉醒，才能从根本上控 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强化环境意识，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另外，它还制约着一系列社会问题解决的程度。
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流动，无庸置疑对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 的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其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越是贫困落后、偏僻闭塞地区 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越大。贫穷的压迫驱使他们作盲目的、无序的 、大规模的流动。剩下的多数是妇女、儿童、老人。因经济环境的恶劣，大大降低了具 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经济头脑的打工者“回流”的吸引力。因而在当地农业科 技示范与推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导致人才的断层，在脱贫致富进程中流失了一大批 主力军。此外，还有一大批文化程度低的中青年打工者，甚至辍学青少年，在经济转型 时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具有严重劣势。在城市无望无助的情况下变成城市无业游 民，加之其文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转而走向犯罪道路、坑蒙拐骗，危害社会治安 ，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因此，惟有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 题及其隐患。
二、缩短农村发展地域差距的关键取决于当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及工作力 度
在改革之初广大农村总体上曾位于同一起跑点，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相互 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那些被远远抛在后面的所谓贫困落后地区一般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远离大中城市，较少或很难受到城市工业的辐射，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有不少为“ 空壳村”，农民文化技术素质较低，长期处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小农经济状态，仅 涉足于简单的乡村集市贸易，没有经过商品经济的熏陶，商品经济观念严重滞后。既然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都未能将自己的面貌来一个质的突破，而面对市场经济日臻成熟， 竞争日趋激烈的“山外边”的世界，就更远非分散落后的传统型的小农凭自身的力量所 能扭转乾坤，要让这些集中了农民弱势群体的贫困落后地区从根本上摆脱无助、无望的 状态，必须寻找新的契机、新的推动力，即惟有将其全方位地纳入当地的政府行为。因 此是否拥有一个高效廉能的地方性政权是成功的关键，这一政权必须具备强有力的社会 整合功能：能够扬长避短地消除当地发展的不利因素，挖掘内在的潜力，灵活地配置当 地的经济资源，能够摒弃久已有之的习惯惰性、陈腐观念，激发农民自身的活力。正如 亨廷顿所指出：“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和更 合理的组织。”[4](P29)地方政权是否“灵活”、“有效”、“合理”，又取决于各级 党政干部的综合素质及工作力度，即省(自治区)、地(市)、县(市)、乡(镇)干部(尤以 县市为关键，乡镇为基础)是否集德、勤、能于一身。
德乃干部必备素质之首，所谓德实质是一种政治素质，它具体外化为一种宗旨观念、 公仆意识，或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责任感，有德就会经常内省、反思自己的 言行，就能真正以江泽民总书记再三强调的“三个代表”的精神而自律，就能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确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急农民之所急”[5](P1278)；有德就 会充当好中央政府与黎民百姓的中介，对上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就不会阳奉阴违，损害党 的形象，对下就不会漠视百姓疾苦、人民呼声，就更不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 巧立名目加重农民负担”；有德就会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就会“在其位而谋其政” ，而不是得过且过，无为而治，极端贫困地区就能从“依赖”、“等靠”观念束缚中解 放出来，从“破罐子破摔”状态中振作起来，欠发达地区就能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守旧的消极心态中清醒过来。总之，具备了德，有 了使命感，就会千方百计地加大工作力度，改进工作作风，寻找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从而为缩短农村发展的地域差距提供政策与制度上的保证。
具备了“德”以外，还必须同时兼具“勤”与“能”，所谓勤即勤勉、务实，能即能 力，二者均以德的存在为前提，而二者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能来自于勤，不勤则必定 无能，但勤未必定有能，故要力求勤与能、实践与效果高度的统一。因此勤同样为干部 的必备素质，必须通过勤去拓展自己的才能。勤的内涵极其丰富，首先要抓住一切机遇 ，通过各种渠道，系统地、踏实地、而不是走马观花、青蜓点水似地学习有关理论知识 及中央有关政策。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又要融会贯通地学习邓小平理 论，这样就能具备哲学的思维形式，具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具备较强的理解消化中央政 策的能力，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防止教条主义、又杜绝经验主义，既能从当地 实际出发，又能发挥主观能动性，防止蛮干或保守倾向。同时还要不间断地补充现代科 学技术文化知识，完善、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管理水准，将自己由传统型干部向 科技型、知识型、素质型干部转变。只有这样在思考与处理问题时，才能具有思维的开 拓性与时代前瞻性，务实而有成效，不至于顾此失彼、徒劳无益。另外，勤还需要走出 机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国情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一个地方要发展同样要熟知当地的情况，借鉴别人的经验，以求知己知彼。只有掌握了 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才能挖掘出自身的潜力，对自己具备的优劣势，从哪个 层面来突破等等都应该了如指掌，这样就能知己。调查本地区达到“知己”，还应该走 出去开阔视野，吸取、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以求“知彼”。例如浙江在山区因地制宜 地发展地方经济(磐安的香菇、木耳、绿色蔬菜、临安的干果、衢县的柑桔、常山的胡 柚、开化的茶叶等)，这对地理环境相近的两湖、赣、川等山区可以产生较强的示范作 用，如作到既能知己又能知彼，就能找到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钥匙。走出机关，深入群 众，大兴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我党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关键因素。例如19 33年毛泽东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在闽西上杭县才溪乡作了艰苦细致、周密的调查 ，进行了真正的革命最底层的动员，为以后革命成功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又如持续 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扭转这一艰难局势，毛泽东号召将 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纷纷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正是1961年我党蔚然成风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为最终摆脱大跃进给农业带来的困境而提供 了契机。抚今思昔，这对欠发达地区党政干部如何带领群众克服困难，闯出一条脱贫致 富、缩短农村发展地域差距的新路，仍然具有极强的启迪意义。
总之，只有兼具德、勤、能三项品质的各级地方党政干部，才能从多视角、多形式的 学习、实践中去开拓、去创新，不是裹足不前，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立足本地脚踏实 地地逐步完善统分结合的经营机制，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引导农民合理、有效地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同时加大培育本地市场体系的力度，为农民建立权威的市场信息网络，降 低农民遭受市场风险的概率，只有在高素质的党政干部的引导、扶持下，贫困落后地区 的商品经济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农民的钱袋才会鼓起来，才能完成当地工业化的 “原始积累”，从而启动乡村工业化，发展乡镇企业，并为不远的将来发展小城镇建设 创造条件。惟有高素质的干部加大工作力度，农村共同富裕才能有希望的曙光。这方面 不乏成功的范例，也有正在行进的楷模。例如湖北京山县在具有高素质的(农大毕业)的 县委书记的率领下，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生态农业”之路，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民 收入的大幅度的提高同步进行。[6](P211-214)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金土地》节目报道 安徽巢湖县县长带领县、乡(镇)、村的各级党政干部开展了引导农民致富的“酵母工程 ”，先通过脱贫致富试点示范，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渐推广，这样就如发酵般地扩大了 农村的富裕面。这一工程无疑是点亮一盏灯，照亮一方人。如果有愈来愈多的各级党政 干部能主动、积极地启动本地区脱贫致富的“醇母工程”，就如有无数的灯，照亮的地 方就会愈来愈多，充满希望的田野就会成片地滚动式地增加，农村共同富裕理想与现实 的距离就会愈来愈短。
可见，时代呼唤更多的高素质的、德才兼备型的干部去勇挑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的 重担，而如何从体制上优化干部队伍则更成为当务之急。而各级党政干部是否高效廉能 ，关键是需要完善考核奖惩制度，即一方面要实行层层目标责任制，另一方面必须实行 优胜劣汰制。必须使他们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能上不能下，没有功劳有苦劳”等消极观念中觉醒过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 指出：“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党政部门领导干部，都要亲自帮助一二个后进乡村改 变面貌。同时，从县里的党政机关挑选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到后进乡村帮助搞好班子 建设，开辟致富门路，整饬不良风气。对作出显著成绩的干部，要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 上来。”[5](P1279)“现在每个县都有二三十名领导干部，如果每人直接抓几个村，加 起来就是几十个村，连续抓几年，就可使全县村级组织发生大的变化”[5](P1281)。“ 乡镇领导干部要注重从优秀的村干部和乡镇企业干部中选拔。县级领导干部要注重从实 绩突出的乡镇领导干部中选拔”[5](P1279)。可见，只有实行严格的干部考核奖惩制度 ，农村共同富裕才有成功的希望。
三、加快农村共同富裕进程的外因：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殊国情下起步的中国现代化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沉 重。五十年代初，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启动中国的工业化，中国仿照苏联农业 为工业作强制性积累的发展模式，因而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束缚下的中国广大农 民，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城市经济的发展默默地奉献着。自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农民自身的命运总体上有了质的改观，中 央政府有力度的系统的扶贫工作也卓有成效，但是农村的绝对贫困虽基本消除，但相对 贫困仍大量存在，城乡差别及农村地域差别较严重，就社会公平原则来说，农民不仅仅 只是摆脱绝对贫困解决温饱，更需要摆脱相对贫困，大幅度增加收入，提高生活品质， 获得身心方面的自由发展，从根本上缩小农村发展不平衡性及城乡差别。因此，加快农 村共同富裕进程不是出于同情或恩赐，而是出于社会正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关注 中国的未来，它的实现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需要大局之下的共识 ，需要政策的扶持，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关注。
首先，应对如何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进行多渠道的直接帮助。
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马克思将劳动者称为“最强大的一 种生产力”，[7](P160)列宁称劳动者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8](P843)，因此全 面地大幅度地提高作为改变自身落后命运的主体-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显得日益急迫和重 要，它是贫困落后农村地区崛起、复兴的希望。例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农民基本上都是知 识型的劳动者。美国的农场主大多是各州立大学的农学院毕业生。西欧国家的农民除文 化水平要求高外，还要经过专业培训并考试合格，拿到“绿色证书”后，才能转为正式 的农民，而我国目前不仅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现象仍占农民总数 的30%左右[9]。要改变这种局面，除兴建更多的希望工程，增加助学贷款外，更多的应 该将目光投向如何普遍地、大面积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方面。在教育面向现代化的 今天，在形形色色的教育改革大潮中，教育如何面向农业现代化还相对不足。针对如何 改变农村贫困落后地区面貌的教育改革更是忽略。因此有必要加大拓宽农村办学渠道的 力度，让更多的贫困、落后地区的农家子弟进入各种各样的职业中学、农林技校、农林 大学等，不仅让他们掌握一般的文化知识，更应该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学习农业技能，提 高农业科技水平、环境意识、市场经济意识，使一大批文盲、半文盲的劳动者，逐步向 知识型的劳动者过渡。这样不仅能淡化农民因学费高、分配难，难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 益等因素而滋生的“厌学”情绪，减少辍学现象，而且能为农村储备一支稳定、可靠的 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形成良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使农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得到 有机的结合，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无疑将为农村的脱贫致富、经济起飞奠定基石， 也为缓解我国就业结构的矛盾，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又开启了一扇大门。
其次，对开发性扶贫进行多形式、多层次、广泛的社会协助。
一般来讲每一个公民只要做到敬业敬岗、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就是对中央农村政策 的支持，或间接地加入“反贫困”的行列，为农村共同富裕进程尽了义务。但也需要更 多的直接协助，不仅仅是周期性的物质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提供摆脱贫困、 落后的方法策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需要众多的媒体如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等为农民送技术、送信息、制作扶贫广告，形成农村电教网络，既关注农民 权益问题，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需要制定相关配 套的农业政策，加大贫困落后地区农业科技投入比例，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制定 切实可行的开发性扶贫项目。也需要众多的专家学者如农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 来关注、研究“三农”问题，形成一股强大的“农业文化思潮”，为农村共同富裕问题 、为21世纪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供理性指导。还需要创造良 好的社会机制鼓励众多的高学历人才走出书斋到农村担任科技县长、科技乡长等，既在 实践中检验其学识，也给当地党政干部补充新鲜的血液，提高地方政府整体的决策水平 。或鼓励更多的“志愿者”送文化、送科技下乡。更需要众多相关的企业有意识地采取 委托加工，订购原料等形式，带动贫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同时也可鼓励发达农村地区 的农业能手有偿地到落后农村传经送宝，或接纳落后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蹲点参观和贫 困农户的学习取经，在不损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下，形成“先进帮后 进”的良好社会风尚是大有裨益的。
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虽然没有坦途，充满着曲折，但只要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理 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实现既是可望的，也是可及的。
收稿日期：2001-08-28WWXXCK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李京文等.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4]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 ，1987.
[5]卢先福、温乐群.三个代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全书(下)[M].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6]郑易生、钱惹红.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 版社，1998.
[7]马克思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四川省社会科学文献信息中心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Z].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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