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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宣誓就任总统仅一年,美国对外政策就出现两次波动,变化频率之高,在美外交史上实属罕见。首次变化始于去年1月20日布什上台。新政府修订了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推行“单边主义”为主的外交路线。二次变化源于“9·11事件”。受到强烈震撼的美国,其安全观发生变化,恐怖主义成为美面临的头号威胁。由此美调整了对外政策,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新官上任三把火
布什政府是冷战后首次执掌白宫的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遂显示出与民主党在外交理念上的差异,突出共和党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强调实力地位和本国利益并迫不及待地调整了克林顿的外交政策:
凸显“单边主义”。布什政府一上台就显示出独断专行的倾向,在军控、环保等领域我行我素:如漠视国际社会的反对意见,执意加快进行导弹防御体系的试验,公开否定控制温室效应的《京都议定书》,无限期推迟审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不接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审核议定书草案等。
重新将军事安全放在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位置。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确立的对外战略三支柱中,经济安全为第一支柱,这反映了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作用增大的现实。布什上台后则强调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为此除加快推进导弹防御计划外,还采取措施发展高精尖武器;加紧进行冷战后最具“超前”意识的防务战略评估,要求大胆进行军事理论变革,打破常规,“高瞻远瞩”,调整部署,更新武器,为21世纪的美国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
对俄罗斯和中国显示强硬。布什一上台就采取行动驱逐大批俄外交官,削减帮助俄罗斯销毁核弹头的资金,会晤“车臣外长”,并公开宣称俄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威胁。在推行导弹防御计划方面,布什政府对俄施加更大压力。克林顿时期,美虽然也在此领域压俄,但主要还是力争通过谈判解决与俄的分歧,不轻易以单方面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来逼俄接受美部署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布什政府则表示准备采取单方面行动,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在中美关系方面,布什政府改变了克林顿时期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将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从中国转向日本,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制衡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布什一反过去六届政府做法,更加明确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提高对台售武的数量和质量。
另外,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也改变克林顿进行调解的做法。如远离中东政治雷区,默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听任中东和平进程出现严重倒退;中断与朝鲜缓和关系的进程,致使朝鲜半岛和解进程停滞不前。
“9·11”后调整对外政策
“9·11”事件后,美对外政策发生戏剧性变化。美虽未放弃在军控领域的单边主义做法,继续试验导弹防御系统,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但另一方面,美为了反恐的现实利益,不得不调整其我行我素的对外战略态势,开始寻求国际社会的合作,改善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建立国际反恐联盟,以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单边主义色彩减退。
首先,补交联合国会费,以改善在联合国的形象。克林顿时期,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就一直阻挠美行政当局按规定交纳联合国会费,小布什上台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态度依然强硬。但“9·11”事件发生后第10天,美众议院就通过了补交5.82亿美元会费的议案。
其次,改善美俄关系。在与俄矛盾突出的北约东扩问题上,美立场虽未松动,但表示北约计划与俄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使俄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北约在某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双方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方面也取得进展,布什于去年11月与普京在美会晤时表示要在10年内将核弹头减至1700—2200枚,应允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美还表示与俄罗斯已克服了冷战遗留的影响,愿与俄建立新战略框架来对付21世纪和平面临的威胁。在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问题上,布什政府也与入主白宫之初对俄生硬态度不同,在作出决定前对俄作了说服工作,并表示欣赏俄总统普京有关美此举“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声明。
再次,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由于“9·11”事件表明美国的头号敌人是恐怖主义而不是中国,中美关系出现转机。美国对华态度开始转变,与中方协商与接触增多。在美国内局势仍然紧张的情况下,布什出席了去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与江泽民主席会晤,表达了改善与中方关系的意愿,并就两国关系定位问题达成共识。双方提出发展中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建立中长期反恐怖主义交流与合作机制。布什还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朋友。美方在中美关系定位问题上与中方达成共识,是对布什入主白宫后将中国确定为美国战略竞争者政策的修正,表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开始向符合中美两国根本利益的方向转变。
此外,调整中东政策。“9·11”事件后,美开始向以色列施压,促以色列总理沙龙改变一再阻挠其外长佩雷斯会见阿拉法特的态度,为达成停火协议创造条件。去年10月初,布什作出理解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愿望的表示,这是美共和党政府公开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利,表明布什政府已开始准备重新介入中东和平进程。随着巴以暴力冲突加剧和以色列断绝与阿拉法特的关系,美虽批评阿拉法特“打击恐怖组织不力”,但也不同意以色列将攻击矛头对准阿拉法特,仍视阿拉法特为解决阿以冲突的重要人物。同时,美加强与阿拉伯温和国家的关系。“9·11”事件后,美派要员访问埃及、沙特和阿曼等国,做其工作,说服他们配合美国的反恐斗争,并在争取这些国家的合作时掌握分寸:既要求阿拉伯温和国家积极参与美未来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又表示理解这些国家政府夹在美国和其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两难处境,以及不能全部满足美国要求的做法。
同时对南亚政策也进行了调整。“9·11”事件前,美曾计划取消因印度进行核试验而对印实施的制裁,而不打算同时取消由于同样原因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制裁。“重印轻巴”日益明显。“9·11”事件后,美同时取消了对印巴的制裁,美还同巴基斯坦达成了重新安排巴方债务的协议。美南亚政策开始转向“印巴平衡”。
再度调整的主因
布什政府入主白宫仅7个多月,遂对上台后已经审议和修订的外交政策再度进行调整,其主要原因是:
“9·11”事件对美震撼强烈,使美安全考虑重点发生变化,对外政策重心随之向反恐斗争倾斜。以往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虽屡见不鲜,但此次手段之罕见,乃前所未闻。恐怖分子采取非常规手段,仅一个多小时就将纽约世贸中心双塔楼和五角大楼部分建筑夷为平地。这使位于两大洋之间的美国突然意识到,自1812—1814年第二次反英战争后,近200年未直接遭受攻击的美洲大陆本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美国成为被恐怖主义“惊醒的国家”。在恐怖主义已上升为美必须首先对付的头号威胁的情况下,美对外政策自然围绕反恐展开。
反恐斗争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也是美调整政策的主要原因。本·拉丹在阿富汗和世界各地苦心经营多年,其“基地”组织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并在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存有资产,构成了庞大的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因此,要彻底消灭本·拉丹及其“基地”组织,并非易事。美深知反恐斗争“将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这不仅要求从军事上打击恐怖组织,而且还要多管齐下,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并同其它国家交换情报和信息。而完成如此复杂艰巨的任务,离不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帮助。
美调整政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反恐斗争的支持。阿拉伯国家位于反恐斗争前线,美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离不开这些国家的配合,但其亲以色列的政策导致中东地区反美情绪日益上升。为了改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削弱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美不得不调整其过于亲以的政策。此外,美愈来愈多的人不再把恐怖事件的背景单纯归结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对美国的憎恨,而是开始从美国的历史和政策中寻找深远的原因,建议修改美国的中东政策。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如果遏制国际恐怖主义是美国首先解决的课题,那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不可或缺的,美已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还有,共和党信奉现实主义外交理论,强调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为了美国的安全可迅即调整策略。“9·11”事件后,美迅速解除对巴基斯坦的制裁,以及补交联合国会费,重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均是为了保证反恐战争的胜利。这鲜明地反映出共和党政府讲究实际的外交理念。
布什政府现已跨入了第二年执政期,美外交政策是否会再度变化,取决于反恐形势的发展。目前,美在阿富汗的战争已取得基本胜利,但本·拉丹至今去向不明,即使消灭了本·拉丹,也并不等于消除了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这种根源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南北矛盾加深,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加剧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将长期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弱势族群的绝望心态不会消失,孤注一掷和采取极端手段的行为还会发生。据悉,拉丹已要求其在世界各地的党羽在他“殉职”后对美国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美对此不能不有所认识。布什一再表示,如果拉丹明天不复存在,这场战争仍会继续下去,不会迅速或轻易结束。看来,反恐斗争任重而道远。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反恐作为美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不会发生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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