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2日，黄埔军校女生队最后一位学员黄静汶在北京逝世。至此，黄埔军校女生队这一群体全部作古，成为历史。但，黄埔女兵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时刻，挺身而出，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英勇事迹不会随女兵的逝去而消散。她们在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谱写的壮丽诗篇深深印刻在中国历史画卷之中，值得后世永久记忆与传颂。
黄埔女兵与抗战岁月
□陈予欢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关黄埔军校的信息迅速传播。其中，被誉为“古有花木兰，今有女生队”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更是为人津津乐道。2016年3月12日，女生队最后一位学员黄静汶在北京逝世，至此，女生队群体全部作古成为历史。她们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前仆后继救亡图存，她们是中国妇女参与军事之先驱者。她们在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军事、政治、外交、社会诸多方面留存各自不同的轨迹。随着历史学术研究的展开，由革命狂飚衍生出的黄埔女兵群体，亦被纳入拓宽后的历史学研究范畴。笔者拟以结稿交付出版的《巾帼英华：黄埔军校女生队研究》涉及黄埔女兵与抗战岁月之历史资料，作些粗浅的铺陈与考释。
抗战时期黄埔军校中女兵概要
中国现代军校招收女生始于武汉分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各个分校，有过仿效早年女生队设置，陆续有个别分校招收女生队，是为当年军校的独特风景与亮点，受到当时舆论与传媒的关注，有关各校举办女生队之状况，宥于史料披露与原始档案有限，目前所知仍较贫乏缺漏，亦期待后续关注研究者追溯。
一、第七分校女生队概况
1936年底全面抗战爆发前，设置于陕西西安王曲镇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曾经招收过一期女生队，据当年女生队学员马绍兰回忆记述：1938年1月，陆军第17军团（前为陆军第1军，参加淞沪会战后迁移苏北时扩编）在徐州，以学兵大队名义招收部分女生，经曾在国民政府南京市交通局工作的叔父马方俊介绍，送她到徐州参加第17军团学兵大队女生队受训。当时徐州城区民众草堂招生现场，聚集有很多从各城市流亡来的青年男女学生，他们都是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愿踊跃报名，其中徐州启秀女子中学一批女生，也是来报名参加学生队的。据不完全统计，女生队共招收了191人。当时女生队驻凤翔县文庙内。编队后，首先要求女生将长辫子一律剪成短发。女生每人配发黄绿色军衣一套、白布衬衣两件、短军裤一套，麻草鞋一双、布袜两双、灰军毯一条，背包一个，水壶一个，冬天还配发缴获的旧呢子军服一套。女兵们头着军帽，腰系小皮带，脚穿麻草鞋、下打绑腿，加上每人发步枪一支，感觉特别精神。到凤翔县后，她被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受训。当时分了3个区队，一个区队3个班。她和女生队学员高冠群、朱映雪、张协铭等分配在第2区队第2班。在第二区队的还有张钟麟、仲秀珍、朱素良、李慕兰、李随堂等女生队学员。当时第2总队总队长是李正先（黄埔军校第2期生），女生队队长是徐康民。各级区队长调动频繁，时常换人。女生队分别学习军事、通讯、卫生、外语、教育等科。毕业后，女生队大部分分配在战时干部第4团工作，有在战干第4团或第七分校管理学员的，有在民运机构、卫生所、电台、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有分配小学教书的，还有在部队当翻译的。女生队毕业工作后发准尉薪金，见习期满发少尉薪金。大家奔赴各自的岗位，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她和张钟麟分配在战干第4团的战干第一小学任教，朱素良在战干第4团带学生，仲秀珍分配在战干第4团医务所，朱映雪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后来她调战干第二小学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据记载，该期女生队学员，1949年到台湾的有杨白虹、陈栩、江秀贞、杨春秀、刘剑英、于鲁媛、鲍惠英等7人。
二、第三分校广东籍黄埔女生
依据资料显示，抗战时在江西宁都、瑞金设置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在招收第16期学员时，同时招收了3个中队的女兵，约近400人，其中以广东人最多，共有108名，占同期女兵总数三分之一。1938年秋，广东省政府教育厅与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为适应抗战需要，决定成立广东学生集训总队，训练在校的高中二、三年级及高等以上专科学校学生。其中就有民族英雄邓世昌的侄孙女、年仅17岁的邓婉红。邓婉红从小就听过祖母讲述叔公的故事，邓世昌敢于牺牲、精忠报国的精神时常激励着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军的道路。当时，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广州女子中学等共有108名女生报名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3团。当年，十七八岁的她们正是花一般的美丽年华，但是，她们却做好准备去接受战斗洗礼，迎接生与死的挑战。面对侵略者，上了战场都是军人，每个人都会向侵略者射出复仇的子弹。那时的粤北偏远山区星子镇，流传着对这些女兵的赞誉：“梁山泊有108条好汉，星子镇有108个花木兰。”队伍抵达江西后，在广州应征的女生都编入了女生大队第2中队，受训时间为期9个月。临近毕业的前两个月，接到上级命令，战时干部训练团第3团所有学生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第16期政治训练总队，这些女生骤然成为黄埔军校正式学生。
由定义6，图6中存在3组最底层并行工序任务串：①pts1={pt47,pt48,pt49}，pts2={pt4,10,pt4,11}；②pts3={pt4,16,pt4,17}，pts4={pt4,18}；③pts5={pt41,pt42,pt43}，pts6={pt44}。
/ 当时报载的广东女子义勇军王慧珍、阮秉璋的战地合影照片。
军校纪律严明，生活艰苦，这些女学员褪下红妆，完成了从女生到女兵的蜕变。从新加坡应征回国的归侨林逸冰，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平时开会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在梦里多少次被孩子的呼唤惊醒，白天则依然若无其事地坚持训练，摔倒了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她终于坚持下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兵。当年领操的区队长吴仙竹，时隔55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回忆记述：“广东女兵容易哭又容易笑，既调皮又聪明，好吃好玩却吃得苦，爬得起也睡得下。”广东女兵确实是好样的，第三分校第16期学员毕业考试成绩揭晓，女生大队300多名学员中名列前三名者全都是广东籍女兵，而且都是前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第一名王新娥，第二名黎福华，第三名邓婉红。1939年12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第16期女生大队毕业了，被分发各个战区或南方省份参加战时工作，她们从事战地采访，宣传抗日救亡，帮扶困难群众，战地救治伤病员，辅导妇女儿童，担负学校军训、战地或后方疏散等工作，服务事项遍及所有战时后方勤务。邓婉红等14位女兵和8名男生，留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从事训育工作，还有一些女兵分配到第三战区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妇女战地服务团工作，该团团长就是前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女生队胡兰畦，“第一代女兵”与“新一代女兵”战地相遇，显得格外亲近。邓婉红后与女兵王瑞华调到前敌总指挥部直属青年军事训练班女生队当区队长。这批广东黄埔女兵，为了坚持抗战付出了青春年华，倾尽她们的心血和力量。
三、抗战时期黄埔女兵概览
2001年4月，余东义怀揣着对新疆、对兵团的梦想与妻子樊金丽踏上了西行的火车，来到了五师九十一团四连。30岁年轻力壮的他，被选到团场炮点担任一名炮手，保护着团场几万亩农作物不受冰雹的危害。
1941年10月4日，延安成 立了黄埔同学会分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团结抗战而建立的组织。成立大会召开时，在延安的第1期生徐向前与黄埔师生百余人出席会议。大会主席团主席徐向前在开幕式中指出：“黄埔有革命的光荣历史与优良传统，为发扬黄埔传统精神，而更加推动革命工作，成立同学会极为必要。”大会选举产生了15名理事，其中徐向前当选为延安黄埔同学会分会主席，左权、陈赓（均为黄埔军校第1期生）等15人当选为理事。孟庆树是在延安的唯一一位黄埔军校女生队成员，被推选为黄埔同学会分会候补理事，当时她才31岁。她是1938年冬与王明由苏联返回延安的，1939年7月任延安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孟庆树因其抗战时期在延安的经历成为知名黄埔女兵。
读书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境界。它赋予人才识与智慧，给予人信念与力量，引领我们通向成功的阶梯。读书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潜质和写作水平，更能提升我们的个人修养和气质。让我们静心读书，净化心灵，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
抗日前线的黄埔女兵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黄埔女兵伴随着国共两党的军队，战斗在大江南北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其中的赵一曼、李秋岳在最早抗击日军的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光荣牺牲，成为黄埔女兵的骄傲与荣耀而记载史册。据史料记载，当年战斗与工作在抗战前线的黄埔女兵主要有：
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在大陆招收的23期学生中，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800人。诸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总队特科大队招收了191名女生队学员；1939年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队学员；1940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校本部第18期第2总队(别称驻苏干部培训班)，分两 批 于1938年2月、3月间 考入第15期女生队共200多名学员；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6期女生队学员，随第三分校辗转迁移到后方正式开学，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于1939年冬毕业；1940年初，招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第2总队女生队学员，共60余人，独立编成进行军事与政治训练，1940年2月在江苏东台县入学，女生队队长由张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毕业）担任，1940年毕业时还剩有24人。此外据一些资料反映，另有分校也开办了短期女生队或女兵训练班，由于资料掌握有限，只好暂付阙如。
/ 1931年，赵一曼与儿子宁儿合影。
/ 赵一曼。
赵一 曼（1905—1936），原名坤泰，别字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四川宜宾女子中学、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1924年初，经郑佑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任家乡宜宾县白杨咀村和宜宾县立女子中学的团支部书记。1926年2月28日考入宜宾县立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在读时被选为学生会常务委员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1926年夏，她即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县妇联主席和学联党团书记，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妇女部代理部长。1926年12月底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1927年7月，随部分学员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前往江西途中，她因病转去上海。1927年秋赴苏联学习，俄文名为科斯玛秋娃，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南昌、哈尔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4月，她与陈达邦（湖南长沙人，其妹妹陈琮英系任弼时夫人）结婚，婚后不久怀孕。1928年12月奉派宜昌工作，在宜昌产下一子，取名宁儿。1930年，她带孩子回到上海，将宁儿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派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1932年，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1933年春，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1934年春，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及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7月，她被派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兼珠河游击队政委。1935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赵一曼是她1935年起在东北抗联时的化名，一直流芳至今。群众昵称她为“瘦李”“李姐”，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军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她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敌人的严刑下，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保卫民族的决心，她痛得几次昏了过去，仍坚贞不屈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有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1936年8月28日，牺牲于珠河县城小北门外，时年31岁。她在牺牲之际写给远在他乡儿子的遗书：“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呵！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呵！……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母亲是为国牺牲的。”如今已成为传颂于中华大地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家书”，字里行间表现了她宁折不弯、誓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赵一曼故居”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书院内，1959年5月被修缮后成为县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赵一曼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赵一曼的英雄事迹，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以大义凛然之民族精神传颂至今。她的丈夫陈达邦（1900—1966），同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出生于湖南长沙县的书香门第。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表亲，陈达邦小时候曾与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成为革命伴侣。陈达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李一超（赵一曼），经上海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二人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陈达邦则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他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壮烈牺牲于抗日战场，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陈达邦1942年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陈岳云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解密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讲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1957年年底，当陈达邦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地陈列在展柜中供人们参观。陈达邦此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综合科科长，是第一套到第五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的题写者。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宁儿陈掖贤，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父亲陈达邦去世后，他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1979年陈达邦被平反昭雪。
在 2012年的“7·16”洪灾中，平塘县抢险救灾组织有序，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正常发挥作用，实现了大灾面前无人员伤亡的目标。
李秋岳（1901—1936），朝鲜族。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中乐郡。1919年参加朝鲜人民“三·一”起义。1924年到中国，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考入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女生队学习。1927年5月，随国民政府中央独立师第1团参加讨伐鄂军夏斗寅部和四川军阀杨森部的西征战事。1927年12月底奉派赴苏联学习，1930年春回国到东北，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中共铁北区委书记。1936年8月被日伪军逮捕，1936年9月在通河县城西门外牺牲。
胡兰畦（1901—1994），幼名明仙，学名瑞英，别号兰卿，四川成都人。成都淑行女子中学、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5年冬到广州，经何香凝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1926年7月参加北伐誓师大会，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攻占武昌后，奉派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军校结束后，1927年8月奉派再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兼任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武汉总工会妇运会主任及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中国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执行委员。曾参加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并任该委员会江西省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受何香凝委托，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任团长，亲赴前线为部队服务。1937年冬在武汉与陈毅订婚，并信告双方父母。1938年春，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团团长，随军转战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抗战前线。1939年夏，入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任女生区队长，撰写了一些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1939年冬，被李济深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工作委员会少将衔政治指导员，此时曾秘密会见孟庆树（王明夫人，她代表王明要胡兰畦接受此任命，叮嘱说不要暴露身份，把工作干好）。1941年冬，被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任命为财政部盐务公益费管理委员会江西保育院农场场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广东难民妇女工作团（团长吴菊芳）副团长。1946年1月，向罗卓英夫人陈辉青辞去副团长职务。后转赴广州，继赴香港，受李济深手喻委派江西，参与策动张轸将军起义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任北京工业学院工会副主席、图书馆副主任。1957年10月，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4年摘除“右派”帽子。1975年办理退休，返回四川定居。1978年12月，被北京工业学院宣布“右派”错案得以改正。1980年10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1981年，增选为四川省政协第四届常务委员。1983年4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9月，获得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12月13日，因病在成都逝世。著有《胡兰畦回忆录》等。
/ 胡兰畦。
彭援华（1905—1994），又名彭文，湖南岳阳人。靖任秋夫人，陶桓馥表妹。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肄业。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岳阳县委批准其赴武昌报考女生队，经初试复试录取，入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女生队学习。1927年8月1日，随叶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军转战福建、广东、江西边界。1928年春夏起，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江西九江特委秘书、岳阳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参加组织抗日游击队工作。1940年，按党组织指示到洛阳隐蔽，掩护靖任秋从事兵运工作。1944年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委员、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干部子弟学校校长、石家庄育才中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司司长，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1994年11月14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 彭援华。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后方根据地，部分黄埔女兵也先后抵达延安，或学习、或工作，参加了8年艰苦卓绝的陕北根据地建设。据史料记载，她们主要有：
降水的发生不但需要充足的水汽,而且强烈的水汽辐合也很重要。图6给出了暴雨期间500 hPa的水汽通量散度场空间分布状况。水汽通量散度能反映出水汽的辐合情况,本文将之与可降水量的演变曲线(图4)相结合分析水汽辐合与可降水量的关系。
/ 陶桓馥。
彭镜秋（1900—2001），原名曾璞，湖南宜章人。1912年考入湖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1919年在宜章县立女子小学校任教。1927年春，湖南省召开全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她作为宜章县妇女代表出席会议。1927年4月被编入南湖学兵团，不久与学兵团女兵合并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1927年8月，她随军南下到广州后，调任教导团营部文书，营长是吴展（黄埔军校第1期生）。不久吴展调黄埔军校补充营营长，她亦随调补充营部做文书。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后，随吴展向花县进发，与教导团会合，改编成红四师。1928年春到香港后，她与吴展被组织分配到上海工作并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到延安，任延安保育小学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倾注心血培养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1941年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春，任陕甘宁边区妇联秘书长、陕甘宁妇联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随军到东北，任中共松江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松江省民主妇联主任、中共松江省委妇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1958年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她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休。2001年11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 叶剑英与危拱之在延安。
龙文 娱（1905—1967），湖北武汉人，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粤军著名将领吴奇伟夫人。早年入乡间私塾启蒙，继入高等小学堂就读，毕业后考入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1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随军参加西征战事。1927年7月军校结束后，随军南下九江，结识国民革命军第4军将领吴奇伟，后与吴奇伟结婚。1928年随吴赴广西，曾在桂林中学教书，后随夫从军，作过内务和秘书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4军战地服务团团长，从事战地宣传、女子教学、救治伤病兵员和收养失散孤儿等工作。1938年，吴奇伟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后，委托龙文娱于1938年11月组建第9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工作总队，并委任龙文娱为总队长，杨凡(中共地下党员)任副总队长兼政治部主任。该总队收留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随队参加所在总队的抗日救亡和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龙文娱随从吴奇伟相继任第四、第六、第九三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始终工作、战斗在湖南抗战前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夫寄居北京。1953年7月11日，吴奇伟因病在北京逝世，安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龙文娱仍留居北京，在东城区宽街开办了一所“奇伟托儿所”，招收了四五十个幼儿，雇请了4名工作人员，后因自身年老多病停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其住所被人占住，不久因病逝世。
谢冰莹（1906—2000），原名鸣岗，别字凤宝，又名谢彬，笔名林三、英子、紫英等。湖南新化人。大同女子学校、湖南新化女子中学毕业，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肄业，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27年1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经过短期训练。1927年5月,参加中央独立师到前线战场救护工作。她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从征间隙完成《从军日记》，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后名震一时。后经林语堂译为英文发表，并出版专辑，再被译成法、日等国文字，在国际文坛有了影响。1927年秋在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前武汉军校学员的青年诗人符号，曾与谢冰莹结为夫妻。1929年5月转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继续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湖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任团长，随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军转战湖南战场。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华北文化学院教授。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参与黄埔军校第6期赴台湾同学联谊会活动。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被聘为美国孔子基金会顾问。她的主要作品有《一个女兵的自传》等，毕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集等作品80余种、近400部，总计发表有2000多万字作品，其中《女兵自传》出版19版之多。2000年1月5日，因病在美国旧金山逝世。她毕生文学创作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令世人瞩目和敬佩。她是中国最多产、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享有盛名。
/ 抗战时期的谢冰莹。
/ 1937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从军日记》。
/ 谢冰莹（摄于1986年）。
何 柏 华（1911—1974），又名伯华，福建福州人。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4年考入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秋，经潘珍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江董琴推荐，1927年2月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7年5月，随国民政府中央独立师第1团参加西征战事。1927年7月18日军校结束时，她随军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毅然留家乡工作。1928年6月，她与当地农民武装参加张鼎丞领导攻打永定城战事，遭遇闽军张贞部“围剿”时，她率领200多人队伍，在闽西丛林坚持斗争半年多。后任中共福州市委常委、中共福建省委总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1932年秋被捕。1935年春，经邓颖超、杨之华等营救保释出狱。后协助李友邦（黄埔2期生）集结流落于闽浙两省的台湾籍青年，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组建台湾义勇队。她在浙江金华参加义勇队，任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辅导员和台湾义勇队卫生员。因她通晓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方言，易与队员和当地群众融合、沟通，出色完成了各种任务，受到李友邦将军的表扬勉励。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同李友邦将军到台湾，任台北第一女子中学教员。1949年11月，她与丈夫赵天问携带两个在台湾出生的孩子，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逃出台湾，辗转抵达北京，在邓颖超的关怀下进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在福州文化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74年夏因病逝世。
商家回应：生意太好，真心不是我们的错；但让您等待太久，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我们努力精进，惟愿值得你等待。
骆英豪（1911—1962），又名剑冰，湖北崇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广东海陆丰参加工农武装斗争。1928年，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与廖承志等同志奉命组织反日大同盟。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图书室工作，后因新四军军部迁移安徽，那里的条件不适合女同志前往，她转移后方在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后，她积极参与妇女团体工作，曾为《职业妇女月刊》《现代妇女月刊》撰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40至1945年期间，她在重庆任中国妇女联谊会筹备委员，其间曾出版歌颂革命者的剧作《海燕》。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妇女文化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月刊》编辑部工作。1962年10月30日，不幸于北京公安医院病逝。
萧 运 贞（1903—1988），湖北当阳人。父悦湘，母萧黎氏，父早年供职于湖南法律界，以清廉著称。母亲萧黎氏出身名门，坤仪著名于乡间。1923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27年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为学员。1928年春，回女子师范学校续学。1929年夏毕业，分发湖北省立第七高等小学校任教员。1930年秋与谭岳泉（1900—1994，湖南湘潭人，汉阳兵工专门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毕业。时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秘书，后曾任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署长。1949年1月赴台北任台湾省政府公路局局长）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家人颠沛流离辗转湘滇川各地，其时交通工具缺乏，生活条件艰苦，栉风沐雨，箪瓢屡空，筚路褴褛，辛苦备尝。1943年秋，谭岳泉奉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她随同前往湖北战时省会恩施，继续从事抗战后援工作，诸如慰问伤员、救护难童、劝募捐献、战地宣传、妇女运动等事宜，无不殚精竭虑。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返回武汉。1946年11月，她参加竞选湖北省妇女团体国民大会代表，以高票当选。1948年3月29日，继续以高票当选湖北省妇女国民大会代表，并应邀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1949年1月随夫赴台北，续任“国民大会”代表，参与组织台湾公路系统妇女联合会，参与黄埔军校第6期赴台湾同学联谊会活动。后致力于幼儿教育，连续任教30余年，续任园长、校长多年，享誉台湾地区一流学校，有小学教育权威之称，晚年返回台北居住。1988年8月18日因病逝世。
史曼冰（1907—2002），湖北人。黄埔军校第1期生王君培夫人。出身于乡绅大户家庭，幼时入私塾启蒙，继考入高等小学堂就读，后考入武昌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12月，王君培（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与史曼冰结婚。1927年1月，推荐她投考女生队。1927年7月军校结束后，随夫转战各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宋美龄任秘书长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任秘书、专门委员。2002年，以92岁高龄在纽约因病逝世。王君培（1899—1946），别字宁华,吉林长春人。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北京戏剧专门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肄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毕业。1924年5月，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参加孙文主义学会活动，为黄埔军校“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1924年11月毕业。后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任东征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队长、营党代表。1926年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政治教官，是黄埔1期学生返校任政治教官第一人。1926年秋，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副官处处长、副官长。1926年12月与史曼冰结婚。历任陆军第46师政治训练处主任，军官教育团总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预备第14师副师长、师长，陆军第12军副军长，率部参加抗日战事诸役。1946年秋因飞机失事遇难。1946年10月10日被追赠陆军中将衔。
/ 聂荣臻与张瑞华。
活跃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黄埔女兵
陶 桓 馥（1901—1997），湖南卫陵（今岳阳）人。彭援华表姐。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任岳阳女子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兼教员，后主持该校校务。1927年2月入武汉分校女生队。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至1930年夏,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2月回国，奉派郑州，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妇女部部长。1936年12月，受党组织派赴山西工作，在薄一波领导下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决死队中设置一个女生连，政治指导员刘亚雄），任政治工作员。女生连200多学员绝大多数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女生连编入决死队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事。后任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女兵连政工员，派赴四川成都从事秘密工作，以成都协进中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动群众，利用学校阵地教育学生，发展党团组织，任中共川西省委妇委三名委员之一。1940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5年，任中央组织部材料科科长、档案科科长。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内务部司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农林办公室副主任。1981年10月离休。1997年2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瑞华（1909—1995），河南信阳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夫人。信阳女子师范学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肄业。1926年秋，经饶辉南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她仗着体力好，行军演习时常将自己背的水壶中的水给支持不了的同学喝，适逢执勤总是打着队旗走在前面，往返途中亦坚持将队旗擎在自己手中，行进在队伍最前列。1927年8月，随军南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不料船到九江，因部队轮渡较多，交通堵塞，南昌起义后第三天才赶到，起义军已经撤出。后随叶剑英的第4军教导团南下广州。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在总指挥部担负救护工作。到香港后在中共广东省委做地下交通工作，经常往返各机关传送党内文件与通知。聂荣臻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常在军事训练班讲课，送文件时经常碰见，经过接触彼此间有了更深了解。1928年4月与聂荣臻结婚。1936年夏到延安。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与筹建陕北公学和妇女家属学校，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组织部干事兼机关总支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晋察冀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总支书记兼教员。1939年夏，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组织部科长、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43年秋当选中共七大代表。1945年5月出席中共七大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副处长、农村工作处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交通干部处副处长、干部第三处处长。1956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正部级干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1995年2月23日在北京逝世。
/ 孟庆树。
/ 孟庆树与王明合影。
孟庆树（1910—1983），又名庆澍，俄文名奥谢特罗娃，安徽寿县人。安徽寿县县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上海大学附属中学肄业，莫斯科中山大学第3期毕业。1926年3月，入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6年秋，进入设在武昌的安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学习。1926年10月左右，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并任支部委员、女生队队长。1926年12月，闻讯投考武汉分校，任中共党支部委员、女生队分队长。1927年7月，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军医处当护士，并随该部到九江，因南昌起义已失败，后转移上海，任中共组织干事、支部书记。1927年11月，奉派赴苏联学习，她与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唐仪贞(后为陆定一夫人)等结伴而行，抵达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班第3期学习。1928年6至7月，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出席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秘书处文书科工作，具体承担抄写誊录任务兼做会务事宜。1929年回国，分配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妇委工作。1930年11月22日与王明结婚。其间她参与了1931年1月至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的文件抄写誊录及会务工作，亲历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为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1931年6月下旬，因向忠发被捕叛变，形势处于极度白色恐怖，她与王明在上海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1931年8月间。1931年10月18日，她随王明与吴克坚、卢竞如（吴、卢此时为中共特科人员，负责警卫护送职责）等一行四人乘日本船赴苏联，辗转海参崴改乘火车远途跋涉，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先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高级班学习，并参加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后任中共中央驻苏联代表团秘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秘书。1935年6月初，她陪同王明在莫斯科附近的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边疆四天四易其稿，最终形成并发表著名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1936年1月至2月作为中共驻苏联代表团秘书身份陪同王明等，在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驻地与中国国民党代表邓文仪（黄埔军校第1期生、时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少将首席武官）等进行前后四次会议。1937年11月她与王明、康生等回国，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乘飞机抵达延安。1937年12月，她随王明从延安抵达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民运部文化教育组妇女组成员（任至1938年10月）。1938年1月至3月在发起筹备和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她均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与，当选为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并任保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5月20日至25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她与邓颖超、史良、李德全等均当选为该会委员。1938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成立延安分会，孟庆树代表总会暨宋美龄在大会上致词，被选为延安分会名誉理事之一，尔后她还受总会委托转告分会：总会在经济上支持分会开办一所500人规模的保育院，先支付开办费5000元和日常经费2500元。1938年8月，武汉形势日趋紧张，保育会决定发起抢救难童运动，她提出为抢救1000名武汉难童而奋斗，不日即收容了出征军人子女、流浪儿等1000余名难童。1938年3月至10月，内部发表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书记。1938年4月至12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8大队政治处主任。1938年冬返回延安。1938年9月至11月，她出席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委员。1939年7月，就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任至1941年9月）。1941年1月起，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过《怎样开展妇女宪政运动》等文章。1941年10月4日，在延安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分会，她被推选为候补理事。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按照总学习委员会的分工，她被分配负责抽阅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的学习笔记。1945年，任中共央政治研究室秘书。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12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资料室主任。1950年10月，随王明赴苏联治病。1953年12月回国。经中共中央同意，1956年1月30日再次陪同王明并全家赴莫斯科就医。1983年9月5日，她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安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她与王明所育长女王芳妮曾过继给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为养女。
/ 黄杰（摄于1928年）。
/ 晚年黄杰。
黄杰（1910—2007），又名书莲，曾用名赵映华。湖北江陵人。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肄业。1927年春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8年2月，建立中共松滋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1928年6月，组织发动了鄂西九岭岗武装暴动。1930年后，在中共江苏省委、中央组织局机关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临时中央局机关交通员。1937年，她调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女生队队长，重庆合川战时第一保育院主任。1940年到延安，在党校学习后，到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任组织部部长。1944年起，任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妇女训练班学员队队长，陕甘宁区妇女联合会委员。1946年12月底，前往晋鲁豫军区工作，曾任军区机关妇女队队长、党总支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司长、干部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顾问，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2007年6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 徐向前、黄杰与儿子徐小岩（摄于1949年）。
/ 周越华。
周越华（1904—1977），原名月华，又名仲芳、清尘。湖北广济人。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将贺诚夫人。广济县高等小学、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11月，被湖北省妇女协会派任妇女运动特派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为学员。1927年7月进入第二方面军军医处，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导团东进九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后闻起义失败，与贺诚一起跟随国民革命军第11军教导团追赶起义部队,因受阻未赶上。1927年秋随军抵达广州，12月参加广州起义，做战地救护工作。1928年10月，她途经香港至上海，先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在上海与贺诚结婚。1930年，二人一道被派往武汉，在汉口租界以开办华中大药房为掩护，任中央军委长江五省交通联络总站秘书，并兼任地下的湖北省妇女协会特派员。1932年10月，在邓颖超安排下辗转进入江西根据地，历任红军总卫生部巡视员、总支书记、第三兵站医院政委、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4年10月随军参加长征，是红军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30位女红军之一，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长征的两个女兵中的一个。到达陕北保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检查股长，卫生部协理员，后再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检查股长。1945年夏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8月调中央军委卫生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主任。1954年病休。1977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
/ 黄静汶。
/ 黄静汶（摄于2012年）。
黄静汶（1911—2016），原名自纯、直纯，湖南湘阴县高坊乡人。武汉大学文学院预科肄业。1925年夏加入共青团。1926年春，当选湘阴县妇女协会组织委员。1926年底，才15岁的她，毅然决定报考军校。1927年1月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毕业，留在武汉继续做革命工作。1928年，参加中国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35年，与罗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外文编译局局长）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妇女辅导院辅导股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派驻第四十三后方医院政治监理员、《妇女座谈》主编、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委员兼实验区女工夜校教材编辑。曾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后任全国互济总会援救部部长，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农村服务队指导员。1939年至1946年，在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历经磨难。1949年4月，被上海市军管会派赴接管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妇女儿童司副司长，卫生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79年10月，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顾问。1980年办理离休。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2016年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武汉黄埔女兵。
经过现场勘察，-8米层未发现有接地电阻测量预留点，与图纸不符，可以从-4米平面图发现4路来自-4米的接地线进入-8米层
曾宪植（1909—1989），湖南双峰人。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7年1月考入武汉分校第6期女生队学习。1927年7月提前毕业，到由军校学员改编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任准尉文书，1927年12月11日，随军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利后转赴海陆丰，后又到香港，结识叶剑英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廖承志领导下从事香港与海外华侨联络工作。后赴上海地下党留守机关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武汉《新华日报》社工作。1939年，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做交通联络工作。1941年赴延安，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随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先后任邓颖超秘书、中共南方局妇女组组长。1948年参加中央妇女工作会议，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9年10月11日，因病在广州逝世。
/ 曾宪植。
/ 曾宪植与叶选宁在香港。（1938年）
危 拱 之（1905—1973），乳名小玉，曾用名危玉辰、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汝阳县立女子小学、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私立河南开封第一女子中学毕业，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1926年11月，经周以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随军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后转赴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政治部党代表办公室秘书及《红军生活》编辑。东江革命斗争失败后返回河南。1928年5月至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省委妇女科科长，兼做技术工作。1929年6月赴苏联，在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学院学习。1931年1月回国抵达上海，后到江西瑞金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干部团总务科科长、队列科科长，负责军需供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随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工作。1937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妇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日军进攻徐州时，她带领孩子剧团沿平汉线南下，到豫南豫西南地区从事爱国抗日宣传，博得各界的赞扬。1938年12月，任信阳游击挺进大队政治部主任。同月至1941年8月，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1939年1月至5月，任中共豫南省委（又称豫鄂边省委员会、区委）妇女部部长。1939年5月至10月，任中共豫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至1943年5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不在任内），曾任河南游击支队政委，在抗战前线极度危险环境条件下工作3年。1940年4月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帮助工作。1943年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赴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出发赴东北工作，任中共热河省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妇女部部长。1949年3月，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病在北京休养。1973年2月8日，因病在北京医院逝世。
/ 彭镜秋。
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黄埔女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大地西南、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持久战之大后方，部分黄埔女兵亦伴随战局，迁移西南西北，从事支援前方抗战的建设与工作。她们当中主要有：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实验数据，结果用表示，多组间比较用q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谭珊英（1909—1992），又名浩郁，湖南茶陵人。1924年就读于设立于长沙古稻田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15班。1927年入武汉分校女生队。1927年7月军校结束后，1928年春回到长沙，此时适逢湖南省立第二中学高中师范班招生，她和二姐运英被录取。1930年12月底，调上海做党组织联络工作，后与中共党员陈柏生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冬加入广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8年春，在县城民众图书馆当管理员。1939年1月，参与创办洣云幼儿园并任教员。1941年春，先后在西安儿童保育院、西安两湖小学任教。1943年5月在西安继续教书。1944年11月赴四川。1949年参加茶陵县人民政府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先后在茶陵县巴集小学、石储庙小学、黄坪完全小学、官铺小学、田心小学、黄堂完全小学任教员。1971年到茶陵县五七干部学校。1974年12月办理退休。1986年12月，加入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1992年2月2日，因病在湘潭逝世。
针对这种情况，一位在市医药公司工作的有多年药品销售经验的工作人员坦言，某一种西药的市场占有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价格，如果这种药属于大众药，也就是说很多公司都生产的话，它的价格定位相对就较低。如果这种药属于新特药，而生产公司又少的话，相对价格就会定得很高，其次，尽管新药上市前依照有关法规，经过严格的毒性实验和临床试验，但由于使用时间有限，不良反应很难得到充分暴露，依旧可能带来潜在的不良反应。相比之下，“老药”的药性相对清楚多了。现在销售的“老药”是被证明副作用较少、较轻、疗效肯定的药物，一旦发生不良反应，很容易诊断和对症治疗。
/ 谭珊英与陈柏生1934年在上海合影。
/ 谭珊英1986年于家中。
/ 陈德芸与刘骞，夫妇二人同为黄埔军校学员。
陈德芸（1906—1985），又名德云、德馨，小名玉仙,笔名赤贫,四川涪陵人。1924年8月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经巴县人游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2月，陈德馨更名陈德芸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任军校政治部宣传组组长，其间经恽代英介绍，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科副科长的刘骞(号克谦，四川新都人，黄埔军校第3期生)相识。1927年6月，被编入中央独立师女生大队宣传队。1928年与刘骞结婚，随夫居南京。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住在重庆、成都，以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眷属身份掩护过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成都解放前夕，关麟征曾备专机接她一家去香港，被她婉言谢绝。1949年12月，其夫刘骞在江油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抚育子女，勤俭持家，义务参加扫盲教育工作，服务于社会。1980年10月，她应广东革命历史纪念馆之邀撰写《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游曦烈士》。1981年8月18日，她致函东北烈士纪念馆，为该馆正在编撰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传记提供详细史料《回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赵一曼烈士》。1982年任成都市西城区政协委员。1985年9月13日，因病在成都逝世。与陈德芸夫妻数十年的刘骞（1901—1980），四川新都县天元乡人。1933年12月底，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校史纪念馆。1934年正式成立时，任校史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委员、校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亲历征集史料与实物全过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归国留日学生训练班少将副总队长。其后获程泽润举荐，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专员兼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38年12月，任陪都重庆卫戍司令（刘峙）部少将衔参议，后调往成都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政治部少将主任，兼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1期教育处高级教官以及训导处教务科聘任教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留川供职。1948年，任川滇黔绥靖公署政治部代主任。1949年5月，任川北剑阁区辖10个县的行政督察专员。1949年12月中旬在川北江油通电起义。1979年春，他携夫人陈德芸参加成都市西城区政协组织的学习。1979年11月28日，他参与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四川分会成立会。1980年1月，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0年10月，因病在成都逝世。
/ 1927年钟复光与施存统合影。
钟 复 光（1903—1992）， 四川江津县人。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后改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19年春，考入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4年秋，经向警予、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执行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妇委书记。1925年6月5日，在上海妇女界联合会结识宋庆龄，并结识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袖、时任团中央第一届书记的施存统。施存统为了表达对她的爱情，特将名字改为施复亮。二人于1926年春结婚，革命同志结为革命伴侣。1927年1月至2月间，施存统受党组织委派到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组织上亦同意钟复光一同赴武汉。1927年2月中旬抵达武昌，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1927年秋与中共失去组织关系，后辗转于大江南北的教学印务岗位，历任北京求实中学教员、上海进化书局编辑、昆明民生印刷所协理、重庆南方印书馆总务主任、綦江渝南中学教师、重庆江北中兴学校校长、曾兼任重庆妇女辅导院总干事。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女子中学校长，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主任。先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五届执行委员。1986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付江录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获得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赞誉，2012年6月，付江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获得第二届“感动十三师人物”荣誉称号，2013年被十三师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民营企业家及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14年获得第四届“兵团道德模范”称号，2015年获得“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2016年被自治区评为劳动模范。□
徐林侠（1904—1949），又名丽芳，江苏邳县人。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人。1924年考入徐州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赴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江苏省党务人员训练班学习，曾任中国国民党邳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共邳县特支干事会干事。在此期间结识了邳县同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员宋绮云。1926年11月，考入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女生队。1927年3月，经宋绮云、李超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编成的中央独立师参加西征战事。1927年7月，随军赴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但因途中受阻没赶上部队，遂返回武汉。1928年8月成立中共邳县县委，任县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8年10月，与担任县委书记的宋绮云结为终身伴侣。1930年初赴西安，协助丈夫宋绮云从事革命活动，还参与筹备西北妇女救国会的工作，终日为抗日救国奔忙。1941年12月底，宋绮云、徐林侠及他们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是小说《红岩》中天真可爱的孩子——小萝卜头的母亲。1949年9月6日，他们一家三口与杨虎城将军及其次子、幼女被国民党反动派由贵阳骗至重庆，残杀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的“戴公祠”。
没想到，几天之后，竟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呆掉了，一瞬间很多往事涌上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自那之后，只要谁说让我回电话，我都会马上打回去。
/ 徐林侠。
王冬珍(1898—1977)，河北任县人。直隶省立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1920年直隶省立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以成绩优异留学校任教，与韩振声（直隶邢台人）结婚。1925年，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秘密筹组成立，夫妇同为北京市第一届党部执行委员，丈夫为监察委员，她则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北方党组织改组后，连任中国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担负组织领导重任。1927年1月初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在学期间，被派赴河南任中国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时期河北沦陷后举家南迁，任陕西西安康兴安师范学校教员及训导主任。1940年春，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驻西安）女生大队大队长兼教官。其间任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各界妇女联合会副会长。1945年1月，被推选为河北省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5年5月，赴重庆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被推选为河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6年11月15日，被推选为河北省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对于妇女参政权益主张颇多，力主在各种选举中规定妇女保障名额。1947年3月，增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其间遴选为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嗣后调任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监察委员。1948年5月4日，被推选为行宪第一届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到台湾续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77年9月25日，因病在台北宏恩医院逝世。
彭猗兰(1908—2010)，别名漪兰，又名安琳，安徽芜湖人。是黄埔军校早期筹建人之一、中共早期党员暨红军第13军军长胡公冕夫人。安徽芜湖第二女子学校、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广东大学肄业。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曾任广州市妇女协会宣传干事。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随蔡畅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妇女股秘书、湖北省妇女解放协会宣传部主任。1926年冬，参与筹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任政治指导员。1927年7月转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军参谋团负责财会和机要通讯工作。1928年，在上海与胡公冕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胡公冕赴甘肃平凉工作，后在西安从事党领导下的秘密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她协助胡公冕做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进行策反与联络事宜。1949年4月上海解放后，她随胡公冕赴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管辖的干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教导主任。1982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离休，任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2010年6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 彭猗兰。
谭 乐 华（1907—1994），原名勤先，浙江桐乡县石门镇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罗髫渔夫人。江苏松江县景贤女子中学肄业。1927年1月，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7年5月，随军参加对鄂军夏斗寅部战事，任中央独立师政治部宣传科演剧队队员。1927年7月分配入国民革命军第11军，结识罗懋其（后改名罗髫渔），罗任黄埔军校少校政治教官。此后她再与罗髫渔重逢，结为夫妻并成终生伴侣。1929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作交通情报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1938年底被捕，不久由廖承志保释。后转入昆明、重庆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成都市妇女联合会工作。1994年因病逝世。
/ 谭乐华。
/ 1940年部分女生队学员在重庆合影：前排左一为张益志，左三为谭乐华；后排左起依次为谢有伦、张先怡、黄新民、吴妙章、陈云裳、熊天春。
/ 王亦侠。
王亦侠（1903—1993），山西临汾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稼夫夫人。1903年10月出生于太原城内一个富商家庭，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了五四运动。后任临汾县城女子高等小学校校长，兼任附属初级小学校主任。在当时一个年轻女性能有这样的职务，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待遇上，都是令人羡慕的。她深受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影响，怀着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同的理想，放弃安逸生活来到北京，1923年考入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学习。在此结识比她高一届的同学张稼夫，不久结为夫妻。当听到北伐战争胜利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招生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去武汉参加革命队伍。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消息，一时轰动了武汉，但是带着孩子上军校毕竟是不可能的。考上了军校，孩子的安排就成了一大难题。有人告诉她天主教堂收小孩，她就抱着孩子去询问，神父说：“孩子可以收下，但以后孩子就不属于你，而属于上帝。”她想，哪有这样的事？母亲参加了革命军，却把孩子“送给了上帝！”后来，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个洋车夫家中。1927年1月，赴武汉分校女生队报到。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张稼夫于1927年秋避居山西原籍，在上海、北平、山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返回太原从事工运，建立党组织，动员女工参加工人自卫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临汾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山西牺盟会临汾分会特派员兼第二区主任、临汾县河西民众抗日游击支队第3中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38年7月奉调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春，任中共晋西南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中央情报部教育科科长、中共临襄县委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共临汾工委妇女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绥分局晋南工作委员会妇委书记。1949年2月，被选为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处级调研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93年3月因病逝世。
周静芷（1909—1988），别名德音，湖南岳阳县康王乡人。湖南省立岳阳高级中学毕业。1927年春，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岳阳县妇女协会工作近一年。后因被追捕外出，不久脱离党组织关系。返回原籍后，历任湖南省岳阳县妇女会理事、总干事，湖南省临湘县一一九学校教师、教务主任。1931年与杨幸之结婚（杨幸之系湖南临湘人，湖南大学毕业，任上海《申报》主笔，后为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陈诚延揽，任第18军政治部党务特派员，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少将衔副主任，1940年因公殉职），后任湖南省盐务局专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军入西南地区，历任重庆地区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专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返回原籍，历任岳阳县政府专员，中国国民党岳阳县党部书记、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视察、参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专门委员，广东省政府专门委员、顾问。1947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3月29日，被推选为湖南省出席（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到香港。1951年秋到台湾，续任“国民大会”代表，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宪政研讨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台湾“国防中学”校长。参与黄埔军校第6期赴台湾同学联谊会活动。1988年3月16日，因病在台北逝世。
方晚 成（1908—？），湖北人。1927年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7年8月，随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参加南昌起义。此时丈夫陶名溢(1904—1989，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毕业）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训练班训育副官。后他们随军转移南京，陶名溢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无线电教练所少校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晚成随丈夫赴武汉、重庆。陶名溢续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办公厅参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室副官，重庆防空司令部少将衔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名溢任国防部少将衔部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12月，陶名溢任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武汉市政协委员。
/ 刘光慧。
刘光慧（1909—？），又名光惠、李翰。湖北武昌人。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7年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军校结束后，随军南下广东。1927年12月，随军参加广州起义。后与曾任陆军预备第9师政治部主任的蒋铭结婚。蒋铭（1907—1966，湖北天门人，武汉分校第6期肄业，曾任中共汉口硚口区委书记、天津河北区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4年脱党出狱。1936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光慧随夫辗转抗战前线与后方，蒋铭曾任军政部第2补充训练处政治部少将衔主任，陆军预备第9师政治部主任。1940年10月，任湖北省荆门县县长兼荆、当、远三县抗日游击指挥部指挥官，其间，刘光慧随同丈夫转战军旅。1942年蒋铭被解职。后被聘为《武汉日报》社总主笔。1944年，任湖北省利川县县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湖北省宜昌县县长，后任湖北省第六区（宜昌）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官。1948年11月与中共取得联系。1949年3月任武昌市市长。4月兼任鄂东南行署副主任。5月在武昌参加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民政科长，红十字会武汉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萧石光（1905—？）湖南长沙人。1927年2月，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1927年7月女生队结业后，回到地方参加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各界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迅速成立分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分会成立给予了支持。l938年4月24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湖南分会和战时儿童教养院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筹备事宜，并广泛召集会员，萧石光参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组建事宜。
/ 唐惟淑。
/ 唐惟淑与陈豹隐结婚照。
/ 陈豹隐夫妇与唐家亲戚合影（20世纪20年代初摄于北京）。前排左起第二人唐惟淑，第三人陈豹隐，第五人唐蟒（唐才常之子、唐惟淑的堂兄）。
/ 1933年，唐惟淑与李德全（冯玉祥夫人）等在泰山合影。
/ 唐惟淑与陈豹隐1957年8月在上海合影。
唐惟淑(1897—1980)，为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湖南浏阳人。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之女。黄埔军校初创时期政治教官陈启修夫人。先后就读于上海三育小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学），为她后来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文化基础。1919年8月28日，与陈启修先生（后改名陈豹隐）在北京结婚，证婚人是胡适先生。陈豹隐先生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之一，唐惟淑受丈夫先进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一些进步组织和革命党派。1925年4月，她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认识了李富春及夫人蔡畅，蔡畅认为唐惟淑是烈士后裔，有革命思想和精神，介绍唐惟淑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陈豹隐具有国共两党双重身份。1926年夏，陈豹隐抵达广州任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教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广州《民国日报》主笔。1926年10月，唐惟淑要求到武汉工作，并经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介绍，任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1927年4月2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常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决定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特别党部，唐惟淑任7人筹备委员会筹备员。1927年7月，陈豹隐流亡日本，唐惟淑回到上海居住，逐渐与党脱离了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辗转谋生，将子女留在桂林读书，她前往重庆最高法院检察署任书记官。1943年6月，她调到广西省高等法院任书记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2月，她重返上海高等法院任书记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被上海市人民法院留用，任上海市人民法院书记科副科长。1957年因健康原因离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因历史问题遭遇迫害。她辗转于北京、长春、上海、广东、广西5个子女居住的城市，帮助照顾第三代并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1980年9月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试验点设3个处理，3次重复。以供试果树规格为基础，每个小区5株，且植株的树龄、树势和产量相对一致，具体试验处理如下，处理1：施用腐植酸螯合肥；处理2：与处理1等养分含量不含腐植酸的普通肥料（金正大复合肥15-15-15、普通尿素46.6%、全胜钾50%），施肥时期、方法与处理1相同；处理3：常规施肥（仅不施膨大肥，其他用肥按当地习惯施肥进行，施用肥料：金正大复合肥15-15-15、商品有机肥）。不同处理施肥量如表2所示。
施祖谦（1907—？），湖北应山人。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肄业。1927年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她记述过一件令人难忘之事，斯大林得知中国军校招收女兵，特意要女生队拍张合影寄给他，女生队便于1927年3月5日以军校为背景拍摄合影，当时许多同学都加洗一张，后来历经白色恐怖和艰难岁月，这张照片她始终不舍得销毁，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将这张照片交给了彭猗兰，现在这张照片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珍贵文物。从军校回家后，时局越发恶化，军警开始大搜捕，因为她短短偏分的头发，无疑是军校学员标记，一段时期终日在家躲藏不敢出门。后来形势更加紧张，黄幼玉等十几个在武汉没有家的同学，常到她家躲藏，夜间也住宿她家。她们多次建议她将凡属军校的东西全部销毁，她为了保护大家安全，只好忍痛将书籍讲义烧毁。合影照片及毕业证书则舍不得烧毁，将之埋藏在厨房煤炉下面，剩下一部分书籍锁在祖母衣箱里，逃过了一批又一批来家巡查的军警。此后20年，因家庭生活所迫，她再也没有出来参与革命活动。后在小学、中学任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市和平区第三业余学校教员。她收藏并留存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女生队唯一一张毕业证书，现已成为仅存文物。
除上述资料外，随着史料发掘不断深入，对于黄埔女兵个别另类，也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认识与揭示。例如：被称为黄埔女兵叛逆的黄炳先（1908—？），江西吉安人。1927年2月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军校结束后，1927年秋，她与郑梅仙、陈善兰、张弼、骆英豪、曾宪植等加入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随军南下广东，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广东海陆丰参加武装斗争。她后与徐锡根结婚。徐锡根（1903—？）江苏无锡人，原为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7月至1930年10）、 委 员（1931年1月至1932年）、常务委员（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1932年9月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为国民党特务，改名为冯琦，参与破坏共产党组织，后任国民党江西省调查统计室主任。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委被破坏的“南委事件”，徐锡根是主要指挥者与祸首，黄炳先此时亦在江西形同帮凶。徐锡根后任江西省第四、五区行政督察专员，1949年3月后卸职。与黄炳先移居香港，后销声匿迹。
/ 施祖谦。
结语
由黄埔女生队引发的军事、历史、政治事件，以及她们个人的事迹及传闻，至今仍为公众关注，也是史界研究课题。黄埔女生队虽未能形成战场指挥或参谋的军事力量，然而他们当中部分“佼佼者”，形成了比黄埔军校前6期生更为名声显赫的“巾帼精英群体”，在人文价值方面有其独到之处。黄埔女生队对于中国现代军事、政治、人文、社会诸方面，都有着值得评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女生队中具有中共党团员身份的有45名，占183名女生队教职学员的25%。女生队是中共党团员所占比重最多的一届黄埔学生。武汉分校女生队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一股强劲洪流，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界的优势资源，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笔宝贵财富。她们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工农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建设方面留下了各自的身影，值得后世永久记忆与传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记住历史是为了放眼未来、把握明天。历史是多元而复杂的，我们必须敢于面对与探索。由是观之，一个勇于自省的民族，才会有远大深长的未来。记得一位史家曾说过“无史不成传，无人不成史”，道出了历史与人物之间必然关联。我们在抒发与畅谈革命狂飚的同时，切不可忘记每个历史时段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所占据的分量与比重。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然后才有可能正确解释和说明历史。历史学术一定程度上要坚持保守性、稳定性、科学性，绝不能被世风裹胁、浊浪席卷，历史学术要在宣扬民族精神上起到中流砥柱的学术作用，要使写出来的“信史”经得起今人敲打、后人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