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新路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的结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短暂的狂喜，“历史终结论”正是这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情绪的流露。然而，狂喜没有持续多久，整个西方世界很快恢复了平静，陷入反思之中。因为一度被苏东剧变的历史背影所掩盖的自身问题开始逐步显露出来，被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市场化不仅不能彻底解决积重难返的苏东问题，而且在应付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内部问题时也捉襟见肘。西方左派在度过了休克打击带来的混乱和消沉后，逐渐复苏，重新确立目标和口号，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疲惫和乏味，在西方政坛卷土重来，有的还重新执政，形成了二战后左派发展的新高潮。“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左派为把自己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标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而量身定做的标签。这个标签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方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尝试努力，折射了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变迁。
一、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变化的宏观背景
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声称处于左右之间或者超越了左右界限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有许多种，如，哈罗德·麦克米兰在30年代主张的人道的资本主义，40年代拉斯基等人提出的“新工业化”，50年代社会党国际追求的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60年代东欧国家提出的人道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等。这些运动或思潮在当时都曾经引起轰动。它们虽然与90年代鹊起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什么联系，但说明了西方世界在进入现代以来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具体表现为几大主义间的对立。以往寻求中间路线的尝试与目前的“第三条道路”至少有两个表面上的明显区别。一是以前的这些尝试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主义之间进行的，这两大主义是界定这些尝试的“中间性”的坐标。而“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则是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基本结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被屏弃后出现的，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其寻求的中间路线是要超越传统左派（即社会民主党）与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者），也包括极端自由主义者。二是这些寻求中间突破的努力在时代背景上有巨大区别。如果不把“第三条道路”放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就无法全面深入地理解它出现的原由、意义以及它与以前的尝试之间的深刻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在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这个时代发生的诸多变化与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变化中，突出的有以下几个：
1.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为各种思想和探索的出现提供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被突然的打击冲乱了阵脚的左派很快意识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瓦解对自己的崛起是个大好机会，他们不仅可以把苏联作为批判的反面教材，而且可以彻底突破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分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更务实、更多元化。他们的努力与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中出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和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不期而合，（注：参见小施莱辛格等编：《美国思想的轨迹》，豪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536页。 ）在延续了这个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从它带来的社会政治变化中获得了现实的支持和动力。
2.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曾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直接推动者和始终获益者的西方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时也疲于应付，单单靠民族国家本身以及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无法解决充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问题。要解决包括国际游资投机、国际犯罪、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消除贫困和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与协作等在内的跨国界问题，不仅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调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协调各种利益要求，而且要培养维护全球利益的全球价值，以推动全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对于西方国家的国内来说，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最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外逃，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下滑，这反过来推动了福利国家的改革步伐，恶化了移民与国内居民之间的关系，滋长了排外情绪，而福利制度的改革又意味着二战后确立的较为稳定的资本—劳工—国家的三角关系的解体。二是国内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凸显甚至激化，分裂主义、排外主义与糟糕的经济状况混合在一起，威胁着国内既有的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二战后一度盛行的凯恩斯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3.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早在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了信息化将把人类社会带进“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80年代流行起来的“第三波文明”，90年代的“知识经济时代”都说明了信息化对社会变迁和人类认识的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的发展首先造成了传统产业结构的变革，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正在成为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信息领域，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激烈。国家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还要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工会冲击很大，不仅减少了成员数量，而且分化了组织内部的和谐一致关系。掌握信息技术的“白领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影响不断提高，以致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未来的社会权力将掌握在新兴的“符号制造者”手中。与力量不断增加的“符号制造者”相对的是，没有技术和技术落后的工人的经济地位的下降，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传统意义上的终身就业将越来越少，临时工、小时工等就业方式会增多。对于国家来说，在信息时代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既不能采用传统的福利救济方法，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把失业完全推到市场那里，由个人解决，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形式。
4.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呼唤着新的思维和行动。西方各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资本力量得到了加强，劳工力量的集体谈判能力和国家的管制能力受到了巨大的削弱。在这种条件下，福利制度的改革成了资本的要求。但是，福利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牵涉到各个阶层，既要保存已经确立的基本福利保障，维护劳工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的外逃，保持生产的效率和国内就业增长。对于通过竞选方式上台执政的西方政党来说，这是一种两难选择。另外，从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政治趋势越来越突出，包括绿党、女权主义等诸多奉行新的价值取向的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大有与正统政治分庭抗礼之势，传统的左／右两分法政治判断标准无法把这些运动涵盖进去，加以制度化。这些运动不仅冲击了传统政治生活的公众基础，使政治生活更加个人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淡漠甚至丧失（注：参见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人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载《民主杂志》1995年1月号第65—78页。），而且也对传统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挑战，吸引了许多厌倦了乏味的传统政治的选民，导致了选举投票率的下降和政治冷淡意识的增长。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完善起来的政党必须调整自己的理论和策略来唤起公众对自己的兴趣和支持。
5.政治“代际”的更替为西方政治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变化的直接动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西方国家中，在二战后的“婴儿繁荣”时代出生的一代现在开始在各国政坛成为主导力量。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被认为是这一代人中的代表。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的突出特点是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长大的，同时又经历了资本主义在60年代出现的深刻的价值冲突，是“造反”的一代。这种经历使这一代政治人物带有一定的反叛意识，不满传统主流政治。而按照西方的正统观念，像克林顿这样的人连一个合格的公民都算不上，因为他曾逃避兵役，在道德上还有缺陷。然而，他们的这种经历和年龄的优势使他们更理解选民，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要求，不仅能够在竞选中提出令人激动的口号，吸引更多的选票，而且知道选民的兴奋点所在，这保证了其政策的有效性。这一代领导人虽然不断地面临了各种道德上的指责，但是在各个年龄段上都得到了支持，尤其得到了中产阶级和所谓的“X一代”（指的是从18岁到30 岁的人）的有力支持。中产阶级是工党竞选获胜的决定性因素（注：梅迪雷斯·巴格比：“为何X一代支持克林顿”，载《波士顿邮报》1998年12月1日。），这在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在民意调查中，X 一代认为克林顿可以任期届满的比例达到了64%，因为他的政绩鲜明。随着西方社会中代际的更替，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年轻一代进入政坛，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将会更大，这对希图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等组织来说，变革是必然的。
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中出现的这一系列变化呼唤新思维和新变革，“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已经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引起反响和尝试。
二、第三条道路：思路与举措
许多人认为克林顿是“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克林顿以“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为竞选的主题。他说：“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生活在城镇乡村的美国人民对左派与右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陈腐话语，以及使我们的政治代替了行动的其他言论不感兴趣。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因此，他用一种灵活的中间派自由主义取代了陈旧过时的信条，同时与其他的人进行建设性交往，保持改革精神，欣然接受了60年代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灌输努力工作精神和个人责任感。（注：肖恩·威伦茨：“总统——不得人心的人”，载《洛杉矶时报》1998年10月18日。）克林顿的这些举动使他获得了美国“激进中间派”的称号。克林顿的理论和行动在有悠久左派传统的欧洲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是欧洲的变化远远没有美国那么迅速，因为欧洲左派有严密的政党组织和理论体系，在变化面前显得有些僵化和滞后，灵活性较差，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实现了党内的理论更新和领导层的更新换代。以英国为例，在工党内部，年轻的托尼·布莱尔在1992年工党竞选失败之后接替金诺克成为党的新领袖。199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标志了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从1995年开始，布莱尔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描述自己的政治哲学，表明工党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建构新的思路。1997年，布莱尔以较大优势击败保守党领袖首相梅杰，工党在度过了30余年的在野时光之后重新执政。“第三条道路”成为新政府的口号。为了阐述“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吉登斯在1998年5 月又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一书，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阐明了工党的新思路。 同年9月，布莱尔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详细阐发了工党的执政思想。“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得到了最全面论述。英国俨然成了“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代言人和总后方。除英国外，意大利前总理罗慕诺·普罗迪，瑞典的佩尔森，丹麦的拉斯姆森，葡萄牙首相安东尼奥·胡铁雷斯，法国总理诺斯潘和财政部长施特劳斯—卡恩等，以及不久前在德国大选中获胜的施罗德都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和热心鼓吹者。围绕着“第三条道路”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群体。
根据各种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我们可以把“第三条道路”的思路作下面的梳理。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标明自己的新左派身份和创新思路，使自己与老左翼和右翼明确地区别开来；二是重构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实现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拘泥于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以及突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区别难以保证左翼政党获得足够的选民和政治势力的支持。左翼政党必须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且要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中间派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以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新的中心地位（注：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是克林顿以及欧洲各左翼的宏图大志。）；三是寻找解决国内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全面方案。倡导国家干预、福利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都过于狭隘片面，无法给今天的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突破这两种思路和模式，找到新的思路。在“第三条道路”看来，目前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第三条道路”所要做的就是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等诸多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的方案。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有四项内容：
1.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
“第三条道路”针对西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新型的社会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个人要积极参加身边社群的公共生活，为社群服务。90年代以来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社群主义理论成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的理论支柱，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社群”（community）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观念。此外， 公民价值和“市民社会”也被用来阐明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第二，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关系。“利权人”公司理论是90年代分析公司治理结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与“股权人”相对应的，指的是在公司管理中，参与公司运行的各种人员和组织都要成为公司风险的承担者和利益的分享者，各方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把这个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不仅提倡建立“利权人”的公司治理结构， 而且要建设“利权人经济”。 布莱尔在1996年访问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提出：“今天，中派和中间左派的经济学应该调整到创造利权人经济上来，这种经济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包括进来，不只是有特权的少数。”在这种经济中，公司要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承担对人力资本培养的责任。政府要利用激励和控制手段来支持公司的发展，创造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企业文化。“第三条道路”希望能够借此消除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第三，协调国内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培养包容意识，反对排斥行动，塑造“一个国家”。布莱尔在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时的演说中提出：“激发国家精神，把人民凝聚在一起，重建符合一个国家要求的核心的共同目标是我们的使命。”此外，政府要肯定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大力反对贫困，维护移民的基本权益，使他们有能力加入到主流社会之中，并且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2.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
“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天下，政党以阶级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以带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口号和纲领吸引选民的支持。左／右两分法是判断政治派别和立场的最有效标准。这种政治在阶级界限明显、阶级利益冲突不断的大工业时代是必然而合理的。然而，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产业在生产结构中地位开始下降，具有分散、灵活、组织平行等特点的第三产业在就业人口和产值上都超过了第二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在许多方面软化模糊了原来明确的阶级界限，削弱了支持阶级政党的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和吸引力。二战结束后，西方政治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两大政治力量——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都没有摆脱阶级政治和左／右两分法的逻辑，单纯地依赖一种或少数几种社会力量，因此，虽然二者都曾经上台执政，风光一时，但都没有给全体选民一个完满的答案。他们的纲领和行动不仅分裂了社会，而且造成了政治冷漠意识的增强和人们对主流政治的背离。一直坚持阶级政治的左翼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进入80年代后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丧失了许多支持者，为了重新执政放弃了强烈的改革精神和批判意识。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左翼对选民的吸引力，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改革政治规则和政党制度。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在政治思维上打碎左／右两分法，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对中间力量的争取是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和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为了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提出要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把更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涵盖进来。第二，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不仅是“新左派”从左翼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而且是“第三条道路”借以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价值号召力。第三，改革既有的封闭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例如，克林顿在上台后通过了同性恋者可以服兵役的法案，在其他方面高举反对对“少数人”的歧视，保护少数人权利的旗帜。布莱尔在上台后针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工党制度提出了大胆的改革设想和措施。为了摆脱党内反对派对改革的阻挠，主张工党由阶级的政党向大众政党转变，强化党领袖的权威和权力，减小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对党内政策的影响，以此来使党克服传统左派政党的结构缺陷，唤起更广泛的公众的响应和支持，从而实现工党的根本性变革。为实现这种变革而在党内通过的“执政中的合作关系”（partnership in power）的报告体现了这种思路。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领袖要超越党内成员的控制，他的“主要责任……是对人民、国家的最大多数和议会负责”。新工党提出的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党内的变化，而且是“作为整体的英国政治重组的必要因素”。英国工党党员肯尼迪认为保守党代表的统治阶级结构已经趋于结束，而使党的领袖与党的成员分离开来能使布莱尔加快重组政治“中心”的步伐。（注：西蒙·肯尼迪：“新工党和英国政治的重组”，载《每周评论》1998年2月号第49卷。 ）除了进行党内改革外，英国工党还提出改革选举制度，用“比例选举制”替代现有的“选区内胜者全得制”，使政治格局多元化，并扩大工党的选民范围。开放内阁，吸纳其他政党人士参加内阁，提高政治的效率，等等。
3.从政府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
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尽管对于市民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但是基本上都肯定了它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民间领域，对政治力量的滥用有制衡作用。该理论在出现之后获得了执政的新自由主义的肯定和制度支持。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变化了，市民社会的过强或过弱被认为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理论由于偏于极端，忽视国家应有作用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显然，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协调在一起，发挥二者的合力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逻辑归宿，“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的“治理”指的是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敏锐地把握了这种理论上的最新发展，提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对立”误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政府要成为行动的牵头人，而不是包办人。从政府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适合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对于政府要进行“民主化”，政府则要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对政府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起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各种职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央要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支持。第三，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 “整体型政府”概念是英国新工党在进行政府改革中提出的，意思是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立绊脚。第四，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新问题的回应。实现国际和全球治理意味着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制订国际甚至全球规则，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同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达成合作互助关系，在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治理生态等方面进行合作。
4.改革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
福利制度的改革可能是西方国家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是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在竞选中和上台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这个棘手问题面前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力争建立一种能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提出：第一，要承认新右派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培植既得利益集团，扭曲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第二，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重新定位福利制度的功能。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福利制度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但不是为削减而削减，而是使它适应我们生活的新环境。要把从贝弗里奇时代建立的“消极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福利观”，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它们对福利制度有更积极的贡献。新制度要确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通过这个方向的改革，原来的福利国家将被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社会上也会建立起良性的风险—安全关系和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关系。（注：安东尼·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载《新政治家》1998年5月1日号。）布莱尔在1996年访问新加坡的讲话中提出，利权人经济需要一种“利权人型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向所有人负责，并且以推动人一生中的安全和机会为目的。第三，重新定位国家，在新的混合经济中为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吉登斯认为，新混合经济和过去所说的混合经济的最大区别不是实现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实现管制和解除管制、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之间的平衡。在新混合经济中，国家的职能有：1）当垄断威胁到竞争时，保持经济竞争。 有管制的竞争通常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基础。2）控制自然垄断。在这方面， 管制和反托拉斯措施一样必要。3）建立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4）保护公共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产品免受市场的冲击。5 ）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6）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减小市场波动。7）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合同关系。8）应付灾难和处理灾难后果。在新的混合经济中， 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广泛的社会后果。（注：安东尼·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载《新政治家》1998年5月1日号。）
三、问题、前途与意义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在西方世界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欧洲左派力量强大的国家更是把它视为一条走出困境的新路。意大利财长波奇（Bogi）在佛罗伦萨的一次旨在向中派和自由主义者抛橄榄枝的会议上说：“改革福利国家的任务是一个只能由新左派承担的任务，这个左派清楚地认识到要通过工作不断地发现解决问题之策，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灵活的就业、更大范围的科技培训以及减少排斥。像布莱尔首相说得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不是20世纪的福利国家，而是21世纪的福利国家。”
为了扩大“第三条道路”的影响，增强西方社会对它的更大认同，“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倡导国——英国和美国在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和相互支持的同时，还积极在西方世界内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建立起以英美为核心的新“国际”。1998年5月， 布莱尔和克林顿在美国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相互交流了各自的观点看法。在华盛顿会晤之后，布莱尔认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使不同党派团结在一起的新原因。他说：“我不断地被如此多的国家在观念上完全认同所打动。人们确实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当我和其他领导人交谈时，他们说：‘这也是我面对的问题。’”基于对这些共识的判断，布莱尔宣称英国要在未来成为世界的“火炬”。这一切似乎表明重新夺回在世界上已经丧失和正在丧失的价值的号召力成了英美两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要使命。
“第三条道路”的目的是走出一条不同于意识形态对立时代各种选择的新路。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做了多方面的努力。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在软化意识形态的同时，借鉴了西方理论界在90年代的众多创新成果，使自己的理论主张与现实的契合度更强，包容度更大，主张也更加多元化。
第二，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归结到经济问题上，相反提出了更为全面的社会改革方案，“第三条道路”的方案从微观的公司改革到宏观的福利制度，从党内的制度改革到国家政治改革，从国内的反对贫困到国际上打击恐怖主义等，几乎无所不包。
第三，积极争取中间力量，以更加灵活多元的方法扩大选民范围，甚至主动与中间势力的政党合作，任命他们实质性的职务。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行为更加实用化，主动迎合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认知和基本制度，没有给广大选民“异类”的印象，这也说明了左派在西方选举制度中比他们的前人更加娴熟。
第四，积极建立自己的思想库，依靠它们来丰富自己的纲领。英国的是伦敦经济学院，该学院的院长吉登斯被称为是布莱尔的思想导师。美国的则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是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助理的约瑟夫·奈。该学院执行着一个由副总统戈尔领导的、名为“再造政府”的项目，这个项目被认为是副总统戈尔竞选下一届总统的竞选纲领。该项目的研究为1998年5月的克林顿和布莱尔会谈提供了理论支持。 （注：该项目的题目是“21世纪的政府治理前景”。）
第五，“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更加现代，充分利用了个人的魅力和现代化的传媒，把个人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这在克林顿和布莱尔身上体现的最突出。按照卢曼的观点，他们建立了一种“关注经济”（the economy of attention），依靠个人的魅力，他们使语言成为了有价值的东西。（注：尼克拉斯·卢曼：“政治与经济”，载《第十一条论纲》1998年5月号。 ）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的个人魅力是他们赢得中间阶层和青年选民的重要因素。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中虽然有一些新颖之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些不足之处限制了它的创新，使它离走出一条新路还有很大的距离。具体来说，“第三条道路”中存在着下面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在主要价值判断和观点上似乎折中多于创新，拿来的多于内生的。比如它对个人价值的承认，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有限度认同，更是对西方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而且“第三条道路”所说的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含糊不清，比如平等被定义为“机会平等”而不是更公平的社会，充分就业等同于给每个人提供工作的“机会”，社会主义成了某种模糊而空泛的社会“合作”。国家的职能由追求所有政治目标，变成了使市场更有动力。“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所建构的平台，放弃了传统激进左派的批判立场，同时又没有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把问题推到极端，采取了更为建设性的批评立场。按照肯尼迪的观点，这样做使工党完全自困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断绝了自己摆脱撒切尔困境的可能性。（注：西蒙·肯尼迪：“新工党和英国政治的重组”。）以至于有许多人批评“第三条道路”时说，它只不过是掩盖跨国公司和流动性更强的资本统治的伪哲学外衣，是为了掩盖新工党政府面对困境毫无主意而制造的热闹气氛。
第二，“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理论看起来无所不包，非常全面，但是缺少衔接系统和有序，既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又限制了从该理论中衍生出的措施的可行性。曾在1998年5 月参加过布莱尔举行的讨论会的里德比特指出：“第三条道路”要成为有号召力的政治共识，必须回答四个关键问题。它们是：“第三条道路”确实是清楚明确的吗？它能够鼓舞人民吗？它不仅是一个政府计划，还是一个可以用于市民社会的计划吗？它能够释放改善福利的经济潜力吗？遗憾的是，“第三条道路”还没有做到这些方面。（注：查尔斯·里德比特：“第三条道路的致命之处”，载《新政治家》1998年5月8日号。）
第三，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上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里德比特认为在英国历史上任何长期占据政治舞台的政治主张都有一套明确的经济主张。如凯恩斯主义和撒切尔主义。而第三条道路则缺少明确的经济学支撑。它不能公开讨论所有权问题，那样会冒攻击布莱尔获胜支柱的危险。“第三条道路”要成为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必须解决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问题，必须发展一种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必须清除英国是一个工业化经济的观点。在实践中，“第三条道路”要注意发展大学与企业之间、金融界与企业界的网络联系，创造公共和私人所有权、知识和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机构。“‘第三条道路’必须成为这种知识经济的接生婆。它必须成为一种政治哲学，通过它，新经济在产权、价值、税收、竞争政策和伦理等方面造成的所有紧张和冲突可以得到解决。”一句话，第三条道路必须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注：查尔斯·里德比特：“第三条道路的致命之处”，载《新政治家》1998年5月8日号。）
第四，处理好党内关系，争取党内不断的支持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在各自的党内引起了争论，不消说党组织松散的美国，即使是组织严密的英国工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人把布莱尔的党内改革视为个人专制，即使是同情工党的《卫报》也把布莱尔的领导描绘成了“权威式”的。党内一些支持改革的少壮派开始怀疑布莱尔政府能否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纲领来，曾经是布莱尔1997年竞选班子成员的、被称为工党内的现代化者的西蒙·巴克利和尼尔·劳森尖锐地指出政府应该复兴社会民主的价值，而不是拿超越了左派和右派的观点故弄玄虚。“然而新社会民主党的整体小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因为各部部长在行动的清晰理由上一直没有感觉到充分的信心。”（注：西蒙·巴克比、尼尔·劳森：“第三条道路？托尼，没有路。”，载《新政治家》1998年3月13日号。）显然， 要想沿着“第三条道路”前进，必须获得党内支持，防止后院起火。
第五，协调好社会各种利益的关系是保证“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生命力的关键。在这一点上，“第三条道路”更多的是口号，没有切实的行动。而且它理论上的缺陷也束缚了对更多公众的争取。与撒切尔主义相比，后者最初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的鼎盛是在1985年煤矿工人罢工之后出现的。从那时开始，它深深地进入了人民的生活。当人们从经济生活的提高中获益时，人民认同了它的价值。“在一个政治事业中罗列社会的各个方面是自相矛盾的。……‘第三条道路’不可能像撒切尔主义那样深地渗透到社会之中，后者迎和了自利的强烈情感，特别是醉心于攀升的工作阶层和城市交易者的情感。‘第三条道路’所号召的则是更松散的合作价值和缺乏组织、更少物质性、工具性的利益。”（注：查尔斯·里德比特：“第三条道路的致命之处”，载《新政治家》1998年5月8日号。）
虽然“第三条道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操作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作为90年代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出现的政治思潮，它反映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变化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社会变革的趋势和方向。正是在这点上，“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敢于宣称要重构西方政治力量的组合，并且要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这是它与老左派的重要区别。
“第三条道路”的前途现在还难以看清，除了它本身有许多亟待克服和弥补的缺点外，更重要的是它现在的载体是政党，而在西方体制中，政党力量的发挥要依靠选举中的获胜，选举的胜利则依赖选民的投票。如果不能在执政期间作出使各方都比较满意的政绩，保持竞选中的优势，就无法实现理论的现实转化和行动的连续性。所以“第三条道路”的前途更多地取决于执政期间解决以经济为核心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和参与竞选的能力。
尽管如此，“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还是富有意义的。对于西方体制来说，它实际上延续了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出现的拯救资本主义的悲观主义传统，在承认资本主义的内在弱点的同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案。虽然它提出的方案还不完善，但是至少代表了西方国家在既有的制度内部进行探索和改革的一种方向。
标签：政治论文; 第三条道路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时代力量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