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自主论的三个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次论文,自主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8)09-0032-06
国内学界对以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为代表人物的技术自主论的批判可以概括为：技术自主论把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夸大成了绝对自主性，否认技术发展要受社会诸因素的制约和参与技术活动的人的有意识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这种批评显然不能解释技术自主论者为何得出了与常识迥异的技术自主的结论，因为技术的主体是人，技术的发明、设计、开发、应用等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人，技术不可能超出特定的政治、经济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而发展，这是包括技术自主论者在内的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要深入地批判技术自主论而避免这种肤浅的批评，就必须了解它的三个层次。
1 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则
技术自主论的第一个层次是技术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则，技术自主论的批评者一般称之为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埃吕尔从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和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三个相互交织的方面进行了阐述。
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是指技术“通过内部的固有的力量而增长”[1]209，也称为技术的自我增长。这里所说的增长，指的是整个技术或技术系统的增长，不是指单项技术，单项技术的发展总是存在着极限。技术的自我增长在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埃吕尔看来，技术发明乃是先前的技术要素的组合，它本质上是先前技术增长的内在逻辑的产物。人在技术发明的过程中只有很小的灵活性和首创精神，一般的发明和创新并不需要特别的智力。只要具备相同的条件，发明可以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几乎同时产生，因为发明具有客观性、非人格性。“当所有的条件同时具备后，只要最小限度的人的干预就能产生重大的进步。也许几乎可以这样说，在技术问题进化的这个阶段，任何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找到答案”[2]86。虽然发明一开始总是不确定的，总是存在多种技术可能性，但通过反复地实验，技术人员可以排除一些技术可能性，从而使问题逐渐变得明确，最终做出最佳的选择。“很明显，这是一种自我产生的过程：技术产生自身”[2]87。一项新发明的产生需要以其它技术的发展为条件，因为只有当某个特定的问题被解决，或者只有当一种新工具或新材料被创造时，它才有可能产生。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一项发明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其它技术发展的需求，“是为了回应技术本身带来的非预期的和困难的境况”[1]223。埃吕尔特别强调各种技术之间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使得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前进。技术进步不仅仅是由一些重大的发明推动，更主要的是由无数小的发明和改进所推动。也就是说，技术的自我增长是技术的各个领域各个细节的全面进步，它是无数的小的发明和改进相结合的结果，反过来，它又导致无数小的发明和改进。
技术前进的自动性是指技术通过自己的路线选择自身，独立于人的决定和外在力量而前进。自动性不是指自动化，技术系统不是机器或巨大机器的累加。自动性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的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为先前的技术所引导，为技术理性所规定。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包括技术活动的自我定向和技术之间的自动选择。技术活动的自我定向一方面是指技术在所有的方向上发展，“任何领域的每个目标、困难、问题、成就、障碍等都会引发技术研究”[1]234，这种发展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必须做：这又是自动性的根本法则”[1]234。另一方面，技术增长路线的确立是自动的，技术的增长路线是技术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技术发展定向是纯粹的技术系统的内部事务，而“人的决定、选择、希望和恐惧几乎不对这种发展起作用”[1]233。技术之间的自动选择是指对完成同一个任务的两种或多种可能的技术之间的选择是自动的。这种选择当然是人做出的，但是人并不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偏好做出选择，而是根据排他的技术理性做出的。“这种选择实际上是技术结果所强加的”[1]233，“在两种技术方法之间没有选择：一个不可避免地强加自身，因为它的结果是可以计算的、可以测量的，是明显的和无可争议的”[1]239。人有时会放弃从某个角度看来是很好的方法，似乎仍然在做选择，但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更深刻地分析了这个结果，断定这种方法不如其它方法有效率。
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是指“技术并不是按照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发展，而是根据业已存在的增长可能性发展”[1]256。埃吕尔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楚是谁为技术设置发展目标。“如果是非技术人员(政治家、管理者、资本家)确立的目标，那么这种指派的目标对于研究是灾难性的”[1]268。这种目标虽然存在，但它没有实现的机会，除非它是技术专家自己设置的。技术专家设置技术的发展目标并不是依据人的需要或崇高的理想，而是依据技术的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惟一有效的直接目标是技术人员在他的实验、他对技术的利用等中自己设置的”[1]271-271。但技术人员设置技术的目标只能在先前获得的技术定向中根据可得到的手段做出。“事实上，不管人类为任何给定的技术手段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总是将必然的结局隐藏在自身之中，并且在技术这种固有的结局与人类为之计划的非固有的目标之间的竞争中，总是前者获胜。如果技术与人类的目标不太相符，如果一个人企图让技术去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一般可以立刻看到，修改的只是目标，而不是技术”[2]141。
为进一步阐明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则，揭示技术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形成的外在要求，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提出了“技术命令”的概念。所谓“技术命令”是指：“技术是一系列的结构，技术的运行要求重新构建自己的环境”[3]100。温纳认为，技术命令的概念与任何神秘的力量无关，仅仅是为了说明一种工具在进入实际工作秩序之前有何种要求。这种要求首先是一种工具性的要求，它是技术装置确立和保持自身的内部结构所必需的。一些技术为有效发挥其功能而需要其它技术，不与其它技术和组织结构相连接，有些设备就毫无用处。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形成了一种链式结构，在这种链式结构中，一项特定的技术操作的各个方面相互需要、相互交织。“如果你需要X且你选择了获得X的恰当手段，你必须为保证这一手段的实施提供所有条件。换句话说，你不仅必须提供手段，而且必须提供手段所需的全部手段”[3]101。如果在基本生活中选择使用电器，就必须具备所有供电所必需的手段，必须建造许多发电站；如果在基本生活中选择了汽车，就必须具备汽车的制造、修理、原料供应以及高速公路等条件。“一旦做出最初选择，就要继续采取行动，直到整个手段系统形成恰当的结盟”[3]101-102。不遵循技术命令会导致技术设备没有产出或错误产出。
技术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则的思想在历史学家吉尔(Bertrand Gille)、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和哲学家西蒙栋(Simondon)的技术进化理论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吉尔认为，技术体系决定技术发明，对于某个特定的技术来说，它的发展逻辑首先是由它存在于其中的技术体系决定的。“发明的逻辑并非发明家的逻辑”[4]42，发明家的自由总是由产生发明的技术条件所限制。技术的发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偶然的，但它又确确实实地实现了技术发展逻辑的“意图”。勒鲁瓦—古兰提出了“技术趋势”的概念，认为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某种普遍性趋势，这种普遍性的趋势虽然是由一系列的技术事件构成，具体地实现于各种不同的种族区域中，但趋势本身却独立于种族的文化区域[4]50。西蒙栋指出，技术发明尽管是人做出的，但新发明的可能性只有借助技术物体潜在的发明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技术发明是技术物体“具体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人在这个具体化过程中已不再是发明者，而是操纵者；或者说，如果人仍然扮演发明者的角色，那么他像演员一样听从物体本身提供的台词，遵循物质的念白”[4]90。技术物体独立于“制造意向”而自我发明，四极管的发明是三极管的内在必然，而五极管的发明则是四极管的内在必然。从这个意义而不是从自动化的意义上，机器具有自主性：对自身起源的自主。
2 社会的技术化
社会的技术化是技术自主论的第二个层次。社会是技术系统的环境，技术的自主性只有通过它与环境的关系，即通过它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技术自主意味着社会诸因素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不能决定、支配、控制技术，埃吕尔分别从技术与科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几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埃吕尔反驳了把技术看作是科学的应用的流行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仅仅考虑了很短的历史时期和科学的一个分支，即19世纪和物理学。历史地看，技术先于科学，古希腊最初的技术并不是来自古希腊科学，原始人也熟悉某些技术。即使是仅仅考虑物理学，在很多场合，技术也是先于科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蒸汽机的发明，那是纯粹的实验天才的成就，那时的科学和技术之间还没有自动的联系。今天的许多科学研究都是以巨大的技术准备为前提的，常常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改进导致进一步的科学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科学就很难前进。技术发展不仅为科学家引出需要研究的新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设备和手段，而且证明科学是正当的，使科学研究合法。关于这一点，温纳后来这样补充：“航空科学家证明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能使人往返月球。物理学家必须知道，因为他们能生产出核武器。在最后的分析中，科学的流行的证据是技术”[3]25。技术不再是次要的，它处在科学的核心，对科学的发展提出要求，而科学越来越依附于技术，逐渐沦为技术的工具。埃吕尔并不否认科学对技术的影响，但他指出，技术的发展并不受制于科学。即使科学在一定时期内不前进，即使没有基础研究，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发展仍然是可能的。
关于技术与政治，埃吕尔认为，“政治越来越被技术所引导，它现在不能掌控技术在任何方向上的增长”[1]29。技术已渗透到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行政、司法、军队、警察等都不得不适应技术的发展，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这些机构在现代社会无法运转。“现代国家没有技术就不能成其为国家，就好比商人没有汽车和电话就不成其为商人”[2]253。国家已被整合到技术系统中，成了技术的代理，被技术的需要所决定，任何国家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走技术化的道路。现代国家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政治家高度依赖于研究部门，依赖技术专家。“政治家发现他被迫在技术专家的方案和其他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技术专家的方案是惟一理性的方案，其他方案的确可以冒险试一试，但不是合理性的”[2]259。表面上看来，大规模的技术定向是高层政治决定的事情，但政治家并不能为政治原因做出技术决定。政治家必须听从技术专家的建议，“技术专家处在政治决定的起点”[1]130，决定实际上是由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做出，而不是由政治家做出。当政治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不一致时，前者必须使自己适应于后者，“违背技术规则的政治决定将最终毁掉政治自身”[1]138-139。
在技术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埃吕尔援引了马克思的论断：“我们越前进到新世界，经济生活越依赖于技术发展”[2]153。技术进步影响经济组织，改变经济规模，使一种取代传统农业经济的全球性的工业经济得以兴起。技术控制了所有当代经济的发展，从生产操作到人口统计，甚至更抽象的领域也被技术进步所支配，例如价格机制、资本的发展、对外贸易、人口转移等等。“事实上，没有一个经济生活的领域是独立于技术发展的”[2]150，“所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技术进步”[2]153。像政治权力一样，经济系统挑战技术规则注定要失败。“不是经济法则把自己强加于技术现象，而是技术法则命令、定向和修正经济。经济是必然的代理。它既不是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定向的原则。技术服从它自己的决定论，实现自身”[1]141。尽管技术的发展只有将它放在最初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是首要的，这种内在逻辑或法则是经济力量所不能改变的。
至于伦理道德，在埃吕尔看来，尽管“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依然狂妄自大地认为他们的头脑能控制技术，能把价值、意义强加给技术”[1]145，但事实上，技术并不根据道德理想前进，它既不寻求实现价值，也并不瞄准美德和善行。“自我判断的技术从曾经是人的行动的主要阻碍的信仰和伦理中解放出来”[1]148。人们无法用可变的、暂时的、不断重新定义的道德去阻止稳定的、可靠的、明显的技术事务或技术前进。“在我们的时代，道德主张如果不能进入技术系统并与它保持一致，那么它将被视为无效的”[1]148。技术不但破坏了先前伦理道德的基础，而且产生以它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它反过来成为了道德的裁判者，成为了新道德的创造者”[2]134。“支持它的一切都是好的，阻碍它的一切都是坏的”[1]152。总之，“具有社会特性的一切事物都已为技术所改变，因而没有什么具有社会特性的事物可用来抑制技术，”“它想怎么前进就怎么前进”[2]306。
对埃吕尔所说的“技术对社会结构提出挑战”、“技术自动地促成社会做必要的调整”[1]247，温纳的“技术命令”的概念同样表述了这种思想。“技术命令”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要求，它也是一种经济上的要求，即关于资源的供给——能源、原料、劳动力、信息等方面的要求。这种要求通过与人的生活必需品相联系而得到加强，因为特定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不满足这种技术手段的要求“会引起不舒服、伤害甚至死亡”[3]102。从技术对人的生活的必要性加强了技术命令的合理性的意义上看，技术命令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要求，它也是一种道德标准，是“一个区分好与坏、合理与不合理、健全与不健全的途径”[3]102。因此，“技术命令”并不局限于工具或经济要求，它触及社会的各个维度。“各种风俗、习惯、观念、社会和政治制度都被纳入技术变革的洪流，它们被迫改变或呈现新的功能。没有什么不被触及”[3]103。技术并非如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由社会拥有并可随意支配的响应性的和柔性的工具，相反，技术系统有着难以克服的刚性、惯性和确定的必须得以满足的运行秩序，它对社会提出要求，社会必须满足它。
为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温纳又根据技术实践中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关系提出了“反向适应”(reverse adaptation)的概念。所谓反向适应就是指目的反过来适应手段，“技术工具的引进导致的一系列变革，最终导致了目的的变化”，“目的被调整以迎合可用的手段”[3]238。温纳分析了大规模技术系统的反向适应模式[3]242-250：①系统控制与其运行相关的市场；②系统控制或强烈影响那些表面上调整系统输出和运行条件的政治过程；③系统寻找匹配其技术能力的“任务”；④系统宣传或操纵它所服务的需求；⑤系统发现或制造危机，从而为其自身的进一步扩张寻找依据。这五种反向适应模式之间的结合可以形成不同的组合，如①和②、②和③都是极其成功的匹配。在温纳看来，“反向适应过程是对目的如何适合于大规模系统和技术社会整体活动而发展的批判性阐释的关键。作为自我产生、自我延续、自我实现的自主技术的概念在这里获得了最明确的定义”[3]238。
3 人的技术化生存
技术的自主性最终要落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人的技术化生存为技术自主论的第三个层次。埃吕尔明确地表示，技术相对于人是自主的。“我们已经看到，在技术的自我增长方面，技术沿着它自己的路线前进，越来越独立于人。这意味着人越来越少地主动参与到技术创造中，技术创造通过先前要素的自动结合，成为一种宿命。人降低到了催化剂的层次”[2]135。假如人能控制技术，那么是谁控制技术呢？“比‘怎样’更令人困窘的问题是‘谁’。我们必须实际地和具体地问我们自己，谁处在选择给技术以理由和对它施加控制的价值观念的位置上”[5]63。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只能是在技术发达的国家而不是在技术落后的国家找到，因为技术落后的国家的人更少地面对技术问题。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哲学家，因为技术人员不相信他们，拒绝他们的空想。“即使哲学家能够使得他的声音被听到，他仍就不得不发明大众教育的手段，以便将有效的信息传达给广大群众”[5]64。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是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总是专家，除了他自己的技术，他丝毫不能声称控制任何技术”[5]64。技术人员只能应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改进技术，而原则上不能支配技术问题的总体，或者在全球范围内正视它。科学家也无法担当控制技术的重任。大多数科学家像技术人员一样专门化，对一般的观念无能为力。致力于一般技术现象的科学家，他们在哲学或精神领域的思想往往是含糊的、表面的和自相矛盾的，而且其它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会拒绝认真考虑他们的警告，他们甚至有着失去他们作为科学家的名声的风险。政治家，如前所述，也无法担当控制技术的重任，“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家服从于他们的制度的希望，他们主要关心他们认为由技术保证的福利和幸福”[5]64。只有专政才能将政治家的意志强加给技术进步，但渴求权力的专政没有别的求助，只有让各种技术过度地发展。
在埃吕尔看来，要解决普遍性的技术问题，任何团体或个人都无能为力，除非所有的人采取同样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然而，面对整个社会的技术化，人除了适应，别无选择。“不允许任何个人不完完全全地溶入技术化的努力中去，甚至不允许任何人有逃避整个社会的这种需要的念头。……到处是技术手段，它们侵入到他的整个生活之中”[2]139-140。技术化社会中的人不可能逃避技术，“技术决不允许有脱离常规的做法”，“认为自己能逃避技术的人要么是伪君子，要么是不省人事”[2]140。人从获得意识开始就发现技术“已经在此”，这使得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提出。“人看到或使用的任何东西都是技术物体，他无需在可替代途径中做出选择，他处在机器和产品的世界中。……这种环境以必然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观念塑造我们。谁能与这种‘已经在此’竞争？”[1]311对于生活在技术环境中的人来说，使用机器、利用快捷的交通都是理所当然的，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自然地适应技术及其规则。
这种适应在人所受的教育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当代社会学校和教育的技术化使人文主义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不得不让位于科学和技术的训练，因为学生沉浸于其中的环境不再是人文环境，而是技术环境。学生不得不为职业做准备，因为职业要求懂得某种技术和使用技术装置。教育必须是有效的，它不能再有任何“无理由的”东西，因为对教育的批评总是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为职业做准备，而学生却学了许多无用的东西。“我们怎么能期望这样训练的人有对技术系统的最小的批评的可能性？”[1]313在技术环境中接受技术教育而成长的人适应技术是自然的事，批判技术反而不合常理。一个人所受的技术教育与技术训练越多，他就越热衷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和技术前进的推动者。
在适应技术及其规则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和动机从形式到实质都发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技术成为人所有愿望的满足和实现的惟一方式，它反过来调整人的愿望和需求。人梦想飞到月球，技术使之成为可能，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发展了飞到月球的需要。“效率、速度、精确的测量、合理性、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在它们自身强制性地应用到生活领域的过程中成为了目的，而从前这些都作为不适当的东西而受到抵制”[3]299。比如效率，它不仅仅应用于流水生产线之类的活动，也同样应用于娱乐、闲暇、学习等活动，它“具有了更一般的价值，成为了所有明智行为的普遍原理”[3]299。温纳指出，这里明显地体现了技术规则的极权主义，个体在他们的中心活动领域所习惯的手段规则被延伸到了一切事物。
在埃吕尔看来，尽管人仍然能够判断、评价、选择、决定，但所有这些判断、评价、选择、决定都被技术系统所限制。“人能选择，但总是在技术过程所建立的选项系统里选择。人能够指引，但总是根据技术给定去指引”[1]325。在技术化生存时代，社会其他领域都只能无条件地依照技术的规则来调节自己，技术不仅操纵物质世界的规律，而且操纵人类普遍的意向。“今天行动和思考的人不是关于技术物体的独立的主体。他处在技术系统中，他自身被技术因素所改变”。“我们社会中的人没有判断和批评技术的理性的、道德的或精神的参考点”[1]318。技术进步的过程也就是技术将异己的世界吸收或毁灭的过程。技术沿着已有的轨迹自由地发展，这个高度发展的控制系统本身超出了控制。“当然，从理论上看，人总是掌握着控制面板。但是，这是一个日益缺少实质性东西的原则”[3]236。
4 余论
梳理技术自主论的三个层次，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对技术自主论有不少误解和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技术自主论者“把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夸大成绝对独立性”[6]，片面地夸大了技术系统的自主性，忽视了技术的可控性[7]；也有学者认为，技术自主论者“把政治、经济、伦理都纳入到技术系统和技术环境之中，至少是否定了政治、经济、伦理等也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也就排斥了这些社会因素对技术也有反作用”[8]；还有学者认为，“埃吕尔的技术自主性思想，在完全否定人们可以进行技术选择，否定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上却是不能接受的”[9]。
事实上，技术自主论并不是将技术的相对自主性夸大为绝对自主性，尽管埃吕尔宣称技术是自我决定的，人类没办法限制它，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技术的进步，但他同时也说：“它不是形而上学和绝对意义上的自主性，……在服从外部权力所提供的条件之前，技术根据它自己的内部规则发展。这就是说，外部影响作为一种阻碍或一种指示或一种背离或一种吸收与适应而出现，但它总是次要的，它在内部过程显露后出现”[1]153。显然，埃吕尔所强调的是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技术进步的方向是内在于技术结构。技术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特定技术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它先前的发展状况，而且受制于它存在于其中的技术系统或技术体系。技术自主论也不否认社会诸因素对技术发展的作用，无论是埃吕尔还是温纳，都没有说过技术不受社会诸因素的影响。技术自主论者所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功能和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社会诸因素乃至整个社会逐渐为技术左右，受技术支配。社会诸因素与技术的冲突最后都以技术的胜利而告终，因为整个社会生活都依赖于技术。技术自主论也不否认技术要受到参与技术活动的人的有意识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埃吕尔不是否定技术发展中人的选择，他所强调的是，对于技术整体而言，那些组织或个人的特定的选择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技术有某种自主性，那么这种自主性绝不是外在于人的，“不是一种没有人类介入的能够自我指引和自我复制的自主性”[5]346，相反，它恰恰是由人的选择和行动来支撑的。正如温纳所指出的，技术的自主性问题最终只是另一个角度的人的自主性问题。只不过，这里的人是从小在技术环境中成长、适应技术化社会并依赖技术而生存的人。
要对技术自主论进行全面地评价和深入地批判，指出其合理性与理论局限，揭示其本质与逻辑前提，需要针对它的三个层次逐一展开，而这一任务已难以由本文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