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旺利[1]2017年在《清代陕南移民文化与书院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社会研究是认识国家局部地区的重要途径,通过区域研究能够深化对社会和时代的认识,因为社会经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差异,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陕南处在秦巴山区和汉水流域构成的地理环境中,明清以前社会发展较为缓慢。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规模流动,为区域发展提供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陕南频繁的灾害和动荡的局势引起大规模移民潮流,移民在促进陕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过渡利用,反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陕南本土的民间信仰和社会习俗同样受到移民的影响。移民带来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对象,这是文化跨区域交流的显着表现,促进和丰富着陕南的地域文化,是陕南多元社会的体现和不同文化相互促进的方式。书院作为唐宋以来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大规模移民到来之前,陕南的书院教育比较落后。人口增长和移民活动带动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地方官员和其他群体的积极举措推动着书院的发展;书院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和近代社会转型,逐渐改制为新式学堂,传统书院及教育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移民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所以要注意保护我们生活的环境;区域社会要注意文化跨区域流动和交流互鉴;传统书院对改革和促进当代教育有很大的作用,通过清代陕南社会简要研究,希望能够加深对区域社会的认识。
徐鲲[2]2001年在《论清代陕南的经济开发及经验教训》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清代陕南经济开发过程的分析讨论，得出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导致其经济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并从中汲取对今天西部大开发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文章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 首先介绍了陕南的地理特征和自然条件，并论述了大量流民进入陕南的经过。分析了流民进入陕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空间分布状况，并通过统计分析数据得出清代中期到清末陕南人口的增长主要由移民带来的认识。 第二部分 流民的进入使大片的土地被垦辟，玉米、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水利建设得到加强，蚕桑、茶叶、棉花、烟草、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铁厂、木厂、耳厂等手工工场开始出现，商业较先前有了较大发展，陕南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叁部分 陕南经济开发以外来移民为主体，开发过程中存在着显着的盲目过度倾向，资源开发极其粗放，导致森林大片减少，水土流失，旱涝灾害日益加重，以致山区发展后劲不足，较早出现了停滞、衰退的趋势。 第四部分 从保护生态，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陕南当前经济开发的几点建议。
王瑞[3]2011年在《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地理初探（1368-19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北朝至清代,汉江流域作为防己、雷丸、千年艾、黄精、厚朴、绿毛龟、白花蛇、贝母、穿山甲等动植物药材的地道产区,享有极高声誉；石斛、枳实、鹿茸、麝香等常见药材在唐代以后汉江流域地区亦有分布,荆叁棱、菖蒲主要分布于汉江下游地区,地道性不甚明显。汉江主航道与丹江航道优良的水上运输条件使得大规模药材运输成为可能,然而地道药材不一定成为主要贸易商品,其数量受自然条件制约较大,亦受山区开发与环境变化影响,因此大宗中药材货物中仅有一小部分是地道药材,晚清民国时期多以人工种植药材为大宗商品,贸易种类繁多、数量较大。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中药材商品渗入汉江流域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对于汉江流域端午、重阳节用药习俗发展与延续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山区流民、农民以及城市小手工业者、外省大商人均参与到药材贸易的环节中来,形成汉江流域中药材药材市场网络。明清时期普通民众、皇室及道士阶层构成汉江流域药材的主要消费群体,民国初年,药材商帮的发展将本地区中药材行业推向商品经济的顶峰,商帮成为影响汉江流域药材市场的主要因素,以汉口镇最具代表性。因清末山区过度开发及西药进入中国,汉江流域药材贸易在民国初年渐渐停滞。本文旨在研究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的分布变迁及其参与贸易发展之历程,分析清末至民国初年时期的中药材分布变化及原因；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汉江流域的中药材地域水上运输路线作以研究；并对清末时期以汉口镇为代表的汉江流域药材市场网络发展变化原因作以探讨。
路伟东[4]2008年在《清代陕甘人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一篇区域断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研究对象是清代陕甘地区的人口问题,研究的空间范围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陕、甘两省政区为基础,时间范围则从康熙中叶一直延续到宣统末年。清代前中期,西北疆域的拓展引发了陕甘人口大规模的西迁浪潮。及至道、咸年间,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陕甘人口臻于极盛。同、光年间的战争、灾荒,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此后直到清朝灭亡,陕甘人口再也没有恢复到极盛时期的水平。本文即主要研究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区域人口迁移、人口管理制度、人口聚落分布以及人口数量变化等等问题。但是,受资料、时间、篇幅以及个人能力所限,部分重要问题,如同治战时及战后人口迁移、人口安置等,本文暂未涉及,只能留待以后再继续补充、完善。本文首先对清代陕甘地区人口管理制度,尤其是回民人口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后,本文全面梳理了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西迁的历史进程,并对人口西迁中的一个经典个案,即雍正敦煌移民以及移民管理制度“农坊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农坊制度下人口统计意义上的“户”逐步演化成一个纳税单位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接下来,本文对清代陕甘人口极盛时期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这一时期的回民聚落名称及分布状况,在州县一级的精度上,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最后,本文对有关清代陕甘人口数量的部分问题,如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规模等,进行了研究,并以陕西省为个案,对同光年间陕西省的人口变动进行了数量分析,最后又以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为样本,对清末甘肃人口进行了个案研究。研究表明,在人口管理制度方面,区域内的回民人口与普通人口存在明显差异。清代有专门的回民户籍,即“回籍”。“回籍”的主要作用是界定涉回案件中回民的族属身份,因此,“回籍”的产生与涉回法律条文的制定正相关,其时间大约在乾隆中叶。回民户籍信息只记载于州、县一级的地方保甲册中。保甲册的编制,视各地回民人口具体情况,既有单独编列者,亦有统一编列后又在回民人口部分加注特殊标记者。由于司法审判中辨别回民族属身份的工作主要由州、县、厅这一审级来完成,因此,地方保甲册中的回民户籍信息没有上报的必要,也缺乏上报的机制,没有体现在更高一级的官方户口统计数据中,这是导致清代回民户籍信息最终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口迁移方面,清朝前中期官方组织陕甘人口西迁的动力前后经过二次重大转折,其最初目的是战备军需,后来逐渐过渡到移民实边,最后则发展到解决关内贫民生计问题上来。西迁的陕甘人口,体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之内的仅占其中的六成。以“农坊制”为代表的,因时而变、多样化的移民管理体系是保障人口西迁顺利推进,强化移民人口管理,加快区域开发的制度基础。完善齐备的的灌溉渠道,科学、合理、执行严格的用水章程为移民屯垦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最基本、最必要的物质条件。在农坊制中,“户”是最核心的细胞,移民人口管理、屯垦田亩及所承担赋役的分配,全部以“户”为单位,随着人口与田亩的脱节,“户”最终演变成为一种纳税单位,成了原来一户所承担的赋税、徭役的简称,农坊制因此走向崩溃。清代陕甘人口回、汉错杂聚居的特点非常鲜明,人口聚落主要集中在纵横交叉的两条轴线上,即从河湟谷地北上,经兰、巩,直达宁夏平原的纵轴;沿河西走廊东行,越陇山,直达关中平原的横轴。经过考证,我们总计复原了1034个同治以前的陕甘回民聚落。对清代陕甘回民人口数量的研究显示,长期以来广泛流布的清代陕甘回民人口数量众多,尤其是甘肃一省回民远多于汉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峰值人口仅占区人口总数的二成五左右。其中,在甘肃省,这一比例大约是叁成或略高一些,在陕西省,这一比例仅为一成五左右。对同光年间陕西人口损失的个案研究显示,同治至光绪初的十余年间,陕西人口损失超过四成五,这其中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更是超过八成,战争对人口造成的损失远胜于天灾。对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的分析表明,虽然户口数据中的讹误之处较多,但大都源于后期上报过程中的汇总错误,而不是人口普查本身。在大多数地区,这次人口普查得到了切实的推行,户口数据质量较高。作为宪政运动受益者的地方绅董是普查事务的主要承办者,这是此次人口普查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普查数据具有较高质量的重要原因。普查数据首先是以村为单位汇总的,上报的数据分为“表”和“册”两种。对乡村聚落户口的研究显示,宣统年间,甘肃乡村聚落平均户数,一般不会超过百户。对城市户口的研究显示,城市人口数量多寡不一,晚清甘肃城市人口不符合任何一种固定的模式。这实际上是在同治战乱导致区域人口遭到严重损失,尚未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城市残破、人口凋敝、区域经济崩溃、城市生活陷于停顿的一种真实状态。
刘永刚[5]2005年在《近十年来清代西北经济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 尤其是近10年来, 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10 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 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邢夏菡[6]2017年在《陕西佛坪厅故城文化遗产特征及利用途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佛坪厅故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清代后期政府为维护全国山区治安而实施的招垦移民政策,推动了“厅”这一制度在各地的设立,佛坪厅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它的设立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山区治安、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地区文化程度的作用。厅城兴衰与秦巴山区社会经济发展几乎同步,如实的记录了秦岭地区的社会变迁。对佛坪厅故城文化遗产特征的解读,不仅可以还原当时当地大部分的社会情况,同时也为研究清代民国时期陕南移民文化、建筑文化、商业文化提供以一种新思路。通过汇总文献资料、解读田野考古报告的方法,定义厅城的职能,总结佛坪厅故城的文化遗产特征,进而分析其文化遗产价值以便对其进行保护利用,最终目的是使它突破原有的使用功能和地方局限,可以成为公众共享的文化遗产;对于秦岭地区来说,对遗产的分析能够使当地政府更加注重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更深入发挥文化遗产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整个陕西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来说,如何对“山城”这一文化遗产的进行更好的开发利用也将会成为一个新的挑战和侧重点。
原彦平[7]2005年在《近十年来的清代前期西北经济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十年来(1994-),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西北史研究逐日升温,各个时期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清前期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参与学者众多,研究成绩斐然,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突破性进展。仅从论着的数量来分析,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专着共15部,发表相关论文共80余篇。但在成绩之外,也有许多不足还有待弥补,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黄淑美, 伍慕仪[8]2005年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提出前言1991年,伍慕仪女士应《农业考古》编辑部之约,编纂了《<中国农史>、<农业考古>、<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索引1980-1990》一书,并于当年八月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农业考古》编辑部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有
袁博[9]2014年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叁，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蓝鸥, 王万盈, 孔明, 华伦, 国平[10]2002年在《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指出总论蓝 鸥 本年度中国经济史研究续有发展。学者们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讨兴致未减 ,回溯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另外 ,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经济史理论与方法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是近年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吴承明专文阐释
参考文献：
[1]. 清代陕南移民文化与书院教育研究[D]. 张旺利. 西北大学. 2017
[2]. 论清代陕南的经济开发及经验教训[D]. 徐鲲. 西北大学. 2001
[3]. 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地理初探（1368-1911）[D]. 王瑞. 暨南大学. 2011
[4]. 清代陕甘人口研究[D]. 路伟东. 复旦大学. 2008
[5]. 近十年来清代西北经济研究述评[J]. 刘永刚. 新疆社会科学. 2005
[6]. 陕西佛坪厅故城文化遗产特征及利用途径探讨[D]. 邢夏菡. 西北大学. 2017
[7]. 近十年来的清代前期西北经济史研究[J]. 原彦平. 伊犁教育学院学报. 2005
[8]. 《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 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
[9]. 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10]. 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J]. 蓝鸥, 王万盈, 孔明, 华伦, 国平.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