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与简帛文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十九世纪末开始，大量古文献重现于世，王国维《库书楼记》指出当时新出的文献有 四大类：
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虚之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 六朝及唐之卷轴，而内阁大库之元明及国朝文书，实居其四。[1][p24]
后来王国维和其他学者加以修订，这些新出文献的种类有所加减。[2][p5]不过，无论 如何这些发现大都跟音韵学有关。而其中以敦煌和西域出土的音韵学著作，对音韵学的 冲击最大，王国维自己也写了不少论文。音韵学家利用这些重大发现的材料进行研究， 写出了不少论文，取得很大的成果。然而这些音韵学家的成果大都是内向性质的，只是 对音韵学本身研究起着完善的作用。譬如说上古音研究中，清代学者以韵文、声旁和通 假字作为最重要的材料，简帛文献大量出土以后，音韵学家对这些资料极为重视，不过 其研究的焦点，仍然是其中的韵文、异体字的声旁和通假字，以此重新考订和构拟古音 ，对推动古音研究的确有极大的意义，然而对简帛文献研究的整体却不见得有什么重大 的意义。那些经过重构的古音系统，对其他学科所起的作用，往往只有工具的功能。文 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积极利用音韵学的方法来考释文字，运用韵脚来离章辨句，(注：参 阅吴辛丑《简帛典籍异文研究》的第五章第一节《简帛异文与上古音的考订问题》(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页108—110)。又，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第五 章《战国文释读方法》的第七节《音义相谐》，其中谈到考释文字时分析“声纽的通转 必须以音韵界公认的结论为依据”(订补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页29 4)。)音韵学家却不如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那样非常关注简帛文献的本身，文字学家、 考古学家对古文献研究的贡献似乎大于音韵学家。
鲁国尧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2届学术讨论会上呼吁音韵学同道“重视出土简帛的研 究”，[3][p2]并不是无的放矢，近十年来专门讨论简帛文献的音韵学著作的确不多， 根据刘广和、张渭毅等编的《1994—2001年上半年音韵学论著目录》，和郭必之编的《 香港近四十年(1961—2000)汉语音韵学著述目录(学位论文部分)》，在论著题目中标明 是与简帛文献有关的只得四种。当然有些题目与简帛文献无关，甚至题目也不多像音韵 学的论著，但其中涉及在简帛文献的研究上应用音韵学的方法，如虞万里《尹湾汉简神 乌傅笺释》，其中就有一节专门讨论“神乌傅用韵及其撰作时代推测”(注：虞万里《 榆枋斋学术论集》(页623—625)。按：《榆枋斋学术论集》的目录在《尹湾汉简神乌傅 笺释》篇目之下有小节题目：“神乌傅用韵及其撰作时代推测”(目录页8)，但内文没 有分小节。)；又如陈广忠《中国道家新论》，其中第二章《老子散论》就有三个小节 以接近一百页的篇幅来讨论简帛《老子》的用韵。不过整体来说运用音韵学的成果来研 究简帛文献的论著的确不多。(注：按：不单论著不多，更可悲的是音韵学在简帛文献 研究上所占地位也不高，《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五章《关于简帛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的几点思考》提到简帛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中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古文书学、史 学史、文献史料学、古文字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页300—367)，并没有提到音韵学 ，勉强跟音韵学有关的部分，只是谈到《古文四声韵》(页354—355)，虽然该书的重点 在于讨论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但也说明了音韵学在简帛研究中的地位。)
本文拟就日常习诵所得，举例说明运用音韵方法来处理简帛文献，不单对文献的本身 非常重要，对回馈其他学科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断代研究
不少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同样是音韵学家，王国维自己就兼有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的 身份。不少身兼古文字学家的音韵学家，面对古文献材料时，大多只是把音韵学的方法 当作考释文字的工具，也没有意识到运用音韵学的方法对文献本身作整体的研究。譬如 说甲骨文和金文的断代研究方面，音韵学对金文的断代分域研究有不小的贡献，然而相 对于金文，甲骨文音系的研究，似乎尚未能全面运用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上。(注：按： 邹晓丽等的《甲骨文字学述要》有一章专门论甲骨文的音(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页50—99)，此书为近年介绍甲骨文的音系最为全面的著作，可惜涉及断代的地方不多 ，未见使用音韵学的方法来断代。)金文断代分域研究之可以运用音韵学的成果，其原 因是出土地点清楚，铭文有时标注日期，再加上所涉人物，以及器物的形制、文例，因 此断代分域容易考得，运用上古音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只是锦上添花。
然而出土简帛文献的地域和时代下限同样相当清楚，(注：根据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 源流》的《简帛分域编(1900—2003年)》，只有“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和“香港中文大 学文物馆藏简牍”算是“流散简牍”，其中除了汉代简牍229枚之外，李零推测这两批 东西都是出自荆门郭家岗墓地。)但断代研究却不如金文。墓葬里面出土的简帛文献之 中，很多是传抄的东西，年代下限大致可以推断为在墓葬封闭之前，但上限似乎很难考 订，因此考订这些简帛文献的时代远比金文来得更有需要。
简帛文献用韵的部分不少，可以直接运用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来分辨文献的时代，虞万 里《尹湾汉简神乌傅笺释》就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他指出《神乌傅》“用韵基本上 反映出西汉江淮一带语音特色”；[4][p625]此外刘宝俊《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 卷前古佚书用韵研究》一文利用韵脚分析，提出那些古佚书的作者有可能是晚周秦汉江 淮一带的楚人。(注：《语言研究》1996年增刊，页146—147。又郑家恩《马王堆汉墓 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之用韵探讨》里有一小节《从四佚书的用韵情况判断其书时 代和地域》，集中讨论“邦、国”两字异常押韵的情况，以此来判断那些佚书是否出于 战国楚地(《问学二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7年，页82—84)。按：避汉 高祖刘邦讳，将“邦”改为“国”，只能说成书下限在汉初之前，但不能证明一定出于 战国中期；况且根据该文分析，无论换作“邦”或保持原状作“国”，其入韵的次数都 大致相同(甚至作“国”的话，多出一例)，若按刘说，则为江淮的楚人所作，因此郑家 恩上推至战国中期恐无确据。)
现在以银雀山汉简《唐勒》作为例子再说明一下。这篇作品的作者是谁一直有争论， 饶宗颐、谭家健、廖名春等认为是“唐勒”的作品，(注：饶宗颐《唐勒及其佚文》(《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页88—97)；谭家健《唐 勒赋残篇考释及其它》说：“该赋题为《唐勒》，而赋中又提到唐勒的活动，是否可能 为他所作呢?回答是否定的。”(吴广平编《宋玉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页27 2)。廖名春《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认为：“出土的这些残简的作者为 唐勒无疑。”(《出土简帛丛考》，页266))而李学勤、朱碧莲、汤漳平、高秋凤、吴广 平等认为是“宋玉”的作品，(注：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宋玉集》，页28 7)。朱碧莲《唐勒残简作者考》(《宋玉集》，页304)。吴广平指出汤漳平《宋玉作品 真伪辨》认为银雀山《唐勒》的作者是唐勒，后来汤漳平又发表《楚赋与道家文化》同 意了李学勤和朱碧莲的看法，认为作者是宋玉(《宋玉集》，页226)。高秋凤《宋玉作 品真伪考》(《宋玉集》，页266)。吴广平编注《宋玉集》(页129)。)至于李零只认为 是战国的作品，而没有说清楚是谁的东西。[2][p335]不过，无论作者是宋玉还是唐勒 ，或者是其他战国的作者，《唐勒》应该具有先秦，特别是楚地的押韵的特征的。然而 《唐勒》所押的韵部似乎只呈现出西汉的特征。
先看看李零校订的《唐勒》每个标点前的最后一字的韵部：(注：按：此处标点，以及 次序悉按《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所订(页349—350)，不加改动；上古韵部悉按唐作藩 《上古音手册》，不加改动(本文所标注的上古音韵部，按《上古音手册》，下文不另 注出)。又为清楚起见，一些并非紧贴标点前的字也加注韵部。又李零所补的字，悉加 外框，以示区别；又，每段之后的阿拉伯数字为竹简编号。)
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元部)，唐革先爯(蒸部)曰(月部)：“人谓就父登车嗛
(质部)，马汁险正齐(脂部)，周均不挚(质部，质脂通押)，步趋(下缺，不辨 韵部)……0184正
唐革0184背(此为篇题，当列于全篇最后)
……御有三(侵部)，而王梁、就父(下缺，不辨韵部)……3588
附图
注释：
⑩《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读“靸”为“笞”(页349)。按：“笞”为之部，而“
”在西汉属脂部，此处为脂之歌通押，如果“靸”不入韵，则为脂歌通押，脂 歌通押的例子在西汉非常多(《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页166—167)。
陈广忠指出帛书《老子》的楚国地域方音特色之一“是合韵特多”，[5][p68]虽然如 此，但“之侯”合韵没有出现。如果从西汉的韵部来看，这些“侯之通押”又不是没有 可能，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指出：“在西汉时期最显著的是 鱼侯合为一部”。[6][p13]因此，以上古音来看，这是不常见的“侯之通押”，而以西 汉韵部来看则是“鱼之通押”。
如果以西汉的“鱼之通押”来看，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西汉诗文之中“鱼之通押”的 例子并不太多，但东汉的例子相对多了不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林》的例子，数量 多得很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易林》是王莽时人崔篆所作，按《后汉书 ·崔骃列传》说崔篆的家族是涿郡安平人，祖父崔朝在汉昭帝时为幽州从事，因此崔篆 可能代表了当时当地的方音。[6][p92][p97]从“鱼之通押”在两汉发展的趋势，以及 《易林》中数量惊人的例子来看，在短短的《唐勒》残篇之中出现三次“鱼之通押”， 只说明《唐勒》可能不会是战国晚期的作品，更可能不是楚地的作品。(注：按：除了 上面三条鱼之通押之外，上面注释里提到的“”及“挚”通押、“” 及“驾”通押、“愪”及“信”通押，这三条韵例都偏近西汉的特色，因此《唐勒》似 乎不宜考虑为战国的东西。)
从《唐勒》来看，刘宝俊考订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虞万里分析《神乌 傅》都不是利用音韵学的成果为简帛文献断代的个别例子。这里再提出一个音韵学应用 在简帛文献断代的方法，历来都知道利用秦始皇嬴政的讳来判别文献是否出于战国之前 ，然而很少人注意到这个讳字读音的问题，因此对秦代避讳和改回仍然有很多争议，潘 悟云经过一番音韵分析之后，提出：
“正”字有平去二读，但是现存的古代文献中对它的注音却有点乱。“正”主要有这 么几个意义：1.箭靶义……正可印证此处的“正”读平声。2.中正义，读去声……。3.首义，……平民百姓把正月的“正”读平声是古音的遗留。[7][p91]
因此潘悟云提出秦代所避的讳，当为“中正义”的“正”(去声)，拙论《老子道德经 河上公章句音韵文字札记》据此提出《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和《楚辞章句》之中， 都有讳“正”改作“贞”、“忠(中)”的例子，并且因避讳和改回，而导致正文与章句 出现矛盾的地方，因此提出《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里面的部分内容早在秦代以前就 已出现，而《楚辞章句》的《惜往日》，其中部分内容也可能成于战国时代。同样利用 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简帛文献那里，张显成《论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价值》提出“忠” 的“正直”一义的问题，所谓：“此义最早见载于《玉篇·心部》：‘忠，直也。’但 一直未能找到用例，今简帛中却不乏用例”，[8][p251]其实这些用例可能都跟秦讳有 关，也就是说这些“忠”可能因秦讳而改，本来写作“正”而讳作“中”，因假借或偏 旁误益而写作“忠”。如果这个推想正确的话，作“正直”义的“忠”，可以作为考察 汉代简帛成篇年代的依据。这样看来，如果不从语音的角度解决秦讳的问题，也无法正 确考订文献的年代。
三、文体研究
清代江有诰《江氏音学十书》之中有《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 《先秦韵读》，至于《汉魏韵读》则“未刻”。后来有不少学者重加编订这些“韵读” ，如王力就重新编了《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至于两汉韵部方面，有于安澜《汉 魏六朝韵谱》，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等。
不过，这些后出之作仍有不足之处，举个与本文相关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如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孟子章指》条早就说过：“赵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 间作韵语，谓之《章指》……”，[9][p66]但《汉魏六朝韵谱》和《汉魏晋南北朝韵部 演变研究》的韵谱都没有列赵岐《孟子章指》的韵语，《孟子章指》约有260多段，[10 ][p237]大部分有韵，《孟子章指》可能是东汉末年“京兆”的语音的代表，(注：《后 汉书》卷六十四：“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后 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香港：中华书局，1971年，而2121)按：此处谓 赵岐“不忘本土”，可能在语音上也保持其特色。)可惜一直未见有人利用《孟子章指 》进行韵部分析。
至于江有诰的《群经韵读》，除了《易经》编得比较仔细之外，大部分都需要重新编 写，比如《孝经》有不少用韵的地方，(注：如《诤谏章第十五》：“曾子曰：若夫慈 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孝经》卷一 ，《四部丛刊》本，页13b)，按：“敬、名、命、令”四字同属耕部。)但《群经韵读 》竟没有《孝经》的部分。随着出土简帛日增，更有重编《群经韵读》的迫切性。鲁国 尧指出：“武汉地区的专家已经将大量音韵资料输入计算机，做成数据库，前辈学者梦 寐以求的《经籍纂音》，可以说，实现已经在望。”[3][p3]不过，不知是否因工程浩 大，还是有很多细节尚未详备，如今经过差不多两年了，仍然未见《经籍纂音》。举个 例子说明一下江有诰《群经韵读》的不足之处，如江有诰《群经韵读》之中所收《缁衣 》的韵读只有两行，其实《缁衣》大部分有韵，只不过韵脚并不整齐和明显，如果比对 出土的楚简，《缁衣》用韵的特征更为明显，如传世本《礼记》的《缁衣》第廿二章：
子曰：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人苟或言之，必闻其声；苟或行之， 必见其成。《葛覃》曰：“服之无射。”(注：《四部丛刊》本
卷十七(页15a) 。)
后半的韵脚很明显，“声、成”押耕部(“言”[元部]和“行”[阳部]也可能入韵)。 前半的韵脚并不明显，“轼”属职部，而“敝”属月部，不过“轼”郭店楚简作“
”，“”属月部，与“敝”押韵，韵脚很清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本的第十六 章，这一章不见于郭店出土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楚简，这一章可能是后人所加，(注： 彭浩《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今本第十六章的文字是最多的，章末 同时引用《尚书·太甲》、《兑命》和《尹吉》，与上述简本各章体例显然不同，估计 是后人增入此章时添加了文字。”(《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不过韵脚却非常特别，蔡紫珊指出这一章“可视为一种架叠式的押韵”。(注：参蔡紫 珊《＜缁衣＞为连珠体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毕业论文)。)
上面举了《孟子章指》和《缁衣》作为例子，目的是要说明一个文体学的问题，就是 “连珠体”。根据陈碧君的分析，《孟子章指》大部分都是连珠体；[10][p223]而根据 蔡紫珊的分析，《缁衣》基本上也是用连珠体写成。这两个结果对文体学的研究来说， 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大大增加现存连珠体的数量，根据王令樾的统计，从扬雄到明代厚烷为止，现 存只有221首，[10][p224]虽然《孟子章指》和《缁衣》并不全是连珠体，但数量也不 少。至于《缁衣》如果真的是连珠体的话，对连珠体的起源有很重要的意义。连珠体的 起源一直有争议，周建渝《“连珠”论》指出有四种说法，[11][p11]其中有两种是主 张出于先秦的，不过以后世连珠体的标准来看，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11][p12]楚 简《缁衣》的抄写年代大约早于战国中期偏晚，因此《缁衣》成篇的年代应该更早，也 就是说《缁衣》是战国中期或以前的作品。而《缁衣》的体裁完全符合了后世连珠体的 标准(参蔡紫珊，2004)，可以说相当成熟，因此连珠体出于先秦的说法，又可以重新肯 定。
四、小结
《唐勒》出土以来，一直相信是战国的作品，但按所押的韵部来看，却接近西汉幽冀 方言的特征；运用秦讳来判断文献的年代是公认的方法，不过，原来一直缺乏音韵学的 验证；《孟子章指》和《缁衣》流传了千百年，楚简《缁衣》也公布了一段不短的日子 ，可惜过去很少人利用音韵学的成果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因而忽略了这些作品在文体 学上的意义。
因此不单期待《经籍纂音》把典籍中的韵脚、韵部全部展示出来。现在还期待出现一 本相类的大型类纂，汇编出土的简帛文献的音韵资料，这本类纂让音韵学应用于判别文 献的性质、地域、时代等方面，本人深信这个类纂将对古代文献的全方位研究，产生深 远和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