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和其他主要亚裔族群的跨国政治活动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华论文,亚裔论文,族群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371.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5162（2009）01－0027－13
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和《投票权法》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法案的通过，在使美国人口结构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同时，也使得有些人再度担心美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美国的国家认同与国家利益问题。[1]然而，对第三世界持续移民产生的后果的担心一直聚焦在拉美裔身上。虽然从亚裔社区调查的最新数据看，非美国出生拉美裔人口是非美国出生亚裔人口的两倍，[2]但非美国出生的拉美裔在整个拉美裔人口中仍是少数，仅为40％；而非美国出生的亚裔在美国亚裔总人口中占大多数，为62％。2005年人口统计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种人口统计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亚裔中非美国出生的人口所占比例更高，研究1965年后有色人种移民对美国政治影响的学者们却未把焦点集中在他们身上。由于拉美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更大，因此关于移民同化和跨国主义的大多数论文都以研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跨国移民的经历为基础。为扩大研究视野，本文把焦点集中于来自跨太平洋的亚洲移民，以更加全面地解释移民在美国的政治同化现象，尤其是该现象与跨国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
对拉美裔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担心是它有可能侵蚀美国盎格鲁清教徒主体文化，对美国的民主信条产生威胁。政治学者亨廷顿对此一直感到不安，他认为拉美裔不能同化并接受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因而会削弱美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他的主要观点是：拉美裔一直保留西班牙语；在非民主社会制度下实现社会化；拉美裔人口集中在族裔社区，使他们无法接触并接受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以至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3]换句话说，亨廷顿担心拉美裔与祖籍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联系。Citrin等学者在检验亨廷顿的观点后认为，担心拉美裔移民对美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是没有根据的。[4]他们发现拉美裔不仅在第二代开始放弃西班牙语学会英语，在第三代更可能反对而不是支持双语教育，他们信仰基督教或接受盎格鲁清教伦理价值，而且大多数拉美裔反对单一族裔认同。Citrin等人的研究实质上肯定了对拉美裔的长期研究成果，驳斥了当代美国社会有关移民地位与政治同化① 之间是零和关系的传统观点。[5]Citrin强调拉美裔的同化研究是为了驳斥亨廷顿认为拉美裔无法同化从而威胁了盎格鲁清教文化的观点。不过许多学者却认为，当代学者必须否定这一深入人心的假设——同化是积极的终极目标，或同化论范式是分析的起点。[6]这些研究更关注移民通过展示各自核心传统文化的方式“重构”美国主体文化。
华人和其他亚裔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有确凿的证据驳斥对他们不可同化的恐惧吗？华人与其他亚裔接受传统政治同化的模式吗？他们参与跨国政治活动的程度如何？哪些亚裔在参与？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是削弱还是增强他们对美国政治的认同和参与兴趣？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研究政治跨国主义与政治同化的相互关系是受史密斯先生的启发。史密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密切关注正在发生变化的各种跨国界社会关系。[7]为解释这一概念，本文使用“政治跨国主义”这一术语，指移民及其后裔形成并维持把其祖籍地与居住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关系与政治认同的过程。[8]跨国政治的定义包括一系列由个人、群体、组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祖籍国、居住国或二者中每一社区的政治过程与政策。这些政治活动包括直接参加祖籍国的政党、社团和选举，进行竞选捐款，游说立法机构，参加会议并讨论与祖籍国政治相关的事务，但参与者实际上并未跨越国界。[9]这些政治活动也包括制度层面的活动，如关于公民、移民、贸易和其它内外政策的政府间谈判，以及为加强移民效忠的国家行为，同时帮助他们适应居住国的生活。
为了增加对美国亚裔政治的理解，深化研究目标，本文首先对有关拉美裔跨国政治活动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目的是通过拉美裔与亚裔的比较，提出一系列可信的假设。然后，本文运用2000－2001年全美亚裔政治态度试点调查数据，从双变量和多变量层面对亚裔参与跨国政治活动的特点与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政治跨国主义与政治同化：拉美裔研究提供的经验
大多数关于拉美裔和加勒比地区移民的研究聚焦于他们如何参与祖籍国的政治事务。[10]有些学者从制度的视角，集中研究拉美裔与加勒比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党跨越国界进行动员、竞选、寻求国外支持者的方式。[11]像其他祖籍国一样，墨西哥有理由重视与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联系。Itzigsohn发现祖籍国积极帮助在美国的本国移民提高社会政治地位，认为这将保证侨汇的不断流入，并在美国为他们提供游说支持。[12]其他学者强调，祖籍国与其在美国的移民关系不只是“上下关系”，移民寄给家人、朋友的侨汇和移民在祖籍国创办企业会对祖籍国的内外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另外，对芝加哥与休斯敦的墨西哥移民的比较研究发现，祖籍国在居住国的政治动员使移民更经常而不是更少地参与居住国政治。[13]
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跨国主义与政治同化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大多支持上述说法，而且有更为精确的实证性发现。DeSipio等人认为，政治跨国主义包括移民通过政治捐款、投票、游说和竞选祖籍国官职来维持或重构与祖籍国的联系。对多米尼加、墨西哥、萨尔瓦多和波多黎各移民的调查发现，参与跨国政治活动的移民不仅开始融入美国社会，而且比那些不参与的移民更可能参加美国的选举。[14]然而，在早期研究中，Jones Correa使用纽约的拉美裔移民案例研究资料，得出结论认为，跨国联系，尤其是“回归神话”使移民参与某些政治活动，而不是所有的活动。他的研究发现，与要求归化并宣誓效忠美国的那些正式活动相比，移民更喜欢参与非正式的政治活动。[15]通过对美国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移民的研究，Menjivor发现许多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可能参与抗议或投票以外的有组织政治活动。[16]
Pantoja对纽约市多米尼加移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Jones Correa的结论。Pantoja发现，一些跨国联系，包括参与多米尼加政治和拥有跨国家庭，会降低归化水平。他同时认为，参与多米尼加政治和在美国参与更多投票以外的政治活动有关。[17]同样，Barettot与Munoz使用1999年“华盛顿邮报、Henry Kaiser家庭基金会、哈佛大学全美拉美裔调查资料”发现，给家庭成员汇款的墨西哥移民更有可能参与投票以外的政治活动。[18]同样使用1999年全美拉美裔调查资料，但聚焦于归化问题的Pantoja和Gershon发现，参与祖籍国政治以及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和在美国的归化率没有关系。[19]
Rudolph de la Garza等学者从另一视角审视跨国主义与同化的联系，他们发现墨西哥裔美国人与盎格鲁白人一样支持美国的核心价值，支持的程度不受移民背景、族裔语言使用量和族群意识的影响。[20]聚焦于拉美裔如何看待拉美国家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政策，Rudolph de la Garza等人发现拉美裔对美国的感情比对拉美其它祖籍国的感情更深。他们也发现，拉美裔对拉美各国的看法不是简单的肯定，不是所有的拉美裔受访者都认为拉美各国是特殊的单一政治实体。[21]即使波多黎各裔强烈抗议美国对别克斯岛② 的持续轰炸，他们在支持州和联邦地位上也存在重大分歧，但Barreto发现，波多黎各裔对经济发展的关注超过了政治独立，他们现在仍然坚决支持美国。[22]
在研究拉美裔对美国拉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和参与过程中，Rudolph de la Garza等人最有意义的发现是，拉美裔的跨国政治参与度相当低。他们没有发现来自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拉美裔移民代表祖籍国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除了全美古巴裔美国人基金会之外，没有一个重要的全国性拉美裔组织，包括国会西裔小组，关注国际问题。[23]Guarnizo、Portes和Haller同意Rudolph de la Garza等人的观点，认为在美国的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哥伦比亚移民中，政治跨国主义远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认为，一直或经常从事与祖籍国相关的政治活动的移民数量相当少。此外，他们的发现驳斥了随着移民收入增加、教育水平提高、居住时间加长，对祖籍国事务的兴趣将逐渐下降这种同化论的观点。相反，他们发现，随着移民在美国居住时间的增加，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也在增加。[24]
好几项以拉美裔移民经历为基础的研究突显性别对跨国政治参与的重要性。Jones Correa的研究发现，男性移民比女性移民更积极参与跨国政治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传统拉美政治中男人占主导地位，这种模式在跨国政治领域中继续发挥作用；第二，男性移民美国后为了弥补职业上的向下层移动，更可能参与以族裔为基础的政治活动。[25]Guarnizo等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参与祖籍国政治，但他们没有发现是男性的职业向下层移动导致了这一趋势。然而，他们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祖籍国的政治参与方面，没有探讨这些活动与在美国的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26]根据Jones Correa的研究，女性更可能参与美国地方政治和社区政治，部分原因是她们在美国的经济实力比在祖籍国更强大，与更多的社会服务机构有联系。Itzigsohn和Giorguli Saucedo观察发现，政治同化和跨国参与是同时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们认为，男性移民与女性移民的经历使他们在面临同样挑战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受政治同化和跨国参与过程中最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同。[27]Pantoja和Gershon发现，拉美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归化，但性别在跨国联系与归化之间没有太大作用。[28]
综上所述，多数证据显示，一般认为同化与跨国主义不能共存的观点容易使人误解。[29]再者，个人持续参与祖籍国政治并不必然与融入美国政治体制产生冲突。[30]许多关于跨国联系与拉美裔政治参与的论文显示，跨国联系可能降低归化率或根本不影响，但某些跨国联系可以推动投票以外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当没有诸如公民身份、登记等资格要求时，跨国联系可能对政治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居住时间和性别对跨国移民走向政治同化的方式和程度可能重要，但二者的关系取决于政治参与的范围。虽然移民直接参与祖籍国政治的总体水平很低，但参与跨国政治的程度可能因不同族群而有所不同。由于政治、历史及国际关系问题，美国的波多黎各裔和古巴裔移民比其他拉美裔移民参与跨国政治的程度似乎更高。
拉美裔的经历适用于美国亚裔吗？
关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移民及其后裔的研究清晰展示了本文对政治跨国主义与政治同化之间关系的理解。然而，关于拉美裔跨国主义的研究成果能否借用过来理解和预测美国亚裔的跨国政治活动，答案我们还不清楚。与拉美裔相比，更多亚裔是外国出生，他们在族裔、语言、宗教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更加多元化。亚裔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非白人”，但历史上有些时段，拉美裔一直被列为“白人”类别，他们自己也一直这么认为。[31]美国亚裔和拉美裔不总是认为他们在民权斗争中站在同一方。[32]他们的关系容易受彼此具有竞争性的刻板印象的制约。今天亚裔在美国享有例外的正面形象，被称为勤劳、富裕、没有麻烦的模范少数民族；而拉美裔因为近年来大量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的非法移民涌入，受到本土文化主义保护者的指责，并挑起种族紧张情绪。[33]再者，综观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政府与亚裔的祖籍国政府之间的总体国际关系比拉美裔更加复杂，经常卷入军事冲突或公开对抗。比较拉美裔和亚裔的经历，这些在出生地、种族、阶层、文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差异显示两者间异大于同。然而，拉美裔和亚裔在美国有相同的移民适应与族裔化过程，[34]如1965年以降，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反移民和反少数民族情绪使他们产生一定程度的泛族裔共同命运感，[35]这使他们可能形成相同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关切。
虽然有很多关于亚裔移民的新书记录他们移民美国之后的跨国主义实践，事实上几乎所有关于亚裔研究的新书都间接提到跨国主义的概念与影响，但关于亚裔跨国政治活动的论文，尤其是运用定量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相当少。拙文“南加州华人跨国政治活动研究”一文是个例外。笔者认为，政治同化和跨国联系的关系取决于跨国政治事务的性质和政治参与的类型，只有那些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一致的祖籍国事务，如祖籍国的未来民主，才会对华人参与美国政治产生积极影响。[36]另一个例外是Collet和Furuya关于越南裔的个案研究，他们发现较积极参加反对祖籍国政治的越南裔更可能在美国参加投票。[37]
上述两项亚裔研究印证了拉美裔研究成果的普世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亚裔的跨国政治活动。本文使用六个亚裔主要族群的原始调查数据，尝试全面探讨当代美国亚裔政治跨国主义和政治同化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基于政治跨国主义和政治同化应该是互为构成而非相互排斥这一假设，[38]笔者认为参与祖籍国政治与对居住国的认同及参与居住国政治的程度没有直接关系。更确切地说，笔者认为跨国联系的影响随着政治领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美国主流政治、少数族裔社区政治或祖籍国政治以及正式的选举参与或选举以外的参与等。然而，笔者也认为政治跨国主义和政治同化之间的总体关系是积极的、肯定的、正面的。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笔者认为只有少数人会直接参与祖籍国政治，但很多人会对与祖籍国相关的跨国事务表示关心。此外，笔者也将对移民世代在家中使用族裔语言量、在美国的居住时间以及性别在跨国政治活动中的层次与类型的重要性进行评估。
研究资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研究资料来自全美亚裔政治态度试点调查（PNAAPS），受访对象包括居住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旧金山和芝加哥5个大都会地区的6个主要亚裔族群中的1218位成年人。对这5个大都会地区的电话用户使用双层结构方法进行抽样，即根据亚裔邮政编码和姓氏排序进行随机数字拨打，只有属于上述6个主要亚裔之一的成人接电话的用户包含在该研究中。纽约与芝加哥的样本仅根据姓氏抽取。在每个地区的样本中，每个族裔样本的抽取接近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亚裔各族裔人口的规模。为了得到足够大的样本，在越南裔和南亚裔中多抽了一些。在每个协议用户内，访谈者要求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交谈。为增加样本回收率，在每周每天的不同时段尝试多次拨打电话，包括中断和再次连接的受访者。
这一样本设计得到的最终样本中有308名华人、168名韩裔、137名越南裔、198名日本裔、266名菲裔和141名南亚裔，在每个大都会地区平均访谈了200人，在洛杉矶大都会地区另外访谈了217人。根据每个次亚裔族群的英语流利程度和实际费用考虑，对日裔、菲裔、南亚裔用英语进行访谈，华人、韩裔和越南裔受访者则可选择用自己的母语接受访谈。华人受访者中，78％用普通话、19％用粤语、3％用英语接受访谈；87％的韩裔选择用韩语接受访谈；98.5％的越南裔受访者选择用越南语。用非英语进行访谈的时间平均为27分钟，用英语进行访谈的时间为20分钟。整个样本误差为正负3％。
由于美国亚裔人口少且极其多元化，科学抽样有实际困难，最终的样本可能只是接近美国亚裔样本，而不是真实的全美亚裔人口样本。然而，该样本的人口分布特点总体接近美国人口统计中亚裔的人口结构。与全美人口统计数字比较，调查结果显示，成人样本受教育较高，年纪较长，非美国出生比率更高。在南亚裔和越南裔样本中，女性比例较低。但是，样本中六个大都会地区的族群结构分布和各族裔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公民身份与移民归化的排序与1990年全美人口普查结果接近。另外，除了日裔之外，样本中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并未比2000年全美人口普查中前两代成人移民的家庭收入更高。[39]
全美亚裔政治态度试点调查资料对本文的研究非常有用，因为该调查不仅是至今关于多元化的亚裔政治态度的最好的可用数据资料，而且其中包含一系列问题调查，能帮助说明移民占人口多数的亚裔文化同化与政治同化问题以及亚裔政治同化与跨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文化同化的指标之一是在家中和商务交往中使用的语言，另一个指标是要求政府向移民社区提供双语服务的政策。另外，本文通过研究受访者对移民控制政策和移民政治权利的态度来评估他们政治同化的程度。[40]
为了揭示跨国主义与政治同化之间的关系，本文比较了他们移民前后参与祖籍国的政治活动和参与美国选举政治与社区政治的关系。本文使用跨国政治的狭义和广义定义来研究这些政治关系的特点。访谈非美国出生受访者参与祖籍国政治的问题是对跨国政治实践的狭义评估；测试受访者对各亚洲国家新闻关注度的问题是对政治跨国主义的广义评估，反映受访者对祖籍国的跨国政治事务的关心。从独立变量看，本文分析了政治、文化和社会跨国联系的差别。跨国政治联系的两个指标是移民是否打算最终返回祖籍国和他们移民前参与祖籍国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或政治活动的程度；文化联系是指在家中和商务活动中使用族裔语言的情况；社会联系是指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用电话、E-mail或亲自与祖籍国人们的交往。本文使用受访者参与选民登记、投票、投票以外的参与③ 及归化率来评估其参与美国主流政治的程度。本文把参加社区组织与活动作为个人参与美国族裔社区政治的指标之一。本文最后通过对华人与其他5个亚裔族群的比较来评估族裔背景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为了回答哪些亚裔参与跨国政治活动这一问题（包括广义与狭义），笔者认为跨国政治活动可以通过个人的各种跨国联系程度（包括祖籍国联系度、使用祖籍国语言量、回国愿望度、移民前的政党认同度）、社会政治同化程度（包括参与族裔组织活动度、泛族裔共同命运感、参与亚裔事务度、受歧视经历、美国公民地位、主要政党认同度）和与国际移民有关的族裔背景（包括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地点、性别、年龄、籍贯、在美居住时间、移民世代）来评估。本文在以下部分用数据、表格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总结。
亚裔能否被同化？
全美亚裔政治态度试点调查中75％的受访者出生在亚洲，14％在美国出生但父母出生在亚洲，另外10％的受访者及其父母都在美国出生。④ 其中，22％的日裔受访者出生在日本，40％多是第三代或更多。菲裔样本中有10％以上的受访者是第三代。表1显示，移民世代与亚裔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或英语和其他语言混用的关系呈反比。60％的第一代移民在家中除英语外只用一种语言，而第三代以后只有6％。相反，近90％的第二代受访者在家中只使用英语，相比第一代只有10％左右。当问到进行个人业务与金融交易使用的语言时，同样呈反比例关系，不到20％的第一代移民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第二代受访者称只用英语。这些数字表明，当亚裔进入美国出生世代时，文化同化已不可逆转。而且，即使大多数非美国出生的亚裔在家中只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更大多数非美国出生的亚裔在商务活动中却只用英语。这表明，即使在第一代移民中，他们的跨国文化联系与文化同化也能够同时存在。表2中对双语服务的压倒性支持也表明，亚裔的文化同化不必以支持文化多元化为代价。
政治同化是否已在各代移民中发生似乎没有直接的答案。虽然亚裔移民自第三代以降参与投票以外政治活动的比例最高，但第三代在公民的选民登记率、登记选民的投票率和加入社区组织比例上明显低于第二代。尽管移民第一代的选举登记率和投票以外的参与比例相对较低，但他们当中登记选民的投票率实际上是最高的，他们努力通过归化和选民登记走向政治同化。观察亚裔对限制合法移民人数的公共政策舆论可以发现，随着他们在美国移民世代数的增加，更加支持限制合法移民人数的公共政策；随着亚裔移民世代数的增加，对允许已是永久居民的非美国公民参与竞选捐款的支持度同样呈下降趋势；对允许移民进入美国并为他们提供影响政治体制途径的支持度下降。这些似乎印证了传统的零和式的同化模式。
政治活动能跨国界吗？
调查结果显示，与对拉美裔的研究一致，外国出生的亚裔中只有6％称他们移民美国后参与祖籍国政治。越南裔中的比例为10％，是亚裔中最高的；华裔和韩裔中的比例仅为4％，是亚裔中最低的。从狭义的跨国政治活动来看，华人与其他亚裔之间在数据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对祖籍国新闻和其它消息的密切关注在广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不同的跨国政治活动，大多数人都很容易接受这一点。高达56％的亚裔宣称他们对亚洲新闻和其它消息密切或相当关注。其中韩裔的关注度最高，为80％；其次是华裔，为68％；日裔和越南裔相当低，分别为38％和41％。但54％的日本移民也宣称密切或相当关注亚洲新闻；与其类似，50％的菲裔和55％的南亚裔宣称密切或相当关注亚洲新闻。
政治活动能跨国界吗？本文通过考察受访者在居住国美国的跨国政治活动与以前在亚洲祖籍国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以到美国后参与祖籍国政治为例，仅有8％在亚洲出生的受访者宣称在来美国之前他们是政党或其它政治组织成员，或参与其它政治活动，其中来自菲律宾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比例稍高于来自越南、印度或巴基斯担的比例。另外，不同族群的差异在数据上没有意义。但本文发现，移民美国之前在祖籍国是政党成员、其它政治组织成员或参与政治活动的受访者在移民美国后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的比例相应增加。移民前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中，21％的人宣称在美国仍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相比之下，移民前不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中，仅有4％的人宣称在美国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然而，移民前积极参与政治的受访者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到美国后不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这一事实表明，亚裔在太平洋两岸的政治参与差异巨大。
尤其是在考察亚裔移民的政党认同时，笔者发现，在祖籍国是政党成员与在美国加入主要政党之间没有关系。同样，受访者在移民美国前的政党认同及参与其它政治活动的水平与移民美国后对主要政党的认同水平没有关系。但是，受访者移民前参与祖籍国政党和其它组织活动的水平与他们在美国参与族裔组织的相关活动水平成正比例关系。从政治同化的指标来看，笔者发现，移民前的政治参与程度与在美国的归化率、投票率或参与投票以外的政治活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移民美国后参与祖籍国政治的水平与归化为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水平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但是，移民美国后参与祖籍国政治对在美国参与投票以外的政治活动、参加族裔组织及其活动有积极的重要影响。在美国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中，79％的人宣称他们积极参与投票以外的政治活动，相比之下，不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这一比例只有43％。同样，在美国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中，32％的人宣称他们是族裔组织成员，或参与维护族裔社区利益与观点的活动，相比之下，不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这一比例只有14％。
当用受访者对祖籍国新闻的关注度来评估跨国政治活动时，关心亚洲新闻对移民美国后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影响是积极且重要的。在美国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中，35％的人宣称他们密切关注亚洲新闻，相比之下，不参与者中这一比例只有18％。积极参与亚洲政治的受访者中，高达42％的人宣称他们密切关注亚洲新闻，而不积极参与者这一比例只有17％。以移民美国后参与祖籍国政治为例，对跨太平洋新闻的关注度与加入美国国籍或参与投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密切关注亚洲新闻对在美国参与投票以外的政治活动以及参加族裔社区组织及其活动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在参与投票以外政治活动的受访者中，23％的人宣称他们密切关注亚洲新闻，而不参与者中这一比例只有16％。同样，在参与有组织族裔社区事务的受访者中，29％的人宣称他们密切关注亚洲新闻，而不参与者中这一比例只有17％。
这些结果表明，政治活动能跨越国界，但移民前政治活动的空间与影响可能会随着居住国的政治空间发生变化，其影响不是过去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全盘照搬。另外，本文还发现，亚裔移民直接参与祖籍国政治及亚裔的跨国政治事务，不仅没有分散或阻碍他们对美国政治事务的关注，而且还可能促进他们积极参与美国政治事务。
哪些亚裔参与跨国政治？
除了上面讨论的族裔来源、移民后的政治同化活动及参与选举和社区政治之外，本文还探讨了影响亚裔跨国政治活动的其他因素，包括跨国社会、文化和政治联系，融入居住国的经历，对亚裔社区的认同与关心及与国际移民有关的背景因素。下面，本文逐条说明对两种跨国政治活动进行直接评估的双重变量关系分析，然后对本部分和前面部分中各个变量的相互影响进行多变量分析。
使用祖籍国语言量：在家中是否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并不影响其参与祖籍国政治的水平。一个人在家讲英语以外的语言越多，他对亚洲新闻的密切关注度似乎并不越高。
祖籍国联系度：与祖籍国联系越频繁，越可能参与祖籍国政治或密切关注亚洲新闻。
回国愿望度：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的观点来看，返回亚洲祖籍国的愿望程度和参与跨国政治之间几乎没有关系。
泛族裔共同命运感：与其他亚裔一样有较强共同命运感的受访者更可能宣称他们密切关注亚洲新闻，但他们不再或不太可能宣称参与祖籍国政治。
参与亚裔政治活动度：曾参与有关亚裔事务或候选人活动的受访者更可能参与祖籍国政治或更关注亚洲新闻。
个人受歧视经历：在美国遭遇过歧视的受访者更关注亚洲新闻，但并不更多地参与祖籍国政治。
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地点：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地点与参与祖籍国政治没有关系，但是受访者在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对亚洲新闻更加关注。
住房：受访者是否拥有个人住房和参与跨国政治活动没有关系。
性别：亚裔男性移民比女性移民参与祖籍国政治的程度更高，但性别差异不大，分别为7％和4.5％。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祖籍国新闻的关注度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异。
居住时间：有同于拉美裔在美国的居住时间与参与祖籍国政治的程度之间有关系，过去关于亚裔的研究发现，亚裔是否是美国公民，是否参与选举登记和投票以及是否参与投票以外的政治活动也对他们在美国的居住时间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但是在美国成为永久居民或在当地居住的时间长短与在亚洲出生的亚裔参与祖籍国政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美国持续居住的时间与对祖籍国新闻的关注度则呈显著的反比例关系。密切关注祖籍国新闻的受访者在美国居住时间平均为16年，而在美国平均居住时间为25年的受访者对祖籍国新闻几乎不关心。在社区居住时间的长短与对跨国新闻的关注度之间有同样的结论。
年龄：虽然年龄对预测政治参与是十分有用的因素，但本文没有发现年龄对参与祖籍国政治有重大影响。然而，年龄较大的人对祖籍国新闻似乎更加关注。
政治生活百分比：用居住时间和年龄来评估移民的跨国政治参与可能都不精确。为了评估他们在美国的政治生活百分比，本文按年龄对他们在美国的居住时间进行分段。本文发现，与不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相比，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受访者并没有明显更高的政治生活百分比。但本文发现，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百分比和对亚洲新闻的关注度成反比例关系。这样，从双变量层次上分析，参与居住国政治活动越少越有助于保持对祖籍国政治新闻的兴趣，但与更高程度地参与祖籍国政治之间可能没有必然联系。
表3显示移民参与祖籍国政治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4显示，一般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分析可以预测移民对跨国新闻的关注度。两表都显示，移民美国前的政治活动度、参与族裔社区组织活动度和参与亚裔政治活动度对参与祖籍国政治有正面影响。该结论给以前的拉美裔研究和关于移民的政治跨国主义和参与居住国政治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持。表3也显示，与以前的拉美裔研究结论一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与可能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关系是完全负面的。表4显示，不同于参与祖籍国政治的结果，与祖籍国保持频繁联系、与其他亚裔有共同命运感、个人在美国经历过种族歧视、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的政治生活百分比较低，这些指标都可能导致对祖籍国新闻的高度关注。即使其它条件相同，在美国参与政治生活的百分比较高也可能增加狭义的跨国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似乎又支持了以前对拉美裔移民的研究发现。
重要的是要牢记回归分析强调各主要相关变量和参与祖籍国政治之间的联系。但由于难以解决这些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不打算对影响整体的几个主要相关指标进行主观推断。例如，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的人可能寻求加入亚裔社团，以促进他们对祖籍国政治的参与。但是，本文期望能从大多数相关变量，譬如移民前的政治活动，来确认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讨论与结论
本文是至今关于美国亚裔跨国政治活动最全面的定量分析成果。本文运用系统研究法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评估：亚裔如何参与跨国政治活动？他们与祖籍国的联系如何影响他们在美国的政治态度与行为？与祖籍国的联系阻碍他们在政治上融入美国社会吗？亚裔参与跨国政治的程度如何？哪些亚裔参与？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是削弱还是增强他们对美国政治的认同和参与兴趣？
与拉美裔类似，本文发现不同的移民世代与使用英语呈正比例关系。虽然大多数非美国出生的亚裔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但移民第三代中仅有10％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但是，即使在那些非美国出生的亚裔中，商务语言也是英语。这一结论对移民在无法学会英语时倾向于孤立自己的假设提出质疑。非美国出生的亚裔倾向使用双语，具体使用哪种语言取决于是在家中还是在公共场合。
移民第三代参与投票以外政治活动的比例比第一、第二代更高。但是，当谈到正式的选举政治活动如选举登记与投票时，本文的数据显示，随着移民世代的增加，参与选举政治的比例似有下降。公民身份与选举登记仍然是非美国出生的亚裔参加投票的主要制度化障碍，但如果本文把研究对象限制在已获得公民身份和参加选举登记的受访者，非美国出生的亚裔比移民第二或第三代的投票率实际上更高，该结论与笔者2004年的研究结论一致。[41]这可能是由于第一代亚裔喜欢居住在亚裔传统社区或城市，在那里亚裔登记选民很有可能被动员参加投票。也可能是花了很多时间成为公民和登记选民的移民自身更容易被动员参与政治。亚裔参与跨国政治程度如何？政治活动能否跨国界？参与祖籍国政治属于狭义的跨国政治，居住在美国关注亚洲新闻属于广义的跨国政治。与拉美裔相似，本文发现不到10％的亚裔移民参与和祖籍国相关的政治活动，但大多数人表示关注亚洲新闻。
有学者认为，积极参与亚洲事务的移民一旦移民美国，会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和祖籍国政治。的确，本文发现，那些移民美国之前在祖籍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比那些不积极的人在移民美国之后更有可能参与和祖籍国有关的政治活动。但是，本文也分析指出，移民美国之后许多亚裔并不参与政治活动。而且移民前积极参与政党政治的亚裔移民在移民美国后并不比那些从前不积极参与者更愿意加入美国国籍，参加投票，或参与其它政治活动。对美国的亚裔移民，即使那些在祖籍国积极参政的移民来说，完全融入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个挑战。已有的研究强调没有公民身份、缺少动员和美国政治制度不支持是移民前积极参政而移民后不参政的主要原因。[42]
亚裔中哪些人参与跨国政治？当本文使用狭义的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或广义的关注祖籍国新闻来评估时，发现积极参与跨国政治活动的亚裔有三个显著特点：移民前积极参政；在美国积极参与族裔社区组织活动；积极参与和亚裔事务有关的政治活动。具有这三个特点的亚裔比那些没有这三个特点的亚裔参与跨国政治的比例更高。与拉美裔研究相同，本文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参与跨国政治活动，加入美国国籍的亚裔比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亚裔更少参与跨国政治活动。而且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能与参与美国的政治活动同时进行，甚至能促进他们在美国的政治活动。
本文开始就认为，关注亚裔能增进我们对跨国政治活动的理解。讨论跨国政治时，亚裔在许多方面与拉美裔等其他移民群体有相似的特点。本文虽然没有多族裔数据对拉美裔和亚裔进行直接的比较研究，但为以下观点提供了证据：即尽管亚裔和拉美裔在美国的人口数量与分布、在美国的种族地位及美国对其祖籍国的外交政策上存在显著差异，但移民同化的整个过程可能正在推动这两个族群跨国政治活动模式的形成。最后，作为对Citrin等人和许多从事拉美裔移民社会政治影响研究的其他学者的响应，本文也坚决反对所谓的亚裔“不可同化论”，本文也不赞成亚裔保持跨国联系会对他们在美国的文化、政治同化产生负面影响这一保守观点。
万晓宏，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WAN Xiao-hong,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Normal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Guangzhou 510631,China
注释：
① 虽然笔者深知“同化”一词的矛盾内涵，但为了与过去的研究保持一致，本文界定“同化”与“融合”这两个术语可以交替使用。
② 别克斯岛（Vieques）位于美国所属波多黎各以东，一直是美国海军进行轰炸训练的场所。（译者注）
③ 本文为受访者建立虚拟参与变量，分值为1和0，显示他们是否曾参与投票以外的其它9种政治活动之一。
④ 本文界定在亚洲出生的移民为第一代；本人出生在美国，但父母中至少有一位出生在亚洲的为第二代；本人出生在美国，父母也出生在美国的为第三代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