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式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式批判 郭建斌2002年在《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一文中认为，大陆乡村传播研究受到台湾地区1970年代以来“传播与现代化”的影响，在1980年代以来呈现出三个阶段的特征，第一为“早期研究”，即乡村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从1982年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农村进行的读者调查开始，相继出现几项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介在农村地区的受众调查；第二为1988到1995年，乡村作为“现代化影子”下的效果与受众研究的场域，如陈崇山、孙五三关于媒介、人和现代化的研究。第三为1995年至2003年，互联网等新媒体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力，乡村传播研究遭遇冷落。[1] 2003年之后，可以认为乡村传播研究进入第四阶段，社会人类学和发展传播学两大路径齐头并进。[2]前者以郭建斌的博士学位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为代表，涌现出一批传播学的民族志研究，如李春霞的《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尤游的《大众传媒在农村社区的角色变迁——湘中S村的个案阐释》等。而发展传播学亦取得丰硕的成果，如2007年李红艳主编的《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2011年仇学英的专著《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传播模式论》、2012年王德海的专著《农村发展传播学》等。 但遗憾的是，社会人类学与发展传播学的主要区别还仅仅停留在方法层面，即质化与量化的区别，并没有根本上超越发展范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乡村传播研究者常常以发展为预设视角，他们或者研究农民对现代媒介的接受程度、接受方式；或者研究现代媒介对农村关系网络、文化心理、社会结构的冲击与建构；或者将民间宗教、音乐、舞蹈、婚丧民俗、戏曲、教育等直接置于发展传播学研究视野之下。[3]第二，乡村传播研究常常呈现出研究对象依赖，若非研究现代大众媒介（报纸、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则不是传播学研究；对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过激烈批判，他们提出“去媒体中心化”，提出“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批判以大众传媒为中心的主流研究范式，认为传播研究不等于媒体研究，应当将传播放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关系之中考察。 那么，什么是发展传播学？为什么乡村传播研究与发展传播学“剪不断、理还乱”？ 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出现激进的社会运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阶层担心这些国家会由于贫穷与落后走上激进革命的道路，使这些国家都倒向共产主义。所以发展传播学应运而生，希望利用现代的传播技术、媒介和传播规律，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和进步。[5]因此赵月枝指出，发展传播学所关心是“有可能作为共产主义根源地的第三世界的农村”，其中隐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认为需要“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把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以进取为特性的现代主体性，进而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进而拒绝“革命的蛊惑”。[6]胡翼青等也认为，发展传播学有着“强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冷战的思维方式。[7]并且他感到困惑：“一个充满着美国学者关于世界的想象的后殖民理论，怎么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起点呢？”[8] 谢咏才和李红艳主编的《中国乡村传播学》认为，“乡村传播学可以既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播学与乡村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9]随即，他们发现上述论点的不合理性，公开发表了关于发展传播学和乡村传播的辨析作为自我修正，认为两者不仅理论基础不同，前者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后者是“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方式”；而且研究视角也不同，前者希望借助大众传播及其他传播模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而后者是“力图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沟壑”，实现城乡之间理想的沟通状态。[10] 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的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自19世纪以来，有志于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志士仁人，便奔走于东西方之间，从新技术、新制度到新文化，寻找使中国现代化之道路，成为近代中国迫切不二的历史选择。梁任公曾振聋发聩地问道，中国是“老大帝国”，还是“少年中国”？是腐朽颓废、积贫积弱的古老帝国、传统文明？还是朝气蓬勃、百废待兴的现代中国？因此，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深得人心，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具体到乡村语境，乡村代表着落后。王维佳认为，中国是通过告别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方式来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和底层世界始终是一个远远落在现代文明身后的他者。”[11]王铭铭亦认为，在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乡村是被“拒绝”的，理由在于“这种农民小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理想的实现。[12] 在这样一个历史困境中，“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有意思的是，至20世纪末，经过100多年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似乎历史又回到了原点。农民和农村再次成为现代化的负担。农村出现土地抛荒，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变成廉价劳动力。 恰恰是这个时候，传播学进入中国。在“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宏观政策理念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用什么样的传播理论来研究中国乡村？经济上通过传播技术、提供信息推动农村发展，如“创新扩散”理论；文化上推广城市的消费和娱乐方式，如“消费主义”兴起。发展传播学的这些基本理念迅速被认同和推广，成为世纪之交乡村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 与此同时，尤其是21世纪以来，发展范式及发展传播学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中，看不到作为农民作为农村文化主人的主体性，导致农民表达的失声，或被斥为落后，或被建构成一种想象，或被定义为被改造、被施舍的对象……张旭东批判了发展范式中对乡村的错误认知，认为这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论”，研究者不应以西方的“他者”框架来分析距离自己很近的乡村世界。[13]赵世瑜批判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带着某种优越感……眼光向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的发展范式，[14]他提出回到“历史事件”和具体实践中，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分析问题。[15]胡翼青的观点则更为直接，他认为发展传播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传播研究主体主观能动性的缺失。若是一味地用美国经验和东部都市经验“发展和改造”中西部乡村，“在实践中只会造成更多的断裂与矛盾，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失序。”[16] 乡村传播研究是否具有超越发展传播学范式的可能性？如果有，又有哪些可供利用的理论资源？ 二、乡村传播研究的新动向 近年来，沿着乡村传播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研究脉络，呈现出一种在发展话语体系之内批判发展、超越发展的新动向。 2015年3月，在浙江缙云召开的批判传播学年会上，卜卫发表了《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主题演讲，在她的研究视域中，依然保留了发展作为研究取向，但她界定的发展，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技术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而是以“人”为视野，以社会和经济公正为方向的发展。发展应该是底层和边缘社会群体的权利，在发展传播学研究中需要追问，发展是“谁的发展”，媒介是“谁的媒介”，研究者“为谁做研究”。[17] 为此，她提出行动传播学，强调媒介赋权。丁未的《“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2014）便是一个媒介赋权的典型案例，手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介手段给的哥赋权，使他们能够在冰冷、陌生和被边缘的都市中移植乡土关系、维系某种团结，并以此在全球化、现代化和都市化社会中艰难地开辟生存空间。如果说丁未选择的是现代媒介，那么孟书强则选择用宗教的方式赋权，通过宗教传播的方式，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充满风险与失去控制的陌生城市空间里的一种自救行为”，是“他们与资本、制度协商、抗争的工具”。[18]邱林川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2013）中，则将赋权与阶级文化和政治的再生结合起来，他认为全球技术变迁带来一个充满剥削与排斥的信息时代，在这样的语境中，新工人一方面借助网络等新媒体手段赋权，另一方面也受到技术压迫、束缚。在这种矛盾中，新工人的阶级意识是否有可能觉醒？ 吕新雨认为以“乡村社会”为本，从自己的传统和实践出发，可以探索一条“另类”的发展可能性。[19]赵月枝则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和农民的主体性，提倡建立环境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勾连，从而超越环境传播的应用层面，思考重新定义人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播形态。[20]同时提倡农民的主体性创造，激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遗产，达到文化、传播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王维佳则强调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他的《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2011）将劳动的概念引入传播学研究，分析了劳动市场和新闻体制对劳动本身的控制。 综上，当下乡村传播研究已经出现一种新动向，从历史、传统、阶级、文化主体、生态、劳动、新媒体、技术、宗教、身体、性别等各个层面展开对发展传播学的批判；并且随着农民流动进入城市务工，乡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研究乡村传播必须应对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以及农民工身份认同、社群心理等各种新情况。 但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传播研究批判的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主义范式，而不是发展本身。在更为复杂的时代与社会语境中，不是不要发展，但是相比于如何发展，他们更关注发展是谁的发展，按什么思路发展。 三、新动向之范式溯源 如上所述，当下乡村传播领域已出现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表面上看，是传统的乡村传播研究路径无法解释当下复杂的乡村社会现实，诸如农村主体劳动力流失、留守老人儿童的权益保护、二代农民工利用网络相约自杀……但同时，这一研究新动向也有着深厚的理论支持。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 最为直接的理论支持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从诞生之初就站在了发展传播学的对立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试图揭露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剥削和不平等本质。同时关注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沿着这样的路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路狂飙猛进，从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开始，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猛烈批判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但通过把信息文化传播领域集中发展为新的资本积累场域，而且通过全球扩张和“文化帝国主义”策略来克服制度性的危机。[21]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进而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22]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因其“宏大理论”而遭遇诟病。 但事实上，早在20年多前，即1993年就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进行实证的乡村传播研究。学科开创者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学生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就开始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过于关注跨国的宰制和依附关系。他以印度小乡村Ramanagara为例，结合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与发展官员、政治领袖、商人、教师、学生交谈，并阅读各种文献和官方数据，考察了印度乡村的传播基础设施、人口结构和特征、社会等级、教育机构，分析了商业电视的引入以及大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农村生活，评估了商业电视对印度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最终用两个关键词解释乡村传播生活，随着电视的进入，乡村已经对这种新科技所着迷。但是电视收看的频率却不高，这是为什么呢？彭达库指出并不是他们对电视不感兴趣，而是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生存。并结合自己的成长经验，证明生存压力的来源正是印度后殖民地经济条件的结构。第二个关键词，平等。他发现印度在与世界资本主义融合的过程中，尽管人们的思考场所（locale）、身份和文化也在转变，但这种转变是以阶级、等级和性别取向的。在农村新的媒介技术带来的受益者，通常是那些有政治经济权力的人，换言之，与阶级有关。[23] 彭达库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电视受众，但至少他给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传播政治经济学并非只关注文化帝国主义等“宏大理论”，它的分析框架是可以落地的，甚至可以展开民族志调研。 如何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之下开展乡村传播研究？如卜卫、邱林川、丁未、孟书强等学者开始关注真正影响农民情感结构、价值观念和世道人心的传播活动，并将之置于资本化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研究诸多力量如农村文化传统、现代媒介、政治变迁、制度安排和市场经济等如何作用于农民的传播观念与文化行为，从而对农民的政治经济行为、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理解，绘制一幅乡村传播的整体图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现乡村文化与传播的自觉。 （二）人类学 人类学作为“新动向”的理论支持，绕不开质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民族志的方法。事实上，新动向中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都在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如卜卫关于农村妇女儿童媒介赋权的研究、王维佳关于新闻劳工的研究、丁未关于的哥的研究等。 更进一步，方法本身是一种视角。奥特纳（Sherry B.Ortner）曾批评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时感慨，“缺乏民族志视角”。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缺少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写作文本的类型，而是批判其“运用自我来理解另外的生活世界”[24]的研究视角，或者说，这是不是“作为研究者的知识分子实现自我的想象而构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想象物’呢”？[25]缺少“民族志”所指的，是缺少农民的自我表达和真正的农民主体性视角，让农民自己表达和解释自己的文化、社会和结构的视角。 但人类学对乡村传播的理论支持绝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反思。 人类学对初民社会及其文化有着天生的兴趣，早期人类学家如同探险家一般来到岛屿、原始部落进行跨文化研究。直到费孝通先生为世界人类学做出贡献，他开始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地区和本乡人民进行观察，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他的这一研究转向，被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称为人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6]这一转向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点，第一，从此人类学逐渐告别西方文明传播者的角色，开始反思“现代文明”可能让人类面临“最终的毁灭”，转而向其他文明，包括中国古代文明寻找人类文化的出路；第二，人类学者，尤其是中国的人类学者逐渐告别对异文化的迷恋，开始表达对于吾土吾民的深情，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文化自觉的开端。 在本土的乡村，人类学者研究什么？“文化”是人类学不二的关键词。怀特（Leslie White）曾说“文化才是唯独人具有的生活方式”，也是人与动物的“基本的、本质的区别”。[27]不仅是新进化论者有如此观点，而且实践论者、象征论者、现象论者、解释论者都有着相关的论述。他们从两个方面解读文化：人和意义。如萨林斯（Sahlins）认为文化是一种秩序，决定了人以何种方式生活，或者说生活的“意义图式”，“意义是文化对象的特征。”[28]格尔兹（Geertz）转引了韦伯的观点“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进而认为“文化就是这样的网络。”[29] 首先，文化是人的文化，对于人，人类学的基本关怀是将人放到他所在的“文化模式”或者“习俗整体”中，[30]让“行动者”（人）自己通过言语、行为，甚至可以是“挤眼”这样一个小动作去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人类学者所做是“观察、记录、分析”，把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和事件”从“时间中解救出来。”[31]换言之，在人类学传统中，人类学者总是试图让人成为文化的主体，以文化持有者的身份进行表达，人类学者的任务是“把它记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深描”。 其次，人类学关注文化的意义。王铭铭认为，过去中国人类学受“功能主义”影响颇多，因此文化的意义的更多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来解释。他批判说这“易于使文化丧失想象力”，他主张将“对文化的概念给予社会意义上的限定。”[32]不仅是王铭铭，人类学的大家，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以特洛布里恩群岛研究库拉贸易，试图寻找超越经济功能的互惠交换方式；萨林斯回到初民社会和石器时代，试图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遍地开花的时代”以“迎头痛击”，告诉现代人类，经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33]可见，人类学对于文化的意义，具有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诗性的情怀。 因此，在乡村传播研究中，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文化反思”的思路，如萨林斯所说：“没有一种社会关系、社会体制或一套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经济的’。”[34]为什么当下乡村文化走上了一条“文化搭台”，目的却是“经济唱戏”的道路？这种文化的功能主义的意义取向是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张小军在近作《让“经济”有灵魂》一书的前言中犀利地说道：“这些有文化的民族村寨的‘文化人’被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经济人’界定为落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GDP。我们这些‘经济人’在‘经济’之余却又向往和消费着‘落后的’民族村寨文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35] （三）传播史 从赵月枝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文化遗产的回溯，对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强调中，可以感知到乡村传播研究不能缺少历史维度，历史永远以某种方式对当下产生作用。但事实上，传播史研究和乡村传播研究是互为补充的。 对于传播史来说，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的研究范式，大多围绕“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从对象上看，大多研究虽然也会简述古代邸报、驿站等制度，但研究重点均落在近代以来的大众媒介发展史，并且这两种历史叙述在范式上是断裂的。吴廷俊和阳海洪认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呈现出“学术内卷化”，并导致学者的“集体焦虑”。[36]如何突破这一研究困境？2006年吴廷俊在方汉奇先生80贺寿庆祝会上提出“两范式”，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以及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37]田秋生提出用“媒介生态环境模式”来重写中国新闻史具有一定的必要性。[38]也有学者如田中初从新闻生产史、报业史的角度研究新闻从业者与工农群众在根据地的互动。[39]李彬在近年的著述中，则明显表达出批判的视角，如《中国新闻社会史》。总之，一场新闻传播史的“范式革命”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乡村传播研究引入传播史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是新闻传播史告别城市媒介史和现代媒介史研究的一个新探索。 同样，乡村传播领域口述史的兴起及其研究是“新动向”的重要支持。 这与新史学兴起有着很大的关联，19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目光转向民众世界和日常生活，关注“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丧葬、文娱体育等过去似乎不能登史学研究大雅之堂的东西。”[40]乡村传播以及农民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成为被释放的压抑的传播实践。高默波提出一个“历史由谁而写，为谁而写”的问题，2013年《高家村》在香港出版中文版，汪晖在序中认为这本书是要“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41]这不同于政治精英书写的官方历史，也不同于知识精英掌握的历史话语和“道德高地”，因为高默波认为精英的故事“不能代表中国”，更不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因此他要精英们“躬身自省”：“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42]历史叙述回到农民，让农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历史书写的另一种方式。如何回到亿万民众的生活逻辑和情感世界，书写传播史，是摆在乡村传播研究学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口述史一跃成为显学，但农民对“过去的说法和评价”往往是“他们现在回顾之后的产品”，因此农民“自身的说法是重要的。”[43]之所以重要，因为第一，在历史叙述中加入了“个人化”和“情感化”的要素，挑战了正统历史衡量尺度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强调“历史应该描写人的感情和感觉”的“精神史”的立场。[44]第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乡村内部关系和村际关系，以及乡民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对农民文化实践富于“同情性的理解”，“研究者可更加深刻地重构乡村的历史。”因此，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45] 因此，乡村传播学者通过农民的口述史，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感知当下。 尽管乡村传播研究从诞生之初便于发展传播学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但告别发展主义传播学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且当下的乡村传播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新动向，学者们从历史、传统、阶级、文化主体、生态、劳动、新媒体、技术、宗教、身体、性别等各个层面展开对发展传播学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新动向”的乡村传播研究批判的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主义范式，而不是发展本身。在更为复杂的时代与社会语境中，不是不要发展，但是相比于如何发展，他们更关注发展是谁的发展，按什么思路发展。 这种“新动向”有着深厚的理论支持，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了批判视野，人类学为其提供了方法论和对文化的反思，传播史为其提供了历史的维度。藉此，理论与实践更为有机的勾连，也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动向”将可能发展为一种乡村传播研究的新范式。标签：传播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