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灵魂的重铸中赢得空间——试论转型期散文的繁荣与人格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试论论文,繁荣论文,人格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变化的转型期中，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改变了生活的面貌。面对新的时代格局，文学产生的新的变化与分化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年来，各种文学形式在轮番风光一度之后都出现了新的走向。从思想内涵和境界追求来看，我们发现，小说似乎有几分妥协了，不少作品好像是表现了对普通人的热情，但骨子里有一种对市民生活方式及心态的妥协，诗歌似乎要归隐了，为数不少的诗人只是吟啸陶醉在狭小的精神世界，疏离了广大读者；而戏剧则显得疲倦了，在各种消费文化的搏斗中和在各种框式的规范下，长时期地默默无言。倒是在每一时代观念大变化中异常活跃的散文，以其伸缩自如的形式，以其贴近生活和心灵的内涵，以超常的热情与执着，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凭着它不断创造、不断创新的成果，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散文，当然是散文创作的骨骼与主流，以自己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坛地位，并为当今亟待振奋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文学归位、文学萧条、文学在变“小”的议论、感叹中，散文却赢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这一次散文繁荣的明显特点是，它是在与广大读者一起进行不懈的人格追求中实现的，是转型期我们民族的灵魂重铸给了散文发展和繁荣的条件。应该说，当代散文的人格追求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清醒非常执着的。
就在散文创作锲而不舍而又持之以恒的追求中，一种适应转型期需要、适合我们民族现代化需要的人格新形象被勾勒得越来越清楚了。从许多作家的散文作品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巨大的日渐清晰的新人的身影，他有尊严，有信念，有激情，有理性，执着，坦诚，宽容，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处境和前进方向。虽然散文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是十分活跃而又丰富多彩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转型期散文繁荣的根本性动力是理性的苏醒与追求。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散文作品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博大而又充实的精神，塑造出一个丰满生动而又充满理性的“人”的形象。
一
转型期散文人格追求的第一个内容是追求人的自觉，正如有位学者曾经说过：“文学，在其最高意义上，是人对自我的一种把握。”这种自觉表现为以一种新的理性来对待人，尊重人，同情人。
虽然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曾经为国家的独立而欢欣鼓舞，曾为获得人的自由尊严而高兴自豪。但是后来情况起了变化，随着左倾思潮的泛起并汹涌，整个社会气氛和人们的精神受到压抑，思想受到愚弄，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钝化了人们的感情，窒息了人们的良知，自危、自保、自欺成了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这股左倾思潮在精神上对我们的社会肌体和民族精神造成了很大腐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社会转型改变了这一局面。但是面对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变化，人们又困惑了，他们有许多答案需要寻求，有许多情绪需要表达。他们要求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历史环境，要求知道为什么走过的路如此曲折，而前进的目标与方向在哪里。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一种生长中的新理性。
还在80年代初，当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在大量地回忆苦难、展示伤痕、鞭挞丑恶时（这当然是正确的、必须的），作为散文作家的巴金老人却开始了更深一层的探索——拷问灵魂。他以自己的《随想录》发出一声声震聋发聩的呐喊，其中有不少入木三分、痛快淋漓的社会批判之作，也有不少情真意挚、意境深远的怀人念旧之作，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和当时其它许多作品迥然相异的是他的那些自我剖析、自我拷问的篇章。在这些作品中他反复地拷问自己，拷问人们，我们为什么会容忍文革浩劫的发生，我们对这场浩劫担负何种责任？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这种浩劫不可能再发生？可以说，这几乎是最早的对我们民族性格进行重建的清醒呼唤。《随想录》是巴金老人经过文革风暴的灵魂洗礼之后写下的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忏悔录、沉思录、启示录。一部大书，是对巴金自己，是对整个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无情拷问。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追寻与拷问，为巴金，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塑造出一个与过往大不相同的人格形象，同时也充分表现出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国民重铸民族灵魂、重建民族性格的热切愿望。这一突破可以说为当今散文的繁荣鸣响了一声礼炮。它提供的营养和启示将贯穿整个转型期。
进入90年代，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这些散文以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传统历史文化为对象，从人格重铸和文明建设的角度深入思考与剖析，给读者以巨大的震动，余秋雨散文的受欢迎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现象。他以自己充满个性的散文成了一代人理性觉醒的代言人。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作品，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反思民族历史文化，呼唤建设现代文明。他曾经很自觉地谈及自己作品的追求“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他写《白莲词》，写万千年中人与兽的惨烈搏斗，“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这是对人类发展史的一次回望。这一描绘极具象征性，人类是在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中成长的，蒙昧——野蛮——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历程。他写《莫高窟》，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追怀，“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他是在为我们当今民族精神的健康生长寻找一种历史的渊源，传统的滋养。正如克罗齐所说：“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他写海南岛，写出一种人类寻常生态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他写天一阁，写出中华文化代代承传的坚韧与顽强。总之，他的散文总离不开历史文化反思，拥抱现代文明。这成了他散文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成了他人生追求的不解情结。他曾经非常清醒地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从这一点上来看，余秋雨散文畅销的意义不可小视，它或者是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人格理想正趋成熟的一个信号。当然，余秋雨并非一只寂寞的孤雁，许多作家如王蒙、张承志、宗璞、周国平、韩少功、马丽华等和他一起排出了一个壮观的雁陈，一起朝着理性的太阳飞翔。转型期的散文创作充满了鲜明的当代意识，充分地表现了“人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位置的自觉程度”，也充分表现了这一阶段“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
人的个性一旦觉醒，它的最初要求就是对人的个性与权利的珍视，就是要求社会对人要有普遍的尊重与同情。在这一点上，近年来的散文的目光是专注的，转型期散文心目中最大的题材就是“人”，而且是活生生的人。最早，这一倾向是从挽悼散文中表现出来的。《怀念萧珊》、《阿诗玛，你在哪里？》、《雾失楼台》、《梦的回声》等等一大批与伤痕小说同时出现的散文，一方面以撼人心魄的真情实感提出质问，这些美好善良的生命为什么会被戕害、摧残，从而实现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另一方面它似乎又比同期小说（无论是伤痕小说、反思小说还是改革小说）先走一步地超越社会批判层面而关注着对人性的开掘。老作家孙犁的散文，看似超脱、冷静，实则饱含忧患，寄意深远，他以“实录体”的笔调写了远远近近的许多人，有母亲、父亲、诗人、画家、老朋友、老同学。他执意要写出这些人的平凡，写出他们平凡的人性美，写出理应对这种人性尊重、爱护的常识性。孙犁的这一开拓性功绩是应该被人们充分认识的。当然，在这方面，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还有许多作家都在孜孜追求，就是贾平凹这个充满矛盾性、复杂性的作家，还在青年时期就在他的散文名篇《月鉴》中高声呼唤：“我还是人呢，我发现我还是人呢，我要做人，我要永远做人，在妻前，在月下，在任何地方，都要做为一个人而活下去！”他似乎是代表被长久压抑的人们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也一语道破地点明了转型期散文人格塑造的主旨。
二
转型期散文创作人格追求的第二个内容是追求真诚。在经历了一个民族性格被压抑、群体人格被扭曲的时期之后，作为典型的心灵外化结晶的散文怀着一种极度的真诚去探求和表现人性的真实和丰富。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反拨，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建国后17年的散文创作也有不少佳作，甚至还掀起过散文创作的热潮（如60年代）。但是其时的创作常常超不出“时代之歌”、“英雄之歌”、“自然之歌”的园囿。虽然也表现人，刻划人，但只是一种理念的人，单向度的人，就是这种形象往往也经过了刻意的拔高与雕琢，缺乏深刻的真实性与丰富性，作者的主观态度也往往带几分矫饰。这不是散文的过失。文学创作不可能摆脱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审美时尚和总体氛围。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变给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空间。与当今社会的思想解放、气氛宽松相适应，作为一种不容虚构而又抒情写意的文体，当代散文对于人性的真实性、丰富性的追求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当很多人把文学萧条的原因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时，他们没有看到，恰恰是这只“无形的手”造成的活跃而自由的环境与气氛，为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提供了新的条件。是日益发展且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打破了数十年的大一统计划经济，也打破了这种计划经济造成的统制与僵化。市场经济确立的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和多元价值观改造了整个社会大环境，也给特别需要张扬个性、自由创造的文学带来了适宜生长的条件，带来了朝气和活力。
摆脱了压抑心情和因袭重负的作者们充分运用散文的文体优势，吐露心曲，塑造出一个个充满人性的“艺术主人公”形象。巴金《随想录》，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真话”。这三个字给他树起了一座人格丰碑。他写自己的怀念，自己的忏悔，自己的愤怒，甚至自己当年的卑微与杂念。真实是他的旗帜与座右铭，他也真心诚意把这些散文“当作遗嘱来写”。这一篇篇散文，塑造出一个转型期中人格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不但写出了他现今的状态，还写出了这一形象如何由人格扭曲变为人格独立的历史。那些没有历史负担也没有“历史教训”的年轻作家，更是大胆地向表现人性的真实突进。9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就是鲜明的例子。这本散文集曾以手稿形式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出版后发行数达50多万册。作者曹明华是位尚未走出校园的女大学生。她的特点就是在刚刚起变化的文坛上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以一种“自语”、“独白”的形式，大胆地敞开内心世界，把自己切身的内心感受，她的希望、幻想、快乐、痛苦，洞幽烛微地以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形式交给读者，与接受者达到了一种灵魂交会的真诚沟通与交流。就在这种交流中，她完成了对抒情主人公——一个现代女性的人格塑造。和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不同，在那里我们或者看到的是模糊隐约的身影，或者看到的是相近相像的表情，如今，透过散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散文的抒情主人公清晰的面容，还能看到他们那颗真诚的心。可能他潇洒得像骑士，如周涛，也许他激愤得像刺客，如张承志，也许，他悟透人生，像杨绛，也许他追悔人生，如王英琦，他可以沉静，如史铁生，他可以热情，如梁晓声……风格千差万别，但同时都在一点上聚焦：真诚地挖掘、表现真实的人性。
而且，当代散文所表现的这种人性的真实是以充满丰富内涵的形态来实现的。正因为转型期社会生活的风云激荡，矛盾纷纭，所以直接反映各阶层人们人生经历、心灵情绪的散文能把各种丰富复杂的人性层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又细致入微。像张承志舍弃繁华的都市、舒适的职位，几进荒凉的西海固，写出回民兄弟千百年的《心灵史》，写出了《离别西海固》那样动人的篇章；马丽华投入18年的青春与生命，《走过西藏》，写出了藏族兄弟那充满陌生感和神秘感的精神世界；贾平凹走遍家乡，以他的长篇散文《商州文录》向我们描绘出急剧变动中西北农民的心灵轨迹，而80高龄的张中行以他的传神之笔抒写出了20世纪文化人的至情至性。散文展示人性内涵的巨大容量，散文表现丰满个性的巨大张力令人惊叹。
当代散文人性揭示的丰富性还表现在它对人们“内宇宙”的深入挖掘，情感、精神、哲学、宗教，甚至最隐秘的生命体验和下意识的灵魂悸动都在散文这面魔镜中得到映照。这些在散文领域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作家们，以自己的笔揭开了世人心灵的秘密，同时也向我们敞开了自己灵魂的大门。在王蒙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的潇洒、凝重、雄辩与宽容，甚至看到这位充满喜剧精神的智者辛酸的泪水；在贾平凹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的淳厚、狡诡、深沉、单纯，甚至看到这位生命艺术化的“陕西才子”生命的脆弱；在史铁生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活动，生命、爱情、写作都被这种精神活动照亮，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冥冥沉思中与“永恒”的沟通；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看到过渡期文化人的良知、激情与焦虑，也看到了中外文化碰撞在塑造现代文人人格中留下的痕迹……许许多多的作者，以他们真诚的笔为这段历史勾勒出了最丰满的人性形象。
三
转型期散文人格追求的第三个内容是追求创造。处于转型期的当今社会存在种种过渡、转换、变革，处处有矛盾，有挑战，同时也处处都有机会，有空间。相对宽松的氛围和经济体制更是给人们想象力、创造力的焕发提供了环境。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来看，我们的竞争意识、创造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而当今的散文创作在宏观上、整体上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品格：追求创造，追求创新。
我常常会不无惊讶地自问：在这个充满烦嚣、忙碌，在这个物质欲望病态膨胀的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散文作家，这么多散文作品还能坚持一种境界的追求，坚持一种充满哲思的境界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散文开拓的这一新境界恰恰是它受到欢迎，并为自己扩大了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的重要原因。对当今社会生活进行批判、改造的热诚已与对整个历史文化的思考融为一体，甚至于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大背景融为一体。余秋雨、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人的作品都有这种开阔的境界；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也常常进入一种形而上的层次，超越了一般的排难解忧式的人生辅导，文中常常发出对人生本原意义的热切追问。史铁生、周国平、肖乾、张中行等许多作家都是这样，笔端眉头充满幽思。就是以贴近生活、投入生活闻名的贾平凹，在写出许多清丽、淳厚的散文佳作之后，也以哲人般的忧思写了许多《弈人》、《人病》等哲理含意甚深的散文。还有许多作家，如汪曾祺、王蒙、张洁、舒婷等等，从作品的外观看，不玄，不怪，平实自然，亲切随和，而字里行间却展示了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精神境界，其深处甚至渗透出一缕禅思。令人真正感到兴奋的是，当代散文的这种境界并非只是文人智者心造的象牙塔，它同时也是广大读者心灵呼唤的一种回声，是他们人生旅途中得以休憩、补养的精神绿洲。许许多多在工作之余，奋斗之余不肯放弃对灵魂寓所和精神家园寻求的人们，就是散文最大的读者群。从文化消费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散文最大的消费市场。作品的迅速流传、畅销以及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就是证明。我们的眼中总看到这个世界挤满了物质的欲望与碰撞。其实，它的心灵也在充满困惑地思考。当代散文就是这种思考的花朵。
当然，当代散文的诸多开拓与创造中，不可忽略的是对风格与形式的创造。
近2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迅速，其进展之巨大，变化之剧烈不只是建国以来仅见的，也是20世纪少有的。这一现象与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情绪心理变化的现实是互为表里的。面对着千差万别、缤纷复杂的社会生活，背靠着中国古典和五四散文的深厚传统，加上前所未有的开放带来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充满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作家给散文构建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巴金热情似火，杨绛心静如水，张承志执着坦诚，汪曾祺亲切随和，王蒙犀利而又宽容，舒婷细腻而又矜持……在风格的创造上，作家们苦心经营、刻意追求。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可以辨认出他们艰苦攀登的足迹，像贾平凹，从他的《月迹》、《心迹》、《爱的踪迹》到《商州文录》、《人迹》一直到近两年来的作品，风格变化很大，日趋老到成熟，而这历程中的每一步都凝结着作家辛勤的汗水。可以说，90年代前后，当代散文创作风格的多样化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风格多样化相辉映的，是文体形式上的突破与创新。形式创造的核心是精神自由的需要。灵魂在自由诉说、自由表达的过程中当然要创造新的形式。当代许多杰出散文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文体形式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巴金的《随想录》形成了一种坦率真诚的“谈心体”，那平白实在的语言让你看到作者一颗透明的心；张中行把散文“当作诗与史写”，他融合了中外散文的营养，写出了一种娓娓道来又内含深意的“随笔体”，字里行间，饱含着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孙犁用他的“实录体”向读者展示出黄昏夕阳般的智慧之美；曹明华以她的“独白体”向同代人展示出晨露朝阳般的青春之美。就是从散文的纯形式来看也有了极大的丰富与变化，传统散文中没有的，现在出现了，而且受到欢迎，得到认同。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书在广大读者中不胫而走争相传读，对其形式特征的争论质疑一直不断，但是，争论各方都承认，这是散文的一种带突破性的新形式。如今的散文形式多样，大小自如，马丽华的《走过西藏》、张洁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了》，可以多达数十万、十数万字，孙犁的《书衣文录》可以少到几十字、百把字，而这种种形式的散文都已经取得了创作实绩。可以说，如今散文形式创造的丰富性也是前所未有的。
当代散文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近年来一大批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一大批学者、教授、学术工作者加入了散文创作的队伍，这极大地充实了散文创作的力量，提高了散文创作的品味，同时，也证明了在当前文化生活中读者对散文的巨大需要。时代对重建民族精神的呼唤，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激活了散文创作主体——作家们的灵感与激情。一大批作家自觉地、充满热情地投入了散文创作。有一位作家说过：“有什么能比我们能亲自参加创造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化更令人神往的呢？”通过散文，中国一大批思想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与社会生活产生撞击，互相交流。这是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一大特点，一大景观。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建设、文明建设的一大幸事。我相信，创作主体的高度自觉、高度热情，将使散文的繁荣获得持久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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