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分析——解析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人们感觉不一致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增长率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2）9－0003－09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被低估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统计资料反映的增长速度，名列同期世界各国前茅，成就举世公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对我国增长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从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统计反映的增长率与人们实际感觉之间不一致的出现，如统计资料反映的我国经济仍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同期的就业、 能源消耗等指标却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在一些年份还出现下降，同时市场形势也很严峻，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我国统计资料的真实性，认为我国现有的统计方法明显高估了经济增长率。如在2000年，我国统计反映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但反映我国就业规模变化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却比上年减少5百多万人，能源生产总量只增长1.1％；1999年经济增长了7.1％，而能源生产却下降了7.8％。因此得出我国的实际增长率要低于统计增长率；以美元来衡量，也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如1979年我国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是264美元，1996年是667美元，即使不考虑美元的实际价值变化，增长率也低于以人民币计算得出的增长率，如果将美元在该期间持续贬值因素考虑进来，两者间的差距就更大，甚至可能得出该期间我国经济没有增长的结论。
尽管有这些怀疑，但笔者仍然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被高估，而且被低估了。对此，将今天与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做一对比，就不难得到这种结论。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穷得几乎什么都没有，最基本的温饱都维持不了，而今天除了少数产品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外，我国城市人民的物质消费水平几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相差无几，如超市的产品不仅数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有人认为更多），而且品牌也基本一致；今天人均收入购买到的产品，是改革开放时的十倍以上，远远超过统计资料的“翻两番”或四倍。虽然从统计资料看，以美元反映的增长率要慢于以人民币衡量的增长率，但从购买力平价看，结论则完全相反，甚至国际上的一些权威机构都认为我国的实际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从现有的统计技术方面看，我国的增长率被明显高估；但从人们的实际感觉或中外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或货币购买力平价方面看，我国的实际增长率则被明显低估。
实际上，那些目前发展水平达到较高阶段的赶超型国家，如日本、韩国、东亚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在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当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增长率都是曾经被低估的。如按统计资料反映的增长率，无论如何解释不了这些国家目前以美元衡量的国民收入与人均收入。这些国家以美元计算的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增长率，大部分国家的增长率都超过10％。如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增长率都高达百分之几十，在本国货币汇率大幅度升值的一些年份增长率甚至超过100％，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真正的“增长之谜”。对此， 人们至今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人们知道，这些国家以美元衡量的收入水平达到较高程度，都是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后，并且以本国货币衡量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甚至较大下降时实现的，而在经济增长率较高阶段的快速增长时期，以美元衡量的实际增长率不仅不高于以本国货币衡量的增长率，而且有时还更低，这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经济水平达到较高阶段之前，经济快速增长产生的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使外贸入超，因此货币疲软是这些国家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与此对应的是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被低估，从而以其为衡量尺度的增长率也被低估。如我国台湾地区平均每人国民所得由1951年的1407新台币增长到1956年的3296新台币，增长134.2％，但由于货币贬值，以美元计量的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却由137美元降低到133美元，即下降了2.9％；到1961年，以新台币计量的人均所得达到5666，比1956年增长72％，但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只有142美元，只比1956年增长6.8％。一旦经济达到较高程度， 即大致完成经济扩张或长波的爬升后，国内需求就会小于供给，由此外贸入超会转化为出超，从此本国货币会快速升值，以本国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会远远低于以美元或国际货币衡量的增长速度，或者讲以美元衡量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以本国货币的增长率，如台湾在1987至1990年，以新台币计量的人均国民所得增长率分别是11.4％、7.8％、9.6％、8.4％，而同期以美元计算的增长率则分别是32.3％、20.2％、18.8％、6.4％，其平均速度是前者两倍多。这是出现以不同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由于国际间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比较，必须以统一的尺度为标准，因此我们显然倾向于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一国实际的增长率。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的话，我国的实际经济总量显然被严重低估了，这几乎是被所有人承认的，有差异的只是低估的程度有多大。然而，不管其低估的程度有多大，都说明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被低估了，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被高估了。这种情况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需求达到较高程度后，也就是5至10年间， 人民币会面临不断增强的升值压力，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日元、80—90年代的韩元快速升值一样，届时很可能以本国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于目前，但以美元衡量的增长率却会非常高。
那些在赶超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被低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汇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出现较大的非均衡变化外，现有的统计技术不能有效地反映经济结构变动、技术水平的变化、产品质量的改进等因素，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本文不是专门探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及其测量的，因此这里是存而不论。
现有的统计技术并不能有效反映一个社会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因为在技术上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异质品的加总问题，正如苹果比去年增长10％，梨增长30％，从而认为水果增长20％是没有意义的一样，而这正是当今统计的结论。同时，现有的统计技术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也不能有效地处理技术进步、产品质量改进、新产品出现、产品结构及其在经济中比重的变化等结构性变动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而这些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发生最明显的事实。与原有产品的价格相比，这些新产品、技术含量高和质量较好产品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其结果必然会出现以基础价格计量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情况，这可能是人们通过技术分析认为我国高估了增长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正说明，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构性变动，而不是产品总量变化的结果，从而我国长期以来那种增长速度快但发展速度慢的经济格局，正向着发展与增长并进的趋势转换；同时也说明，决定经济增长的很可能并不是现有统计方法所重视的那些因素，而是由一定的货币体系所决定（对此将另文分析）。
上面所讲的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被低估是一种趋势性问题，而近几年统计反映的增长率与相关指标之间的不一致，则是一种技术性问题，所以两者间不能等量齐观。下面就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二、经济结构性变动是造成统计与感觉之间不一致的原因
中国统计资料的可信度，是一个长期被争议的问题，因此从1997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与各相关指标，如就业增长率、能源消耗率、客货周转率等指标间的变化出现严重的不一致时，人们自然会进一步加深这种怀疑。
虽然与经济规模有关的某些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但我们认为，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可信的。这不仅因为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是目前唯一可作为参考的最具有权威的统计资料，如果怀疑它的真实性，那么在对我国实际经济分析方面就没有任何可用的依据，人们之间对同一总量进行的不同分析就缺乏可比性。更主要的是有许多指标是支持它，如财政收入规模及其增长率、平均劳动报酬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率数据的真实性，如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都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基础，财政收入是不可能增长这么快的；尽管失业率和就业规模都在下降，但劳动平均报酬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狭义与广义货币供应量都以快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长。从经济理论知道，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性的，那么实际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的，就不是由现有统计方法确定的那些变量，如不变价格基础上的各种产品产量的多少决定，（在充分就业前）而是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决定。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业改革的深化，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已日益加强并占据了支配地位，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作用的显著减弱就证明了这点，所以我国较快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较快的增长情况（同时也说明，除非有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否则我国今后不大可能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中期那样快的增长速度了）。所以从这些情况看，统计反映的近几年的增长率还是可以相信的。
既然统计技术与某些指标都不支持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而我们又认为近几年的增长率是可信的，那么问题就不是出现在以基期价格计算的产品总量的增加上，而是出现在结构性的变动上，如产业结构的变化、产品结构的变化、同类或同一产品内部技术与质量结构的变化、产品比价格结构的变化、技术与制度性结构的变化等，是它们引起了我国经济增长率与人们实际感觉和某些指标间的不一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改制、劳动工资制度和市场开放等制度的改革都取得实质性进展，原来国有企业中的大量冗员和过剩劳动力不断被排斥出来，同时，市场过剩引起的竞争程度加强而产生的不同效率企业间的市场替代，也造成低效率企业的劳动力大量被排斥出生产过程。由于劳动生产率在此过程中得到较大提高，因此出现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就业规模成正反的情况出现，如2000年1—12月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7％，但同期产品销售收入却增加了20.4％；2001年前者减少0.9％，后者增长了11.4％。正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就业规模减少对宏观经济的不利作用，因此才使宏观经济在就业规模减少的情况下持续增长。所以从这个方面看，宏观经济较快的增长率与就业率的减少是并行不悖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外市场的饱和与比价的日益不利，我国经济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换，制造业方面的情况尤其突出，如工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例不断上升。随着世界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我国建立在低质量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优势正在不断丧失，同时以低质量为基础所生产的传统产品的市场相对容量在不断缩小，而世界上却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该供给过程，造成这些产品与其他产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间的比价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由此迫使我国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更新与产品更新，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简单的劳动力，这也是造成我国经济在取得较快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造成经济总量与就业和能耗指标之间变化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如随着国内由温饱型需求向享受与发展型需求的转换，需求结构的重心也由原来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和能耗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转移，由此造成第一产业由199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上升，由49.5％上升到51.2％，其中在1998至2000年期间，以劳动密集为主的传统产业的比重，除了极少数，如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由0.69％上升到0.74％）外，无一例外地都下降了，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则有较大的增长，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由2.67％提高到6.21％，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由7.01％提高到8.75％，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有所提高；同时满足精神文化和享受需要的产品，如移动通讯、因特网、旅游、精神文化、健身保健等产品的生产得到较大的提高，如社会服务业、邮电通讯业、电影电视业和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有了较大增长，它们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96年的20.6％，上升到1999年的25.8％，结果不仅使单位产值能源较低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97年的30.1％提高到2001年的33.6％，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各产业内部比例结构的变化，如高附加值的产业或产品，如网络通讯、电子设备及产品、医药卫生、金融保险、房地产、大型超市、旅游餐饮业等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如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中的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轻纺工业部门、传统商业流通部门、普通机械加工、冶炼部门等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则不断下降，如第三产业中通信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比重一直下降，但其中邮电通讯业的比重却一直上升，由1990年的2％上升到1999年的5.2％（1996年为4.2％），而消耗能源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则在同期由17.5％下降到11.3％；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下降，由1996年的27.2％下降到1999年的25.6％，但餐饮业却快速增长，1999年比上年增长15.4％，2000年增长16％，由占第三产业的12.2％，上升到13.9％。由于它们之间的需求弹性与比价相差很大，结果不仅造成它们之间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变化，而且造成经济规模与能源和就业率之间变化的不一致。如在工业中近些年增长较快的医药制造业与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2000年销售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8.5％与33.7％，2001年分别增长了16.4％与19％），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消耗能源是很少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也很小，但单位产品的附加值却很大，如目前一部手机所消耗的原材料、能源与劳动力是很少的，但其价值却比一台普通29英寸彩色电视机的价值还大，因此才会出现天津技术开发区中的诺基亚这样年产值超过百亿元，但它所使用的劳动力却只有数千人，消耗的能源更是微不足道的企业。这类企业在我国目前已为数不少。随着我国企业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和国外跨国企业不断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我国近些年的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是比较明显的。正是这些产业和产品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提高，才产生了我国这些年经济增长与能耗和就业规模之间不一致情况的发生。这种情况同时也反映，随着这些高附加值部门与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提高，同时核心技术又不为我国所掌握，关键部件主要依赖国外，因此这些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其他部门和就业的带动作用是很小的，这正如天津技术开发区的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尽管为天津市贡献了很大的财政份额，但对天津其他产业和就业的带动作用却很小，几乎显示不出来，这是造成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尽管是国内目前发展状况最好的，并且还使天津市的经济增长率在国内各省市中处于比较靠前的地位，但天津市其他地区和部门却没有受到明显的带动，总体经济形势并不十分乐观。正是由于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非均衡的增长或变化，才造成就业规模和能耗在经济较快增长时的下降。
近些年产品升级换代的加快，也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和能耗变化之间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上面讲到的，受需求结构变化和市场比价等因素的作用。同一产品不同质量和品牌间的价格差别在我国是非常大的，如一件名牌衬衫的价格是一件普通衬衫的多倍，而成本差异只有30％左右；同一品牌不同质量间的价格差别也是非常大的。而在我国目前，高质量和名牌产品的销售情况要远远好于低质量的普通产品，这种情况促使厂商不断地进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以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取代低质量的普通产品。从而使许多产品的价值得到较快增长时，产量却没有相应的提高。这种情况反映到宏观上来，也就是经济增长与就业和能耗之间的非均衡性变化，同时技术分析得到的经济增长小于以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知道，在国内外竞争程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我国市场上各种产品中的名牌效应越来越强，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产品质量在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说明我国较高质量和附加值的产品，正在取代低质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许多行业和各种产品的生产正在发生明显的由自然竞争向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的转换，许多产品，如家用电器、家用电脑、通讯设备制造和通讯产品、各种主要材料等等的集中程度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过程产生的规模效益和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也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和能源消耗之间变化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产生了我国经济增长率与能耗和就业率等指标之间变化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同时也产生了技术分析与统计结果之间的不一致。虽然这并不一定说明我国近几年的增长率绝对可信，但也说明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观点，同样是没有充分的理论与事实根据的。
三、分配两极分化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
一方面是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就业规模的下降；同时一方面是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品的快速增长及其在经济结构中比重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满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产品增长率的下降及其在经济结构中比例的下降，那么很显然，伴随这种变化过程的一定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即占人数较少的高收入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上升，而占人数较大比例的广大中下层收入者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出现上面分析的那种生产结构改变的。自然，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也是难以实现的，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是十分惊人的。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而到目前，我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如1998年我国城乡家庭收入按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1999年为0.397）。这种过程，虽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积累的结果， 但近几年的结构性变化无疑极大地强化了这种趋势。如近几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那些与新兴产业，如IT产业、移动通讯、保险、证券、各种经纪等相联系的人的收入，不仅起始基础大，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提高；那些与传统产业相联系的人，则一切相反。尽管上面讲到，我国在职职工的工资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年均超过10％；但内部的差异却非常大，传统产业和中低质量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很低的，甚至是绝对下降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普通劳动力的月收入就达到800元左右，90 年代中期以前达到更高的水平，但目前这些地区普通劳动力的月平均收入只有600元左右， 毕业不久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月收入也只有800元左右，而且就业不易。在80 年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只是普通劳动力的3至4倍。而目前，没有万元以上的月薪是找不到和留不住这些管理者的。20世纪80年代，年薪10万就是重大新闻了，而目前年薪超百万的管理者比比皆是。他们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大的已有数十倍，甚至还有过百倍的。
随着经济结构和分配政策的改变，这种趋势近几年更是得到了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1998年10％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为2505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76.75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397.6 元（消费倾向为0.968），但对于10％最高收入户来讲，人均年收入为11021.11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962.11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7593.95 元（消费倾向为0.693）。这种情况有扩大趋势，如中国城镇家庭20 ％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扩大到1998年的9.6倍，20％最低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9％下降到1998年的5.5％，而20％最高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3.6％上升至1998年的38.4％（注：转引自吴得民《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再认识》《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1期。）， 因此他们占有银行储蓄和各种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见表1）
表1 1997、1998 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分组的收入增长情况（注：资料来源《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2000年。）（％）
最低收入户 其中困难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1997
-0.6-32.55 7 89.411
1998
1.91.72.5
3.6
4.65.4
5.66.9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可以讲是全方面的，有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同学历之间的、不同家庭之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等等。
在行业之间，不同性质和技术进步速度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差别非常大。国家垄断性行业，如电力、通讯、煤气、水的生产与供应行业、金融、保险、IT等行业的工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如1996年至2000年，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由6210元增长到9371元，增长51％，其中农口行业由4050元到5184元，增长28％，采掘业由6482元到8340元，增长28.7％，制造业由5642元到8750元，增长55％，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与供应业由8816元到12830元，增长45.5％，建筑业由6249元到8735元，增长39.8％，地质勘查业由6581元到9622元，增长了46.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由7870元到12319元，增长56.6％，金融保险业由8406元13478元，增长了60.3％，房地产业由8337元到12616元，增长了51.3％，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由8048到13620元，增长了69.2％。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由6340元到10043元，增长了58.4％。这种增长的不平衡，使得各行业之间的绝对差别不断扩大。如收入最高的金融行业与收入最低的农口行业之间的差别，由1996年的2.08倍扩大到2000年的2.6倍。从统计数字看，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基本上与它们之间原来的绝对基数的大小成正比，即原来的绝对收入越高，收入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如金融保险业原来的绝对工资水平就高，其增长率也几乎是最大的，仅小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这主要是近几年宏观经济不太景气，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此外，如众所周知的，它们之间除货币工资外的各种福利差别也是很大的，同样是与各自的绝对工资水平成正比的。一些高收入行业，如金融保险、邮电通讯等行业的福利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很大，接近甚至超过货币工资，而低收入行业的福利则很差，因此各行业间的收入差别要远远大于统计资料所反映的差别。
在各行业内部，技术水平不同企业之间人们的收入差别也是非常大的，如上面讲到的高科技企业中外资企业远远高于民营企业的情况，就部分反映了这一点。上面讲到，在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产品内部的技术升级，即高附加值产品取代中低档产品而实现的，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之间经营状况和收入水平的不同，这种差别与它们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别成正比。
同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呈扩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别也在扩大，正是这种差别的扩大，不仅导致了区域间日益严重的人才流动，而且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如从35个大中城市看，收入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前5位的城市是深圳、广州、宁波、厦门、上海，1997年人均年收入分别是19067元、10290元、9069元、8980元、8439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4％、3.5％、8.4％、6.2％和3.4％，而后5位收入较低的城市分别是兰州（3906元）、西宁（4010元）、哈尔滨（4233元）、呼和浩特（4475元）和银川（447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7％、3.2％、3.4％、12.7％和5.1％，前5位的平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后5位的平均增长速度。两者间的绝对收入差距最高是最低的4.9倍。到1998年，前5位的人均年收入分别为20245元、11464元、9193元、9179元、8773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6.2％、11.4％、1.4％、2.2％、4％，收入最低的5个城市是长春（4751元）、呼和浩特（4739元）、兰州（4554元）、哈尔滨（4450元）、西宁（4245元），后4位分别比上年增长了5.9％、16.5％、5.1％、5.9％。两者间的绝对收入差距最高是最低的4.8倍。到2001年，深圳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3544元，广州是14416元，宁波11991元，厦门11365元，而长春、哈尔滨则分别是6339元、6407元，绝对收入差别仍在扩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同样如此。1988年，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的7.5％，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3％。在全国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达13.5％
随着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对分配参与程度的加深，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对技术依赖程度的加强，那些拥有技术专利的人的收入有明显的提高，在所有行业中，科学研究与综合服务行业近几年的工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表2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2000年）
项目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消费性支出
100
100100100 100 100100100
食品39.18 49.47 46.55 44.30
40.9037.58 34.62 30.78
衣着 10.01 7.48
8.52
9.50
10.5310.56 10.71 10.09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8.79 4.66
5.63
6.517.85 8.93 10.99 13.19
医疗保健 6.36 6.41
6.07
6.286.26 6.34
6.23
6.90
交通通讯 7.90 5.62
6.49
7.137.37 8.26
8.84
9.48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12.5611.29 11.92 11.88
12.4612.87 13.03 12.23
居住 10.0111.87 11.24 10.339.82 9.82
9.60
9.35
杂项商品与服务
5.17 3.20
3.58
4.084.81 5.54
5.98
6.9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此外，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在扩大。如在城乡之间，我国农村居民所占人口比例是城镇居民的2倍以上， 但其分配到的总收入在1985年只占全国总收入的57.1％，199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9.1％，而同期农村人口比例仅下降了3.2％。若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5年为1.86，1990年为2.7，1995年为2.71，2000年为2.79，呈明显的扩大趋势，若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实际的差距更大，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城市与农村收入的比例一般低于1.5倍，很少超过2倍。同时，城市与乡村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1988—1995年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338上升到0.416，上升了23％。这种差距的扩大既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也表现在不同类型的家户之间。上面分析的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学历等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则主要是城市内部差别的反映。
正是由于分配结构的这种变化，因此才会出现经济增长与就业、能耗下降之间的不一致。因为这些年通过结构调整实现的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主要是满足高收入阶层的需要，这些需要相对于中低阶层人民的需要来讲，对劳动和能源的需求是较少的，主要是对高附加值产品，也就是由较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协作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和满足享受与发展需要的劳务型产品。这从不同收入阶层人们之间的消费支出结构差异可得到部分反映（见表2）。如低层次的食品支出， 从最低收入户到最高收入户呈明显的递减倾向，居住也具有同样的倾向，符合恩格尔定律，而较高层次的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杂项商品与服务（其中的相当部分是餐饮和各种劳务性服务），则呈明显的递增倾向。这种情况是与上面分析过的产业结构变动相一致的。随着国内由温饱型需求向享受与发展型需求的转换，需求结构与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能耗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由此使后者有了较大的增长；第三产业中满足精神文化和享受需要的产品有了较大增长，比重不断上升；货运周转量1997至2001年分别比上年增长4.8％、－1.0％、8.8％、7.1％和4.9％，但同期主要满足富裕阶层需要的民用航空运输量却分别增长了16.7％、14.9％、26.5％、14.2％和9.7％，是前者的数倍；客运量的情况近几年也与此类似。所以正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两者间具有相互依赖又相互加强的关系。
四、中国经济增长反映的问题
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这种结构与总量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已开始，但1996年以来随着经济结构变化的加剧，无疑极大地强化这种变化。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相对模糊的社会阶层或阶级结构，到现在已基本成型，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已基本明确，在一些方面甚至是泾渭分明。
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追求效率优先而相对漠视收入分配问题的一种结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劳动能力、社会地位和机会等不同方面人们之间各方面差别的扩大，体制转轨中法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则强化了这种差别的扩大。由于不同收入人们之间的消费支出结构是不同的，因此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必然会产生与之对应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对外开放和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产生的国际竞争，更是加剧了这种结构的变化。反过来，经济结构变化所产生的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性质产品和不同质量产品之间企业和不同劳动能力人们之间的分化，则又加强了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由于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旦产生，在市场机制等因素的作用下，在一定范围内它就具有累积效应，从而使这种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象。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绝大部分被中高收入阶层分享了，广大低收入阶层所得到的好处有限的，甚至被异化。
正由于中国已形成两极分化格局，广大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比较有限，因此扩张经济的依赖对象将是中高以上收入阶层，因此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发展第三产业等来启动消费，就成为政府推动经济扩张的主要对策。但在我国现行的分配结构中，其绝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中高收入阶层需要的，广大中低收入，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由于缺少支付能力而无法消费。由于这些产业或产品形成的收入主要归中高收入阶层，因此在这里这些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它几乎完全脱离了广大低收入阶层的需要和他们的劳动供给。虽然在对外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发展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许是我们不得不进行的选择，但如果在此过程中，适当关注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防止两极分化的加剧，对那些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后代进行能力培训方面的帮助，是能够有效地缓解经济增长对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异化程度的。所以，现在是我们认真反思，并探寻今后发展道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