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政治论文,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 K203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吴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从自然环境、风俗民情、生产经济、科技教育、学术文艺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对其产生发展及其个性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但广义的吴文化与传统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则鲜有论及。我以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论题，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与理解吴文化的新视角。
一.吴文化的政治历史背景
以地域论，吴文化属于长江文化。但与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在背景上并不相同。那两支文化均是有独自源头的南方文化，与北方黄河流域的周文化不是一个系统。而吴文化则不然，它源于历史记载的“太伯奔吴”事件。一方面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在他的身上自然具有周文化的血统。但另一方面，“太伯奔荆蛮，断发文身”，“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1]，体现了入境从俗，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吴文化这一历史源头的重要性，它说明了其一开始便是以当时南北文化复合的面自登上历史舞台。这不仅与巴蜀、荆楚不一样，同时也与周文化拉开了距离。我们尤须重视的是：“太伯奔吴”并非依赖当时较先进的周文化通过政治与军事的征服手段以建立政权，而是采取了文化融合的途径，取得荆蛮“义之”而归顺、拥戴的结果。这种文化上的含摄、包容性在后来吴文化长期发展中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对“太伯奔吴”这一史实本身，先秦、两汉各种重要典籍，均一致肯定，并无异词，《史记》还明确记载了太伯以下至寿梦的传承世系。这些均为历史学者所遵信。至清代才有人产生怀疑，近代由于疑古风气大盛，更加深了对先秦古史的疑问，“太伯奔吴”亦在所不免。但经专家研究，还是认为质疑的论证尚不足以否定这一史实。我个人也认为：“太伯奔吴”说，在未得到坚实有力的反面证据时，不容轻易否定。不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却有必要稍作探讨，因为这与本文的内容有一定关联。传统的说法是：“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于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2]。也就是所谓“让国”说。这仅是先秦儒家的“版本”。但儒家由于其“法先王”和“礼治主义”这一套政治哲学的需要，常常美化、文饰甚至不惜篡改古史，这已为不少史料所证实。如儒家盛传的尧、舜、禹禅让，在其他学派如《庄子》中则有不同的记载，《汲冢书》中说法更不一样。现代学者对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研究也确证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政治斗争，绝非“礼让”的结果，这在世界各地古代民族中均是如此。那么，我们再来看太伯“让国”，就不能不有所怀疑了。首先“让”的前提是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的缘故，这是现代观念所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说出了一个天生圣人——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为了把王位传承给他，必须由季历来当二传手，因此身为长子的太伯只好“让位”了。这种天生圣人的论调只能在儒家的经典中被视为正常并不容置疑，其实是根本不值一驳的。再看“让”的具体情况，先秦、两汉的典籍说法不一，即如孔子所称述的“三让”，在《论衡》中，是太伯让季历，而在《韩诗外传》中则是季历让太伯，《史记正义》对此又罗列不同说法，有一种竟是认为这是太伯三次非礼的表现“太王病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这就并不美好了。最为不同的意见是：“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是以不嗣”[3]。这是说太伯违背了周太王的意愿，所以失去了继承权。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持此意见。对所谓“三让”，其实唐代刘知几即已置疑，他认为“太伯、申生，事如一体”，而《论语》所称颂的“太伯可谓至德”是“谬为其誉”[4]。在纷坛众说之中，我们揆之常理，当然难以接受那种避让“圣子昌”的神话。我倾向于有些当代学者的观点，太伯奔吴乃是周室内部政治斗争所促成，最大可能是太伯由于在斗争中失败而失去元子身份被迫逃离的。因为嫡长继承的宗法制是周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特别意外事故发生，周人是不会“自坏教门”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合乎情理的猜度而已。司马迁号为良史，他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了两个让国的故事，一是“太伯让季历”，另一是“季札让诸樊”，两者的情况，于儒家理论上是完全对立的。前者长子让次子，后者则是次子让长子。如果太伯体察父意让位于季历是合理的，那么季札违背父意不肯继位则不妥当；如果季历体察父意接受太伯之让是合理的，则诸樊违背父意接受王位又显不妥了。司马迁曾对两次让国均作了颂扬，但我颇怀疑于此使用了曲笔。实际上是两者必有其一不妥。而季札于古为近，太史公记述特详，自然他的砝码是押在季札一边。不过，他这种近乎玩笑的记述使儒家学者大伤脑筋，想方设法以弥缝理论困境的努力始终不得要领。
如果我们接受太伯是由于周室内部政治角逐中游离出来的说法，则可以认为勾吴政权的建立伊始便留有政治斗争失败的胎记。这在未来的吴文化中留下了沉重的投影。
政治斗争失败的一方，如果没有被彻底消灭，这失败的创痛，留在记忆里是难以磨灭的。先秦吴国，奋力图强，实行耕战，注意延揽接纳人才，一度国威大振，南破越，西败楚，北上中原，争霸于黄池。当时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长时说：“於周室我为长”[5]。还是念念不忘太伯为周室元子的身份。期望洗刷记忆中失败的耻辱，恢复其在周室正统的合法地位。但历史机遇似乎并不眷顾吴国，终春秋之世，尽管可以列举吴国在许多方面的突出成就，而在政治角逐中，它却总是先胜后败，功亏一篑，最终为越所灭再度涂上失败的阴影。
春秋以后，吴文化虽然从国别文化演变为区域文化，但其文化精神仍是一脉相承，并无多大改变。继起的吴地政权与封君之中，曾出现过不少有为之士，对吴地的开发与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如楚之春申君，汉初吴王刘濞等，但在政治上可谓均无建树，当他们企图以经济实力的为后盾染指政治中心地位时无例外地遭遇灭顶之灾。秦汉以来，被史家所艳称的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南迁，如魏晋、南北朝，唐中期，南宋等时期，从经济上看均是吴地大发展的契机。但如换一个角度，从政治背景上观察，其实均是北方贵族在政治中心角逐失败后大举南逃，以吴地为避难渊薮，造成的结果。这些北方侨姓和当年太伯南奔一样，一方面饱受失败的创痛，同时又残存着恢复昔日荣耀的梦想。这前者无疑加深了吴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失败文化的印记，而后者却是无由实现，深潜于文化意识之中。吴地金陵，素有“帝王之都”的美名，然2O00年间，在此建都的政权近10个，偏处一隅姑置不论，这些政权没有一个长命的，也鲜有能与中原政权相抗衡的。对此，曾有个有趣的传说：当年秦始皇见东南有天子气，遂东巡至金陵，开秦淮河，凿方山，断了龙脉，于是后来此地政权个个成了短命王朝[6]。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昭示的历史事实倒是客观的。
我们探讨吴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其个性特征时，以上所述政治历史背景，应当成为观察考虑问题的重要基础与根据。
二.政治弱势与吴文化之个性特征
吴地于经济生产与商业贸易上的繁荣发达最具特色，也最为专家学者所乐道。从历史长河看，在中华文化圈内，少有其比。探析其原因，自然条件是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因素。此点是历来的学者均未放过的。如司马迁所说，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7]之类，这应该是吴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汉书·食货志》称：“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就是对吴地物质条件的一种利用。但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地位虽重要，却不绝对。我们从古今中外许多实例中可以见到相反的情况，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长期经济贫弱的，也有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却经济实力强大的。这说明了在自然资源之外还有其他决定的因素。对吴地的经济，学者们也充分注意到了另外一些方面。比如，由于吴地复合型文化特征，易于形成兼收并蓄，吸取他人之长的传统，在对待外部文化与外来人才时较少排斥性，较多亲和性；又如由于吴人自古形成的重实际、实干的作风，故在思想观念上较开通，变革之际，较少传统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往往得风气之先等等。这些均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然而，需要补充的是，政治因素对经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在吴文化特点上有很鲜明的反映。
政治之作用于经济，可以有正面的、主动的、直接的、积极的、显性的影响，也可以有负面的、被动的、间接的、消极的、隐性的影响。而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对应。先秦时的吴、越，在一段时间由于励精图治，造成国富民强，取得霸主地位，而秦国亦因商鞅变法、实施耕战政策，最终统一六国，这些均可看作由政治主动直接地指导取得的结果；而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从经济效果而论，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容抹杀的一页。当然，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汉初“无为而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但我们从历史事实中的确也看到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由政治从正面、直接地促进经济并未得取得积极理想的效果，而一种隐性的政治参与或者是与政治主流意识相反的负面运作却导致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屡见不鲜，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大体而言，传统政治模式，乃是以个别领袖之好恶、愿望作为决策之基础与动因，而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之规律，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统治者较为开明，能够任用人才而不自以为是，其政治诉求又有限而具体，即主要关注于“国计民生”的安定繁荣，则经济就能获得长足发展。遗憾的是，这一类统治者并不受传统史家的重视，因为他们大多是所谓“弱势”的领袖，算不上大英雄。反之，那些一言九鼎，虚骄狂妄，政治抱负远大，即史称“多欲”的帝王，如秦皇、汉武之类，他们均自视为“天纵之圣”，他们坚强的意志使得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念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按任何常规，其结果是无例外地耗尽民力，将“国计民生”推向崩溃的边缘。秦始皇弄到陈胜揭竿而起，汉武帝也搞到下“罪己诏”，而传统社会则对之津津乐道，甚至称颂其“伟大功勋”不已。这是鲁迅先生慨叹过的中国人膜拜放火的火神老爷，而不如钻木取火的神农氏，直至今日我们仍是讴歌长城的伟大，而很少论及建造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这实是一种缺乏理性的病态文化现象。
谈及传统社会专制统治者，我想其强势与弱势的区分，大约既有客观形势的促成，也有主观个性的差异。我们舍秦皇、汉武不论，隋炀帝之荒唐、残暴古今罕比，他是一个由其强势政治导致国破家亡的典型，为后人唾骂；他的父亲文帝杨坚较少为人诟病，其实隋文帝也是一个强势领袖，他统一南、北方，结束了汉末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局面、自感立下了不世之功，于是政治雄心膨胀，希望能于有生之年实现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随其年龄增长，老境浸寻，为了迅速实现“狂想”遂采取日益峻急的政策，甚至颁布了偷盗一文钱即犯死罪的法律[8]。结果狂想不惟不能实现，徒增动乱而已。其实从他开始便已启动了隋朝走向灭亡的途程。如果炀帝的强势以个性为主，则文帝之强势由客观形势之促成居多。但同样的客观形势，并不绝对地造成强势，这就有个性的因素了。宋太祖结束唐末五代百年的纷乱，功劳也很可观，但观其在世时，终较求实，并无多少幻想，对耗竭民力民财较多的事业，他便作罢。两宋时对北方之妥协求和之政策，他是始作俑者，以致后来几乎成为两宋之国策了。他可以说是处强势之客观条件却由个性之原因例外地未发生强势政治的一般结果。
如前所述，从吴文化政治、历史的背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政治、军事斗争最终失败的画面，从秦汉以来，吴地的封君或建都于此的政权多是短命的小朝廷。在这些政权基础上自然不可能产生出有“远大抱负”的强势政治领袖。吴地的统治者往往是“偏安路线”的执行者。偏安既是政治弱势的反映，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一种文化心态。在偏安心态之下，无“雄图大略”，只以生产经济的发展为首要目标，以老百姓的生活安定与富庶为政权稳固与合法性的基础。“偏安”作为长久的经国之策，颇招物议，历史上“和”、“战”之争论不绝，传统史家大多出于“大一统”的立场，站在主战一边。这里不想探讨和、战的是非，只在考察“偏安”导致的实际后果。非常明显，“偏安”给了老百姓休养生息之机，给了他们实惠，为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这对居家过日子的芸芸众生而言实是最大的恩赐。质诸史实，这有充分的证据。比如南宋（南宋定鼎杭州，也属吴地政权）我们从来认为这是个软弱的小朝廷，这是从其政治弱势而立论的。但它在经济上的发展，却达到了传统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南宋政权对北方强敌一味求和，靠每年增加岁币以买静求安，为史家所诟。但据资料显示，南宋向北方缴纳岁币量多时，仍不足其财政收入1%，而这些岁银其实在双方榷市过程中又流回南方。南宋在榷市中之所得实际上要达到年财政收入的1.5%～2%[9]。这是很值人们思索玩味的历史现象。我想，凡弱势的政权及弱势的领袖，只要还未足够的昏庸，或如同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一般而言总是较注重现实，较少政治的狂想，犹少军事冒险的企图。他们没有建立不世之功的雄心，他们认识到，对于国家的固本培元，静养最为有效，而并不在于制造惊天动地的事业。于是争取稳定的时机，解决具体问题，维持与延宕现政权就成了最高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然而正是这种弱势政治所起的隐性参与作用最终导致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于吴地生产经济的发展，尽管我们可以列举出多种理由，而上述弱势政治因素总是可以作为重要的理由之一。
由政治的弱势，长期熏染而成政治弱势文化，不仅导致吴文化上述经济效应，而且对其诸多个性特征均有不同程度之影响。比如吴文化的“柔性”，有的学者径谓之“阴柔性”，基本上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这是人们对吴地、吴人的风俗民情、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生活趣味、社会交往、艺术特点等等许多方面的一个总的判断。阴柔，源自《周易》之阴阳、刚柔的范畴，是处于对立两极中消极、被动、退守的方面。而对于吴文化之“阴柔”，人们似乎更着重于其“崇文尚礼”、“人性柔慧”、“士奢于学，民兴于仁”、“衣冠文物之盛”，甚至还包括了吴地“豪奢侈靡”、“厚于滋味”之风。对于这些，已有专家学者提供大量的文献与实证资料加以说明，因此不烦赘述。在吴文化区域，这些特征至今仍无多少变化。如以“崇文”而论，吴地的文教事业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专家、教授、高科技人才远较他处密集；人们的衣食住行较重质量、享受，但并非讲求空洞的排场，而是向精巧细腻的情趣方面发展。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就象我们欣赏汉墓石刻的雄浑粗犷的线条形态，那是表现一种博大凝重的气魄，决不会有“柔”美的感觉的。但是，对于“柔性”的原因，一般的意见，认为是与吴地“水”性有关。吴地环境除了“三江五湖”之外，遍布沟、洫、河渠，是一个水的世界。在此环境中生存的吴人，自然就具有水性，并产生对水的崇拜。而水性，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正是表示“柔弱”。这在《老子》中有集中的反映。我想吴文化的“柔性”与水有关，这是不错的，水在吴文化特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无庸置疑。但我们却不能把水性理解为吴文化“柔性”的唯一原因。这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具有水源丰富的地理环境的区域文化并非只吴文化一种，长江中游之荆楚就其水源环境而论不亚于吴甚有过之，如古有所谓“云梦、潇湘’之大泽，但荆楚文化并无多少“柔性”色彩；其二，同样的水源环境之下，先秦时期的吴人并未体现“柔弱”、“崇文”的特征。当时的吴人武勇好斗是信而有证世所公认的。因此，一定有其他因素促使吴文化特征的变化，也激发了其“水性”的作用。我以为，政治弱势仍是一个不能排除的重要因素。
把吴地政权在政治中心角逐中长期遭遇失败与挫折，与该区域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挂钩，并认为其展示于世人之前的许多优秀文化成分与个性特点均与其因失败而导致的政治弱势有关，这种关联乍听之下难免有悖于通常的思维。常理总认为是优胜劣汰，胜利者才是最优秀的。但是这一法则在传统社会政治“游戏”中并不成立。传统政治斗争一般是非理性的搏杀，其常规乃是所谓“强凌弱，众暴寡，智诈愚”，结果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胜利者”其实只是暴力与欺诈的胜利，尽管打着“吊民伐罪”，“救民出水火”，“替天行道”等的幌子。一位社会学家曾说过：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来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强，一种是流氓[10]。每当社会纷乱，王朝鼎革之际，这两种人便会因时而动，乘势鹊起。他们成功的原因，前者先天地享有种种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如汉末的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隋末的李渊本是隋政权的“上柱国”，他们自然较其他角逐者占有许多便宜，而后者虽无多少资源可以凭借，但是他们身上却因少了传统规范与道德的约束，可以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结果也就增加了许多成功的机会了。我想对这两种人的“胜利”用今天的眼光看，是无所谓“优秀”与否的，如果再就文化而论，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取得政权并非依靠文化，政权到手就更不需要文化，他们的统治也往往无需乎理性而只要意志即可。如果是一个强势的领袖，其意志的指向必然是“万世一系”、“四海一家”、“开疆拓土”、“四夷来朝”之类的雄图。他们只需要拥有人口与武器，来实现他们的意志。然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从角逐场中出局了，他们已不能再染指“社稷、神器”，政治对他们已成凶险的畏途。大多失败者集团的分子往往是或装疯卖傻，混迹市朝，或寄情山水，耽于艺术，或遁入空门，或潜心学问等等不一而足，如同我们在明末清初看到的情况。这既是一种对危险的趋避，也是一种对创痛的排遣。如果我们同情于此，则我们对吴文化与传统政治的关联就可加深理解。2000多年间，吴地政权多次厕身于政治中心地位的角逐，屡奋屡挫，饱受失败之屈辱，尽管并无道义上的是非邪正的分别，但形成了吴地独特的历史积淀，在政治弱势的文化心态之下，遂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与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不独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化，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在各大区域文化之中是非常独特的。而其柔性的特质总还是表露其弱势文化的一面标帜。这不仅已成传统，似乎也已化作“基因”了。
三.政治梦想与吴文化之未来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斗争，或者是为了兼并统一，如春秋、战国、汉末的局面；或者是族类之间的争夺，如宋、金，宋、元的对峙；或者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如太平天国的内讧；还有统治者家族中父子、兄弟相互残杀，更是历代多有。这些斗争均以攘夺神器、攫取最高权力为目标。斗争的结果，往往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惨绝人寰。中国社会就在这种短则数十年，长也至多200～300年的宿命中循环。争战的双方，如前所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为一个既定的模式。尽管胜者自命为“受天命”，将败落一方视为“大逆不道”、“逆天行事”予以严厉惩罚，但以现代观念审视，其实两者并无多少区别，双方均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无任何正义。在古代史家中，有“春秋无义战”之类的说法。目标相同，而结果殊异，这在失败者方面，只要还未被斩尽杀绝，总是留下极其惨痛的记忆并产生复仇的意识。这种记忆与意识长期埋藏于心底，就形成了一个族类、集团甚至家族的潜意识，有时会被文学化为故事、诗歌、谣谚广泛传播，一方面使之留传不灭，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使之强化。胡适之先生在《说儒》中，曾举犹太人失国以后，所传播的对未来“伟大的王”的期盼，最后落实到耶稣身上，用以应证殷人失败之后的期盼，落实于孔子[11]。打着顺应民众心理的大旗，追求该民族、该集团的遥远的政治梦想，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有的也确有所成效。比如战国后期，群雄角逐的结果，形成秦、楚两强对峙的局面，从双方实力而论，应该说均有胜利的可能，鹿死谁手，并不确定。有学者认为：如果楚国获胜，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将是另外一番情景。然而秦人执行法家路线（这是最适应于古代兼并战争的路线）通过暴力与欺诈，击溃了楚国（楚王的昏庸当然是重要原因），楚人在这一失败中感受了无限悲痛。于是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2]的民谚留传，表现了楚人复仇愿望之强烈。于是也就有了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张楚”为号召，项梁、项籍起于吴中，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等等，最终一举推翻秦王朝的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这不能不说是楚人复仇梦想的实现。继起的汉王朝是秦末楚人起义造成的结果，从文化源流上说，其实是南方的楚文化与北方周秦文化的合流。因此，中国自汉朝始，主流文化中已包容了周秦与荆楚文化的成份了。另外，从汉初诸帝崇尚道家，绌儒法也隐约感受到楚文化在当时所处的政治中心地位。
先秦时期的吴人与楚人有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南方长江文化的一支，也均为兼并战争中的失败者，而吴人的失败更可追溯到周太王时代导致“太伯奔吴”的父子兄弟之间的“萧墙之祸”，这种“双料”的创痛应该较之楚人更为深钜。因而在其潜意识中留下的复仇意识与政治梦想就更加强烈。随着历史发展，吴人的复仇对象不复存在，成为政治中心的梦想便占据了主要地位。我想，秦末项梁于吴中起兵，吴中子弟8000人是其主力，这应是吴人失国后最大的一次政治投资，其功至伟。然而结果虽埋葬了秦王朝，却在楚、汉相争中，以全军覆没告终，至使项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秦、汉以降，吴地政权虽曾不断发起对北方政治中心地位的冲击与挑战，但总未能如楚人那样幸运，那样“梦想成真”。多次失败，一方面使“梦想”潜得更深，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吴人吴地的文化个性。但梦想潜藏，并不等于消失。从后来有关吴地的地望优势如“钟山龙蟠，石城虎踞”，“金陵乃帝王之州”之类的宣传中，仍能折射出对政治中心地位的憧憬。这种地望优势的宣传也的确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起着作用，使一些“有志图王”的分子以吴地作为根据以与其他地区的政治对手抗衡；倘若再配合以经济文化的实力，则会流露出攫取政治中心地位的跃跃欲试的冲动。如五代时钱镠据有吴、越，传说贯休和尚献诗曰：“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令其改十四州为四十州[13]。无其实而求其名，固属可笑，但统一全国之志，暴露无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说明：历来的政治中心集团，对吴文化区域，总是倍加“重视”。一方面经济上充分依赖，作超常的掠夺榨取。江浙一带赋税之重为全国之冠，这在客观上也就限制了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而政治上，则对该地区小心防范。决不容忍任何离心的倾向。而对吴地自立的政权始终是首先必须加以剿灭的目标，如赵匡胤对北方燕云十六州可以置之不问，但对南唐，则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4]。非讨平不可。这说明政治中心集团也确实将吴地视为潜在的可对其中心地位作出挑战的高危险地带。
从先秦吴国以来，吴地大小政权数十，仅金陵就有十朝古都之称谓，再加上杭州的南宋政权，和一些割据势力，毫无例外均是偏处一偶，历时短暂。其中南宋政权，虽延祚较长，史尊正统，仍属半壁江山，未能完成兼并统一之大业，并未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可以认为，吴人吴地的政治诉求只是一个凝固于历史之中的梦幻而已。如果说先秦吴国角逐政治中心地位的失败尚有些许偶然因素，比如夫差当时如不接受勾践求和，而是一举灭越，则日后北上黄池争霸也就不会遭遇勾践偷袭灭吴的事件发生。如夫差一旦取得霸主地位，自可恢复周室“元子”的身份，则其后的历史就难以预料。这些设想也许不科学，但也显示了一点可能性。而秦、汉以后，吴地角逐政治中心地位的失败就日益成为必然了。这是因为多次失败导致政治弱势与文化性格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实际上又起了对固有“政治诉求”无形的抑制。如前所述，政治弱势带来吴地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自然造就民众物质经济生活的日益富庶，而民众富庶的直接后果就是追求安逸与享受生活，而在深层次上又产生诸多精神文化之需求，进而不再愿意参与传统非理性的以暴力搏杀为基本形式的政治冒险。另一方面，民众富庶与安定也使传统政治斗争中习用的蛊惑性口号如“救民出水火”，“解民于倒悬”之类失去现实的依凭。我以为这是吴文化对传统政治“游戏”的一种隐性的解构与超越。质诸中国历史，任何以富庶的民众作为基础的政治力量，在传统政治角逐中总是失败居多，又何独吴地政权为然。
这样说来，吴文化应是在政治上无所希望与前途的文化了？这又不然。历史发展至20世纪末，传统社会正急剧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固有的、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损益变革，既有大张旗鼓地变革，也有静悄悄地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吴文化具有较大的适应性。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渐有“京派”与“海派”之分野。所谓“京派”文化大体属于固守延续传统价值、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派别，而“海派”，我以为就约略相当于吴文化了。对于当代社会变革、转型过程，海派的吴文化是属于自然、顺向的推进，因而阻力较小，而京派的主流文化似乎是逆向推进，故行动艰难。所以我揣测，历史上的政治“弱势”通过现实的转化也许就成了未来的政治优势。
对此，兹作简单分析。
首先，就政治角度而言，未来的政治是理性与民主的政治。这种政治的“游戏规则’是以充分反映民众意愿的投票选举为基础。民众的目标一般是现实具体的，也是有限的，民众决不会自发产生石破天惊的狂想，也不会有“拔宅飞升”“即身成佛”的怪念头，因而不再需要也不会出现昔日的强势政权与强势领袖。这种趋向正与吴文化的方向一致。
其次，以经济而论，吴文化区的成就最为突出，在中华文化圈之内，名列前茅。究其原因，乃在于政治为经济服务这一文化特征，这与传统主流文化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第三，吴文化区在教育、科技、人才培养、艺术创造等诸多方面素来处于领先地位，这种领先自然使吴文化于社会转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文化个性中善于开拓、进取，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敢于变通，敢于突破常规的观念在现代转型中则是更为可贵的精神资源。
正因为如此，随转型速度的加快，吴文化圈的愈来愈多的人才也较快地向政治中心地位聚集，并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面向未来，吴人的古老的政治梦想也许会以全新的形式实现。吴文化的政治前途应该是十分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