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泰国农村女童教育发展之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泰国论文,女童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并且自己掌握了本国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政府普遍地在分配资源时给教育以优先地位，反映了政府普及教育的强烈意愿，因为他们相信：自主的教育有助于促进国家统一，有助于建立社会公平，有助于尊重基本人权。就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社会对教育的强烈需求的双重推动下，60～70年代，以马来西亚、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初等教育入学率出现了惊人的提高。既然普及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平和国家统一，也是基本人权和国家发展的需要，随着入学率的不断增长，国家认为有必要把教育发展重点转向过去由于贫困和性别岐视等原因造成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口群体，作为人力资源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女童最终成为普及教育的重点。70年代，正值石油危机促使工业化国家进行结构调整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以劳动力密集产品出口为特色的产业结构的时期，在这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定时期，以马来西亚、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尽管存在许多源自传统的对女性的岐视，以及许多障碍，但自60年代末以来，农村女童教育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农村女童教育问题所困扰，马来西亚、泰国在推进农村女童教育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国家应当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本文试图回顾一下马来西亚、泰国三十多年来农村女童教育发展的历程，重点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女童教育供、需两方面的变化，并概括一下泰国、马来西亚两国农村女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机遇：农村女童教育需求的迅速增长
在6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泰国都是相对平稳的国家。60年代的科技进步最终将它们卷入这个暄嚣的世界中。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民、城市化伴随着整个民族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和迈向现代化的热情，政府亦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社会变动造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它是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女童产生教育需求的重要动力。
1、迁移及其对农村女童教育需求的影响
从60年代末起，马来西亚、泰国开始了有限利用外资的发展阶段，建立了几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把一些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跨国公司吸引到东南亚。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工业化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工业化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将劳动力密集、增值低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新劳动分工逐渐形成。外资的涌入形成马来西亚、泰国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结构。
这种外资引导下的工业化进程，对妇女的影响尤其显著。前面已经提到，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是以外资引导下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龙头的，工业制成品又集中的在纺织、电子、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这类低技术、低增值的生产性质决定了她们是妇女劳动力集中的领域。而且，由于服务、交通、港口设施的限制，这些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常常集中在城市地区，造成一大批农村人口移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其中，妇女占据突出位置，这使东南亚国家农村人口向外资所在地流动时，其性别构成独具特色。除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特点之外，跨国公司在选择劳动力时还对农村妇女采取了倾斜政策，因为低技术岗位与工艺性工作相比，更强调工人的顺从性，从未在工厂里干过活的农村妇女更能忍受单调、繁重和缺乏创造力的工作。以农村妇女为主的工厂所具有的企业文化，也是外国投资者所看重的。基于以上原因，伴随着东南亚工业品的出口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女性在劳动力队伍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以泰国为例，泰国的工业化是在曼谷及其周边地区开始的，现已形成首都圈大工业地带。泰国1955年以来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流入曼谷的人口性别比例分别为100：65；100：62；100：64；100：61（女性为100），女性大大超过了男性。泰、马两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就业状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迁入城市。
迁移现象对农村女童教育已经产生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迁移者中，农村无地农户夫妻共同迁移城市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一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新的、陌生的地方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面临着新的学习需求。他们不能象过去那样靠种植食物或以物易物的形式获得物品。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挣钱以生存下去。如果说在农村环境中、口头教诲和口头传递信息可以应付农村日常生活的话，那么，城市的生活环境使父母意识到子女正规教育的重要性，使父母不得不正视女童的学习需求。而且，与农村环境相比，移民儿童能在较近的范围内获得教育设施，这也是促使女童入学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单身女性迁移者与农村仍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中有许多是短期在城市工作，赚取额外收入；有的长期工作，但把收入的一部分汇回家乡，他们对农村女童起着榜样示范作用。因此，城市的就业信息能很快返回农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基础教育所传授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都是最根本的要求。这种就业信息对农村教育的普及是很有帮助。
2、农村女童教育需求的增长
与迁入城市的移民一样，留在农村的人同样面临着新的学习需求。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是构成马来西亚人口的三个主要种族。其中，马来人虽然占据政治优势，但马来人多居住在传统的村落里，生活比较贫困。为了应付来自华人的经济挑战，马来西亚政府在独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马来人走出传统村落，同时，对农村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农村提供无污染水及卫生设备。然而，如果没有农民本身的积极参与，只靠外界帮助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因此，他们必须学会改善家庭和社区的卫生情况。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马来西亚还在全国设立了367个大型种植园，农民不能再使用过去旧的种植方法了，必须学会使用肥料、贷款、农作物保管、加工、储存及销售等先进的农业手段。因此，6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农村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无疑使农村女童产生了教育需求。
泰国在工业化的早期曾忽视农村的发展，致使工农间的差距急剧扩大。60年代末，泰国成功地推行了以引入高产、优质品种，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为特征的“绿色革命”，政府、地方和农民个人都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农业革命，其影响范围之广、之深都是历次农业改革所不可比拟的。这样，“绿色革命”使农业经营中商品经济成分增多，农业生产力飞速提高，人们对子女受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促使男女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的差别逐渐减小，尤其在初等教育阶段，农村女童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变革：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所做的努力
6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分别制订了各自的发展计划，它们体现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国家的发展来自技术的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两者的进步又取决于教育的发展。只有大规模地教育，才能消除过去社会经济不公正所产生的不平等。在这种信念指导下，马、泰都致力于对儿童普及义务教育，增加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为妇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为成人提供更广泛的教育选择。
在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①，马来西亚政府制订了1961年的《教育法案》。该法案服务于国家“社会秩序，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宗旨，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指导原则。法案规定：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统一的教育，在多种族并存、地区间差别很大的现实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融合的、稳定的、繁荣的国家”。自此，所有教育和培训计划都要在“增加生产率和所有马来人收入方面，以及通过将他们置身于现代经济部门，增加城市化水平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还制订了一系列与该目标相匹配的具体政策。使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免除升学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农村女童教育中的障碍，改善了农村女童接受教育的环境，客观上促进了农村女童入学率的提高和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除了教育制度之外，马来西亚政府还制订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形成了配套的完整体系，保证马来儿童沿社会阶梯向上流动，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对付来自华人的经济挑战。马来西亚人信奉伊斯兰教，对妇女是比较歧视的，可为了实现国家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的目标，宗教人士也积极鼓励马来人送子女接受教育，并在教义上做了某些修改，以适应马来人从传统村落向现代部门转移的现实。
泰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泰国连续三个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国王开始试着在泰国推行某些改革。从1971年起，寺庙学校开始向普通民众开放。1921年，当时的国家(King Wachirawut,Rama Ⅵ)制订了四年义务教育的制度，规定所有儿童，包括女童必须接受四年的教育，因为当时义务教育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儿童理解并获得精神上的价值，带有浓厚宗教色彩，所以，在此期间，教育向世俗化迈出了第一步，但农村女童教育仍无发展。
1932年，泰国建立了君主宪制，它给教育体制带来了新的要求，即：教育必须作为一个主要的途径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进步，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泰国重视精神轻视物质，把知识本身作为目的，反对把知识作为职业的传统。自1962年起，教育发展成为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义务教育中增加了人力培训的内容，课程中也增加了实用性的内容。农村女童作为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教育变得迫切而有必要了，从此，泰国农村女童教育获得了较大发展。
三、发展：变革所带来的结果
在60年代席卷世界的发展浪潮中，马来西亚、泰国都制订了符合本国情况的发展战略，带来了农村女童教育需求的迅速增长，为满足这种需求，实现持续发展，两国的政府从社会经济制度到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正是政府及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马来西亚、泰国的农村女童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
1983-84年，Dennis De Tray对马来西亚家庭成员受教育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③结果表明，自1965年马来西亚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马来人中小学注册率提高迅速，如下表所示：
从调查结果中还可以看出，自1965年以来，马来西亚的教育普及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种族的受教育水平、受教育人口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马来女性的教育发展更是超过了其它群体。1963-1983年间，马来女童完成教育的年限以每年增加1／4年的速度递增，超过了此间马来人平均学校教育年限每年增加1／6年的增长率④。资料中并没有对农村女童作单独统计，但马来人多居住在农村，我们有理由相信马来女童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主要是由农村女童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造成的。
泰国为保证国家计划的顺利进行，坚决地促进教育的世俗化。1965年，泰国女童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注册率为74%，1983年已达到90%⑤，随后，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由于泰国80%的人口在农村，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女童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注册率在80%以上。另外，根据泰国人人口普查资料，1983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80%接受过四年以下（包括四年）的教育，并不十分低于曼谷这一文化中心90%的水平，但四年以上学校教育的差别很大，曼谷有40%的15岁以上人口接受过四年以上教育。而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6%。作为亚洲最早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泰国经过70年的努力，基本实现了普及四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但四年以上义务教育发展缓慢，直到1989年，泰国才开始将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至9年，这构成了泰国普及义务教育中一个突出特点。
四、问题：新变革的契机
马、泰两国农村女童教育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农村女童初等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经过30后的发展，马、泰两国农村女童入学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并稳定下来，但数量的迅速扩张，使得教育质量难以保障。在马、泰两国农村小学中，一个教室中50多名的情况十分普遍，如果用辍学率、及格率、按时毕业率等指标衡量农村女童教育，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数量的扩张基本实现以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将是这些国家长期努力的方向。②未能形成多样化的中等教育体制。农村女童教育年限的延长并不意味着让所有农村女童去参加升学竞争，而是使更多的农村女童成为受过职业培训的有技术的劳动力，为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准备人力资源。在马来西亚，马来儿童享有众多的教育机会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所以轻视职业培训，升学是学习的目标，而且，劳动密集的产业结构也没有形成对各种技术的强烈需求，这在一般的农村女童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因此，中等教育结构比较单一。当政府部门吸纳能力达到饱和，产业结构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这渡时，带给马来西亚两个彼此联系着的困难：一方面教育浪费，一方面技术工人、工程师短缺。最近，马来西亚政府鼓励马来青年多选择理、工、医科专业，但农村教育质量的低下又成为马来青年顺利完成这些专业学习的主要障碍。
泰国农村女童就业有两个主要途径：农业劳动和劳动密集的工厂、服务业，为处在两个极端的产业服务，很难造就多样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所以，在泰国，中等职业教育也很不发达。再加上泰国未能及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未能努力发展初中教育，提供足够的中等教育措施，因此，泰国农村女童在基本普及了四年义务教育之后，四年以上义务教育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马、泰两国农村女童教育发展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太地区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有些矛盾逐渐累积，最终成为阻碍教育继续发展的因素。也正是存在这些问题，才构成这些国家重新审视它们过去的教育发展战略，开始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增加教育与当地实际相关性为目的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与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潮流相汇合，必将为亚太国家实现持续发展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
注释：
①T.Neville Postlethwalte and R.Murray Thomas,"Schooling in the ASEAN Region,Pergamon Press,1985,P107.
②马来西亚政府“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1971-1975”，转引自Linda J.Reid"The Poliee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P48
③Dennis De Tray:Schooling in Malaysia:History Trends and Recent Enrollment,P18.
④Dennis De Tray:Schooling in Malaysia:History Trends and Recent Enrollment,P4。
⑤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UNE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