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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P03-05；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5)12-0005-04
人类进入21世纪时，“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还面临更深刻的危机：科技危机与伦理危机。这两种危机的实质都是物的进化抑制了人自身的进化，甚至导致人的异化，都是人的危机”[1]。数字技术越发展，它的正负作用也就越来越大，唯数字论、技术至上论、技术自主论的错误也越来越大。数字技术在新世纪的发展应更多地体现对人的关怀，促进人的自我完善，使物的进化与人的完善协调起来，才能克服数字技术发展日益凸显的负效应。为此，反思数字技术与人的发展之关系是现时代哲学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数字技术的反思与批判
数字技术，最初是对通讯和信息网络运用数据符号，即以0和1组合的比特数据，通过计算机自动的符号处理，把信息、文字、图像等作为自己的形式，进行信息交流的概括。虚拟化、话语霸权化、视像化、空间化、同谋化、代码化和非人化是它的典型特性。
对技术的反思和批判从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哲学家们的一个中心话语。但是，现代科技的进步正是人类的工具理性不断地证实自己的力量的过程，在科学技术作为“历史有力的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对人类历史起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技术还显示出对人的强大控制力。正如对技术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埃鲁尔所说的：“技术变成自律的，它制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具有自身的规律，拒斥一切传统。”网络的发展正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征。数字技术的出现对人类的文化传播和生活方式是一次重大的改变。它以超大容量、超宽领域、高度自选择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局限性，以综合的、全面的社会服务功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的、互动的交往空间和生活空间。但是，数字技术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积极的，同时也潜藏着消极的一面。
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之中，人们的思维模式则越来越技术化和标准化，人们的求知模式越来越转向对单纯的、有形的信息和知识的获取，而忽视了对人自身的智慧和思想的追求。网络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拥有自己的技术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主的沟通标准，具有独特的生存状态，对人类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统治功能，人在这种统治面前已经日益失去反抗的能力。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性增强，事实上意味着人们对数字技术的过分依赖。人们一方面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陷入技术崇拜甚至技术统治的境地，导致许多社会、心理、文化困境，甚至导致人的新型“异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对人的自由、尊严、信念等根本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凯文·凯利说得好：“由于网络经济的性质为不均衡、分散、不确定、动荡和相对主义埋下了种子，意义和价值就失去了根底。简单说，用技术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根本无法解决。……在意义的巨大真空里，在无言的价值的沉默中，在没有比自我更伟大的事物可景仰的空虚里，技术——不论是好是坏——将形成我们的社会。由于当今缺乏价值和意义，技术将代替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将听从技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耳朵再也听不进别的。再没有其他坚定的信仰。想像一下技术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想像出我们文化的发展方向。”[2] (P224-225)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数字技术至上观念进行反省。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数字技术的种种负面后果就拒斥数字技术。我们只能在发展数字技术的同时，加强对数字技术的选择、应用和控制，张扬数字技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面影响，消解数字技术的种种负面影响。
二、数字技术对人的发展双向控制
数字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式演进的旨趣，这种旨趣和意向使数字技术活动成为人的内在向度：技术既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展现过程，也是使自然和人的创造物被再造、被展现的过程。简言之，人建构了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数字技术本身所蕴涵的人文意蕴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把人从一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人的发展面临新的悖论和两难境地。
数字技术平台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数字多媒体技术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动、感、视、听于一体的信息世界，全面调动了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使人类从读写时代进入视听时代。而且虚拟实践在人与感觉客体之间加入了一个数字技术平台，把人从感觉的直接性中解放出来，使人的感觉可以重复、再现、创造。这种通过虚拟平台形成的人—机新感性，打破了人类用直接的方式去感觉自然的有限性，提高了人的整个身体的开放性和敏感性，最大限度地发掘了人的感觉潜能。但另一方面，在人们沉浸于电子音乐、动画世界造就的动感十足的电子视听世界的同时，数字技术平台却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降低了人们对大自然最本真的感受力。
数字技术摧残了人的主体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身处信息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浏览信息的数量在增多，速度在加快，时间在增加。从心理活动的规律来看，当外界输入的信息超过人的正常负荷后，信息便不再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反而容易造成压力和混乱，使人的紧迫感、压抑感、浮躁感上升，对信息消化程度降低，感觉麻木，思维不畅，深层次思考受到妨碍。因而，人的身心两方面在广度、深度、强度上均受到空前的干扰，这显然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摧残。数字化时代是一个尼葛洛庞蒂所说的“沙皇退位、个人抬头”的时代。但相反的一面是，电子文化消解和弱化了几千年来人类最引以为自豪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反思批判能力。
数字技术限制了人的自由。因为数字技术的扩散和统一本身意味着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标准化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人类知识的急剧发展使人们已经不太可能通晓各个领域，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关注各个领域。数字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人类分工和专业化的过程。越专业化，人们对“可能的生活”选择范围就越小，自由就受到某些限制。当数字技术完全支配了人类行为时，人类中的个体除了接受数字技术的支配以外别无选择。如果这个局面不能受到控制，最后的情况将是数字技术推着人们奔跑，而不是人们驾驭着数字技术前行。
数字技术使人具有两面性人格。数字化时代人从根本上讲还是现实中的人，有着现实的利益和需要，数字技术改变的只是这种利益和需要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利益和需要本身。这样，人的主体性可能出现两面特征：在网络上，人充分地展示自我，不必顾虑现实中的各种条条框框，即时交流充分调动起人的自主性、主宰性、创造性；在网下，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最终还得通过现实社会得以满足，这就注定了工业时代的拜物教观念仍有延续的可能。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只是把IT业变成一个比任何产业都要更商品化、更功利化的领域[3]，崇尚知识、信息的背后仍是人对物的依赖，对商品、货币、资本、智力资源的依赖，是物质利益对人的支配，不断追求知识、信息的人，比起工业时代被锁定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和被资本、剩余价值支配着的资本家，只能更紧张、面对的压力更大。新的极权统治在主宰着人的命运，这种极权性不是表现为恐怖和暴力，而是数字技术合理性的统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人在沦为电脑、知识、信息、技术的奴隶，人在不断满足自身技术因素扩张的冲动，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高尚道德的修养等人文因素扩展却无暇顾及。如此看来，“人是目的”、“一切为了人自身”的口号，恰恰是数字化时代人的主体性被压抑后的呼唤。
数字技术带来了“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数字化时代文化和信息的网络传播改变了在国家权威控制下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实现了信息的开放性、多元性、共享性和平等性。而且网络的异步传输与交互式沟通使得个人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和吸纳信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和超文本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赋予个人巨大的主动性，能以极大的自主性选择个人需要的信息，促进了交流的平等。但是，电子信息自由流动的同时，信息泛滥也使人类生活面临“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这个典故源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公共牧场”，当地村民可以在里面自由放牧，结果个人为了得到更多利益过度放牧使牧场被破坏，也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人类生物学家盖瑞·哈定(Garret Hardin)把人们对待网络公共资源的不明智态度称为“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
数字鸿沟导致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发展机遇。尽管网络给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平等的文化和信息接受机会，但网络空间实际上导致了全球新的贫富差距，最为典型的表现是“数字化鸿沟”(digita divide)现象。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存在两极化趋势，也就是说在分配和有效使用知识、信息和通讯资源方面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实质性不对称，是有效获得知识、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巨大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发展机遇。
数字技术还可能导致人的新的异化。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符号异化。随着数字化编码在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各种各样的卡号、密码等数字代码成为人各种身份的表征，人由此对数码产生极强的依赖性，人的鲜活的个性也都被淹没在数码的海洋里。异化的第二种表现是机器对人的统治。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使人对技术的依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越来越面对着“机器是人”的挑战，人对高度发达的虚拟世界会出现失控的现象。异化的第三种表现是人自身的异化。数字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机互动变为人—机共生，生物芯片的成功发明已经从技术上预示着人与机器的联姻将成为现实，人的肉体和数字化技术装置会连为一体，人原来生物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存在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数字技术的“为人”向度和“反人”向度是一体的两面，它既使人陷入以上的生存陷阱，又为人性的张扬提供了机制和动力。即它极大地延长了人的大脑，从而放大了人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和活动自由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人的自由时间的空前增加和人的活动能力的极大提高。数字技术使人类实践拥有了两个平台——现实平台和虚拟平台，同时打破了时间的不可逆性，人们可以重现过去，预见未来。使人可以逐步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不断超越和完善自我，最终走向人类自身的解放。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空间。特别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模拟人的行为，原本由人从事的大量活动就可以由电脑和机器人代替，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运算速度、工作效率和准确性。这无疑增强了人的活动能力。
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与扩展。数字化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网缘关系”，它使人的交往摆脱了物理时空和交往主体身份的限制，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主-客两极交往模式，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极主体性、多维度和非中心化的状态。新时代的时空结构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把人的智慧和才能与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及信息化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能够跨越时间、打破空间来解决开放的、复杂的、艰巨的、综合的和非系统性的问题，从而增强了人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形成了更加自由的人际交往关系和更加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
人的个性的充分张扬和主体意识的提升。在数字技术环境中，信息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共享性和平等性，为人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增强了人的民主意识。在数字虚拟空间中，个人不再被淹没于普遍性中，其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表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为丰富的人性提供了充分的释放空间。人们可以抛开现实社会的影响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展现自己的真情和本性。人的个性和发展潜能得以尽可能地展示，这有利于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网络的开放性适应人的精神积极灵活与多样性的特点，使人能够摆脱单纯的生物需要，成为真正自由的创造性主体。在数字网络交往中，打破了国家权威对话语权力的垄断，政治趋向公开化和透明化，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明显增多。这使得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由民主精神明显增强，人的个性和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数字技术对人发展的促进
弘扬数字文明的人文精神。现代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体现出数字技术的人化的特征。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依靠人来推动社会进步，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活质量的关注，也是对人类文明传统的认同和对人类未来命运走势的认真探索。科学是认识物的文化，技术是制造物的文化。自然科学基本上是关于天然物的文化，技术科学则是关于人造物的文化。人与人造物是统一的。人的力量是自身力量与物的力量的统一。所以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也应当是统一的。数字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实现人的基本价值的手段，以人文精神为导向，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数字技术的主体承担的重要主体责任。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一旦失去了人文价值的引导，偏离了为人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损害人的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弘扬数字文明的人文精神，就是从根本上维护人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用信息的价值来看待人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如果说人的自我意识信息是“我之为我”的核心，这就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物质主义走向信息主义，更多地用信息的价值来看待人的存在方式和意义。于是，也可以这样来看待技术的历史使命：技术的第一次重要使命是使人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从古代人变成现代人；而第二次使命是通过“去肉体化”和信息化，使人从实在人变成虚拟人，从物质人变成信息人，使人整体性地进入信息界，成为一种信息存在。可以认为，只有信息人才能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成为自由的人。目前信息技术的未来延伸就承载着这一使命，这也是“信息化”的扩展含义和最高价值[3]。
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目前，人们虽然还不能将数字技术作为永生的手段，但它至少可以改变人对死亡的看法。通常，死是自我意识的消亡。由于数字技术使自我意识可以通过其他载体来传承，此时的死亡就不再是生理和心理机能的同时终止，而仅仅意味生理机能的终止。于是，只要宇宙和合适的载体不毁灭，人就可以不再有真正意义的死亡，由此实现“自我”对有限人生的时空超越、对肉体的超越。精神虽然从总体上不能摆脱物质的限制(信息总要以物质为载体)，但可以不断突破具体物质形态的限制，例如自我意识就可以突破有限的人体的限制。被数字化了的自我意识可以在导线或各种信息通道中飞来飞去，在不同的载体中“飘来飘去”，组合成不同的“身心统一体”，这也可以描述为自我意识借助数字技术而实现的一种自由[3]。
人应当用新思维、新视野超越数字技术本身。数字技术不仅非一般的技术工具，而且远远超出媒体手段的意义，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一件崭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它意味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发展方式、思维方式将由此产生深刻的变化。对此，人应及时更新观念，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直面这一关系到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打破信息科学技术隔离的自我封闭状态，认真学习掌握必备的信息科学技术，自觉地与信息科学技术结成联盟，积极探寻和解决数字技术社会的一系列时代性课题。
加强人的道德培植和情操修养的塑造。要实现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绝不能忽视人的道德培植和情操修养的塑造。正如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8月会见六位世界著名科学家时指出的：“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求人的素质的提高，对人的自我完善的关心，必然要求用崇高的理想和情感去提炼人的灵魂，正确处理智慧和道德的关系，达到物的进化与人的完善相协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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