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方向——对克鲁格曼一个论点的详细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论点论文,要素论文,成本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我们的研究生国际贸易的专题讨论会上，讨论小组曾对克鲁格曼（1979）的论文中的一段论述争执不休。基于同学们的所知有限和水平相似，结果是谁也不能给予一个定论，以至于在第二次讨论依然没有一个使所有同学都满意解说。现在把克鲁格曼的这段论述摘录如下：
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地区的固定及可变劳动成本都比较高，因此，所有的劳动力显然都希望向另一个地区转移。但是，如果那个固定及可变成本都较低的地区原来就有足够多的人口，移民也许向一个错误的方向移动。
总而言之，在本论文研究的模型中，像在那些更传统的贸易模型中所述的那样，要素流动可以代替贸易。如果存在贸易障碍，劳动将集中在单个地区，移向哪个地区则取决于最初的人口分布。结果，人口集聚的过程也许导致人口集中于一个错误的地方。
该段论述的背景假设为：多地区、多产品、单要素（劳动）、规模递增及运输成本较大（几乎能使区间贸易消失）而要素可以流动。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产品流动可以代替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也可以代替产品流动（克鲁格曼的理论也支持这个论点），而且无论是产品还是要素，只要有一个能够充分的自由流动，就可以得到要素价格均等化。如果两者中的只有一个可以流动，那么，它们的流动方向是相同的，而且都能使要素价格和消费趋向均等化。但是对于上述论点的后一部分，克鲁格曼持不同观点。因此，在他的论文中表明：如果产品不可贸易，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则要素将流向错误的方向。他所说的错误方向是指与传统贸易理论在这样的假设背景下会得出的要素流动相悖的方向。
二、一个要素禀赋不同的两地区的自由贸易模型
假设一个由两个地区构成的经济，历史上就存在地区A（人口为M）的人口禀赋就高于地区B（人口为N），其中N＜M。两个地区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两个产业：一个是存在不可流动的要素投入的农业，另一个是所有投入要素都可以流动的制造业。农业存在规模报酬不变，而制造业有递增的规模经济效应。两地区的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同，即生产函数相同，一个数量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不随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两地区制造业生产差异产品。假设两地区的需求偏好是相似的，厂商与工人对于收入都是风险厌恶型的。假设厂商的产品定价策略是根据边际成本和需求弹性来决定的。
（一）经济分割状态下的经济均衡。
两地区各自有多个制造业生产厂商，生产差异产品。两个地区的人口分别就业于所在区域的农业和制造业。显然，对于A地区的厂商来说，在地区自给自足经济中是产品的垄断竞争供给者和生产要素——劳动的垄断竞争需求者。对于在B地区自给自足经济中，厂商也享受与A地区的厂商同样的特权。两地区的劳动市场的供给是完全竞争的。我们假设厂商能够完全理性的组织生产：购买生产要素、生产中完全发挥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畅通的销售产品。并且假设厂商的生产量是顺周期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学派表明：经济周期主要来自天灾人祸或技术进步的冲击），平常年销售量为Q，萧条时期的销售量为75％Q，繁荣时期的销售量为125％Q。我们假设两地区的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变化不是完全相关的。在以上的假设背景下，会存在两个重要的情况。一、经济达到一般静态均衡时，由于地区B的人口禀赋较地区A小，则购买力相对较弱，即B地区的厂商与A地区的厂商尽管有相同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面临的需求相对较小，则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生产量较小，产品价格较高。从而生活与工作于B地区的人口的福利小于A地区。二、当出现需求波动时，厂商将顺周期的增加或减少要素投入量，相应的就业于制造业的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且在经济萧条期仍然幸运地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也将获得比经济繁荣时所获得的工资要低。但是，A地区产品种类较多，单个产品的需求波动对于整个经济体的就业波动影响较小。
（二）两地区不存在贸易和要素流动障碍时的经济均衡。
没有人为的贸易障碍，即使存在运输成本这样的自然成本，我们也就可以称自由贸易。相对于封闭经济情况，一旦出现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地区B就会存在这样一个两方博弈。博弈情形如下：制造业工人希望一个竞争性强而且就业机会较多的就业市场。厂商希望在一个社区里自己是唯一的企业，社区内人口是自己经营规模的储水池，要素的使用是在边际产品价值曲线（VMP）与边际要素成本曲线（MFC）相交处确定投入量，在要素供给曲线（W（L））上确定要素价格。工人总是希望逃离买方垄断势力强的劳动市场，到一个更大的劳动市场上去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稳定。如果更多的工人移向其它地区，则该地区的厂商将发现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没有充足的熟练工人可以雇佣。此外更多的人口移居别处将使得该地区的需求量下降，自然把整个生产函数移向生产要素充足的地方将会增加收益。因此图1的得益矩阵中的数值关系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图1
对于工人来说，（90，5）与（100，5）是无差异的。但是人口的流动是分散决策的，对于单个人来说，移民的期望得益可能是6或7，而单个理性决策的合成也许是一个谬误。既然是个人决策，在出现不利情况时也可以反向流动，结果最后一个向A地区移民的工人期望工资率不低于在B地区的工资率。对于B地区的厂商来说，相比于A地区的制造业厂商，生产规模较小。在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A地区的市场具有比较劣势，但是在B地区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占据主动权。在历史情况不变时，可享受较低的要素成本，因此没有足够的动机率先搬迁工厂。但是由于8＞0，有一部分工人选择移民是肯定的，那么继续在B地区生产将必然面临着缺乏生产扩大的必备生产要素。选择在A地区组织生产将享受较大的生产要素投入变动的调节能力，而不会引起较大的阻力。此外，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时，定位于需求较大的地方，也是规模经济的必然要求。结果这一简单的博弈的均衡解是（搬迁，移民）。
不存在贸易和要素流动障碍时的经济均衡：历史上要素禀赋较小的地区可流动产业和产业工人将移居禀赋较大的地区，形成产业群，产业群中的厂商享受着劳动市场共享的利益，产业群中的就业工人享受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产业群的本身又是一个需求较大的群体。因此，生产商集聚于大市场的周围，大市场置于生产商集中的地方，于是城市就这样形成了。A地区成为一个工业带或城市，该地区居民享受较多的而又平稳的就业及规模经济带来的低价格（无运输成本），实际工资率上升。B地区的农业人口接受较高的产品价格（有运输成本）和宁静的生活。
三、不可贸易情况下的要素流动
阻碍产品流动的因素很多，例如，不发达的运输系统，自然的河流山川阻碍使得运输成本及存在的风险较大，尤其是不同地区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人为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等。阻碍贸易的因素随处可见，但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体化大市场内要素流动是自由的。
在本节我们的假设基本于上节相同，现在我们假设运输成本很大，那么两个地方的产品价格有较大的差距。那么一个地区消费者多消费本地生产的产品。作为多样化，消费少量的外地产品。由于市场需求存在波动，一个地区的厂商的生产要素投入也会发生波动，那么产业工人将承受这一需求波动所带来的大部分痛苦。理性的产业工人将选择移向市场大、厂商多（市场大，需求波动相对的小；厂商多，总生产要素的需求波动就小）的地方就业，实行就业机会分散化。一部分的产业工人选择移民，同时也带走一定的需求量，B地区的市场进一步的变小，将会有一部分的厂商也选择搬迁。结果，在存在贸易障碍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流动不是与产品的流动的方向相同，来代替产品的流动。相反，它们的流动方向是与产品的流动方向相背。B地区留下来的那些厂商雇佣那些移民成本比较高的产业工人，并向这个比以前更加狭小的市场提供产品。规模经济效果较小，甚至逐渐转向小规模技术产品；留下来的产业工人享受较低的实际工资和承担需求波动的大部分痛苦；B地区的农业人口也享受较少多样化产品和较低的实际工资。相反，由于更多的产业工人和制造业厂商移居A地区，该地区将会有更多的多样化产品、更大的市场需求、更低的商品价格、更高的实际工资、更大的产业后备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平稳的市场需求。
四、厂商的生产区位选择
把第2、3小节所讨论的自由贸易模型相比较可以得出：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都是流向报酬高的地方；厂商的生产区位选择却有所不同。显然，上述两个模型的不同点在于运输成本的大小不同，而导致两个结果：生产的集聚与分散。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的运输成本，在小于这个临界值时，厂商就发生集聚；在大于这个临界值时，厂商就发生分散。
对于运输成本，我们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即每一单位的制造品实际到达目的地只有（1/τ），这里（1/τ）；其余部分在运输中损耗掉了，损耗为1-（1/τ），运输成本就由这个损耗部分来描述。τ到低多大会使得厂商不会把生产移居到原本就是产业聚集的地方呢？南京大学梁琦教授在她的专著《产业集聚论》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存在一个临界值τ[*]，当τ＜τ[*]，时，产业的集聚过程是支撑的；当τ＞τ[*]时，产业的集聚过程是不可支撑的。
因此，在规模经济效应不变时，当运输成本大于某个临界值，要素的流动就不会集聚于原本就比较丰裕的地方；当运输成本小于某个临界值，要素的流动就会向原本就比较丰裕的地方集聚。
五、总结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地区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在该地区的价格较低，应该出口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产品的流动代替要素的流动，产品的充分流动将使得两个地区的要素价格均等。反之亦成，在存在贸易障碍，而没有要素流动障碍的情况下，丰裕要素应该向该要素稀薄的地方去寻求更高的回报。当然，熟悉经济学理论的读者明白，在规模递减的情况下，该理论推论成立。但是在规模递增和差异产品的分析基础上，就会得出相反的结果；生产要素流向历史上该要素就十分丰裕的地区。因此，克鲁格曼表明“移民也许向一个错误的方向移动”（1979）。是，他所说的方向没错。可是，如果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再提起这句话时，他就不会再认为是“错误的方向”。因为，当时他刚刚运用规模经济这个工具来撰写论文，还没有发现产业地方化和产业集聚。该文所提到的“错误的方向”也正是他近十几年来工作的重点的萌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