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范式的重构、知识建构的逻辑与中国经验--基于性别视角的女性发展研究_社会性别论文

女性研究范式的重构、知识建构的逻辑与中国经验--基于性别视角的女性发展研究_社会性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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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5-0157-08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妇女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已得到全世界的普遍承认。在中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性别关系也遭遇政治经济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而发生剧变。社会变迁与女性发展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热点学术课题。

一、女性发展话语与理论建构:范式重建及其问题

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是天生的、习得的、图式的,还是建构的?众多学者围绕这个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研究与争论。

1.生物学的隐喻:生物学范式下的性别话语

生物学范式下的性别话语是在对女性身体特征、生理特征及其关系再认识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发展问题的。“生物性即命运,人体就是命运”。在佛洛伊德看来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生理解剖结构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心理成熟过程。因此,如果将男性视为人类先天的标准模式的话,缺乏男性生殖器官的女性也就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他将女性人格发展的基本特征归为三个方面:被动性、受虐性和自恋性。“男性的生殖细胞是主动的、活泼的;它去追求女性的生殖细胞,女性的卵细胞是静止的、被动地等待。”而“女性在性机能上的地位也许有促使她们倾向于被动的行为和被动的目的……”①

弗洛伊德的这种生物决定论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驳,最早的发难者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米德宣称,“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虽不是全部方面)极少与性的差异本身有关,就像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男女的服饰、举止等与生理性别无关一样”②。男性和女性的性生理特征,即身体的构造不是他们(她们)心理和行为的全部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相反,社会文化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两性的性别角色规范,即世间男女所“表现的人格特征是他们各自生养其间的文化所赋予的”③。

2.性别角色与性别图式:性别研究的社会角色范式

在身份理论学者看来,人们是以自己的性别生理特征为依据,在无意识地接受他人的行为和态度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模仿与自己同性别的父母或他人的身份和行为逐步确立起自己的性别角色身份和行为的。男女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异与性别角色的分化主要是由两性在遗传及生物因素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观察、强化、模仿等社会化学习过程在性别角色获得和定型中的作用,认为行为强化是性别形成的决定因素,“正是通过不断的由外界所强化的行为过程,才使得人们学习获得了一定的有关性别的行为规范和态度”④。从早期父母“性别适宜性行为”的强化,到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观察学习和模仿,儿童正是在这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中观察和模仿,从而获得与自己的性别身份相符的行为方式。持认知发展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性别角色的形成在本质上是认知发展的一个方面,是个体对自己性别及其活动特征的认识,其中性别恒常性在性别角色形成和性别认知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科尔伯格将性别恒常性界定为“基于生物属性基础上的永久性的特性,而不依赖于一些表面特征,如头发的长短、服饰等”⑤。性别角色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认知发展过程,表现为性别认同、性别稳定性和性别一致性三个认知发展阶段。

在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性别图式”这一理论来解释性别角色发展,同时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性别图式指的是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观念和期望的知识结构。作为后天获得的认知图式,是发展中的儿童在学习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所定义的那种男性(女性)过程中而形成的。它的发展始于儿童获得性别同一性;一旦图式形成,图式就会扩展,包括对活动的兴趣和社会属性等;“儿童拥有的性别知识越多,就越表现出性别偏好”⑥。

3.性别秩序的巧妙实现: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围绕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角色结构类型而组织起来,“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安排,男性的工具性角色将家庭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女性的表达性角色维系着家庭内部的团结。男女两性间的角色分化与社会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相应,成为适应发达工业社会的互补性的制度安排。同时,这种角色分化理论也隐喻着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即“认为男女两性的气质、特征是由生理决定的:前者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有攻击性的、独立的、擅长抽象分析的;而后者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⑦。家庭中性别分工是社会大系统实现均衡的基础。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对男女两性间角色分化的合理性论证倾向,建构主义则着力于解释这种角色分化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以及又如何被再造的。

作为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武器,许多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中都渗透着建构主义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认为:“第一,妇女拥有的身体和心理是被建构出来的。第二,妇女面临的社会和文化也是被建构出来的。第三,上述两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强化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女性遭受着强大的束缚甚至于失去人性”⑧。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是人类有意图的产物,男人利用财产、技术、地位和各种象征符号等策略,排斥和剥削妇女。同时,性别不平等具有结构化特点:一方面,被人类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给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机会和限制;另一方面,个体对这些限制和机会做出反应的同时也在重新创造着结构。美国人类学家卢宾提出“性别/社会性别体制”的概念。“一个社会的性别/社会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⑨

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的,对社会性别具有建构作用。话语还提供了一个去情境化的场域。”⑩在我国一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女书》,这是女性创造自己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但这同时也表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很少能够包含女性的生活经验。在历史上没有发展出合适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女性生活经验所具有的不同于男性生活经验的意义。话语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更是一种权力关系,可以展示出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权力运作。话语压迫是一种基本的性别压迫,妇女所受的压迫基本上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压迫。男人对语言的支配已经使妇女陷入了一种男性的“真理”,女性已经被强行灌输了父权制意识形态。有关大众传媒的研究表明,其内容通常是从男权文化的角度对两性气质进行概括和归类,女性容易且经常被定型为从属于男性的依附者、装饰品或性对象,而男性则通常是具有创造性的行动者,并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问题便从女性语言和女性话语本身上升到女性与男性争夺语言控制权的斗争。

4.结构主义与生成结构主义:女性发展与职业性别隔离的实践逻辑

根据结构主义的理论逻辑,一种文化意义的生产、表达与再造是通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而实现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化作为一种文化意义,通过职业性别隔离这种结构化的实践活动被不断生产、表达和再造。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工人与雇主都是理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是有效率的。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性别隔离的分析也充满理性色彩。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相较于男性来说,女性的人力资本低,无论是受教育水平和教育领域,还是技能和经验都不如男性。与男性在就业和人力投资上的持续性相反,女性由于其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她们在就业和人力投资上是阶段性的。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更倾向于把需要较高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工作提供给男性;而女性则更多的从事临时的、低报酬的、无需很多技能的工作。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假设制度和政策在决定雇佣、提升和报酬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假设劳动力市场本身被分割为两大非竞争性部门:核心部门和边缘部门。核心部门的工作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较稳定的工作岗位、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边缘部门则相反。由于核心部门的工作要求较高,所以雇主偏好教育水平较高、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男性。这就使得大量女性“拥挤”在边缘部门中相对较少的“女性”职业中,工资必然也比较低。

以贝克为代表的歧视偏好理论认为歧视是建立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之上的,某些人宁肯承担一定的费用,也不愿同某个群体的成员打交道。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假如一些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招聘男性,除非女性雇员与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招聘女性。社会网络理论从生育和抚养孩子对男女社交网络的影响的角度指出,“养育孩子使得女性在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信息流和物质流的获得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女性总体上在就业信息、工作经验等方面相对于女性较低,因此造成职业性别隔离”(11)。女性主义理论则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是由社会与家庭中的夫权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的”(12)。传统的“女性”职业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的共同禀赋,其中有正面的禀赋,也有负面的禀赋。而女性本身某些“天生的禀赋”限制了他们对职业的自由选择,也影响到雇主对女性的使用和提拔。

二、社会变迁与女性发展:解释策略与知识的建构逻辑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女性地位与女性发展已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性指标,国内外关于社会变迁与女性发展的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知识图景和学术路径。

1.从单一论域到多维视野。在当代女权主义者的推动下,社会性别研究呈现出从单一论域到多维视野的综合发展趋势,从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到新兴的女性学、妇女学都对女性发展与女性问题给予不同角度的重视和研究。同时在认识性别差异方面也越来越具有综合观,这种综合的观念恰好反映了社会性别研究的跨学科特点。正如卡罗.克里斯特所指出的:“(今天)任何评论者要对一篇文章提出全面的评论,都必须考虑到社会性别;同样,社会科学也必须思考社会性别形成和影响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材料”(13)。女权主义学者对西方知识体系挑战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在学术界建构起了社会性别理论和分析方法,创立了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教学机构,向各个学科领域作了积极有效的渗透,从而改变了众多学科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阐释。

2.从单一视角到交叉性视角。虽然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什么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但他们主张方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坚持女性主义视角和立场的前提下博采众长(14)。与研究领域的多维与综合趋势对应,女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从单一视角到交叉视角、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趋势,同时强调研究者从质性资料出发,找出关键词、概念,再推演理论,找到新的诠释方式和知识建构逻辑,从而创造或构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质性研究方法(15)。在理论建构上有归纳和演绎等双重推理过程,在资料收集上有观察、口述、性别统计、访谈、人种志、音像技术等的交叉使用过程,在假设验证上有比较、实验检验等的交叉使用。女性研究在方法论上坚持开放与多元的策略,坚持批判与宽容并存的原则,保持在正统学术和现代知识走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将女性自己束缚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

3.从理论论争到专门领域研究。女性研究是伴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而兴起与发展的。从关注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到对“妇女”、“身体”、“父权”等词的解构和女性话语权的建立,从提倡二元论到主张多样性与差异性,伴随着女性研究理论的发展,女性专题研究也呈现出许多新的学术趋势和知识图景。这些专题研究比较系统、深入地对女性发展的各个领域展开论述,如经济、教育、劳动与就业、政治参与、婚姻家庭、健康等,涉及到女性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逐渐学科化和学院化,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各大学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和性别研究中心。

4.从关怀弱者、关心边缘的人文情怀到立足现实、反思现实的批判精神。从莎士比亚笔下“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到波伏娃笔下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从“闺阁”、“烈女”、“女书”,到“半边天”、“妇女回家”的争论。随着女性研究的深入,那种关怀弱者、关怀边缘群体的人文情怀逐渐演化成一种立足现实、反思现实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指导人们反思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并渗透于女性发展事业之中。

5.从中国经验到全球视角。全球化对女性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性研究也需要从中国经验拓展到全球视角,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探寻女性问题的根源和女性发展的对策。“中国的女性研究要从全球妇女生存的历史、现状、运动和研究的趋势所体现的普遍性人手”(16);而当前国外其他学者和机构对我国女性研究的相关成果也相当丰富和深入,借助这些资源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女性研究,同时也能促进世界女性解放与女性事业的发展。

三、社会变迁与女性发展: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社会学

性别范式的重建与性别研究解释策略以及知识建构逻辑的变迁为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新的学理依据和新的研究技术。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它表现为多种力量的权力运作和风俗习惯,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强大惰性力量。这种体系的确立和演变是与社会历史变迁紧密相连的。从远古到中古再到近代,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演变,宗法父权制度整套机制的确立使妇女沦为附庸。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妇女解放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新中国的建立,为妇女冲出封建束缚,迈向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女性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1.宗法父权与儒家女性的历史语境:男性中心论与中国礼教的象征秩序

(1)宗法父权体制的确立:男性中心论。恩格斯曾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华夏族先民曾经历了母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时期及其向父系社会转换的过程。从五帝,经夏商,再到西周,以周礼的制定为标志的父权制逐步建立起来。作为该制度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决定了严格的外婚制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这两个制度的基础上又制定了男性贵族本位的宗法制、分封制、丧服和庙祭等一系列等级制度,从而形成了严格的性别等级划分:“男女间分成了尊卑的位置、内外的分工及其价值界定,在女性之间也随着男性的地位身份分成了长幼、亲疏、尊卑的等级”(17),由此而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局面。闺阁是宗法社会下女性的生活场域,它不仅“是宗法父权安置传统女性的一个空间概念,也包括在宗法父权体制中的文化、历史、社会、心理和价值等方面的空间”(18)。男性以主体身份进入宗法象征秩序,而女性则被收编在家庭婚姻之内,扮演着男性主体的他者。闺阁政治则表现了宗法父权社会背景下,束缚于闺阁中的女性被压制的命运,以及女性之间的相互倾轧与斗争,这既体现一种实体行为,也揭示一种文化与历史现象。

(2)儒家文化的性别等级秩序。以维持封建统治为目的的传统中国儒家文化,把性别等级观念融入了统治思想之中。儒家文化拥有一系列两性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观念和态度,并以文化形式渗透进日常生活中。性别气质的建构与统治秩序中的等级观念相联系,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宣布了女性的次等人格与地位;“三从四德”构建了男性对女性的审美和行为评判标准。“三从四德”是儒家文化对女性行为规范要求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各方面行为准则的确立和固化,妇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被全面奴化。这些束缚女性身心发展的行为准则在历史沉淀和传递过程中不仅对女性进行压抑,还塑造了女性的顺从气质。

(3)文化的身体实践: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传统社会将女性的美德或气质归为六类: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烈和变通。从一而终,恪守贞洁,这是传统社会对女性最为重视的道德观要求。西汉刘向把汉代以前100个有名的妇女首次作了专题记载,其中有15位因不良品性成为社会的警诫,其余的妇女由于品行优良而闻名于世,称之为“烈女”。这之后王朝官方史学家大都会以专门的篇幅记载品行昭著的妇女,称之为“烈女传”。到宋代,宋儒理学更是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太祖在1388年颁布法令,“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本家差役(限于其丈夫家庭)”。从朝廷表彰和经济报酬因素上鼓励守贞节的妇女,使寡妇守节不再是其个人的选择,而是关系到亡夫家庭以及整个家族荣誉和经济利益的事情。事实上是通过对妇女婚姻权利的剥夺实现了对女性“顺从”本性的建构,体现了“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19)。

2.女性经验与女性书写:从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到性别平等建构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妇女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改善,其中的突出表现便是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拥有自己的工作。女性群体的就业历程从非自主性的顺应变革的需要,解放自己参加社会劳动发展到有意识、有目的的追求自身解放。截至2004年底,我国城乡女性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8%;全国城镇单位女性就业占城镇单位就业者总数的38.1%(20)。与之相应,部分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女性其就业层次和经济收入都有明显的提高。2004年底,国有企事业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43.6%,比1995年的37.3%提高了6.3个百分点,其中高、中级职务的女性比例分别由20.1%、33.4%提高到30.5%和42%(21)。相关研究也表明我国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下降,“女性向白领职业领域扩张,但蓝领、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持续维持”(22)。“体制内女性办事人员职业变动呈现出职业代际继承性减弱、人力资本积累在职业变动中的作用增强、较高的职业代内不变动率等特征”(23)。而女性在创业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却“有其独特的困难,如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与传统性别观念的抗争以及向银行贷款困难等”(24)。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我国的性别秩序也将随之变化,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双栖型”女性的出现是当前社会的一大特色。中高端的职业女性可以用强烈的职业成就动机拨开工作中隐性弥漫的不平等,而低端的职业女性则遭遇了国家过度退却后市场对女性的盘剥性使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职场中仍然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主要表现在公开以性别为由拒绝招用女性和提高女性录用标准或招用女性设附加条件。

3.婚姻、家庭与权力:从被奴役的女性到女性权力的觉醒

在人们的关系中存在着优先权制度,这在家庭领域尤为明显。传统父权社会不仅在横轴上把优先权赋予了男性,而且在纵轴上赋权于父母及长辈。横纵的结合便赋予了父亲作为家长的理想化身和合法性建构。父亲合法合理地掌控着整个家庭,家庭中所有的女性都要服从和听命于这一权威,从而丧失了主体的能动性,毫无权力可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传统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将失去最后残存的影响。随着女性不断进入社会和职场,收入增加并且在经济上进一步自立,夫妻间关系更多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这种平等“既体现在家庭事务与重大事务的决定方面,也体现在家庭角色分工不再因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模式方面”(25)。

面对发展机遇,女性常面临着家庭与社会的冲突。“女性除了要和男性在工作领域竞争外,还需要担负起沉重的家务劳动,就像是抱着孩子拿着扫把和男性一起竞赛跑步,使得妇女觉得非常劳累和辛苦。”(26)制度话语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与日常生活话语对女性的角色期望,二者之间的交汇与疏离形成了一种陷入两难的文化堕距现象之中。在适应现代社会及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众多女性承受着成功的双重目标及多重角色冲突所带来的E型压力。(27)另外,家庭暴力则是女性在家庭空间中经常遭遇的社会问题。我国2.6亿个家庭,每年约有10万个因家庭暴力而解体。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女性生理、心理和精神各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28);同时“使男女两性间的不平等性别关系得到生产和再生产”(29)。

4.社会变迁与女性发展的新问题意识

(1)全球化下的双刃剑:女性贫困化问题。全球化对女性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就业机会的增长,促使就业形式灵活多样,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使得女性的发展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女性贫困化问题日愈突出。从性别角度看全球化对女性发展的影响可概括为四个主要进程:“女性就业人数增加,但所处的条件比男性差;女性劳动的边缘化;女性劳动负担的加重;女性参与政治和社会的生活机会在扩大的同时受到限制”(30)。女性就业主要局限于非技能劳动,且劳动参与质量没有保证;女性和男性在工资上的差距仍很大,而全球金融则进一步加剧了男女在经济地位上的分化;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在社会保护上出现的漏洞以及越来越多的负担压在了女性头上。贫困不仅仅是指收入,还涉及到缺乏赋权、机会、能力以及安全感等。全球化成为女性贫困化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是指收入贫困,在更大程度上还涉及到贫困的质量和性质,以及使女性陷入贫困深渊的体制障碍。

(2)国家与市场:在夹缝中拓展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崛起与“大锅饭”、“铁饭碗”的终结使中国女性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她们不得不在国家与市场的夹缝中寻找与拓展生存空间。在同时受到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旧的性别关系格局和观念导致女性首先失业下岗;同时在利润的驱使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商业目的的操作,使得女性成为性侵犯、利用和剥削的对象,拐卖妇女、卖淫嫖娼以及色情出版物泛滥等一系列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关的女性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中,女性角色变迁呈现出阵变性的总体特征,女性社会发生急剧的分化,并化解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利益群体。这种分化表现在地域、职业、年龄、民族等各个领域,而不受限于社会分配或行政干预。女性在拓展自己发展空间的同时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从而失去其原来板结为一块的妇女利益,这又增加了解决女性问题的难度。

注释:

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0页。

②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

③周晓虹:《社会心理学:多维视角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④⑧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⑤刑强:《性别角色理论及其新发展》,北京:《社会心理研究》,2001年第3期。

⑥赵妙林、许百华:《儿童性别角色发展有关理论评述》,杭州:《应用心理学》,2002年第4期。

⑦徐明宏:《论女性角色的分化与整合》,西宁:《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⑨盖尔·鲁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⑩佟新:《话语对社会性别的建构》,杭州:《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

(11)篮李焰:《女性就业的边缘化——中国目前的职业性别隔离状况及其原因》,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9期。

(12)刘德中、牛变秀:《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与女性就业》,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13)(16)王政:《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14)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北京:《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5)王金玲:《从边缘走向主流:女性/性别社会学的发展(2001-2005)》,杭州:《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17)杜芳琴:《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与性别关系》浙江:《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18)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19)杨舒眉:《汉代儒家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与现实的差距》,河南:《南都学坛》,2007年第6期。

(20)(21)国务院:《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8月。

(22)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3)蒋美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职业变动的现状审视》,郑州:《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4)费涓洪:《女性创业特征素描——上海市私营企业30为女性业主的个案调查》,上海:《社会》,2004年第8期。

(25)祝平燕,周天枢,宋岩:《女性学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9页。

(26)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7)马亚静:《E型压力——转型期女性角色适应》,上海:《社会》,2002年第10期。

(28)王天夫:《城市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上海:《社会》,2006年第1期。

(29)佟新:《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30)侯静娜:《全球化对女性的影响》,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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