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CPAI及其跨文化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通性论文,特殊性论文,人格论文,跨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受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早期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人格评估的发展发端于对西方人格理论与测评工具的翻译引进。由于人格特质与文化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Markus,2004)，在测验的具体项目、量表乃至对测评结果的理解与解释方面，文化差异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Cheung,2004)。在对西方测评工具的跨文化修订与应用过程中，往往过多强调了人格的文化普适性(etic)特征，忽略了人格的文化相关性特征或者主位(emic)的建构，故而不能体现出人格特质的本土化特征；而这被忽略的部分往往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认识人格特征的关键(Cheung,Van de Vijver,& Leung,2011)。
人格特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全人类共同演化(evolution)，过程中逐步形成的(Buss,1991)，这些内容的文化共通性不应过多怀疑，但这绝非人格的全部；因为人格因素空间中还有相当的内容是个体或群体受特殊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结果。这样，就存在被引入的具有“文化共通性”的人格构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应用价值问题，以及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到底有哪些非常重要的人格维度，但在引进的西方测验中却未能得到关注的问题(Cheung et al.,2001; Cheung,Cheung,Zhang,Leung,Leong,& Yeh,2008)。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格特质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融合也必然影响到人格评估的理论思考与方法实践(张妙清，范为桥，梁觉，张树辉，2008)。
正是基于以上议题的批评与争论，从1970年开始，一些研究人员尤其是华人心理学家(如杨国枢、宋维真、张妙清等)着手开发本土的人格测评工具用以华人人格研究与应用。他们最初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华人文化的一些重要人格构念，诸如传统－现代化、面子、和谐、缘(Hwang,2000; Yang,1986,1997)。继而，学者们也开发了一些测评工具用以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有P.C.Cheung与其合作者的工作(Yang,2006)，杨国枢与其合作者(Bond，王登峰等)(Yang,2006)的工作，和张妙清(F.M.Cheung)与其合作者的工作(Cheung,Cheung et al.,2008; Cheung,Leung,Fan,Song,Zhang,& Zhang,1996; Cheung,Zhang,& Cheung,2010)。这些本土化的人格研究与应用的出发点是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特质，但它们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基础的贡献以及相对于那些“强加的客位(imposed etic)”测验而言的增量效度也不容忽视。“跨文化(中国人)个性评估量表［The Cross-cultural(Chinese)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CPAI］”，的发展与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应用研究为如何应对人格与文化关系的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采用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方法，并以文化包容的态度研究人格心理(Cheung et al.,2011)。CPAI在跨文化心理学界已经得到积极的认可(Cheung et al.,2011; Church,2001; Heine & Buchtel,2009)。
1.1 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开发及特点
针对跨文化人格评估中“强加的客位”方法的批判，以及基于他们对MMPI中文版修订与标准化的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研究团队合作，遵守测验发展的国际准则，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编制CPAI。
研究团队根据兼顾文化共通与文化特殊(combined etic-emic)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思路(Cheung et al.,1996; Cheung et al.,2011; Van de Vijver & Leung,1997)，力图使量表既能反映国际心理学界关于人格普遍性的研究成果，也能体现中国人人格特质的文化相关性维度。CPAI的发展既遵循了西方成熟的问卷发展方法又有机地融合了人格构念的文化普适性和中国本土内涵。研究团队于1992年在香港和内地完成了CPAI第一版的标准化研究(Cheung et al.,1996)。CPAI包括22个人格量表、12个临床量表和3个效度量表。
鉴于社会的变迁和量表开发以来本土及跨文化研究与应用的实践经验，尤其考虑到CPAI第一版未能反映大五人格模型所强调的“开放性”人格特质，研究团队于2001年在内地和香港对CPAI进行了修订和重新标准化(即CPAI-2)研究。标准化样本为1911名18～70岁的成年人。为了能够检验开放性维度是否在华人人格结构中表现为明显的因素特性，CPAI-2增加了6个本土化的与开放性相关的分量表(Cheung,Cheung,& Zhang,2004b; Cheung,Cheung et al.,2008)。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我们对CPAI第一版原有的部分分量表也作了调整。但对标准化常模的分析显示，尽管增加了开放性量表，CPAI原来的四因素［领导能量(social potency/expansiveness)、可靠性(dependability)、容纳性(accommodation)和人际取向(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结构仍然得到良好支持。它们共解释了48.5％的总体方差；12个临床量表亦支持原来CPAI的二因素(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结构，方差解释率为58.8％。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同CPAI第一版一样，CPAI-2再次确证了反映中国人人格特质文化特殊性的人际取向(IR)因素。其中包括反映儒家文化特殊性的人情、和谐和节俭、奢侈等维度。同NEO-FFI的联合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维度在大五模型的因素上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因素载荷。这进一步确证了IR因素的中国文化独特性。第二，在新增的六个本土开放性分量表中，其中四个涉及自我导向的兴趣与智力开放性的维度［新颖性(NOV)、多样化(DIV)、多元思考(DIT)，唯美感(AES)］同外向-内向(E-I)和领导性(L-A)两个领导能量维度有最好的辐合效度。这或许反映了中国文化关注的领袖性人格特质的特点，如多才多艺以及可以影响他人的特性。其余的两个社会导向的开放性量表［容人度(INT)和人际触觉(SOC)］分别负载于CPAI-2的容纳性和人际取向因素。这表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开放性不仅包括类似于西方文化中个人在思想与兴趣方面的开放，同时还包括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开放(Cheung,Cheung et al.,2008)。这些量表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质(陈学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政，2008)。然而，这些人格维度并没有汇聚为独立因素，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存在反映开放性的特质；但它们并没有像大五模型所反映的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人格结构那样表现为独立的人格因素(Cheung,Cheung et al.,2008)。
基于CPAI－2的理论框架，研究团队结合青少年的人格特点，适当增删了一些量表(张妙清等，2008；范为桥，张妙清，张树辉，梁觉，2008)，参照CPAI成人版的发展思路与方法，于2005年编写了青少年版［The Cross-cultural(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Adolescent Version,CPAI-A］初始量表并分别在两岸选取青少年被试进行试测。CPAI-A的香港(N＝2689)和大陆(N＝2985)的标准化研究已经完成；标准化样本的年龄在12～18岁之间。CPAI-A包括25个人格量表(分属于四个因素——领导能量、情感稳定性、人际关系导向和可靠性)和14个临床量表(分属于两个因素——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
综合20多年研究与应用数据的积累，基于自下而上的实证方法对中国人本土人格特质的充分研究，CPAI量表(包括CPAI，CPAI-2以及CPAI-A)涵盖了传统(西方)人格研究关注的气质或个体内在的(temperamental or intrapersonal)特质(如情绪性、悲观-乐观、外向-内向等，体现了对人格文化共通性的测量)；同时，也包括为传统(西方)人格研究忽视但受中国人重视的关系(interpersonal)或团体(group-oriented)取向的本土人格特质(如和谐、人情、亲情、面子等)。例如，杨国枢(Yang,2006)提出的人格特质四维分析方法在CPAI量表对人格的研究中即有很好的体现：(1)个人导向特征(individual-oriented attributes)，如责任感、严谨性、情绪性、自卑-自信等；(2)关系导向特征(relationshiporiented attributes)，如和谐、人情、外向-内向；(3)团体导向特征(group-oriented attributes)，如领导性、亲情；(4)他人导向特征(other-oriented attributes)，如阿Q精神、面子等。此外，尽管杨国枢(Yang,2006)认为这四种导向因从不同视角来表达人格特质故不宜同时进行分析研究，但CPAI-2和CPAI-A清晰可信的结构却是对其观点的有力反证(Cheung,Cheung et al.,2008；张妙清等，2008)。并且我们进一步认为，这里的后三种导向正是就西方传统人格理论对人格特质人际关联(interpersonal)维度忽略的恰当补充。这三个方面也均是反映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如中国)的社会导向的人格特质。因此，可以认为CPAI量表对本土人格内容的关注是非常充分的。并且，CPAI研究团队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CPAI人格因素同EEG(electroencephalogram)的相关研究有可能从神经生理学角度为某些基于CPAI评估的人格特征提供经验支持。
1.2 CPAI对人格特质文化共通性和特殊性测评的有效性
CPAI一般人格因素中，人际导向(IR)是反映人格文化特殊性的维度，领导能量、责任感、容人度则在不同程度上同大五的因素相对应，反映的是人格的文化共通性特质(Cheung et al.,2001)。这两个方面的应用研究分别反映了CPAI一般人格量表对人格特质的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关照。
例如，根据对CPAI-2常模样本的分析(Cheung & Cheung,2002)，发现反映文化共通性的人格维度如乐观性和自我接受，以及反映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维度如亲情、和谐等同华人的生活满意感也存在显著的相关。特别地，发现本土化的亲情和和谐分量表同生活满意感指标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同面子和阿Q精神等是显著负相关(Cheung & Cheung,2002)；在华人大学生中也发现上述四个维度以及人际触觉与生活满意感相关联(Chen,Cheung,Bond,& Leung,2006)。对CPAI-A的研究则发现亲情、和谐、人际触觉、宽容、人情等同香港青少年的生活满意感显著正相关(Ho,Cheung,& Cheung,2008)。这些发现同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导向或集体主义相一致，表明了CPAI量表对华人人格本土化特质的有效关注。Luo等人(2008)的研究显示，CPAI-2的四个人格因素以及各自在夫妻之间的相似程度或差异度同中国夫妇样本的婚姻满意程度存在显著的相关。鉴于西方一些基于大五人格模型的研究表明五个因素同婚姻满意度都存在显著关系(Gattis,Berns,Simpson,& Christensen,2004)，可以认为，Luo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CPAI-2对人格特质文化共通性和特殊性关注的有效性。
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领域，CPAI量表的文化广阔性同样得到了良好的支持。一项关于大陆和香港的高级行政人员的研究(Cheung,Fan,& To,2008)发现，同西方心理学关于文化共通人格特质的发现相一致，CPAI-2的领导能量因素对五个领导行为维度的自我评价有显著的预测功能。而相对于CPAI-2的常模，有管理经验的MBA学生表现出更强的亲情和人情取向(Cheung,Fan et al.,2008)。这说明中国文化不仅看重领导的工作表现，还看重他们对家庭和工作的责任；本土人格特质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内容也都影响到华人社会的领导有效性。此外，也有研究印证了CPAI文化共通与特殊性因素同企业员工工作绩效(Cheung,Chan,& Cheung,2007; Cheung,Fan et al.,2008)的关系；特别地，研究还支持了文化特殊性维度如人情与教师的教学效果(Chan,2005)、面子、和谐还有人情量表同华人MBA学生的谈判行为之间的显著关系(Liu,Friedman,& Chi,2005)。
最近关于大学职业发展的研究也显示了CPAI的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维度的显著贡献。例如，关于CPAI-2在大学生研读专业选择以及职业发展与咨询中的效用研究发现(Ng,Fan,Cheung,Leong,& Cheung,in press)，商科学生在领导力、外向、人际触觉、面子等人格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理科学生；社会科学科的学生同理科学生相比，在领导力、外向、人际触觉和艺术感等维度上也有显著的高峰倾向，但他们的人情维度得分则显著低于商科学生。另一项研究(Fan,Cheung,Leong,& Cheung,in press)则发现，文化共通性人格因素(领导能量、可靠性)和文化特殊性人格因素(人际导向)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职业自我探索和职业环境探索。亲情因素则在父母干预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方面有着显著的中介作用(Fan,Cheung,Leong,& Cheung,2010)。
多年来，相关应用研究也支持了CPAI临床量表对不同类型临床症状人群的适用性(Cheung,2007; Cheung,Cheung,& Leung,2008)。例如，Cheung,Cheung和Zhang(2004a)用CPAI和MMPI-2在一个中国大学生样本中作了调查，检验了两个问卷相对应的量表之间的关系。发现两组临床量表对精神病理特征评估的相似点要比不相似或无关的方面多得多。这反映了CPAI临床量表的汇聚效度，以及其文化共通性特征。
2 CPAI多种语言版本的比较：从本土化到跨文化的人格特质与评估
发展CPAI的初衷是为华人心理学家提供一个体现本土文化相关性的人格测评工具以满足应用与研究的需要。然而，人际取向(IR)这一独特因素的发现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例如，正如大五模型的开放性人格特质在中国文化中的蜕变，人际取向因素在其他文化背景中是否也有体现呢？CPAI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应用研究为我们检验CPAI的文化共通性(etic)与文化特殊性(emic)提供了可能。同时，作为第一个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版本的非西方的综合性人格测评工具，CPAI量表的跨文化相关性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各文化背景中也得以检验。CPAI研究团队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对CPAI量表的大量跨文化研究(Born & Jooren,2009; Cheung,Cheung,Leung,Ward,& Leong,2003; Cheung et al.,2001; S.F.Cheung,Cheung,Howard,& Lim 2006; Fan et al.,in press; Iliescu,2009; Lin & Church,2004)比较了CPAI量表不同语言版本(包括CPAI中文版、韩文版、日文版、英文版、荷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在不同文化中的应用结果。这些研究显示出CPAI的发展与经验支持为跨文化人格评估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研究新思路(Cheung et al.,2011)。
2.1 CPAI和NEO PI-R/NEO-FFI的拟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CPAI研究团队采用联合因素分析的方法分别在华人和新加坡人中取样(使用CPAI的英文版)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人际取向因素(IR)同大五因素之间是独立的；而CPAI的各个分量表同大五的开放性因素也是完全独立的(Cheung et al.,2003; Cheung,Cheung et al.,2008; Cheung et al.,2001)。这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跨文化的人格六因素结构，即大五模型的五因素加上人际取向因素(张建新，周明洁，2006)。这也表明，尽管CPAI的人际取向因素最早在华人人群中发现，但并非是说在其他文化背景中相关的人格特质就绝对地不存在。只是说在其他文化背景中对人际取向因素相关特质的关注程度不如西方某些传统人格研究关注的特质(如外倾性)那么强烈而已。
2.2 CPAI多种语言版本的比较
迄今为止，CPAI-2已被翻译成英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罗马尼亚文和越南文等版本。为了考察CPAI量表在亚洲华人社会、北美社会、日本、韩国等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跨文化一致性，以及为CPAI量表的跨文化应用效度提供经验数据支持，研究团队比较了CPAI-2一般人格量表不同语言版本的初步应用结果。
2.2.1 研究样本 本次研究通过CPAI团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合作者在当地大学生中完成取样。样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韩国以及日本。有效样本合计2241人，其中男生893人，女生1321人，另有27人未报告性别。他们的年龄在18～25岁之间。其中，中国大陆样本349人，来自不同城市的13所综合性大学；香港样本364人，来自香港的7所大学；台湾样本334人，来自台湾的两所大学。鉴于以往多项研究证明CPAI在两岸人群中具有高度一致的因素结构(例如，Cheung et al.,2004b)，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来自两岸的样本合并组成亚洲华人样本(1047人)，以便同非华人样本进行比较分析。日本样本从两所大学的心理学班级中招募，计有300人。韩国样本来自首尔、江原道等地区的数所大学，共计472人。北美样本来自美国的两所大学和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其中欧洲裔305人，华裔117人，共计422人。为感谢这些大学生的参与，研究人员给予他们适当的学分奖励或纪念品。
2.2.2 CPAI-2(Form B，一般人格量表)不同语言版本的翻译与施测 CPAI-2(Form B)的中文原版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样本中施测。而英文版、日文版和韩文版的翻译均由以目标语种为母语并熟悉中文的学者进行，并经反复斟酌、多次比对，以确保翻译文本的可信与通顺。翻译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翻译人员会同CPAI原作者反复沟通，直到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某些无法直译的词句，翻译人员采用了恰当的变通，以确保不同版本之间的一致性。对于CPAI-2(Form B)英文版的翻译，首先由一个熟悉中文和英文的美国研究助手逐条将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由另一个熟悉中英文的研究助手将英文版回译成中文。随后将之同原始中文版进行对比分析，确保含义对等。最后再由一个分别以中文或英文为母语的联合专家小组就中英文版的差异进行比对分析，形成CPAI-2(Form B)的英文译本。该英文版在北美样本(包括欧裔北美人和华裔北美人)中使用。
对于日文版的翻译则由一个熟悉英文和日文的合作者在一个同时熟悉中文和日文的研究助手帮助下从英文版翻译而成。日文版项目再回译成中文，并同中文原始版进行比对。最后同日本合作者以及一位熟悉中文和日文的日本教师进行逐条分析后确定CPAI-2(Form B)的日文版。该版本在日本样本中使用。CPAI-2(Form B)韩文版的翻译工作由一位韩国教师和熟悉韩文和中文的研究助手从中文翻译成韩文。然后再由其他合作者回译成中文，并同中文原版进行比对，力求意义一致。最后研究团队同韩国的合作者进行逐条分析后形成CPAI-2(B)的韩文版。该版本在韩国样本中使用。
2.2.3 CPAI-2(Form B)不同语言版本的跨文化比较结果 我们首先比较了各个分量表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平均数差异以及它们的信度指标。MANOVA分析显示各个分量表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显著差异［Wilks' Λ＝0.30，F(112，8466)＝26.63，p＜0.001，η2＝0.26]。进一步的单变量分析显示大部分分量表得分在不同背景中存在显著差异，仅有务实性和纪律性两个维度在各文化背景间没有显著差异。表1报告了各个分量表均分单变量检验(Univariate tests)结果。例如，新颖性维度，欧裔北美样本得分最高，日本样本得分最低；面子维度，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样本分数最高，欧裔北美样本分数最低；开拓性，欧裔北美样本得分最高，日本人最低。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相应人格特质的认知。尽管具体量表在得分上存在差异，大部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基本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表1)。但由于文化复杂性原因，少数几个体现文化相关性的量表(如人情，节俭-奢侈等)在中国人的心理特质空间中可能是宽频维度，因而未能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内在一致性标准(张妙清等，2008)。
为比较CPAI-2(Form B，一般人格量表)的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和韩文版分别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因素结构的一致性，我们首先参考已经发表的关于大五人格模型(FFM)的研究中对NEO-PI-R的跨文化拟合因素分析所使用的方法(例如，McCrae,2002)，分别以中文版的CPAI-2(Form B)原标准化常模样本的四因素结构为目标矩阵对跨文化样本数据作强制一致性(Procrustes rotation)因素分析。结果表明，CPAI-2一般人格量表的四因素结构在五个不同文化背景大学生样本中的拟合情况令人满意(表2)：领导能量因素的因素一致性系数在0.95～0.98之间；可靠性因素的因素一致性系数在0.95～0.97之间；容纳性因素的因素一致性系数在0.89～0.97之间；人际取向因素的因素一致性系数在0.91～0.96之间。这表明不同语言版本的CPAI-2一般人格量表的因素结构存在良好的跨文化一致性。
其次，遵循交叉证实的思路，参照原来常模样本的四因素结构，对CPAI-2(Form B)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样本数据做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显示，在我们适当地保留了个别第二因素负载之后(例如，可靠性与人际关系导向因素同时负载于面子维度；领导能量因素和容纳性因素同时负载于容人度维度；容纳性和人际关系导向因素同时负载于和谐性维度)，模型获得了良好的拟合效果。CPAI-2(Form B)标准化常模的四因素结构也同样在各个语言版本中基本得到支持。表3报告了一些关键的模型绝对(Absolute)和增值(Incremental)拟合指标。
/df值均小于5。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均达到了小于0.08的模型良好拟合的标准(Hoe,2008)。并且其他所有绝对和增值拟合指标也均达到或接近0.90的良好拟合标准。唯一例外的是华裔美国人的相关拟合结果个别指标不甚理想，这也许同该样本规模(117人)有关。希望能够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此外，Lin和Church(2004)对华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的对比研究也发现，尽管CPAI的因素结构在前者中要比后者中得到更好的支持，但在后者中的结果同CPAI-2的标准化结构也是非常一致的。特别地，人际取向因素在两个样本中都得到良好的支持；并且，欧洲裔美国人样本在传统中国文化中颇为看重的亲情维度(family orientation)上的得分甚至显著地高于华裔美国人样本的得分。最近，Born和Jooren(2009)对荷兰大学生，以及Iliescu(2009)在罗马尼亚样本中的调查，尽管人际取向的某些维度不像在其他亚洲样本中那样拟合良好(Cheung et al.,2010)，CPAI-2的四因素结构都得到了基本的支持。
对这些译本在相应文化群体中(如亚裔美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和新加坡国内不同的少数族裔人群)的调查数据进行因素分析显示，人际取向因素仍然不能为大五模型所涵盖，并且获得显著的经验支持和应用效度；而CPAI的因素结构同华人常模基本一致，人际取向仍然是独立的因素(Cheung,2006; S.F.Cheung et al.,2006)。尽管我们的初衷并非是把CPAI-2运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但人际取向量表在华人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有效使用表明其揭示了西方人格理论与测评的某些不足。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人格理论倾向于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或者与遗传相关的个体特质，而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相关领域。这些促使我们思考CPAI-2的跨文化效度问题，并将“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重新命名为“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ross-cultural(Chinese)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以彰显CPAI量表对跨文化人格评估的研究与应用价值。这些结果提示我们可能需要从具体的文化比较视角寻求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的解释以及作进一步的跨文化检验。
3 CPAI发展对跨文化人格评估的启示
通过采用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方法，CPAI-2提供了“既对本土文化环境敏感，又便于对本位和客位的人格因素加以跨文化比较的工具，同时也有助于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本土化的人格特质”(Cheung,2006,p.102)。CPAI研究在国际专业刊物上的大量发表也为跨文化心理学家理解不同文化中人们人格的基础结构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这一方法论体系是非西方文化环境发展本土人格评估的有力实践。
Bond(1988)早期发展其华人价值观问卷(Chinese Value Survey; CVS)时，第一次采用了兼顾文化共通与文化特殊性方法，随后亦探讨了CVS在9种不同文化中的跨文化关联性，加强了文化敏感性并促进了跨文化比较研究。Van der Vijver和Leung(1997)认为这一兼容文化共通与特殊维度的方法是对跨文化研究方法论基础的开创性贡献。对两种维度的兼顾有利于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和克服长久以来“跨文化心理学为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完全支配”(Cheung & Leung,1998,p.246)的局面。因而，CPAI的发展与应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人格的本土化与跨文化研究(Cheung et al.,2011)。
首先，CPAI的本土化发展和跨文化研究促使一些心理学家重新思考人格结构的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关系。CPAI量表人格构念与评估在西方人格理论发展日趋成熟的基础上，经历了从本土化研究到跨文化研究或文化包容性(共通性与特殊性)的过程。CPAI的研究与应用表明，在处于具体文化环境的个体人格结构中，既有反映文化共同因素特质的存在，这部分内容可能反映了全人类共同演化的结果；也有反映文化特殊性特质的存在，这部分内容可能反映了特殊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但同时，我们(至少是人格心理学家)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更可能的情况是普遍的人格特质是存在的，但不是独立存在的，尤其是针对身处具体的文化背景中的人群而言，必然同特殊性糅合在一起(张妙清等，2008)。如果我们承认大五人格因素的合理性，那么就应该同时认识到它对全面的人格研究而言，只是“相对的普遍性”；因为今天我们不再忽略人格特质的文化相关性，而是倾向于从文化共通与文化特殊两个方面来考察人格特质(Cheung et al.,2011; Heine & Buchtel,2009; Markus,2004; Yang,2006)。任何人格特质必然体现在处于具体文化环境中的个体或群体身上。从这层意义上看，CPAI反映的人格结构可能比大五模型更具理论概括性和生态效度。这是因为，强调文化共通性的西方心理学更关注人类的核心相似之处(core similarities)，而忽视文化相关性以及具体行为模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具体含义。那些从西方引进的测验代表了被认为是人类普适的客位文化观念并被“强加”于本土文化。正如Yik和Bond(1993)所指出的，尽管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可以被勉强整合到那些“强加”的模型之中，但这些强加的客位测验必然是根据西方理论对主位的社会知觉世界削足适履。跨文化心理学家亦应以实证研究去验证那些引进的测验在不同文化情景中是否依然有效(Church,2001)。事实上，许多引进的测验未能测量某些对具体文化而言重要的文化相关性或主位的人格构念，或者不能对某些人格构念在具体文化背景中的含义提供充分的解释和理解(Cheung et al.,2001; Cheung,Cheung et al.,2008)。
此外，尽管有学者试图把“本土化程度”作为衡量本土化人格量表的一个重要标准(Yang,2006)，但我们认为，随着人格研究的发展和跨文化心理研究的日益深入，所谓的“本土化程度”衡量标准已经变得不适当也不必要。因为，如果说一个工具本土化程度非常高，那是否可以认为该工具只是测量了一些反映本土构念的特质呢？如此，人格结构中反映文化普遍性的特质维度如何关照？因此，一个人格量表的本土化程度或是跨文化程度，很大意义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评判一个量表好坏的指标。相反，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一个量表对文化共同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整合程度以及相应的本土化与跨文化经验支持程度。我们认为，绝对的本土化方法未必是适当的。用兼顾文化特殊性与共通性思路研究考量文化与人格关系才是可取的途径；因为人格是发展的，同时也是演化(evolution)的(Buss,1991)。特别地，今天在人格评估领域人格心理学家面临的是全球化的挑战(Cheung,2009; Cheung et al.,2010)。CPAI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发展过程得到了大量的本土与跨文化研究的经验支持。这表明了CPAI量表的文化广阔性，尤其是对西方主流人格研究忽视的关系维度的关注，以及其发展思路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同时，随着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多样性的日益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与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特质也在彼此互动，不断演化和发展以及形成新特质或维度。例如通过CPAI和CPAI-2常模样本的对比分析，周明洁(2007)检验了社会变迁对人格特质的影响并且发现1992到2001年10年间国人性格的某些发展变化趋势；而一些跨文化人格心理研究也发现具有多元文化经历的人同不具有这种经历的人相比，可能更具创造性(Leung & Chiu,2008)。此外，一些来自应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显示那些来自西方个人主义背景的商业人士在同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日益注重“关系与人情”这些东方文化更关注的人格特征(Luo,1997)。
因此，这种对人格特质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全面关注的视角很可能正是心理学中人格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新的切入点(Cheung,Cheung et al.2008; Cheung et al.,2011)。人格评估也应该针对人格特质的这一变化过程作出适当的反应。如前所述，CPAI成人版的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由本土发展而来的人际关系的人格构念并不限于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在其他亚洲及北美洲地区也同样显现。这正是CPAI量表跨文化性的一种体现。未来研究应该着重深入调查本土华人人格维度是否在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格评估中也具有显著的增量效度。因此，CPAI量表对人格特质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全面关注，最终形成跨文化的包容，并随着文化融合不断修正，这日益被证明是人格评估发展的一条有意义的思路。目前CPAI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测量方法和经验已经为南非人格量表(South African Personality Inventory,SAPI; Meiring,van der Vijver,Rothmann,& de Bruin,2005; Cheung et al.,2011)所借鉴。SAPI是一套综合的人格量表，包括11个语言版本，为南非国内各种语言与文化(民族)提供一个反映文化公平与生态效度的人格评估工具。这反映出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测量方法在国际心理学界日益得到认可和实践。
最后，CPAI发展与研究方法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人格心理的跨文化研究与应用。在人格测验的跨文化研究与交流过程中，翻译(包括针对某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如何建立人格测验在不同文化间的等值性(Butcher,Mosch,Tsai,& Nezami,2006)(包括语言对等、构念对等、心理测量学对等和心理学意义对等等方面)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方面，CPAI-2对“开放性”的多维研究(6个分量表)以及CPAI量表中源自中国文化的一些维度如人情、亲情、和谐等在西方背景中得到经验支持，也反映出CPAI在输出中国文化背景中比较强调的人格构念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中比较强调的人格构念方面，也是值得借鉴的。跨文化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也把注意力转向研究什么才是测验翻译修订的有效方法与统计工具(International Test Commission,www.intestcom.org; Hambleton,Merenda,& Spielberg,2005)，这同CPAI的发展与应用思路不谋而合。
总之，尽管CPAI的初始目的只是发展一个适合在华人文化中用以实践工作的量表，但随后对于CPAI的研究实践却引导我们为人格测验的理论研究与评估开辟了新的方法。即通过对本土化的测评工具所反映的本土主位文化和翻译引进的测验工具与理论所体现的客位文化加以比较分析与应用的方法(Cheung,2004; Cheung et al.,2011)。同时我们的实践也表明兼顾文化共通与特殊的人格研究方法是一种有效的人格研究策略。这种文化包容的态度也促使我们以更加广阔和开放的思路研究中国人的心理。CPAI良好的经验支持以及其他本土人格测验的实践应用，并非中国人人格评估研究的终结，而恰恰是人格心理学家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心理学尤其是人格的关注与应用，我们也必将面临新的关于人格研究与评估的问题。正如CPAI的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所表明的，一个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思路与开放开明的态度必将促使我们人格心理学工作者更有力地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收稿日期：201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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