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3-0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5)01-0060-07
在“后实践美学超越实践美学”的众声喧哗之中有一种声音宣称自己“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进行了批评，进一步揭示了实践美学的前现代性，同时也深化了‘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跨世纪的论争，改变了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双峰对峙和美学流派多元共生的格局，使中国美学开始向现代美学转型。”[1](p101)这种说法是完全不顾事实的，它不仅宣判了实践美学的“前现代性”，而且把中国20世纪的美学都一咕脑儿打入了“前现代性”的范畴，目的就是要宣布惟有“后实践美学”才给中国美学带来了“现代美学转型”。这是必须澄清的。
一、现代性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
实践美学，简而言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美学，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美学流派。就世界范围而言，它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其标志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巴黎手稿》虽然不是一部美学专著，但是，它在研究经济学和哲学问题的时候必然地论述到了美学问题，因此，这部手稿直接论述美学问题的部分并不很多，然而它却为美学研究奠定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奠基之作。这部手稿从人类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和生产活动出发探讨美学问题，对于美学问题作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具体的论述，得出了诸如“劳动生产了美”（一译为“劳动创造了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译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43-47)，“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3](p126)等等结论，实际上给世界美学带来了革命性变革，超越了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旧的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的西方美学。因此，实践美学在世界范围而言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展开过程相同步，并且是在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孕育于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经过17世纪的酝酿直到18世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并随之形成了启蒙主义运动，从此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并且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逐步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相应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化发展，西方现代文化的变化发展也大体形成了三大阶段：18世纪-19世纪中期的启蒙主义，19世纪末期-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扩展、调整、衰退的历史过程，也是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展开为：确立现代性——反思现代性——重写现代性的合逻辑的历史过程。
启蒙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走向全面确立的时代，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型式。启蒙主义时代，以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主体，前伸至17世纪中期英国清教革命(1640)前后，像弗·培根(1560-1650)、笛卡尔(1596-1650)都可称为启蒙主义的先驱，后延至19世纪中期，像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也可称为启蒙主义的殿军。
启蒙主义文化为资产阶级构建了三大神话：以个体的人性和权利为核心的理性神话，以数学和物理学的经典形式为主要依据的科技神话，以人类为中心的进步神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在《引论》里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4](p606)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指出：“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研究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5](p265)“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靠近并且为它服务的，是一些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一举弄清楚了。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眼前的这种完成还很远。”[5](p263-264)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还指出：“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5](p232)像意大利启蒙主义者维科(1668-1744)在《新科学》中把人类历史的进步归纳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西方启蒙主义者的三大神话，不仅为现代性的确立规定了质的特征，而且也形成了西方的“元叙事”模式，同时还制约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发展态势。这种西方的现代性的质的规定就在于：弘扬理性，张扬个性，高扬主体；这种西方的的元叙事模式就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确定性的追寻；西方近代哲学形成为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两大对立思潮，而最终综合为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以历史辩证理性为标志的德国古典哲学。它们都追寻终极的形而上的本质、基础、故而又称为形而上学，不过，启蒙主义的形而上学不同于古代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而是一种认识论形而上学，因为正是这个历史时期西方哲学经历了“认识论转向”（笛卡尔→康德→黑格尔）。
启蒙主义的文化型式，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之中逐步暴露出，它的“三大神话”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了的王国。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5](p607)因此，引起了对启蒙主义及其三大神话和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对立的无产阶级思想家，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激进派，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形成。
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时代，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型式。它兴起于19世纪中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衰落。它是对启蒙主义确立的现代性的反思，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全面反思理性神话、科技神话和进步神话，提出了现时代的现代性特质，形成了极端元叙事模式，构成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的发展态势。这种现时代的现代性的特质在于，反理性，反个性，反主体；这种极端元叙事模式就是：对立基础主义、绝对普遍主义、深度确定意义的追求；西方现代哲学形成为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两大思潮，最终汇成包括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等流派的语言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从叔本华(1788-1860)、尼采(1844-1900)开始又回归本体论，不过不再是古代的宇宙（自然）本体论，而是回到人类（社会）本体论。这种回归本体论哲学的过程又有两个阶段，开始是精神本体论阶段，把人类精神的某种因素（意志、直觉、生命、无意识等）视为世界的本体，形成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然后，经过维特根斯坦(1889－1951)、胡塞尔(1859-1938)、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实现了“语言学转向”，把语言当作世界的本体。现代哲学的各个流派大多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不过，他们反对的是启蒙主义的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实质上在追求着他们自己的人类（社会）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仍然是形而上学者，因此需要他们来彻底颠覆形而上学。
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型式。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是一种“重写现代性”[6](p51)的文化型式。它的旗号是彻底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特质在于：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它采取的是反元叙事方式，即彻底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追求意义的非确定性。西方后现代哲学主要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利奥塔的、德勒兹的、布迪厄的后现代主义等，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义主义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90年代前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也加到后现代主义的重写现代性的语言游戏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实践美学从其根基和起源上讲就是一种与西方现代性展开的过程相一致、相同步的美学流派。
二、实践美学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根基和标志于19世纪中期诞生，恰逢西方整个哲学和美学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潮流汹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形而上学最初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7](p13)。启蒙美学的总结者之一的康德曾经从这种形而上学的重建和消解的双重立场上，对美和崇高（审美判断）作了四个契机的分析，实际上是肯定了审美判断的具有某种消解特征的非功利性本质、普遍有效性、主观合目的性、主观必然性，但同时也引起了19世纪中期西方现代美学的反思，走向了对立的否定性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深度确定意义追寻，实质上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为了彻底反对形而上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走上了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深度意义确定性追寻的不归之路，从而形成了针对启蒙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反思和重写现代性的思想历程。这个思路历程可以大致归纳为：从质上看，本质论→意义论→意义异延论；从量上看，普遍有效论→历史差异论→社会差异论；从关系上看，主观合目的论→符号形式论→语言游戏论；从模态上看，主观必然论→主观偶然论→非主体可能论；并且彻底地消解了从启蒙美学到现代美学的现代性；理性／非理性，主体性／非主体性，个体性／无个体性，陷入了极度不确定的悬浮状态。而与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几乎同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即以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论，实践价值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理论，由于其哲学基础的科学性、动态性，开放性，从19世纪中期以来经历了艰难曲折和错误挫折，今天与后现代主义美学相遭遇于世界和中国，必然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提问，即不确定性、多元化、非人化，语言学转向等具体问题，以敞开一条新世纪美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与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一致、相同步，而且在中国的社会和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大体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不过，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力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中国社会20世纪文化和美学的发展在接受西方文化和美学的影响的时候，就既表现出与西方现代性的某些一致性、同步性，又表现出某些滞后性、交叉性，显得比较复杂。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又经历了一段曲折和苦难，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所以，谈论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和美学的现代性就更应该从现代性的历史展开过程来看。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社会的内在规定性，本来就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社会应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就已经走上了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奠基的历史阶段，它的“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两大口号就标明了它的现代性的理性、科学、进步“三大神话”的内涵。不过，由于接踵而至的救亡运动、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虽然被裹挟进全球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可是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达到现代化，也没有实现现代性，然而，应该说，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从此就已经踏上了现代化和展开现代性的不归之途，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展开过程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说直至今天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同时并存的社会。
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展开的模式，从人类社会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和美学的现代性问题就更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即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时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时候，在社会发展“五种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外，又提出来“三阶段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p104)根据马克思的这种划分，我们可以把“现代性”作为第二种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根本性标志，而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就是现代性的主要内涵。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就应该说是处在现代性的展开的途中，已经或多或少带有了现代性。那么美学就更是如此了。根据聂振斌、卢善庆、杜书瀛、杜寒风等人的研究，中国美学和文论从王国维开始应该就开始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展开过程。而实践美学在中国是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确立，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李泽厚；于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是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
实践美学在中国确立和发展成熟的时期，在西方世界已经开始进入“重写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时期，由于新中国建国初期被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遏制而“一边倒”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五四运动”以来现代性展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就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论的意识形态优势，所以实践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就顺势而确立，并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潮。众所周知，实践美学的主潮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依靠政治的权力，而是在与各种各样的美学流派的争鸣和讨论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形形色色美学和文论已经全面涌入中国学术界，比起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引进和运用西方美学和文论要自觉、全面、深入得多，就是比起20世纪20-30年代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钱锺书等人评述、译介、比照、运用西方美学和文论也要自觉、全面、广泛得多。这时，实践美学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西方美学和文论、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包括古代传统、五四运动以来的传统、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传统）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现代性展开过程之中逐步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的。即使不能说中国的实践美学就是纯纯粹粹的“现代性”的美学，也绝不能把中国的实践美学叫做“前现代性”的美学。事实上，中国的实践美学，与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同生共存的美学形态，因为它既要以中国美学和文论作为自己的土壤，又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作为自己的基础，还要以西方美学和文论作为自己建构体系的参照系，所以，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的“前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对于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超越性”，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论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就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在中国的实践美学这里汇合交融。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实践美学本身所固有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性，中国的实践美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实践美学，就在不断地展开现代性和超越现代性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说，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是一种不断超越自我、与时俱进、无限开放的现代性美学。
三、实践美学的开放的现代性
实践美学的这种超越自我、与时俱进、无限开放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它辩证统一地论述着美学问题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现实性与超越性，以社会实践的自由来统辖这些对立面的统一，在由必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跃进的过程中最准确地超越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性，而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开放，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是实践美学的最终目标，是新实践美学的终极关怀。
我们说，美是物体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但是，并不是一切社会价值和社会属性、“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都是美，而只有与人自由相对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属性，“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达到自由的产物，即只有社会实践达到一定自由的产物才是美。因此，“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美的初级本质，而自由却是美的更深层的第二级本质。
我们说，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但是一切人的产品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而并非人的一切产品都是美的对象。例如，一个技巧不高明的木匠做的桌子，就不会成为美的对象；一个人格低下的作家所写的诗或小说就不会具有美的属性。而只有技艺高超的木匠，人品高尚、技巧娴熟的作家的产品，才会是具有美的产品。这两种人就是在本行业的实践中达到了一定自由的人，他们的产品才会是美的属性的东西。
自由作为美的第二级本质有怎样的涵义呢？恩格斯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4](p153)毛泽东也说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9](p306)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过：“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10](p5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宜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的含义主要是：1.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运用，也就是客观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的统一，或者说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2.自由是摆脱肉体的直接需要地对待物，或者说是超越直接功利地对待物。3.自由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换句话说，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实践—创造的自由之含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实践—创造中人能够把握和运用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来为自己的某种目的，特别是审美的目的服务，即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二是在实践—创造中人能够超越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直接功利关系而主要实现了人的某种非功利目的，尤其是审美目的，即达到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三是在实践—创造中人能够和谐地处理好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达到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当人类这些实现了的实践—创造的自由以感性形象体现出来并形成了肯定性的价值属性，那就是广义的美，尤其是指狭义的美，即西方美学所谓优美，我们称之为柔美。
马克思在谈到人和动物的生产的根本区别时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0](p50-51)所谓“物种的尺度”就是指的自然的必然性，而“内在固有的尺度”则是人所认识和运用的必然性，也就是自由。所以，在人能够认识和运用客观必然性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才是在“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物体”，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这也就是说，人类的实践只有达到了自由的程度才算是确证和实现了人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实践中才会使人与现实产生审美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客体上反映出审美属性，而在主体身上反映出审美意识。所以，只有自由的实践才能使物体的自然属性转化为审美的属性。
人类的实践在统一了客观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时，才可能达到自由。违反了客观必然性，实践就无法顺利进行，更不可能得到成功；没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使人的实践显示出区别于动物生产的特点。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就表现为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定需要进行的，即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实践的特性在于，“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1](p67)。人的目的在自然物中的实现，在实践过程中的实现，也就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也就是对象由“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的过程，就是人创造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客观价值世界的过程。所以，自由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那么，一个事物既合乎客观必然（规律）存在，而又符合于人的目的性，就可以对人显示出美的价值。歌德说：“我们固然不能说，凡是合理的都是美的，但凡是美的确实都是合理的至少应该是合理的。”这就是说，美的事物是应该合乎规律的。他又说：“例如达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她的自然性是孕育孩子和给孩子哺乳。如果骨盆不够宽大，胸脯不够丰满，她也不会显得美。但是骨盆太宽大；胸脯太丰满，也还是不美，因为超过了符合目的的要求。”[12](p134)达到结婚年龄的姑娘之所以要有一定宽大的骨盆，一定丰满的胸脯，是因为这才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利，因而对人来说也是符合一定目的的，因而才会显得美。所以，自然事物本身是无所谓目的可言的，但当它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时候，它也就是符合于人类的目的的。这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就构成了自然美的第二级本质——自由。
正因为美是合乎规律性而又合乎目的性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说，美是真和善的统一，因为所谓合规律性，就是一种真的价值，而所谓合目的性，就是一种善的价值，二者的统一就是美的价值。因此，狄德罗说：“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在前面的两种品质之上加以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就显得美，善也显得美。”(13)
为什么说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呢？因为1.这三者都是对人来说的价值，都是离不开人类社会的“第三性质”。2.它们都包含有人的自由在内。不过，三者表现在不同的领域：真表现在科学认识领域，善表现在道德实践领域，而美则表现在审美领域；真是事物的合规律性，主要是认识的自由，善是事物的合目的性，主要是实践行为的自由，而美则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是认识和实践统一的自由。3.真、善与美最明显的区别还在于，美的自由本质必须显现为感染人的感性形象。美的自由本质还包含着它的超越直接功利和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这么两层含义。也就是说，美是没有直接的功利的一种社会价值，还是一种对于社会存在物的个人而言的特殊价值。具体来说，就是美具有超功利性和社会性。也就是说，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人，首先是作为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于世界上，这就是人的生存。然而，真正把人从自然界的狭义范围内分离出来，把人与动物相区别开来的却是人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劳动，然后就是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整个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因此，是人的社会实践使人踏上了自我生成的、自我实现的艰难历程。这个历程是一个不断由必然王国（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不断实现人类自由的过程中，在以物质生产劳动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的基础上，在基本调整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实用关系，基本满足了人的物质的、生理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或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之后，人们的发展的、精神的需要随之生成，并驱使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与现实的对象世界产生了认知关系和伦理关系，从而一方面人们能更好地利用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产生了一系列的精神生产的形式，另一方面人们在对象世界上留下自己的改造痕迹和创造出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对象世界也在不断扩大。因此，自然界被人化了，成了与人关系密切、能够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界，而人本身也人化了，人成了内化着自然和社会规律，构筑了自由自觉的精神世界的人；或者说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着双向的对象化，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外化）在对象世界上，使自然人化，而自然的本质规律对象化（内化）在人的意识世界中成为人的内在尺度，使人也人化（也可叫做自然化——自然内化为人的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内在尺度）。这样，人在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服务时就逐渐达到了实践—创造的某种自由程度，正是在这种实践—创造的自由状态或境界中，人与自然、社会（对象世界）才发生了审美关系，即对象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人也要求对象能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的特殊关系。这种审美关系体现在对象之上就是广义的美，而这种审美关系体现在人身上就是广义的美感，美和美感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实践中使审美关系生成出一种比较集中和纯粹的表现形式，即艺术。艺术是一种更加自由的人类创造，艺术也使人类的创造更加自由，从而，艺术使整个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更加自由，使整个人类实践都艺术化，因而人类的生存就更加自由、更加艺术化，因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不断地走向审美化生存和艺术化生存，从而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和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条件下，逐步走向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组成一个自由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便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如此说来，美、美感、艺术是在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逐步生成和发展的，绝不是上帝或人脑（精神）的预先设定。人类社会实践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进程，因而人类的实践—创造的自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成不变的，自由本身也必定随着实践—创造的具体条件而形成不同的情状、属性，从而形成一个以自由为轴心的，包含着反自由、准自由、不自由等情状、属性的结构。当这种自由的多层累结构通过审美关系体现在对象之上时，这就生成了美的各种形态和各种美的范畴。一般说来，美是显现人类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丑则是显现人类反自由的形象的否定价值；崇高（刚美）是显现人类准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悲剧性则是崇高的否定之否定；幽默和滑稽是显现人类不自由的形象的矛盾性价值，幽默是内美外丑的不自由形象，滑稽则是内丑外美的不自由形象，喜剧性则是幽默或滑稽的否定之否定。在这些美的范畴之内或之间还有一些具体的亚范畴：美可分为柔美（优美）和刚美（崇高），柔美又可分为优美、优雅、秀美，刚美又可分为壮美、崇高、大美；丑可分为阳丑和阴丑，阳丑又可分为畸形、鄙陋、卑劣，阴丑又可分为怪异、怪诞，荒诞；幽默又可分为机智、谐谑、戏仿，滑稽又可分为讽刺、讥诮、反讽。这样大体就构成了一个以实践—创造的自由为轴心，通过审美关系体现在对象世界中的美的范畴体系，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范畴体系，或曰新实践美学范畴体系。
这种新实践美学就是具有开放性的现代性的美学体系。
收稿日期 2004-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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