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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但离全面、大规模反哺农业期还有一定差距。
目前我国已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但受资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距全面大规模反哺农业期还有一定差距，“少取多予”是这一时期农业政策大势，但应注意量力而行，渐进式调整。
我国进入以工哺农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于1997年前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个阶段工农关系将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发展也将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以2003年我国诸多经济指标与大规模反哺期的国际参照值进行比较后发现，已有人均GDP、农业GDP比重、工农业GDP之比、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占GDP比重等多数指标，达到大规模反哺期的国际参照值，而就业结构、城市化率等少数指标与参照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全进入大规模反哺期。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其特征表现为：
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现价和官方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许多东部沿海省市已经超过3000美元。这表明我国已从经济总量规模上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国家财政收入保持快速增长，财政能力不断增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度（1991年）外，国家财政收入保持两位数的年均增长幅度，高于GDP 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2003年我国财政总收入达到2.1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800亿元。2004年财政总收入上升到2.6万亿元，比2003年增加55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到2003年农业各税在全国各项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降到4.4％以下，2004年此比重更低。这表明在历史上对我国工业化曾作出重大贡献的农业税，对目前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农业在GDP中的份额逐年下降，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1991年～2003年的12年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9.9个百分点，而相同时间间隔的1978年～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4.6％，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高达85.4％，占主导地位。农业份额的加速下降，是我国进入以工补农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
非农产业就业持续增长，农业就业比重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997年，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为49.1％，表明了我国就业结构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它标志着非农产业取代了农业成为就业的主体地位。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分阶段看，1978年～1997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7.9％提高到31.9％，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1998年～2003年，城镇人口比重从33.4％提高到40.5％，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增长幅度是前者的1倍， 说明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时期，以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
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1991年～2003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3.8％下降到37.1％，下降了13.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7.6％下降到45.6％，下降了12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反映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这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需求空间，也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1978年～200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49.9％提高到92％，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则由50.1％下降到8％。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的上升表明我国工业竞争力得到提高，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少，说明农业对工业化的外汇贡献已微不足道。
离全面大规模反哺还有差距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也应进行相应调整。实际上，从近年国家对农业实行“两免、三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公共品的财政投入等做法来看，我国的政策已经出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向。为了从政策层面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与“三农”的关系，试提出以下几点思路和建议供参考。
进一步提高认识，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农业这个弱势产业和农民这个弱势群体。要真正把“三农”问题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宏观政策上全面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的政策，使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真正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成果享有者。
适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力度，建立国家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刚跨越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时期，正在向大规模反哺农业时期过渡，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一种渐进式调整，即工业反哺农业需要量力而行，逐步增加，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切忌忽视经济发展阶段，超越政府财政承受能力，对“三农”实施过度补贴。
循序渐进，有重点地实施对农业的补贴。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型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现阶段农业补贴的目标主要是以保障粮食（农业）安全为主，并以安全目标带动农民收入目标。补贴的力度只能是有重点的逐步增加补贴，即对重点品种（小麦、玉米、稻谷、大豆）、重点地区（粮食主产区）和重点人群（种粮农民）进行补贴。
加强制度建设，为工业反哺农业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制度保障。现阶段必须重点抓好以下四项制度建设。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要按照公平的原则，以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为重点，改革户籍制度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福利体制。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调整现行城市偏向的金融制度和资金供给政策，建立与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相配套的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主要思路：一是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进入农村开展金融服务；二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新模式；三是积极稳妥地支持民间金融、特别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形成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结合的有序竞争格局。
完善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低价强制征占用农民耕地是我国工业化阶段工业抽取农业资源的一种形式，对农民的权益造成了极大的侵害。第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并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第二，提高公益性用地的补偿标准，搞好“以土地换保障”工作，同时还要建立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定价机制；第三，引入听证制度，强化社会监督机制，提高土地征用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第四，完善土地占用审批管理制度，废除土地占用审批权与土地占用费收益挂钩的做法，打破批地越多、预算外收益越多的机制。
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工业化进程，分两步走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是目前按照低水平、广覆盖、有保障的原则，初步构建最基本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规范化的政府救济制度，使农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二是到工业化中后期，可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标准，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形成一体化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从“有”到城乡一体化过渡。
因地制宜，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工业反哺农业中的职责。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对于少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不仅要明确省市政府是反哺农业的主体，而且还要强化它们通过横向转移支付补贴落后地区反哺农业的责任。对于经济落后、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要通过垂直转移支付，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有效地支持这些地区的政府履行好反哺农业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