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民间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总量经济一直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被学者们称为“中国的奇迹”(林毅夫,1994)。如何解释中国总量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主要结论认为中国奇迹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推进以及投资和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投资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投资的构成部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在我国经历了建国以后到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近30年的历史。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相对应,民间投资也经历了由艰难生存、限制发展和逐步削弱甚至消亡的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营经济逐步得到肯定,民间投资也日益活跃。
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改革中,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入,投资的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已逐渐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选取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作为研究对象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究竟如何发挥作用?第二,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内的表现有着怎样的不同?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正面临着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从二元经济结构对立状态转向二元经济结构消减状态的双重转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投资更多地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经济性支出,存在着巨大的溢出效应。但是,本文将按照经济类型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政府投资(国有经济投资)与民间投资(包括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商及其他投资)来分析两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同作用,①而不讨论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投资以及民间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一,提出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第二,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现有国际国内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第三,对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基本态势进行初步的经验观察,概述其基本的发展演变状况;第四,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进行一般的理论分析;第五,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经验分析;最后,给出本文简要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从国际上的研究文献来看,投资理论主要从厂商的微观行为出发来研究最优资本存量问题(Clark,1917;Clark,1944;Jorgenson,1963;Tobin,1969;Hayashi,1982),由于西方国家的投资主要是指私人投资,所以学者们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所涉及到的并不是很多。从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文献一般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或者动态生产函数的方法,以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来比较和检验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德隆等(Delong和Summers,1992)在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阿肖尔(Aschauer,1989)采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以西方7国的数据为分析基础,得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且政府投资中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而Khan和Reinhart(1990)采用动态生产函数的方法在对24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考察后却发现,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以上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采用跨国分析的方法会使得主要变量不易得到控制,所得分析结果在特定时点、特定国家的作用有限。而民间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应当从各个发展中国家具体的背景情况出发进行研究才更有解释力。其二,在经济体系中,私人投资一般被视为一个内生变量,如果选择总量生产函数,那么所得的研究结果就易受到同时性偏差的影响,其价值是有限的。其三,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动态生产函数只体现了当期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考虑滞后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这种动态的方法并不对短期和长期进行区别,无法表现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及贡献大小的变化。其四,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长短期内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以上研究并没有对问题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划分,由此使得研究结果不能达成一致,无法准确描述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一部分学者通过观察我国现实状况来分析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当前民间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并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任碧云,1999;马裕廷、崔碧增,2000;邢乐成,2000;施海松,2000;孟耀,2004),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上,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根据凯恩斯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从理论上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赵锡斌、费显政,2000;任保平、刘丽,2003),还有学者针对我国投资和投资所有制结构的特殊现象,结合现代投资理论和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建立了我国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模型(王曦,2005),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实证检验。一些学者虽然在实证检验中考察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这并没有作为他们分析的重点,只是为其所研究的问题而服务,所以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显得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成果(刘伟、蔡志洲,2005;刘国亮、臧旭恒,2005)。还有一部分学者以数据特征为基础,分析我国总投资以及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这仅仅限于统计上的测度或者是相关性的检验(于谨凯、单春红,2002;仲维清、程恋军,2004)。张华嘉、黄怡胜(1999)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利用我国1978-1997相关数据实证地分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短期、长期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作为流量的投资折算为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分析,而且长短期的划分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从而使得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刘金全、于惠春(2002)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但他们并没有涉及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长短期中的不同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政府投资、民间投资都是相当重要的变量,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长期政策的制定与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就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迫切需要明确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不同的作用,来为政府政策的制定与选择提供科学的依据。国际上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具体实际出发进行考察,所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或动态生产函数方法还存在有诸多的问题,而我们国内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和当前现实的需要,本文着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探讨中国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来为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与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初步的经验观察
在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确立之前的近30年里,我国实行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投融资制度,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国有资产,促进了我国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确实,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只依赖政府投资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日益减少,民间投资日益活跃起来,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明显上升,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对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些初步的经验观察,以便于了解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大致轮廓,并为后面的计量分析奠定研究基础。
根据1978-2005年间的历史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观察我国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历史演变特征,自1978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政府投资额、民间投资额均呈递增的趋势(如图1),这对于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以投资带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呈上升趋势是正常的。1978-1992年是一个缓慢递增的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1978年的783.0亿元增加到1992年为8080.1亿元,政府投资由1978年668.7亿元上升到1992年为5498.7亿元,民间投资1978年114.3亿元到1992年增加至2581.4亿元。②1993-2005年的这十一年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的数量明显大于以前,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3072.3亿元,至2005年时已经达88773.6亿元,增长了6.8倍,是1978年的近113倍。政府投资由1993年7925.9亿元上升到2005年为29666.9亿元,增长了3.7倍,是1978年的44倍。民间投资由1993年5146.4亿元到2005年增加至59106.7亿元,这是1993年的11.5倍,是1978年的近517倍。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里,民间投资经历了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过程,全社会固定资产增幅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就是民间投资的迅速增长。而且由图1可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投资以及民间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呈同向上升趋势,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同向相关性。
图1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图2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比重
就相对规模来看,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并不同于其绝对规模的递增趋势(如图2)。从1978年到2005年这一比重基本是逐年下降的,由1978年的85.4%下降到2005年至最低水平33.4%,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直都呈递增趋势,从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5年的66.6%,2000年时政府投资比重与民间投资比重基本持平。由此可以看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发展,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在加强,它已逐渐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四、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理论分析
(一)前提假设
本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于以下前提假设之下:
1、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Ⅰ)、政府支出(G)三个部分。
2、现有生产能力充分利用。
3、消费C被看成是收入的函数,且有C=c*Y,其中c表示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0<c<1)。
(二)一般理论分析
投资是国民经济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三部门的国民收入流转与决定中,国民收入恒等式可表示为:
Y=C+I+G
其中Y为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可将投资划分为政府投资两个部分,则有: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制度转型时期,收入与支出双重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居民倾向于保持较低的消费比率,原有产出要维持在既定的水平之上,就需要投资比率相应的提高。民间投资是一个内生变量,它是由各个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般来说,投资决策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因此民间投资在短期内是固定不变的。而政府投资是外生的,在投资决策上,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对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当总需求不足时尤其是经济萧条状态下它可以额外的增加一部分投资以此来暂时弥补民间投资应该发挥的作用,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但是因为国有投资进入市场的目标具有双重性,除经济效益准则外,还有非盈利的行政目标,这就使得政府投资的效率一般要低于民间投资,再加上政府投资并不需要成本,这容易使得其存在强烈的“投资饥渴”,而过多的政府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阻碍到经济的增长。因此,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投资范围应当被限制在公共设施领域,它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主要是为民间投资创造基础性的条件,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而民间投资在长期是可变的,它作为市场运行的主体,不仅可以扩大总需求,而且可以改变总供给,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代替民间投资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的作用仅限于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
(三)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短期、长期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
本文参照Samuelson乘数加速模型以及Hicks经济周期模型,建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短期、长期分析。
1、短期分析
正如上述分析,在短期内民间投资是不变的,而政府投资是可调整的,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暂时弥补民间投资的不足,扩大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企业家对资本未来的收益预期会相当悲观,此时民间投资将仅仅维持在自发投资水平上,不再进行扩大的再投资(引致投资),那么其中不足的这一部分投资就可以暂时由政府投资来代替。
加速原理说明投资依赖于经济总量的增量,而不是经济总量本身,也就是说投资的变动将取决于产出的变动情况。我们假定在短期内政府投资是可变的,而民间投资是不变的。则政府投资函数就包括两部分内容:即为了保证经济正常发展的不变投资()和为了扩大总需求的临时投资。而民间投资函数就仅仅剩有自发投资()部分。加速系数度量的是可变投资引起产出变化的程度,设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加速系数分别为。则有:
2、长期分析
综上所述,在短期政府投资可以部分的替代民间投资起到扩大总需求的作用,反映在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式中,就是民间投资加速系数k[,2]这一部分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在短期内被政府投资加速系数k[,1]暂时代替了。但是政府投资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产出增加一定量所需要增加的净政府投资量一般是高于民间投资的,也就是说政府投资的加速系数一般高于民间投资,由此决定的政府投资主导的短期经济增长率是低于民间投资主导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所以在长期只有依靠民间投资才能保证一个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
五、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可在如下生产函数的框架内进行:
如果模型(3)的各变量均服从相同单整阶数的单位根过程,且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就说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劳动、政府投资以及民间投资与产出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α、β、γ的正负反映了在长期中各对应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方向,若为正则说明该变量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反之,若为负则意味着在长期来看该变量有碍于经济的增长。进一步,根据Granger表述定理,模型(3)所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模型(4)中的C为截距项,ecm[,t-1]为模型(3)的残差,ψ为误差调节系数,它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作为各解释变量差分项系数的θ、λ、τ反映了对应变量劳动、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短期波动对产出的短期变化的影响,系数θ、λ、τ的正负则反映了各变量短期波动对经济增长短期变化影响的作用方向,若为正则说明该变量的短期波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反之,若为负则说明该变量的短期波动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年度数据,实证分析的样本区间为1978-2005年,共28个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使用到三个变量即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考虑到价格因素对时间序列的影响使之不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将所有数据统一折算为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的不变价。GDP用1978=100的平减指数进行折算,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数据均以1978年为定基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国内生产总值为存量数据,而投资属于流量数据,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要求固定资本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因此本文采用由Goldsmith 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将投资数据折算为真实政府资本、民间资本存量的数据。③由此形成三个时间序列,即不变价的国内生产总值Y,真实的政府资本存量K[,g]和真实的民间资本存量K[,n]。进一步,依据上述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原理,各变量长期数据采用水平数据形式,短期数据采用差分数据的形式。在具体分析时,用变量之间的变化说明短期,而用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趋势来描述长期。
(三)模型的估计
在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时,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为了避免虚假回归问题的存在,在进行动态回归模型拟合前,我们先来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和消除异方差问题,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利用计量软件Eviews5.0对其分别进行ADF检验,滞后阶数的选取按照AIC和SC最小的原则来选择,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序列的水平值不能在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在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它们均是I(1)单位根过程。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序列检验类型 t统计量 差分序列 检验类型 t统计量
lnY (c,t,1) -2.608 dlnY
(c,0,1) -2.713*
lnKg (c,t,3) -0.780 dlnKg (c,0,2) -2.796*
lnKn (c,t,3) -2.053 dlnKn (c,0,2) -3.098*
lnL (c,t,2) -0.749 dlnL
(0,0,1) -1.926*
注:检验类型中的c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位移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0表示不含趋势项;最后一项表示自回归滞后的长度,我们根据AIC、SC标准确定最优滞后期,最大滞后期设定为5;*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非平稳)的原假设。
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时会产生虚假回归的问题,但是当各非平稳变量的特定线性组合稳定时,这些变量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平稳机制,导致它们自身的变化虽然是不平稳的,而彼此之间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则由非平稳变量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就不再存在了。我们通过Johansen极大似然法来判断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利用计量软件Eviews5.0对一阶单整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见表2)。
表2 模型中不平稳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零假设
特征值迹统计量 5%临界值 1%临界值
r=0**0.795 85.05 47.21 54.46
r≤1**
0.570 32.41 29.68 35.65
r≤2*0.431 13.01 15.41 20.04
r≤3 0.059
1.59
3.76
6.65
注: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最大滞后期参考AIC和SC准则,结合LR检验进行选取;采用原序列包含非零均值和线性趋势,而协整方程仅含截距项的形式;**,*分别为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意义。
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为负,其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起产出降低0.99个百分点,民间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民间资本将引起产出同方向增长0.48个百分点,劳动的产出弹性为正,其每增加1%将引起产出同方向增长0.19%。由此说明,在长期主要是依靠民间投资来拉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误差修正模型中既有描述变量长期关系的参数,又有描述变量短期关系的参数;既可研究经济问题的长期特征又可研究其短期特征,而且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我们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来估算我国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以检验本文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并识别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令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
=0.76,D.W=1.909,F=5.961,该结果表明,政府资本、民间资本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但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政府资本的贡献大。这一结果还显示在每一年里,产出的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的差距约有38%得到纠正。具体来看,政府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将增加0.80个百分点,但是民间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却只带来0.11个百分点产出的增加。这是因为:民间投资是一个内生变量,它在短期内很难发生大的变化,尤其当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民间投资更是仅仅维持在自发投资的水平上,无法对经济增长发挥大的推动作用。而政府投资是一个外生变量,它在短期内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即时进行调整,尤其在经济萧条阶段它更是可以暂时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扩大社会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78-2005年间的样本数据来实证研究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根据经验分析在短期内政府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将会增加0.80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对产出的贡献并不明显,它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来产出增加0.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政府投资在短期可以暂时替代民间投资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经济紧缩阶段民间投资将仅仅维持在自发投资的水平上,此时增加政府投资可以弥补民间投资的不足,启动需求,很好的发挥经济增长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的效率是远低于民间投资的,过多的政府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为负,其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起产出降低0.99个百分点,民间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民间资本将引起产出同方向增长0.48个百分点。因此,在长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应该是民间投资,只有民间投资得到持续适度的增长,才能保证一个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不仅验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而且也反映出了我国投资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据此,我国今后投资政策调整的方向在于合理协调投资结构,调整投资重点:
1、在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来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当民间投资一时间很难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政府投资的作用来弥补民间投资的不足。我国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短期经济波动中,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远远大于民间资本,增加政府投资可以在短期内启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2、在长期必须调整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布局,大力发展民间投资。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的效率明显低于民间投资,而且民间投资可以扩大总需求,改变总供给,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从我国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长期政府投资的产出弹性明显低于民间投资且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必须调整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布局,将政府投资尽可能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同时大力发展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努力削减民间投资在体制、融资、税收等方面的壁垒。
3、正确处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关系,调整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政府投资方向主要在于公共部门,它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而民间投资方向主要是在于竞争性部门,它的增长是创造国民收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跨越式发展的条件。
注释:
①根据民间投资的基本内涵以及出于研究目的考虑,结合统计资料收集的可能性数据处理的可实现性,本文把政府投资界定为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都统称为民间投资。
②正文中出现的数据未经说明,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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