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三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程论文,三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1）04－0010－06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有一段经典性表述：“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0－1471)这段脍炙人口的话既是对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状况的形象写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的简明概括。笔者认为，研究者在援引和阐述这段话时，除了要揭示其思想主旨外，还要进一步厘清和阐明与之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一，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其二，俄国是否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其三，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是十月革命外因决定的结果？这三大问题与十月革命关系密切，如何解答它们，直接影响着对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内在关系的理解和把握。
“一问”：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
这是由毛泽东上述概括引发的第一个问题。要解答该问题，必须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接触、认识、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考察和认真梳理。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可追溯到1899年2月至5月由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至第124期，连续发表的由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① 该书译自英国进化论者本杰明·颉德的著作《社会进化》前四章。书中几次提到马克思及其思想，称“英人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2](P44)同年，《大同学》全书（共十章）由上海广学会校刊出版，在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首次提到恩格斯的名字：“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2](P55)虽然该书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理解存在着诸多错讹，甚至连马克思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没有搞清楚，但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后，首次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及其学说。
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和传播中来。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将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之泰斗”，[2](P67)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2](P74)之一。在此前后，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还几次提到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开始关注马克思学说的代表性人物是马君武和朱执信。其中，马君武被称为“中国较系统地评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人”，[3]他于1903年《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对马克思评介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2](P76)该文文末还附注了马克思主义的五部著作目录，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能见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清单。朱执信被何香凝誉为“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4](P8)他于1906年1月在《民报》第二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思想，简要叙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理论也有所论及，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着原则区别。同年6月，他在《民报》第五号发表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也称科学的社会主义。”[2](P155)虽然朱执信对马克思的评介有不当之处。但他几乎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方面的内容，为时人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资料。比起同时代国内其他思想家的介绍，朱执信的评介要全面和客观些，且对马克思学说抱同情态度。
在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要特别提到孙中山。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探索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是中国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5](P2)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经真诚地确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一些中国人还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顶礼膜拜、要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从西方国家的发展中觉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和社会动荡，孙中山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912年10月，他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讲到：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达三十年之久，著《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终于使社会主义“成为有系统之学理”。[6](P506)虽然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也不表示赞同，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预言是很有意义的。
十月革命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介绍的，还有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等人主编的《天义报》于日本东京创刊。该刊第十三卷至第十九卷陆续译载了《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同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如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妇女理论等。同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也曾经详细地介绍和评论了巴黎公社革命以及第二国际的相关内容。
综上所述，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及其学说，马克思主义被零星、片断地介绍到中国来，中国人开始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传播者是从各自的立场和政治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西方社会主义流派的一种，与其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介绍非常肤浅和片面，只是抓住其中的一鳞半爪便加以主观意会，错误和歪曲之处自然比比皆是。加上这一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阶级基础还比较薄弱，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已经产生，但还处在自在阶级之中，没有实现向自为阶级的转变，缺乏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度自觉性。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没有得到系统的说明、正确的阐释和广泛的传播，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更不要说形成实际的运动。这一时期以社会主义者自命的人也有一些，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真谛，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关于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是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事实上，早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十分明确地谈到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介绍和传播的具体情况，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7](P290)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这段话，是对四年后《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相关表述的最好注脚，也是对“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最好解答。
“二问”：俄国是否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
这是由毛泽东上述概括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渠道即信息源的进一步思考。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报纸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率先报道了这一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1918年4月，《劳动》杂志作者撰文指出：“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8]同年5月，《民国日报》发文认为：“俄国列宁政府之巩固，即由于和平之放任主义，中国似宜取以为法。”[9]同年7月，《太平洋》杂志作者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10]这些文章程度不同地表达了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欢迎和向往。自1918年7月至翌年春，一直借助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俄国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认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李大钊的文章和演说在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表达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思想观点。但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政府的有意封锁和歪曲，这一时期的中国报刊有关十月革命的介绍和宣传并不多，中国人对苏俄情况的了解并不全面，苏俄并不是中国人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1919年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分界点。在此之后，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期刊和团体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开始加快，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他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苏俄，试图从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一历史进程中探寻中华民族摆脱列强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现实途径。1920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员的身份赴俄，实地考察苏俄社会生活，访问工厂、乡村、机关、部队，及时向国内发回大量通讯报道以及苏俄情况的著述。如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俞颂华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李仲武的《游俄国见闻实录》等，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俄的真实情况，吸引了国内众多读者，是中国思想界了解俄国真实情况的重要来源。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和研究苏俄社会制度、革命经验的同时，还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上海外国语学社等以研究苏俄问题、选派赴苏留学生为主旨的团体，开始有计划地派遣学生赴苏俄学习，接受苏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项工作改为由党来组织和派遣，并相继选派了几批留学生到苏俄学习，其中包括将一些留法、留德的学生分批转到莫斯科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大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和践行者。自此之后，苏俄就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这条途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正随着共产国际和俄（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介入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而日益显现出来。
因此，苏俄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始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日本。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出现了大批青年学生赴日本留学的热潮，其中许多有识之士企图通过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拯救衰败落后的旧中国。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介绍和传播，给中国青年学生以强烈的冲击。在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和帮助下，成长起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早期大多数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大多有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如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北京的“一李二陈”（即李大钊、陈溥贤、陈启修）、上海的“二陈二李”（即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以及广东的杨匏安等，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同时通晓日文，他们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材料，主要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特别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影响巨大，不仅他的著作被大量地译介到中国，许多人更是直接师从于河上肇，受其教导。其他如幸德秋水、福井准造、片山潜、村进知至等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正如德国汉学家李博所指出的，五四时期“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11](P79)因此，日本不仅是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主渠道，也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作用不可忽视。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日本中介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桥梁作用的同时，于此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日本某些理论家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就长期对他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2](P90)
除苏俄、日本途径外，还有欧洲途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许多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工读思潮的影响下，纷纷远涉重洋，赴欧洲（主要是法国）勤工俭学，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法国逐渐成为五四运动后向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途径。据粗略统计，1919年、1920年两年中，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达1600多人。[13](P106)这些青年到欧洲后，一边勤工俭学，一边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工人群众，关注工人运动，努力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状况介绍到国内。蔡和森、周恩来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蔡和森在赴法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且着手编写阐述社会革命理论的著作。1920年，蔡和森接连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信，提出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主张。周恩来赴法国后，积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办《少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他虽然身处欧洲，仍与国内斗争息息相关。“他经常和邓颖超及觉悟社其他社员通信联系，并发表了一百多篇通讯，报导勤工俭学的情况和斗争，英国矿工大罢工，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和工人运动，分析国际形势，介绍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等等，在国内发生了很大影响。”[14](P192)在蔡和森、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一批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先后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
总之，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日本、西欧、苏联三条途径，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形成了一个群星灿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15](P76)这三条渠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上各有千秋，“从日本而来的主要是一般学理方面的，从西欧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从苏俄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16](P61)而就三条渠道在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所起的作用来看，日本渠道使中国思想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术语以“语言浓缩形式”[11](P81)积淀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法国渠道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而苏联渠道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规模化进入中国的新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先前的“三途并行”转向“一途独进”。与日本、欧洲途径相比，苏俄途径显示出绝对的优势，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唯一来源地。更需重视的是，这种“一途独大”的局面一旦形成，就持续和固化了近半个世纪，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阐释和实践。
“三问”：“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否是外因决定论？
这是由毛泽东上述概括引发的第三个问题，该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内在的需要？还是外在移植的结果？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P11)这就是说，对某种理论命运的把握离不开对具体国情及理论需要程度的分析。近代中国是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革命基础十分深厚的国家。由于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蹂躏，由于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由于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下国家陷于极端贫弱的状态并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但是，对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能够提出的救国方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1](P1470)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已经睁眼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实情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着眼于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到太平天国后期，《资政新篇》纲领中不仅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而且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18](P42)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18](P41)这就把向西方学习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领域，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了。到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把向西方学习进一步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主张改革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启蒙思想家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原”，[19](P27)“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19](P28)“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19](P76)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学说，更是直接参照了欧美革命的经验，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提出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不仅态度十分虔诚，内容依次递进，而且努力将学习内容和社会行动结合起来。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举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但问题在于，学生虽然不断地向先生学习，先生却老是欺侮和侵略学生，“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P1470)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戊戌维新犹如昙花一现，仅存百日即告夭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却虚有其名。帝国主义的屡屡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中国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变成一个贫穷、落后、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事实不能不激起中国先进分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在中国可行性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也确实“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P1470)特别是空前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撕下了笼罩在西方资产阶级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弊端。中国先进分子通过这场战争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业已破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光明的前途，由此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为他们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以及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
正当中国人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失败，中国先进分子陷入极度彷徨和苦闷中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也给正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以强烈的震撼。十月革命在唤醒西方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唤醒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并把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汇合起来，共同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由于十月革命发生时的俄国情况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这给中国先进分子以很大的启迪。他们认为，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只要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完全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昭示解放的道路。中国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曙光，他们讴歌和介绍十月革命；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定只有坚持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的五四运动出现了两种新趋势：一是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指导作用；二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两种趋势本质上是相通的。[20](P261)十月革命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推动力量，中国先进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从支持和赞扬十月革命，到了解和探讨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再到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直至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总之，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为了挽救危机、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不断地向西方国家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十月革命前近80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充分表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根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没有从西方教义中找到指引中国出路的科学理论。不论是农民阶级的革命纲领，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建国方案，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客观形势的发展更加迫切地需要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先进分子也没有因为现实中的不断碰撞和失败而停止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他们仍然孜孜以求地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强烈示范和刺激下，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并迅速地被中国先进分子所理解和接受，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开始扎根发芽。对于中国先进分子来说，他们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加以崇拜的信条，而是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工具。很显然，中国先进分子的目标转向主要不是外力强加和移植的结果，而是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破产之后作出的主动选择，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俄国十月革命为这种历史性转变和选择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它“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P1471)毛泽东准确地概括了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对近代中国社会道路选择的科学总结。
收稿日期：2011－06－15
注释：
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898年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该书英文原名为《社会主义史》，英国学者柯卡普著。但有学者对此考察后指出，《泰西民法志》的出版年不是1898年而是1912年。参见唐宝林：《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光明日报》1998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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