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183;标准#183;模式：可持续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体制论文,模式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的课题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的看，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有不少问题比如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是什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何认识可持续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等等，并没有真正弄清楚。
一、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条件：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时候，重新提及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条件和体制环境问题，似乎老调重弹，其实不然。
一方面，最近在理论界（主要是国外）有一部分“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注：潘家华：《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坚决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他们坚信市场理性，否认增长的极限和反对环境管制，无限夸大市场作用。他们认为能源危机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并非市场运行之必然；人口问题及环境污染问题，由于资源的效率应用，均处于改善之中。较为极端的市场理性观点认为，“一种商品的价格体现了该商品的全部社会成本”。（注：潘家华：《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宏观干预。对于公共资源问题，持市场理性论的学者也承认存在市场失效，但认为可以通过明确产权关系来解决。即通过生态私有化，使环境与生态资源融入经济体系，让自由市场来管理公共资源。自由市场环境主义只是新古典学派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延伸。但是，由于这种观点是针对一些政府宏观调控的局限性甚至是无效性提出的，因而在理论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蛊惑性。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真正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是同时，十五届五中全会还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既是指我们整体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程度不高，也是指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还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一个例子。首先是政府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和调控仍以命令为主，比如对一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15种小企业，基本上都是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要求关闭，实际上一查就关，一不查就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是作为可持续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源产业和环境产业市场化程度很低，大部分资源性企业和环保企业由于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以上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要求我们真正理清可持续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首先，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非对称性，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市场非对称性问题，最初由福利经济学者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注：潘家华：《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他在研究中发现，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即生产者所承担的那部分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或者说，生产者所承担的那部分成本与他实际上所造成的成本有差距。这部分差距由社会和他人所承担了。庇古所举的例证就是污染问题。在20世纪初，工业污染问题已相当严重，但生产者只是关心其生产成本，而不管污染物所带来的损失。进入6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因污染而造成的各种损失，尤其是大气和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和工农业生产的不良影响，使人们对市场的局限性有了进一步认识。美国学者尼斯在分析了市场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后，认为市场非对称性内生于市场体系，不可避免。（注：潘家华：《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具体表现在，对于基础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分配，市场运作富有效率，能够产生足够的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置，市场运作失灵，几乎完全不具效率。因为污染物排放所造成的破坏发生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之外的市场外部，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
其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宏观调控作用的非对称性，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政策，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比如对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都能发挥有效作用。这就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非对称性。在以单一计划配置资源的传统经济体制下，排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只能在政府的严格计划下进行，必然导致宏观政策失效。其严重后果既造成自然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和极大浪费，又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作用。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解决宏观政策失效和市场失效方面，具有比较体制优势。前面分析到，无论宏观政策非对称性，还是市场非对称性，都是指有效和无效这两部分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政策部分失效，就是指宏观政策的作用存在盲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部分失效，即是说明市场作用存在盲区。盲区的存在，则会造成可持续发展障碍。那么，要消除两个盲区，必须寄托于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把政策有效和市场有效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具有这样一种体制优势。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做的最大利处在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市场来形成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价格，并通过价格变动及时反映商品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提供信息。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不合理现象。二是各类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包括减少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和原材料。这非常有利于自然资源的节约与保护。三是有利于明晰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并对自然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从而实现自我资源的保值、增值和自我补偿。四是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环保产业。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得以认真执行后，环境保护产业的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和盈利前景，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必然有大量的资本投入该产业，并将获得平均利润，从而客观上达到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目的，等等。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一点，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市场的有效性对于可持续发展只起基础性作用，而对于非市场交易资源的保护等有长远效益而无近期效益、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无经济效益，只能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管理手段，又不同于过去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命令控制”的方式，而是一种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开始转向积极地利用市场机制作用，更多地依靠经济政策工具。比如对污染排放征收环境税，使环境成本内部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再比如实行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这是运用市场机制抑制污染排放的又一制度措施。当某个企业想得到更多的排污限额时，就必须向其他采取措施降低了排放量的企业购买许可证。通过许可证制度，社会可以对每年的排污量或资源消费量规定上限，而许可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与此相比，环境税则是由政府对污染排放定价，由市场来决定排污量的大小。此外，还有押金返还制度，主要是对有污染环境可能性的制品征收押金，当该制品返回到回收中心或处理厂时退回押金。这一制度能促使污染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废品回收，以利于再生处理或安全存放。除了上述三种政策措施外，还有补贴的废除和应用等。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我们应该积极吸收和借鉴，并结合我国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不仅比传统的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具有体制优势，而且比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体制优势。这一点似乎不好理解。从目前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我国，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和六七十年（如果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算起）的宏观调控的经验。从长远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备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长远事的优势。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两点将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无与伦比的政治保障和宏观调控能力。
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两循环思想
在论述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之前，我们先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对已有可持续发展标准和指标的弊端分析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泛化理解和使用。比如有的提出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本义有联系，但不能相提并论；还有的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已属于货币银行学的领域，与本来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任何关联了。再比如，一些学者将哲学、社会进化、未来学、数学模型等多种方法使用于可持续发展研究，致使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模糊。（注：蒋正华等：《中国人口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再作明确界定：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注：江泽民同志1996年3月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既影响当前需要，又影响未来需要的要素就是自然资源和环境，其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技术的等诸要素，都是间接的或为其服务的；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就是要求自然资源和环境能够永续利用。这个观点与第十五届联合国环境署《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
基于此，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联合国及一些国家对可持续发展标准的见解。
英国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包括经济、交通、能源、土地、垃圾等五个方面，其中经济有总量、结构及用于环境保护资金；交通方面以每人每年使用小汽车公里数、每人每年使用公共交通公里数、每人每年使用火车公里数来度量；能源主要看其结构；土地则指城市、农业、森林各自占用土地的数量；指数中还包括对人体有害的垃圾比例、城市垃圾利用率等。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12项判别准则，包括：人口达到零增长；人均财富在世代更替中保持不下降；科技进步的贡献可以赶上报酬递减的损失；土壤侵蚀与保护达到动态平衡；森林采伐率与再生率达到基本平衡；海洋鱼类捕捞在其种群可以维持再生的水平内；草原的牧养量不超过其载畜能力；不可再生的资源开采与储备量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地下水的抽取与补给保持平衡；人类活动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发生率与其固定率长期内保持平衡；环境与发展之间保持积极的平衡；效率与公平获得最佳平衡等。而联合国的一些委员会最近提出了有130多个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判别准则，这些准则覆盖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注：蒋正华等：《中国人口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以上各种标准和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不同探索。如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一样，各种标准也是观点不一，层次有别，角度不同。其中有的标准比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意，如提出“土壤侵蚀与保护达到动态平衡”、“森林采伐率与再生率达到基本平衡”等的平衡观点，富有借鉴意义。但是，有些标准存在着片面性和弊端。有的忽视发展原则，提出人均财富在世代更替中保持不降，这就意味着不一定要求人均财富增长，可以保持零增长；有的内容过泛，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标，像寿命、教育水平、收入等，与已达成共识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中的理解，没有多大关系。像“效率和公平获得最佳平衡”之类，甚至与可持续发展毫不相干；有的指标太多，无法操作。比如，联合国的一些委员会最近提出的130多项可持续发展判别准则，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其具体内容，但就量上来说，很难付诸于实践。有的内涵不很明确，等等。
总之，可持续发展尚缺乏一个具有科学理念的统一的标准。
（二）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标准
首先要明确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发展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失去了发展，一切将无从谈起。
在发展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不论是整个地球，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其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基本标准就是两个：一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实现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
1、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
根据自然资源的物理属性和生成机理，自然资源又分为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
不可再生资源的循环。不可再生资源是指储蓄量有限，能被用尽的资源。比较典型的是各种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和能源矿产资源。由于它们的形成极其缓慢，需要几万年甚至上亿年，因此可以认为是不可再生资源。
一是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替代。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是：(1)矿产储量的潜在总值虽然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拥有量却居世界第53位，只有世界人均拥有量的一半；(2)优势矿产多属用量不大的矿种，而大宗矿产却多半储量不足；(3)矿产资源中小型矿多、贫矿多、难选矿多、综合矿多，可开发利用的效益受限；(4)矿产资源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不同规模的矿产高度集中区和严重短缺区并存。矿产资源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建国以来经济粗放型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高强度消耗，致使我国矿产资源供需形势不容乐观，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支柱性矿产如铁矿、铜矿、锰矿、铬矿等供应短缺。以铁矿为例，截至1997年底，我国铁矿石保有储量462.32亿吨，如果以1996年全国铁矿石产量25228万吨为平均数算，（注：李之等：《国土资源与经济布局》，地质出版社1999年第1版。）那么，我国的铁矿石资源将在183年后枯竭。实际上，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国内生产的铁矿石早已不能满足需求，进口量不断增加。到1997年，进口量已达5510万吨，约占我国总消费量的1/5（按品位摊算超过2/5）。（注：李之等：《国土资源与经济布局》，地质出版社1999年第1版。）
这种矿产资源虽然不能再生，但漫长的成矿过程却为其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即可以无限次地重复利用。这样，我们可以用循环利用率来衡量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永续利用的程度。
从理论上讲，循环利用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实际上，我们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制成品很难全部回收回来，只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循环利用率，就非常有助于实现循环利用。因为一方面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益会越来越高，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原来的资源密集型骨干产业（如钢铁和汽车等）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工业、通信、生物工程等）转变，从而大大减轻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强度。还有，科技进步会创造和开拓出新的资源，以共同支撑不可再生资源的永续利用。这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论述。
二是能源矿产资源的循环替代。能源矿产资源也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而也具有有限性，即其存蓄量随着开采量的增加而减少。我国保有探明储量的能源矿产有：煤、石油、天然气、铀、钍、油页岩和地热等7种，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煤炭虽然资源充足，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供应在区域上仍比较紧张，且由于煤的燃烧会污染环境，产生温室效应，在今后的利用中会受到来自环保方面的限制。截至1997年底，我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23.27亿吨，（注：李之等：《国土资源与经济布局》，地质出版社1999年第1版。）若以1998年年原油产量1.6亿吨（注：李之等：《国土资源与经济布局》，地质出版社1999年第1版。）计算，再有不到15年，我国的石油资源将会枯竭。截至1997年底，我国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8052亿m[3]，而同年产量为223亿m[3]。如果不再发现新的可采储量的话，以此为平均数计，则再经过36年，我国的天然气资源也会枯竭。
可见，我国的能源矿产形势亦然严峻。不仅如此，由于其自身物理属性的特殊性，能源矿产还不像其他不可再生资源那样具有循环使用的价值。要保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走能源矿产的循环替代之路，用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等永久性或再生性能源，逐步替代这些能源矿产资源。我们用循环替代率反映能源可持续利用的程度。
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可再生资源是指能够不断生长繁衍的生物资源和自然循环中形成的可循环资源。这种资源在理论上讲，是可以持续利用的。即用了一次以后，可以再生重被利用。如水、耕地、动物、森林、草场等属于此类。我们把循环再生率作为衡量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程度指标。
2、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
此处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如何衡量环境的永续利用呢？
要保证环境状况始终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就必须将污染水平控制在环境容量和环境净化能力之内，达到污染量与净化量的动态平衡，实现污染、净化，再污染、再净化的良性循环。我们把衡量循环净化水平的指标叫作环境循环净化率。
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构想：三增长模式
为了确保两个循环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提出了一种三增长模式，即：经济低代价增长；人口适度零增长；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
（一）经济低代价增长
造成资源、环境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五个流派：一是多因素决定论；二是资本决定论，主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三是收入分配决定论；四是技术进步决定论；五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上述各种流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曾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些观点又有各自的不足，这可以从长期的争论中看出来。此外，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还有一个共同缺陷，即忽视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可以看出，众多的增长经济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如下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是说，要素的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这个假定前提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以及社会问题等。
理论的前提假定具有片面性，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性。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为此，笔者曾经提出了一种新增长理论，即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在比较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选定索洛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并把经济增长的代价作为一个负变量纳入索洛模型。（注：详见梁言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一方面能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形（增长与代价并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有利于指导经济活动限制代价，追求一种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在这个理论模型中，代价与劳动、技术进步、资本、知识等不同，是作为一个负变量出现的，故代价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即代价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小。要提高经济增长率，除了增加劳动、技术进步等正向因素以外，还必须减少和控制代价变量。保护资源和环境，是低代价增长理论的内在要求。
这个理论体现在经济政策制定上的要求是，既要制定正确有力的鼓励型政策，又要科学制定有效的限制型政策，完善经济政策体系。具体包括：
第一，产业政策要充分体现低代价增长的客观要求。比如，产业结构政策所鼓励的重点发展产业，应该包括刚刚兴起的环境保护产业，同时要严格限制乃至禁止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产业；产业组织政策应该鼓励企业实现规模经营，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资源，实现低投入高产出；产业技术政策应该根据产业发展的目标，规定鼓励使用和限制、禁止使用的技术，推动技术进步。
第二，拓宽限制型政策的调控范围，尽量不留政策死角。为了弥补改革开放初期的吸引外资政策之不足，应规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
第三，加强限制型政策的约束力度，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如前所述，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些限制型的政策，但是政策效果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政策力度不够。《中国21世纪议程》中提出，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环境税收制度和资源定价政策。我们认为制定这些政策的关键是，确定合理而有效的费用标准、税赋标准和价格标准。如果对资源的使用收费定得太低，环境税太少，资源定价过低，那么对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利益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因而也就不会改变它的经济行为，经济政策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加强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衔接。
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还应该建立有关的机制。比如，在出台新政策时，要实行负效应论证机制。主要论证：该项政策可能会出现哪些负效应；对长远利益有无损害；是否有利于全局利益，等等。再如，在政策实施之后，要建立政策效果反馈机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管怎么论证，都有可能出现欠缺。建立效果反馈机制，可以通过反馈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对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二）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
走经济低代价增长之路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仅此不够。因为代价再低也不会是零代价，低代价的长期积累，最终会对现有资源和环境构成威胁。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弥补自然生态之不足。
这个问题，过去理论界较少涉及。在80年代初期，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自然再生产理论，并指出它与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一起构成社会再生产的三个互相依赖的过程。之后便很少见到进一步探讨的成果。我们认为，自然再生产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有局限性，即不能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扩大增长。为此，我们提出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的思路。
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条途径：
一是努力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水平。包括：努力提高森林覆盖率，扩大有林面积；努力扩大草场面积；在不破坏森林、草场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复垦等多种方式，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在积极改善生态条件的同时，大力防治水污染，建立和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等，把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来抓，等等。现在影响可再生资源循环再生水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土日益沙化和荒漠化。要根治沙漠，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大投入，对干旱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探寻耐干旱生物群落的生存机理，从而找到一条沙漠变绿洲的有效途径。由于现有科技水平和资金投入能力的限制，这种类型的沙漠治理，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可再生资源的扩大增长，不仅进一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直接需要，还会改善生态条件，扩大环境容量，提高环境净化能力，意义重大。因此，国家应实施倾斜政策，加大科研和投入力度。
二是要加大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回收力度，提高循环利用率。废旧物资回收，是我们多年来就做的事情。如何大幅度提高金属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呢？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回收产业化。即把资源回收同矿产开采一样，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既然作为一个产业，就应该获得平均利润。当矿产资源的开采受到限制时，甚至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资源回收产业必将成为一种朝阳产业而充满无限生机。为此，建议政府运用经济杠杆，积极培育扶持资源回收产业，使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尽快发展壮大。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争。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全球化。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全球资源战略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加强对公海、尚未开发的陆地等的资源勘探和开发，积极开发国外新的资源基地。现在地球上尚未被开发的地域、海域已不是很多，并且勘探和开发难度都比较大。发达国家凭借技术、经济优势已经抢先一步，机会稍纵即逝，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迅速作出部署。另一方面，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以资源换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技术和资源，发展跨国公司，或者利用我国勘查开发矿产资源的技术力量，与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合作进行资源开发，建立一批我国资源短缺的国外矿业生产供应基地。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和积累，无论从总体经济实力还是科技水平来看，我国已经超越了靠自然资源输出换取经济发展的阶段。因此，考虑到我国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必须严格控制自然资源出口，包括限制变相的和初级自然资源加工产品的出口。
四是加强科技创新，挖掘资源潜力，积极开拓新的资源。以能源为例。有关专家提出，我国拥有丰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有望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取代以煤炭、石油为主的传统能源。据介绍，我国可供开发利用的水能源为3.78亿千瓦，目前仅开发利用了11%；每年我国陆地接收的太阳辐射总量相当于24000亿吨标煤；可供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总量2.54亿千瓦；已探明的地热储量相当于4626亿吨标煤，现已开发利用的仅为10万分之一。（注：见张晓松：《专家提出新能源储量巨大、亟待开发》，《经济日报》2000年5月27日。）这样的能源无污染，是当前国际能源开发利用领域中的新热点。我们应加强研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潜在能源。
通过科学研究，积极开拓新的资源种类，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水平。据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结果，南海海底有巨大的“可燃冰”带，能源总量相当于全国石油总量的一半。我国东海也发现了“可燃冰”的踪迹。与石油、天然气相比，“可燃冰”有其独特优势。1m[3]的“可燃冰”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164m[3]的天然气。目前公认全球的“可燃冰”总能量是所有煤、石油、天然气总和的2到3倍，开发价值十分巨大。（注：南方网2000年7月13日网站首页：《南中国海发现巨量能源“可燃冰”》。）因此，激烈的国际竞争必定会随之而来。我们应该加大研究和开发力度，包括尽快研究解决开采和运输等难题，使“可燃冰”尽快为人类所用，以补充和替代传统能源。
（三）人口适度零增长
实现两个循环，既要走低代价经济增长之路，又要努力促进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扩大增长。同时，还必须控制人口。
但是，关于人口与发展的问题，在西方理论界历经百年争论，却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悲观派和乐观派毅然尖锐对峙。美国生态学家福格特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被认为是悲观派的早期代表作。著名的美国生态学家额尔利奇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和1970年出版的《人口、资源、环境》是悲观派的代表性著作。额尔利奇认为，人口增长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人类已经面临着资源耗竭的生存威胁，所以人口增长是比原子弹还要危险百倍的“人口炸弹”。但是，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乐观派则抱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代表人物、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西蒙在追溯了1万年来的人类历史之后，得出结论：当物质稀少时，人就以新的发现来应变，他们就会用新资源去替代老的或尽可能保护它。美国国家科学院“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于1986年发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一文，支持了这一观点，并把这种“应变”现象称之为“适应性战略”。
从定性上看，我们不否认有这样一种机制存在。但是，从定量上看，资源替代速率未必跟得上由于人口过快增长所造成的资源消耗速率。因为人口不加以控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而市场机制也好，人的创新能力也好，都有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这就势必造成消耗速率与替代速率的差距，从而逐步形成资源危机。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历史上的适应性战略都是历来极为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也会每每成功。因为越向前追溯，人口基数越少，而自然资源（尤其是非再生资源）越丰富，替代资源的寻找也相对容易。而随着人口基数越来越大，非再生资源越来越少，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艰难，“谁也不能保证过去历史存在的趋势今后会继续下去”。（注：见《人口与资源的问题争论》，《光明日报》2000年6月1日。）如果说适应性战略的话，有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资源稀缺，资源替代跟不上资源消耗时，人类必然会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约束机制。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
从实践上看，也不允许人口自由增长。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但是，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预计年均净增1000万人以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注：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人民日报》2000年5月8日。）。
总之，靠所谓的适应性战略（或机制）很难实现人口自由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悲观派的观点，即人口越少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依然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无限制地减少人口和让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一样，都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科学选择人口再生产的模式。
为此，我们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走人口适度零增长之路。其内涵有两点：一是零增长，即人口总数保持不变，但人口质量在自然更替中不断提高。二是适度零增长，指零增长是在一个最佳人口数量上保持恒定不变。
不少学者曾经就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的人口数量进行研究。从他们的研究结果看，最优人口容量少则4亿多则10亿，（注：蒋正华等：《中国人口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相差太悬殊。其根本原因是，研究赖以使用的依据各不相同。如何确定最优人口数量，做到适度零增长？我们认为，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保持GDP（人均和总量）按一定速度增长。我们前面讲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总量是按照一定速率不断扩张的。这是控制人口所必须考虑的大前提。二是在考虑了科技发展和采取其他得力措施，开拓新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前提下，人口总量所造成的资源消耗速度不得大于资源再生和替代的速度。三是人口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不能大于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率。
上述各种约束因素对最优人口总量的限定，遵循最小值原则。即每一个约束要素都对人口总量有一个上限要求，而且很可能大小不等，其中的最小值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最优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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