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笔谈)——难以回避的：不是文化霸权，而是资本逻辑——詹姆逊对作为他者的现代性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笔谈论文,现代性论文,为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5-0005-21
最近，詹姆逊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观点越发令人困惑了，甚至其理论形象也似乎由 此变得模糊起来。引起人们困惑的主要原因是詹姆逊提出，现代性正在复活，并没有像 后现代所想象的那样已被彻底制服了，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使学科体制获得某 种谱系学的认同；二是现代化的兴起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努力。现代化虽受到了批判， 但现代性却使人们相信了这样一种幻象：即西方拥有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因此它对这 些后发国家而言仍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理想。那么，詹姆逊所理解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 ?他提出了关于现代性概念的四点提纲：“1.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2 .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3.一种拒绝叙事的手段就是坚持从主体性 的角度看问题(它的题旨是主体性是不能够被再现出来的)。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 够获得叙事形式。4.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 的断裂这个假设。”[1]
现代性是一个只能通过历史比较(即所谓历史落差)来加以叙述的概念，因此它更多地 代表了后发民族与国家的一种赶超愿望；同时，现代性又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必须在 这种比较中才能被叙述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抽象物，它要随着历史境遇的变 化而变化，所以它只是一个叙事范畴。如果拒绝叙事，采取所谓反“大叙事”的方法来 看问题，那么这就仍是固执于主体性的视角。而一旦把现代性放到历史境遇中来，那么 它就可以获得叙事形式了，即可以识破现代性的另一层根本意义，而不会被所谓后现代 的多元主义假象所迷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批判那些沉醉于民族多样性空想中 的人说：“但这样我们就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 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 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 殖民化。”[1]
詹姆逊认为吉登斯与哈贝马斯也都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他们都认为现代性并没有成 为过去。但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不完整的，是未完成的，而后现代则是在完整的现代化 条件下所获得的成果，即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 ；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在这种情形下，“现 代性的不同道路”只能是一种幻想。总之，在詹姆逊看来，现代性总是他人的东西，它 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关于某个历史阶段的描述，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他者的反应。 他说，甚至在波德莱尔那里也能读到这种反应。进而，后现代也就成了一艘在水面上漫 无目的地漂荡的小船。
为了克服后现代的这种无根性，同时也是为了与现代性的这种复活相抗衡，詹姆逊希 望能从本体论那里获得支撑，他认为必须进行一种“当下本体论”的建构。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这两个概念都必须以这种本体论为基础来加以运用。因此他说：“我认为我们应 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 力。”[1]一旦有了这种“当下的本体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可以得到恰当的运用了 。“至于当下的本体论，我们最好让自己适应这样一种思维，即‘现代’是一个单维的 概念，或者说一个伪概念，它本身既不包含历史性，也不包含未来性。这意味着，后现 代性同样没有确定一个未来，但当我们恰当地运用后现代概念时，它能够确定我们自己 的当下。”[1]建构这种“当下的本体论”的目的就是要与现代性的空间化特征相对抗 ，使时间在本体论上得到确认。(注：关于此点可参见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 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0-293页，在那里詹姆逊把时间意识或历史意识的 缺失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经验中的核心部分”。而在此，詹姆逊认识的深化则在于认识 到了，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表现为这种空间化特征或拉康式的“符号链条的断裂”，原因 就在于作为资本逻辑的表现的现代性本身才是这一现象的内在根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才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具有了相同的语义。)这也就是说：“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 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 。”[1]
他要求把现代性仅仅用作为一个关于(他者)过去的术语，目的是为了进行历史叙事。 而后现代则应当加以恰当的运用，前提是必须建立在关于“当下的本体论”的基础上。 因此，现代性的回归是通过历史叙事所得出的一个事实性的结论，而本体论的建构恐怕 才是詹姆逊的此次运思的最终落脚点。
但我们必须注意：詹氏并非是为了替现代性张本而谈起现代性的回归的，而是为了彻 底地(甚至从本体论上——虽然这种做法我还不敢贸然赞同)批判这种与新自由主义(或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相等同的现代性(或以后现代面目出现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回归只 是詹姆逊所确认的一种历史情境，但其理论用意却不在为这种回归欢呼。现代性仍是詹 姆逊所要批判的对象，因为对于詹姆逊来说，实际上只有一个批判对象，即现已全球化 了的资本主义。不论它是以现代性的面目直接出现，还是以后现代的假象重新粉墨登场 ，它都应是惟一的批判对象。詹姆逊之所以用语尖刻地说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只 是一种虔诚的希望，其目的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给现代性正名，而是为了打消包括第三世 界在内的一些民族国家的幻想，即通过文化的多样性来在现代性中求得安慰。最终，仍 是为了指出：首先必须说明的应是资本的逻辑，只有说明了资本的逻辑，才有可能真正 出现一种新的不同于现代性的新的社会。这也就是说，只有理清了资本的逻辑，才能出 现新的、更有意思的问题。这也是他提出要建构一种没有现代性话语的“社会本体论” 的原因。詹姆逊认为，本体论不是通过叙事建构起来的，而是通过对当下的政治动力学 的分析与考察而得以可能的。我认为对詹姆逊的这种当下的政治动力学的研究才是我们 学界今后应重点加以关注的问题。仅仅从情感或情绪出发，不论是作抗议还是附和对于 深化学术讨论都是没有帮助的，学理的澄清与研判才是核心所在。
詹姆逊的论述虽然十分繁杂，但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再次确认了他的晚期马克思主义 者的身份。虽然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涉及面很广，但通过对他以往著作的研究可以看 到，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以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为基础的，即他对生产方式 的强调才是他说明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他早在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过他关于后 现代主义研究的意义是指向生产方式理论的：“我本人要再次说明的是关于‘生产方式 ’的概念，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又一贡献。”[2](p.33)因此，难 以回避的并不是所谓的“文化霸权”，而是“资本逻辑”，提出现代性的全球性的回归 只是指出了这一历史必然趋势，它与民族情感无关。这才是我们真实的斗争对象(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同时这也是詹姆逊的批判对象。而要与这种全球化的资本逻 辑作斗争，正像马克思曾说过的，任何道德的愤恨都是没有用处的。对此，需要的是对 这种逻辑的实证分析。当然，文化研究也就有了新的意蕴，既然文化已成为生产，那么 对这一生产部类的批判也就必须是一种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鲍德里亚的所 谓“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詹姆逊才说：“我的所有 这些看法——显然归功于(这一点我过去说得不够充分)鲍德里亚，以及给他启发的一些 理论家。”[2](p.33)所以，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批判才是詹姆逊的现代性或后现 代性研究的底线所在。
现代性之所以作为幽灵而一再浮现，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正在四处游荡。詹姆逊在此 对幽灵的运用虽从表面上来看与德里达对幽灵的描画相反：德里达描画在黑板上的是作 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以复数而现身的马克思的幽灵，而詹姆逊所描述的却似乎是与后现 代相对立的现代性，甚至说是一些陈旧的东西，但其最终原因却是一样的，即“游荡的 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德里达与詹姆逊一样都曾试图借助于一种暂时性的本体论来 与此相抗衡。这正如J·K·吉布森-格雷汉姆在分析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 时所说：“这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近乎宗教仪式的祷告，并不是一种招魂仪式——它激 发现实感而不想去放任非现实——但是，它具有类似‘本体论’的威力。”[3](p.304) “暂时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没有威力，这大概就是现在我要在本体论上下功夫的原因。” [3](p.314)现代性之所以挥之不去，原因正在于资本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四处游荡。要与 此相对抗，且从言语理论或叙事理论出发，最后的选择恐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言 语行为(奥斯汀)或叙事本身成为本体中的一个有效成分，并使之发挥异质性的作用。
至此，我们也就可以确认詹姆逊的理论形象了，即他是一位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说他 是一位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其含义主要有四：一是他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与传统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类似之处的文化学指认，将其标识为现代性的基础，而且对这种作为 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跨国资本主义”他也是很明确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因此说他是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二是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们高谈阔论着的文化多样 性、差异等非但不能克服现代性，相反它们实际上恰恰是现代性的一种回归方式。如果 以为反对了文化上所谓本质主义的霸权就能克服现代性，恰恰就中了资本的狡计，因为 后现代所热衷的文化多样性、差异等与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如德里克所指认的“ 弹性生产”、哈维所列举的“虚构、幻想、非物质性(尤其是货币)、虚拟资本、各种形 象、短暂性、机遇、生产技巧的灵活性、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地位的支配”[4](p.423)) 上有着暗合之处，因而如果仅以文化为批判的对象，那么其作用就很明显了，即恰恰成 为这个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帮凶。因此，他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本质的 差别。其三，詹姆逊认为资本的逻辑才是不论进行现代性批判或是后现代尝试前所首先 应完成的工作，他仍然像马克思那样认为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因 此，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话语也是有着区别的。 第四，詹姆逊认为要与资本的逻辑相对抗还必须从哲学上进行本体论的努力，这一方面 是为了与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化特征相抗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现代性作为他者在后 发民族与国家那里所留下的阴影。前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意识的继承 ，后一方面则表现了他作为一位(广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固有的乌托邦情结。因 此，詹姆逊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又是有着区别的，他的这一哲 学努力反映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道路与前途上的迷茫。可以说，他只能是一 位“晚期马克思主义者”!
收稿日期：200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