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外交战略——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俞邃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对外联络部论文,新时期论文,研究员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确立认识时代主题观，对于我国从总体上客观判断国际局势，制定正确的国内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认识当今的时代主题，如何认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同当今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间的矛盾？
俞邃：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是我国能否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邓小平经过精心观察和研究，以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革命气魄，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党的十三大则将和平与发展称作时代主题，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一时代主题的提出，从根本上回答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和平与发展反映了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人类社会追求的方向。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存在着各种干扰因素，特别是全球霸权主义和“三股势力”亦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冷战结束后，地区热点频频出现，正是由于民族、领土、宗教和资源等方面的争议引起，往往还带有霸权主义的背景。从理论上讲，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转变，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和平与发展两大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意味着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内容，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是一项需要持久奋斗的艰巨任务。
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与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这两者是对国际大局并行不悖的基本概括，但后者往往成为有人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产生疑问的直接原因。世界上一旦发生大震荡，如科索沃战争期间，有人便怀疑和平与发展是不是时代主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并说明“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怀疑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将会动摇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决心，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也还有另一种倾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就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给人的印象是和平与发展的任务已经实现。不久前党中央将当今国际形势的特点归纳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这有助于从形势角度理解和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内涵。
记者：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还是国际多极化，还是美国一极独霸世界？当今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俞邃：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思想，是邓小平在冷战结束前提出的，他从“完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等多角度考虑，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指出未来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冷战结束后，江泽民同志不断阐述多极化趋势的新动向、新特点。“多极化论”如今已成为中、俄、法等大国以及亚非拉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共识。“多极化论”并非否认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前是美、苏两家，现在成了美国一家）占有的实力优势和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而是表明世界事务已不再由某个超级大国说了算，各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和力量中心都在发挥作用。世界多极化的“化”，是指发展过程，不是说多极世界业已形成。“多极化论”与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单极世界论”是针锋相对的。
一个时期来，在世界格局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强调冷战结束后才出现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不考虑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涉及世界多极化的基本思想，结果将产生世界多极化的背景局限于冷战结束，并使多极化本来漫长的渐变过程大为缩短。二是将世界多极化与多极世界相提并论，从而用确实没有形成的多极世界来否认无疑存在的世界多极化。三是将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这个事实，与单极世界混为一谈，只看到、只承认超级大国对当今世界的特殊影响，而低估甚至无视世界上其他力量或力量中心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由此得出“根本不存在”世界多极化的悖论。
关于世界多极化的表述方式，我国学术理论界出现过“一超多强”的提法。“超”与“强”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体现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所谓一超，指的是美国，所谓多强，不是一个定数，而是变化发展的，当今称得上“强”的通常指西欧、俄罗斯、日本、中国，还有印度、东盟等正在崛起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如果说“超”算一极的话，那么“强”不妨称作“准极”或者“次极”，多极化便是由这些“极”与“准极”组成，它们之间的力量差距是在不断缩小，而不是扩大。不少人把“超”与“极”完全等同，所以误认为当今世界就是美国单极世界。应该指出，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特殊地位，加之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展开反恐斗争以来，美国从思想到行为都在竭力宣扬单极世界，这对多极化进程是有影响和冲击的。所以说，多极化趋势既是阻挡不住的，又是曲折发展的。
记者：在新世纪，人们应该致力于建设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建设新的国际秩序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俞邃：鉴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地区形势恶化、美国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以及国际上出现的其他复杂因素，邓小平高瞻远瞩，于1988年9月首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从而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结合起来。他强调指出，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在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下，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这种国际新秩序与美国提出的由它领导的世界新秩序，本质上迥然不同。
建立国际新秩序如今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呼声。我国为丰富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不断作出新贡献。江主席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上全面而精辟地提出：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家关系准则；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江主席还通过不同方式，倡导“新安全观”，包括“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内涵。江主席还多次强调指出，当今世界的丰富多采，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补，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
我国是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我国领导人一再呼吁要把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带进21世纪。这就必须避免和消除地区热点，至少将其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本质要求。
记者：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前景如何？
俞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全球经济系统，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范围扩大，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跨国公司更趋活跃且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日益规范化，世界贸易组织的地位更显重要。1997年七国集团经济声明和八国首脑丹佛会议公报下了一个定义，说“全球化包括扩大思想与信息、商品与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国际上的流通”，强调要“促进世界所有地区的过渡中的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融入全球经济”。尽管目前世界上几乎还有一半地区没有加入全球化进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经济全球化是在市场化和信息化条件下，随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自由化应运而生的。一方面，西方国家对经济政策进行改革性调整，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改变发展战略，实行开放政策，两者结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局面。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取决于资本的作用。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力图把它的关系推向全世界，要求把生产变成国际的生产，把市场变成国际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既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也将使各国的经济安全面临风险和挑战。鉴于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所以全球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资本主义的影响向全球扩张。目前主要是西方几个经济大国控制着全球化进程，并试图将其变成主宰国际社会的工具。经济全球化虽然有利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了更大的商品市场，获得了更广阔的投资场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但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加剧贫困和失业等社会矛盾，导致新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冲突，保守主义势力与工会结合起来反对全球化。所化，经济全球化也并非造成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如今人们公认经济全球化潮流及其逆反趋势这两个基本事实。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一种是“双刃剑论”，承认经济全球化有利有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弊大于利，至于如何趋利避害、化险为夷，则要靠采取合理的对策。另一种是“陷阱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导致贫富悬殊的祸源，因此竭力加以反对和抵制，反经济全球化运动即由此而生。持逆反态度有它的道理，但是经济全球化毕竟是阻挡不住的大潮流。还有一种可以称作“春风论”，反映了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大国春风得意的心态，它们竭力推进全球化，试图借此主宰全球经济，充当世界经济的垄断者。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我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原则立场是，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中国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指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经贸关系中恪守平等互利和地区开放原则，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摒弃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有损于某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
记者：如何认识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如何？
俞邃：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历来将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个政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水岭。其实，民族特征、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地位等差异较大的国家、政党，不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完全同一。即使大家都信仰和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解和做法往往也不一样。从当年中苏分歧和论战的教训来看，过分夸大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到头来并没有弄清是非，既伤害了各自经济发展的元气，又丑化了社会主义的形象，给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应该摆正意识形态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第一，国家民族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是立国之本，也是处理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前提。第二，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应该是和平共处原则，而不是意识形态因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这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倒退，而恰恰是一大进步。第三，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应该通过平等地交换意见求得解决，如暂时不能统一认识，则应允许保留，待实践来证明是非。“求同存异”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人们较普遍认为，受时代主题制约，在国家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飙升，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减弱。至于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差异，看法不一样，求同存异原则更受认同。我国倡导的国家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党际关系中的四项基本原则，都不包含意识形态因素。但是，这不等于说意识形态因素不会影响国家关系。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仍将意识形态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武器。况且，国家关系与国际关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国际关系角度看，由于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和由此产生的不同价值观，所以围绕意识形态的斗争亦即“无硝烟战争”，是不会停息的。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警惕性。
记者：如何冷静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正确看待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俞邃：将近百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既矛盾、斗争，又联系、依存，彼此是一种在竞争中共存、在共存中竞争的关系。无须讳言，竞争的结果就有一个谁更能代表时代的方向，谁更能赢得人心，乃至最终谁演变谁、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问题。由于自身发展壮大而导致对方演变的现象无时不在，强者其势尤甚。这种微妙的状况，并不排斥两制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衔接、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既然有存在的价值，就必然有它的生命力，而不是凭借主观愿望就能随意把它吃掉。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更高发展阶段，彼此是批判与继承、竞争与共处、继承人与掘墓人的辩证统一。列宁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说“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44页。）如果只承认后者是前者的“掘墓人”，而否认“后继人和继承人”的关系，那是人为的曲解。
新时期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两制之间的关系，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我党领导人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断然割裂的错误观念，从而肯定两者之间的衔接性和交叉性，承认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初级阶段）必须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仍是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克服自身弊端的手段，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固然给社会主义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也为世界范围内未来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创造了物质和精神前提，资本主义的弊端还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与之竞争的有利条件和最终取而代之的机遇。邓小平以苏联东欧剧变为鉴，独辟蹊径，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并始终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原苏联各成员国差不多都做过照搬西方模式的尝试，碰壁之后终于明白，国情才是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变革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别国的经验需要借鉴但不应生搬硬套，否则会走进死胡同。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如何解决从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过渡，以促进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现实问题。这些国家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始终围绕着选择怎样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2001年出现了共产党重新掌权的“摩尔多瓦现象”。从长远看，这些国家最有生命力的还是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他还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运用邓小平的这个理论，来观察和研究原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
记者：面对新时期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我国的外交政策显现出哪些特点？
俞邃：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和正在继续实施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1.自我认识论。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首要意义，在于确定了自身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而同历史上将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程度估计过高的“左”的观念彻底决裂。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的本质特征，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以及党的十五大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引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既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要对底子薄、人口多的特点以及对发展水平保持清醒的估计，在和国际社会接轨时（首先是经济市场化），决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来拔高。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国内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的基点，那么“发展中国家”则是我国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点。
2.世界多样化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领导人非常强调世界多样化，认为多样化构成丰富多采的世界，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这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无论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程度，还有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存在着差异。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而不应受到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同时，各国人民又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提高。国家之间惟一正确的选择便是根据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友好相处，互利合作，促进发展，共同繁荣。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叫做“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他强调“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3.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结合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传统提法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法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将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产物。“一个中心”体现了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要求，突出抓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性。“对立性”是指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以及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有的放矢。“统一性”是指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关系加深，“坚持改革开放”正是要与之适应。“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本身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4.大国关系互动论。大国关系对于世界形势乃至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历来重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但必须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地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另一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树立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有新的重大建树。我认为可以将我们党的大国关系良性互动论归纳为：起点——遵循各自的国家利益原则，同时又要尊重别国利益；过程——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要善于合作，善于妥协；结果——双赢、共赢。
5.机遇挑战并存论。外部条件存在两重性，必须辩证地看待。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居安思危，保持清醒，扩大机遇，应付挑战，趋利避害，优化国际环境。政策和策略的录活运用尤为重要，策略运用得当，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反之，机遇也可能变成挑战。当年面对苏东剧变的严峻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脚跟，沉着应付”的英明对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努力，结果我们不仅站住了，而且“有所作为”，树立了成功的榜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后来又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促进发展”的正确方针。这一切表明，我党既善于应付挑战，更善于抓住机遇，在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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