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前后中美全面对抗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必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所论及的这段历史，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充满自信的东方革命国家与一个自以为负有世界性责任的西方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初次碰撞时既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更缺少互相理解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全面对抗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 中国 美国 全面对抗 必然性 基本立场 基本战略
当历史演进到1949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外观察家都已毫不怀疑，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的败局已定，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随之摆到中共领导和美国决策者面前：如何处置新的中美关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出发，并根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判断，从一开始就以十分严峻的态度来估计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由此，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基本原则。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以及当时业已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势力扩张”为基本目标的全球战略的制约，从自己的逻辑出发，采取极为短视与不明智的“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历史表明，新中国与美国不仅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严重对立，更因为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所以在对于国际关系一般规范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在这两者之间，不仅缺乏相互的沟通的渠道，更缺乏相互能够理解的语言。中美两国终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走上兵戎相见、全面对抗的道路。
一、中国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并且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外部世界将如何对待新中国？而新中国又应当与由于冷战格局形成的两极化世界保持怎样的关系？中共领导决定对这个问题予以区别对待，首先，积极争取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其次，对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则应特别审慎。早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与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在与西方国家建交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此后，中共领导人又在一系列场合重申了中共这种极为审慎，甚至相当保留的态度。
现在的青年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领导层决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问题上采取上述立场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共领导人当时决策环境的种种因素逐一地加以探讨。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中共的上述立场是与其对于战后世界格局及中国革命地位与国际联系一贯认识相一致的。4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形成，世界已明确划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极对立的局面。中共领导人认为，在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之间存在着的是你死我活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关系，不存在什么中间营垒。基于这种基本认识，中共领导人将新中国视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中共领导人决定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时，他们当然不会对中美建交抱有任何幻想。
然而，中共的这一立场并不仅仅是国际大背景的产物，这一决策与中国革命本身的性质和发展逻辑有着更为深刻的必然联系。
首先，中共领导层的外交立场反映了他们对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立场。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蹂躏，民族危亡不断加深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满怀愤怒地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在同中国这个日渐衰落的东方文明古国打交道时，充斥着颐指气使的优越感，而从清政府到军阀政权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他们痛心疾首。强烈的民族情结，使他们发出：“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呼吁，成为他们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
在这里，有必要就毛泽东的国际交往“平等观”，特别是中国同西方大国交往时的“平等观”，作进一步的探讨。在1949—1950年间，中共将实现“平等交往”作为同美国打交道的基本前提。在毛泽东心目中，所谓“平等”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交往被置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因而西方大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道义上都是对中国欠了债的。因此，作为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平等关系的第一步，美国等西方大国必须首先对自己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错误作出深刻地反省。也只有当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不平等的历史现象得到纠正之时，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才有可能。因此，毛泽东的“平等观”不但是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全面否定，而且是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引为规范的全部现存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一种挑战。其实质性含义还包括这样一层意思：新中国将创造出一种以“平等”为特征的全新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在毛泽东看来，能否在对新中国的态度上除旧布新，将是对美国决策者的一个真正考验，但他显然并不认为美国决策者能够通过这一考试。于是，毛泽东提醒他的同志们：“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地位。”
其次，影响中共领导层如是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交问题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他们认为新中国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力更生。毛泽东预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必将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既艰巨又重大的任务。但是试图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获得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是不可能的。在毛泽东看来，西方国家决不会乐意同新中国保持积极的经济联系，甚至会通过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如意算盘是：从经济上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然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不被这种恫吓所吓倒。这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利用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将不会被完全封锁死。更重要的是他们深信，中国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丰富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大国，因而完全有能力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何况，中共还有大生产运动成功的经验。毛泽东在批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中不无自豪他说道：“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中国离开了美国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以上述一切为背景，我们对于中共领导层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及“一边倒”的外交原则就不那么难于理解了。在作出这样的决策时，他们有着一种对自身事业执著的自信；同时渗透着一种极为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历史上，凡是有这种信念和感觉的领导人，是不会轻易就自己的原则让步的。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层是在实际的斗争中，将自己的事业引向胜利的。他们并不缺乏现实感，即使当他们怀有最为炽烈的革命责任感时，他们也是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面对和反映现实。因此，他们并不愿意看到中国被孤立。这就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刘少奇便秘密访问苏联达一月之久，以实现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沟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又以日理万机之身，亲赴苏联，逗留近两个月，促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即使是对西方国家，中共领导层试图按“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予以区别对待。在他们看来，至少同一些西方国家保持贸易与商务关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曾提出，在内外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遵循毛泽东所提出的外交原则，一个革命的中国势必出现于亚洲和世界的东方。然而，这样一个革命的中国，将难以避免地会与美国发生冲突，尤其是因为，统治当时美国政策的，是以“遏制苏联与共产主义势力扩张”为主要目标的全球战略。
二、美国的基本战略
如果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上述立场是他们的革命目标与民族情绪会合而产生的一种结果的话，那么，对美国决策者来说，这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政治文化问题，杜鲁门、艾奇逊那一代美国决策者，是在20世纪美国日益崛起，并成为世界头号大国的历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一现实同美国人历来就有的对于美国力量价值观的优越感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深信不疑将美国人所一贯遵从的国际规范当作普遍性的规范，并把受到这一规范制约的美国对外关系政策和实践视为一种天然合理的行动。因此，当中共领导层已经作出不急于寻求美国的所谓“承认”及与美国建交的时候，美国决策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凭借着一种对美国力量与影响的过分自负，他们倾向于将“承认”新中国问题作为向中共领导人施加影响与压力的手段，甚至自以为掌握了“杀手锏”。同时，根据他们对于国际关系一般准则的理解，他们又试图将美国与新中国建交问题同中共必须履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种条约义务问题联系起来。早在1949年2月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的信中指示柯，在“适当的场合”向中共领导人表明，中共是否履行蒋介石政权的条约义务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关键。同年5月13日，即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三个星期，艾奇逊在给留驻南京的美国驻蒋介石政权的大使司徒雷登的电报中，具体阐明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即新中国必须：第一，在事实上控制了中国领土和国家的行政机构；第二，有能力并愿意履行中国的国际义务；第三，获得中国人民承认。
这里的关键之点，显然是中共必须向美国证明自己“有能力并愿意履行中国的国际义务”。其潜台词则是，除非中共按照美国的国际关系准则对其外交政策作出重大的调整，尤其是要接受旧中国的外交遗产，否则美国将不会轻易承认新中国。
其次，美国决策者在建交问题上的立场也取决于构成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基本的战略考虑。为了便于理解，有必要就美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对华经济—政治战略”作一番大致的辨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在世界上抗衡的对手。美国的决策者亦相应地把在远东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当作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从根本上看，正是出于遏制苏联影响这一基本的战略考虑，促使美国当权派在中国内战中选择并支持蒋介石政权。美国当权派所希望的是，通过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蒋介石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政权，则不仅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将被有效地遏止，而且美国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于战略重点欧洲，从而改善在世界范围与苏联对抗的态势。
但是随着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内战节节败退，尤其是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主力已消失殆尽。这种情况使美国当权派不得不对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进行全面的重新调整。美国统治集团最为关心的是：红色中国崛起将对美苏对峙的整个战略格局产生何种影响？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虽不愿意看到中共在内战中胜利造成远东战略均势的根本扭转，但是当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的“义务”已同其固然庞大却毕竟总是有限的实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美国决策者清楚地看到并没有力量以直接干预的手段扭转中国局势的发展。这种心态反映在1948年底，由乔治·凯南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结中。这一篇号为PPS39的文件的基本立场是坦率而明晰的。在看到国民党“已在同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处于失败的边缘”并“难以自救”的同时，认为，如果美国企图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来扭转中国内战的情势”，那将是“愚蠢的”，因为中国并不是任何人手中“可得可失的玩物”，中国的命运只是掌握在它自己手中。然而，这一文件并不认为美国应当接受中国的新的政治现实。政策设计委员会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三个可能的近期目标：“第一，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第二，在我们目前所知的国民政府消失以后，再根据那时的情势对承认‘共产党政权’问题作出决断；第三，尽一切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附庸。”根据上述目标，尤其是根据第三项目标，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促使中苏的分岐应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该文件的意见，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通过“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形式”，争取“中国失的人心”。
美国安全委员会则对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进行了研究。在这方面，艾奇逊等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选择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他们的第一想法是，通过对中国采取“温和的贸易限制对中共施加压力”。在艾奇逊等人看来，如果通过“威吓及直接施加经济压力的办法”对新中国展开经济战，将只会对中国“能自给的经济”产生很小的影响，并很可能将中国推向“全面依赖苏联的地位”。与之相对应，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办法，在对贸易上推行一种既加以鼓励又加以限制的政策，则会“有助于显示美国在必要时能够严厉地处置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能力与意图”。因而，艾奇逊等人希望这种既对中共施加压力、又留下回旋余地的政策，将“对造成中苏之间的裂痕产生最大的战略影响”，到头来，中共会发现苏联并没有能力帮助中国解决经济现代化的需要，从而产生一种对西方的依赖感。换言之，艾奇逊等人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有计划地给中共制造困难，使中共逐步对苏联失望，从而最终使新中国重新转向西方。对美国决策者来说，他们也许可以接受国民党在中国失败的现实，却不能接受一个红色中国在东方崛起的前景。除非中共明确地同苏联及东欧拉开距离，否则将不考虑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艾奇逊政府指示美国驻华使节将中共是否接受旧中国的一切条约义务当作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关键性的前提条件的原因。
第三，除战略上的考虑外，美国的不承认政策又是同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向右转的趋势息息相关的。40年代后期，冷战的气氛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浓，30年代“新政”时代的种种自由主义空气逐步为右翼保守势力的抬头而取代。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帮”的有影响的政坛人物和民间势力，不顾国民党政权已在中国内战中无可换回的失败事实，发出了继续向蒋介石提供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的叫喊。这些有影响的人物遍布美国朝野。他们之中，包括参议员威廉·诺兰德、克纳斯·韦瑞、亚历山大·史密斯和帕特·麦卡伦等人；也有中国问题专家乔治·泰勒、前飞虎首领陈纳德将军；还有著名的出版家享利·卢斯、著名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兄弟，等等。这帮人大都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出现，严厉指责艾奇逊的国务院使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相脱勾的政策，甚至提出“国民党的失败是国务院背叛行径的结果”的指控。1949年4月，参议员斯特拉斯·布雷奇斯在抨击艾奇逊“出卖”蒋介石的同时，又要求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调查。尔后，“中国帮的喧嚣又与参议员麦卡锡关于国务院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共产主义的阴谋渗透”的指控遥相呼应，更加对美国当权派对华政策的调整产生了极大的牵制。
应该说，即使是在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冷战最为严峻的日子里，上述右翼保守主义倾向亦未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主流。但问题在于，当时他们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股超越党派、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美国华府来说，任何新的对华政策的出台，哪怕是作出重大调整的尝试，都不能不考虑“中国帮”的掣肘。因而，美国决策者并不准备为与新中国建立关系作出较大的政策变化。
最后，美国在对待新中国的态度问题上，还受到在远东维护所谓“美国信誉”的种种考虑的制约。这一时期处于决策地位的华府官员们，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那段风云突变的日子。他们曾目睹法西斯德国利用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逐步将欧洲与世界引向世界大战。“慕尼黑”的阴谋和教训是这一代美国决策者无论如何不会忘却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这种感受搬到冷战时代，并把它运用到抵制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威胁”的实践中。他们甚至普遍相信，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国家对希特勒一再让步最后导致战争一样，如果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威胁”不作针锋相对的对抗。那么现存的国际秩序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而美国的利益亦将受到致命的威胁。40年代末，美国人传统的自我优越感又与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责任感”结合起来。这时，美国决策者深信：为了维护美国在战后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应当利用一切机会与手段使国际舞台的其他行为者——不论他们是朋友或是敌人——了解美国履行其“国际义务”的信念。在中国问题上，这种信念使得美国决策者在同新中国这一革命国家打交道时受到了又一重大限制；同时，办使得美国决策者更易于对国民党政权这一美国的“老朋友”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
三、会谈中的对抗
中美两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全面对抗，还可以从双边最重要的直接接触者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谈中表现出来。
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占领南京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经国务院批准留驻南京。就司徒雷登本人而言，他自以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亦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友好发展。他还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护美国在华的既得利益，而且将在他本人与中共领导人之间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甚至设想，自己在可能对中共领导人施加某种影响。从1949年初起，司徒雷登就一再请求艾奇逊批准他在适当的时机同中共领导人会晤，就美国对华政策作出解释，并使中共相信同美国合作是有利的。4月16日，艾奇逊授权司徒雷登同中共领导人接触，但同时又提醒他要“尽可能小地不将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和接触的实质内容透露给公众。”
作为对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一事的直接反应就是周恩来派前燕京大学学生、同司徒雷登有师生之谊的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外，还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从5月初起，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双方在交谈中涉及了从政策原则到具体事务等一系列问题。然而，从政策原则的层次来看，双方一开始就表现出缺乏共同的政治语言，更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司徒雷登一再强调美在华利益的合法性，并企图说明中共“应表现出愿意并有能力承担中国的国际义务”，实际上就是要中共改变其革命的行为方式。黄华则一再强调，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并发展关系的前提条件，是美国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并以实际行动“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黄华还指出，两国之间的一切关系，包括经济与文化交往，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进行。这实际上是要求美国在建立关系方面走出第一步。尽管会谈陷入了僵局，中共领导人认为，只能通过非官方渠道接待司徒雷登，并利用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的习惯，由燕大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他。
于6月15日，毛泽东对新政协筹备会议讲话时就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作了如下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许多中美关系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表明，中共此刻是愿意同美国建立关系的。然而，在这一声明中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他使用了“任何外国政府”这一措词，更提出建交的先决条件。因此，与其说这一声明所转达的是中国愿意同美国建立关系的信息，毋宁说它是以更为清晰的语言强调了中国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坚持自己原则的决心。如果说，这一声明确实是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那么，他的潜台词仍然是，除非美国与自己过去的对华政策彻底告别，否则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关系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此时此刻，美国决策者无意为与新中国建交作出这样的政策变化，他们对于中共的猜忌和敌意也并未随司徒雷登—黄华的谈判而有任何消退。这种消极的态度可以从华府对于司徒雷登北平之行计划的反应中表现出来。根据杜鲁门等人的判断，司徒雷登所提议的北平之行必定会引起国会与舆论界亲国民党的势力对于华府的猛烈攻击。同时，他们亦担心“共产党人将从这一访问尽可能地捞取资本”，而美国则可能失去同中共领导人打交道的一个强有力的筹码。因此，杜鲁门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流产只不过被看作是美国敌视中国的又一证明，在司徒雷登放弃北平之行的同时，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的声明，明确宣布新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时，中共领导人更为坚信，即使他们愿意争取美国的承认，但要美国早日承认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实现新中国总体外交设计的一个关键步骤，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此行的基本目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在中苏之间建立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战略合作同盟。这里所谓的“好吃”，应是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实质性的作用；而所谓“好看”，则是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有足够的震慑性影响。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这既标志着中苏战略合作的大推进，也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前景更为暗谈。至少，美国试图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而促成中苏离心倾向的外交设计走到了美国决策者愿望的反面。而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影响来看，当美苏两大国已陷入尖锐对峙的时候，新中国实现同苏联的全面结盟，必将造成亚洲乃至全世界均势结构向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变化，并使美国穷于应付。
在此情况下，艾奇逊正式命令撤回美国仍留滞在中国的全部外交人员，中美再不存在任何直接接触的渠道。美国在短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在事实上消失，中美关系则在继续恶化，并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一个中美全面对抗的时代开始了。
在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很容易对中共的决策环境与政策选择表示理解和同情。无论怎样，不是新中国不愿意承认美国，而是美国不愿意承认新中国。当中共决心以自己的革命的对外政策原则向旧的国际关系准则与规范提出挑战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共领导人不仅在自己认为属于原则的问题上从来拒绝妥协，并认为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应该取代现行的国际关系准则。那段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没有表现出灵活性。美国的决策者没有通过对手的环境去理解对手，并以此对自己的政策原则进行调整，做出妥协。那时间中美对抗典型地表现一个充满自信的东方革命大国和一个自以为负有世界性责任的西方大国在国际交往中相互沟通的困难性，因而，中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有对抗而没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