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1.何为“过渡经济学”？
近十年来，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过渡经济学”正在迅速发展。过渡经济学的“过渡”一词在这里特指原有的计划经济国家在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先后开始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经济改革运动的宗旨是将经济的运行体制从原来的以政府官员和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的计划体制向以自由交易和竞争为特征的市场体制转变，简称“市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渡经济学就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学问。在现有的文献中，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如过渡、转型、转轨、经济改革、市场化等等，基本上皆指同一个含义。
谈到过渡经济学，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布哈林20年代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我们甚至也不会忘记50年代初中国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时期。无论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所引起的关于“协调发展”论与“超工业化”论之间的争论，还是中国前高层领导人在“过渡时期”对于过渡方式的政策分歧，都涉及如何向计划经济过渡问题，而今天，当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以后，过渡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问题。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过渡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过渡理论的研究，另一个是对过渡中的经济的实证（经验）研究。过渡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个所定义的过渡含义下探讨如何推进经济改革或如何过渡的基本理论，它包括提供一个可以用于分析转轨经济的概念框架和一个程式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来说，关于过渡的理论问题包括过渡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最优的过渡方案，什么是最适度的改革速度，激进与渐进改革策略的优劣等等。对过渡经济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总结转轨中的经济的改革经验和比较不同的过渡路径与过渡模式。目前，经济学家正致力于研究并试图回答为什么俄罗斯和东欧在过渡时期出现了生产的持续下降，为什么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的增长。
总的来说，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变或过渡，这是一个在经济学上从未研究和回答的问题。现代经济学虽然是以自由市场制度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没能提供现成的理论来指导计划经济国家的这场改革运动，尽管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重要的角色。
2.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
严格地讲，这是一个难以简单做出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似乎又早已由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经历做了回答。不过，在过去的30年，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文献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微观经济主体（如农户、城市就业者、企业经理人员等）普遍缺乏劳动积极性或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劳动供给不足自然与报酬制度有关，例如，现代经济学发现，即使是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也会存在着工人“偷懒”的可能性（参见“效率工资”理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定的报酬制度（无论是集体农作制度下的“工分”制，还是国有企业制度下的“大锅饭”制度）无疑会导致广泛的“偷懒”问题。另一方面，或许是更基本的方面，努力不足的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保障的公民的“就业权”有关。用委托—代理理论的话来说，当企业的工人不能被解雇的时候，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隐含合同”就会在实际上变成一个“保险合同”，这时候，在劳动的供给中偷懒会变成一种普遍的、似乎也是正常的行为（张军，1994）。
第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资源的不当配置。这既表现为资源在经济部门间的不当配置，也表现为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不当配置。由于没有市场机制的存在，从而没有一个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系统，通过计划来配置资源的弊端常常表现为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有利于计划者的计划控制和计划者的迅速工业化目标而不是有利于配置效率的发挥。资源部门配置低效率的表现往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部门在另一些部门被抑制的前提下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优先发展，结果，在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形成了体现计划者的“赶超目标”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政府往往把迅速的工业化政策与追求“全民所有制”的政治原则相结合，并且为了服务于这一目标，资源被过度地配置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国有部门。
第三，赶超型的发展战略或单一的“进口替代”的贸易模式割断了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计划经济成为一种自我封闭的经济。从贸易的配置来看，这个战略恰恰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可贸易产业部门的发展，丧失了来自国际贸易的优势和利益，从而更进一步地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第四，由于价格的高度扭曲和价格体系的失灵，在宏观经济上长期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例如，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长期固定，企业间的金融往来被动地受制于计划指令，商品短缺和配给持续存在，伴随着压抑的通货膨胀的是货币的超额发行，即存在着强制的储蓄。
第五，尽管在计划体制下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段时期内并不低，但是这种高速的增长是不可维持的。在计划体制下，经济的增长方式是靠资源或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来推动的，由于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结果，受制于资本的持续增长会导致报酬递减，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一次性的，难以保障持续的增长。前苏联在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于60年代以后便出现了增长的滑坡，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89年苏联的解体。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着这些基本的问题，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不管它们在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有什么不同，也不管它们的计划体制在结构上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下列结果的困扰：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存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全面短缺和配给，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与期望的目标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行计划经济和执行“赶超战略”反而拉大了这些国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距。
3.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虽然早在本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就不断地发现计划体制的弊端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并先后尝试过对计划体制的改革。中国在50—60年代就发现了苏联计划体制的缺点并多次试图修改和调整原来的体制，但中国真正决定进行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1979年。前苏联和东欧决定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并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体制过渡是从1989年前苏联解体和东欧政治体制的“剧变”开始的。尽管这些经济改革计划的方案并不完全相同，但就经济上来说，经济改革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市场化。 迪瓦特里邦特和罗兰德（Dewatripant and Roland，1996 ）为这场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做了精彩的概括：
——稳定宏观经济，它为自由价格制度发挥功能提供有利的条件。
——通过价格的自由化和营造一个面对世界经济的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来纠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扭曲，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实行公司治理结构，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让企业能对市场信号作出正确的反应。
实际上，如果根据我们上面对长期困扰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的分析来理解的话，这些改革目标又可从以下方面重新表述：
——从制度上改革微观机制，或生产的制度结构，改善对生产者的激励，提高个人的努力程度。
——从价格体制和计划分配体制上改革资源的配置机制，通过改变原有的部门结构提高配置的效率。
——发展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促进要素的流动，引进市场的竞争。
——改变原来的单一进口替代战略，改变贸易模式，通过与世界市场的接轨实现贸易的利益。
从这些目标出发，经济学家对经济改革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的性质有了明确的理解。这个过渡过程被认为包含着下面几层含义：
——经济改革或经济过渡将是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
——经济改革或经济过渡将是一个发展战略的改变过程；
——经济发展或经济过渡将意味着资源从传统的低需求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高需求的新兴部门的再配置过程，也就是一个非国有部门进入和扩张的过程；
——经济改革或经济过渡将是一个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的过程。
不过，尽管经济学家对过渡的目标有更多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过渡的方式，即如何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却存在着分歧。
二、正统经济学与激进改革思想的演变
4.“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命运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东欧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先后开始偏离苏联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实验。东欧早期的这些改革经历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激进改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一次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热潮发生在本世纪初叶，到30年代达到高峰。“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最初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理论问题。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把他发展起来的最优福利理论应用于假想的社会主义经济，认为两者是相容的。1908年，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罗尼发展了他的老师帕累托的观点，首次系统地解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资源配置的条件。1920年新奥国学派的代表冯·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结果引起了30年代的一场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论战”。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承袭巴罗尼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建立一套模拟市场的均衡价格体系；而米塞斯的弟子哈耶克和伦敦学派的罗宾则继承了米塞斯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资源最大配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最后，在美国执教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于1936—1937年发表了他的“兰格模式”，使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暂告段落。但是“兰格—泰勒”模式对东欧60年代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的“布鲁斯分权模式”、“锡克模式”等都带有强烈的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烙印。
在东欧，最早偏离苏联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国家是铁托总统领导的前南斯拉夫。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排除出共产主义营垒，结果使得南斯拉夫走上了偏离正统苏联模式的体制选择的道路。他们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寻求了所谓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体制即“自治制度”。1950年7月制定了工人管理企业法， 宣告了与苏联斯大林主义经济模式正式分道扬镳。从此开始，可以说南斯拉夫经历了瓦解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实验，一直到80年代后期前南解体为止。匈牙利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是唯一一个不断改良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它的分权化改革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然而始终未能解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问题。1968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方案（称为建立新经济体制）虽然设计为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但似乎一直未能解决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此，匈牙利被认为是前中央计划经济不可进行改良或实施分步改革的经典例证。其实不仅是匈牙利，即使80年代的波兰比匈牙利改革更深入，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它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仍因为其所谓“有限的”改革或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就是带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色彩）而未能使波兰的经济走向复苏，其中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市场作用发挥得不明显，因为政府并没有致力于全面的以价格自由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真正的改革运动。这一点已被认为是“有限的”或“局部的”市场化改革的教训（Wolf，1990）。
如果说上述结论更多地来自于对东欧，特别是匈牙利60年代以来的分权化改革经历的观察的话，那么还有的经济学家则从计划体制本身的逻辑完整性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理查德·埃里克森（Ericson， 1991）在其论文“古典的苏联型经济：体制的性质以及对改革的含义”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传统苏联型经济体制的制度结构、计划、控制与执行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归纳出了以下几个系统元素，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苏联型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体系：
（1）选择决策和冲突的解决是在一个权威的等级结构中做出的；
（2）生产和分配是由高度僵化和集中的计划来进行的；
（3）通过计划的紧度和计划压力来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
（4）全面的计划配给；
（5）全面的价格控制；
（6）系统缺乏可塑的反应能力，特别是缺乏真正的货币；
（7）对已有的经济关系缺乏合法的替代；
（8）绩效的评价是上级部门绝对武断地控制的；
（9）不存在微观层次上的有效的激励结构。
由于这个经济系统的逻辑被认为是完整的，因此埃里克森的结论便是，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上述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体制留下生效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对改革的含义是，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必须抛弃“市场社会主义”或“计划+市场”的指导原则，进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
5.主流经济学与宏观稳定方案的经验
现代占统治地位的（称为正统的）是新古典的经济思想。应该说，以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所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市场”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对于什么是“理想的市场状态”有相当完整的知识，可以十分容易地告诉人们价格扭曲的福利效应是什么，企业如何对扭曲的价格做出理性的反应等等，它在分析扭曲和各种管制的效应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由计划全面控制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来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知识。
而在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流经济学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实践”过程。那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和经济困惑的时期，债务危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不当与国际分工脱节等等，困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80年代中期，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接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实施迅速的宏观稳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案。进入90年代，有些经济学家便开始对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总结，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一个成功的结构调整方案应包括紧缩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货币的自由兑换、自由的外贸、税制改革以及制度上（如立法上）的相应配套。
迪瓦特里邦特和罗兰德（Dewatripant and Roland，1996）在一篇研究过渡经济学的论文里曾说道：“西方的顾问们最拿手的理论是关于宏观经济稳定的理论”。的确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方式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与他们在80年代初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如何迅速实现宏观稳定和经济发展所开出的政策处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些政策处方大体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稳定化政策；二是结构调整政策。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早先的政策建议对于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同样适用。用主流经济学家布兰查德的话说：“难道初始条件不同就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吗？我不这样认为。标准的稳定化政策同样适用于东欧”（Blanchard，1991）。 这个早年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的所谓“大跃进”政策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认可与支持，它们主要包括：
——迅速实行价格自由化和迅速取消政府补贴；
——实现预算平衡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将国际贸易自由化，解除国际管制，迅速降低关税；
——致力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包括私有化运动，以使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虽然程度不同，实际上东欧和俄罗斯在80年代末以来都采用了上述这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除了宏观稳定化方案之外被认为还包括下列具体处方（Nolan，1992）：
第一，除非私人产权得到确立，否则企业不可能对市场信号做出正当的反应。具体的政策含义是，原计划经济中的传统国有生产部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关闭，过渡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于将来的中小企业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增长要通过使价格信号变得正确才能达到。根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除非价格能自由地对市场供给与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市场将不会发展起来。对于原计划经济国家，价格的完全自由化（撤销价格管制）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
第三，速度是很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个激进改革方式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你要跃过深渊，你只要一步到位，不可能谨小慎微，分步跨越。而且有的学者指出，没有理论可以支持分步走或渐进性地转换一个体制的政策建议。
第四，除非和世界经济充分一体化，否则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梗阻。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尽快在外汇和贸易方面与世界市场接轨，汇率要迅速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大多数部门要加入世界市场的竞争。
三、演进主义的过渡观
6.演进主义的思想传统
90年代以来，有的经济学家对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想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不仅来自于对改革中经济的经验观察，而且来自于方法论本身。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缪瑞尔（Murrell，1990 ）在发表的题为“大爆炸还是演进：从近来的经济思想史看东欧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集中从方法论上抨击了激进主义改革思想的逻辑，大力为“渐进主义”或“演进主义”的改革方式寻求理论依据。缪瑞尔认为，对渐进改革理论的哲学支持可以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理论派别。一是“演进经济学”；另一个是所谓“保守的政治哲学”。演进经济学始于熊彼特的思想（如195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后经耐尔逊和温特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见之于他们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这个理论仍然是实证性的经济理论，它主要研究技术的变迁和经济的增长发生机制（他们把这种机制视为市场的“自然选择”功能）。而“保守的政治哲学”则是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规范理论。不过，这两个学说的基本哲学是相似的，或者说它们具有相似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所遵循的不是所谓“构建的理性主义”而是“演进的理性主义”。
回顾经济思想史不难发现，演进主义（或进化论）的传统在经济学上有100多年的历史，早在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代之前， 就存在着反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倾向。“边际革命”以后，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与奥国学派的门格尔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争论更是影响深远。本世纪30年代，制度经济学在美国兴起，他们强调过程与演进，而不关心静态与均衡，他们把一个国家的全部文化与社会关系当作背景来研究经济的变化过程，这种世界观在早期的代表人物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那里就已形成，而且影响着后来的加尔布雷斯、熊彼特等当代学者。1982年，美国两位年轻经济学家耐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标志着演进主义传统的再次发扬光大。
保守的政治哲学可以说在哈耶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哈耶克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出发，认为个人理性不可能理解社会所有其他成员的想法和要求，知识和信息（包括个人偏好的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完全取决于特殊时间和地点环境，属于个人所有。他认为，价格机制实际上是使用知识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机制。哈耶克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哈耶克甚至将社会主义的“谬误”归结为人类理性的自负，总是具有设计人类前途的狂妄，而没认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他把这种天真的理性主义与他自己的思想的分歧追溯到历史上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分歧，按照他个人的划分，一个是“演进的理性主义”传统，另一个是“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在他看来，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霍伊，中文版，1992）。
7.演进主义的改革方式：攀着石头爬山
缪瑞尔（Murrell，1991 ）讨论了具有演进主义特征的渐进式改革所享有的优点，所有这些优点都与演进主义逻辑相关。与主流经济学家将社会视为一个“均衡”状态的方法论不同，当演进主义经济学把社会视为一个信息处理机制时，社会的变迁就必然是一个信息和知识存量累积性发展的过程，它类似于生物界的自然进化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演进主义者对于社会变迁的方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攀着石头爬山”（这与中国改革领导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每个登山者面对的是处于浓雾笼罩之中的山峦，每个人所有的信息只是限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已走过的山路。在此情况下，一个安全稳妥而且也是最恰当的爬山策略应是：小心翼翼。每行走一段距离便要对原有的对山的信息存量进行一次修正，而那种跳跃式的前进极可能命丧谷底。社会的变迁也正如登山，每个人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张蓝图，所能做的仅是：各个击破，分步推进。
在改革的策略问题上，演进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改革者倾向于认为，改革的过程是个“边学边干”的过程，初始的改革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始的信息，因而不可能完全适应以后的路径，因而改革策略的可改变性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改革的方向盘。演进主义的改革者反对激进改革的一个理由因而是，快速的改革切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也损失了积累起来的信息存量，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改革以后出现社会震荡与经济衰退。除此之外，快速的改革会降低改革过程的可逆性，因为改革方案的施行与其最后结果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改革的速度愈快，在实施过程中修正的可能性便愈小。另外，演进主义或渐进式改革十分重视人类社会中由试验而形成的经验和智慧存量，重视局部的实验和试验，反对如激进式改革那样纯粹的理论推导和方案的设计，特别是反对那些规模大、速度快、可逆性小的方案设计，反对激进式改革的演绎甚于经验的改革方式。
最后，激进式改革方案强调经济的迅速自由化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逻辑起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避免了使得经济系统中的不同部门不致于面临不同的环境，服从不同的规则，而由此形成的扭曲亦得以消除；相反地，渐进改革以“信息处理”理论为起点，认为，现存组织的信息倾向于旧的体制，而新的组织具有的信息倾向于新的体制。这产生了两种相反的需求，一方面，一些现有的制度必须保留，改革的速度必须渐进以免旧的组织的生产能力迅速崩溃；另一方面，必须大力鼓励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这两方面的需求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元体制或“双轨体制”的形成。
四、过渡经济与过渡经济学
8.中国与俄罗斯、东欧的改革绩效：改革方式重要吗？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渐进改革方式相对于激进改革方式的优越性可用来支持中国改革道路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经历与改革方式反过来就为渐进改革道路的支持者提供了经验的基础。因此，研究和总结过渡经济中的改革方式的特征，比较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在改革方式上的差别，寻求可以供改革中经济借鉴的改革经验自然成为经济学家研究“过渡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中国改革的成功绩效已是不再引起争论的一个“特征性事实”，因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中国的改革为何比较成功？”
设在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发展中心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集。在这部题为《从改革到增长：中国及亚洲和中东欧的其他过渡中的国家》的文集里，主编雷森和李（Reisen and Lee，1994）以导言的形式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时间的流逝足以使经济学界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过渡方式的经验证据。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反应的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生产反应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过渡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它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变得相当有价值。”
事实显示，前苏联和东欧自80年代后期施行激进的标准改革方案以后，经济一直大幅度滑坡，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相反，始自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却使经济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率。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经历是令人不解的，因为80年代以来它的生产的增长是在其经济改革路径完全偏离了传统经济学开出的标准方案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改革初期，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在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中运作，其工业的产出和价格依然受到中央计划的控制，直至进入90年代，来自私营部门的工业产出仍然只占总产出的很小的比重；而与此同时，在工业产出的增长中，传统国有部门却始终是主要的贡献者之一（张军，1995）。
那么，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呢？还是可借鉴的？这个问题自从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们提出以来，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注意。我们说过，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在改革初期的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然而，对于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们来说，这些不同的改革绩效能否用于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比前苏东的激进改革方式更优越显然就成了一个争论双方都必须回答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4a，b ）分别在“理解中国、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经历”以及“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中的结构要素”中明确提出，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无法在欧洲复制。他们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在经济结构上非常类似于发展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的剩余劳动力的二元模式。换句话说，中国和前苏东地区是在非常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开始改革进程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度（农业劳动力比重与1910的俄罗斯的情况相似），而前苏东地区则已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与萨克斯和胡永泰的上述解释不同，在西方经济学界，诺顿、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则反对萨克斯等人过分夸大结构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或改革策略仍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变量，尽管“初始条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例如，针对萨克斯和胡永泰的上述解释，诺顿（Naughton，1994）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坚持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策略是她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诺顿在这篇论文中把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概括为9个方面：
——两种协调机制（计划与市场）并存，并且以价格双轨制相配合，对同一种产品，其官方决定的计划价格低于市场交易价格。
——增长集中在市场轨道使得经济逐步从计划外获得增长。
——中央政府放松对工业部门的垄断以及新兴工业部门（非国有部门）相对自由的进入导致了国内竞争的加剧。
——对于计划外的生产资料首先引进市场价格，然后对消费品进行类似的调整。
——衡量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逐步从数量计划指标转变成赢利能力指标，从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来说，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取代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允许中国经济不断偏离计划约束，这种偏离最初从落后贫穷地区和“经济特区”开始。
——最初的宏观稳定化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计划实现的。
——整个改革过程中宏观波动不断持续，对经济的长期市场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改革过程中，公共部门的储蓄虽然不断下降，但经济的增长使私人储蓄不断增加，从而使储蓄和投资得以维持较高水平。
即使从宏观稳定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改革方式也是一个值得其它改革中国家重视和借鉴的重要因素。麦金农（Mckinnon，1994）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一文中深刻地讨论了过渡经济中的宏观稳定化问题。他比较了激进改革方案的宏观稳定化政策和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对各自宏观稳定的影响，发现中国与前苏东的财政政策十分相似，而且与后者一样，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在改革后也急剧恶化。但是1978年—1992年，中国经历了渐进的自由化道路，物价总水平的发展相当稳定，而1989年以后采取激进自由化方案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却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之谜，麦金农从中国的双轨过渡模式，特别是在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方式中找到了答案。他认为，中国的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的过渡经济避免“通胀税”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做法也应该能在其它过渡经济中被采纳。
9.渐进式改革为什么比激进式改革更可行？
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表明，支持渐进改革而反对激进改革的基本思想来源于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一认识论强调改革和制度变迁的方式受制于信息和知识存量的连续性。根据这一理论，渐进改革肯定比激进改革可行（Murrell，1990；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另一种用于支持渐进式改革的理论不是基于认识论，而是基于对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分析，把改革所引起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作为评判改革方式的标准，将改革方式的优劣基于“帕累托改善”的标准检验之上。迪瓦特里邦特和罗兰德（Dewatripont and Roland，1992）在“渐进主义的优点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合法性”的论文中讨论了不同改革方式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在谈到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选择问题时，他们指出：当用于尊重现存的政治约束的补偿成本较之于迅速重组的激进改革的配置收益来得更大时，渐进主义就比完全迅速的改革更优。他们认为，在东欧，迅速但昂贵的激进改革与缓慢但廉价的渐进改革之间的困境一直是它们所面临的改革的核心问题。前民主德国为了避免人口大规模的“西移”，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改革方式，但其成本至少高达1万亿马克。 而东欧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必要采取类似前民主德国的改革方式，它们既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也无法确信西方的“外援”，激进的改革只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从东欧的经验来看，激进改革与宏观的稳定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因而渐进改革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
在国内经济学界，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也是经济学家经常用来支持渐进改革方式的基本论点。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将改革的成本具体区别为改革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并认为前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后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表现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对改革具有毁灭性；而虽然渐进式改革从实施成本的角度看“劣”于激进改革，是一种“次优”的改革方式，但从对改革的阻力引起的摩擦社会成本来看，渐进式改革又明显优于激进改革，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一种最优的改革方式（樊纲，1993）。如果说这一理论假说还只是把两种改革方式的相对优势置于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成本检验之上的话，那么林毅夫等人（1995）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则把用于支持渐进改革的理论基础完全置于了“帕累托改善”的检验之上。他们指出，在理论上，经济改革可以有两种推进方式：一种方式是在制度变革中不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通过改进交易环境使效率提高，这可以称作“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其中，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受到损害，因而这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由于预期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社会集团必然对这种改革采取抵制行动，从而将会加大改革的摩擦和震荡。而着眼于做大蛋糕的渐进式改革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把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
10.改革速度重要吗？
当经济学家对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孰优孰劣进行争论时，改革的速度成了一个争论焦点。改革的快慢重要吗？为了试图回答这样一个似乎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构造了一些简化的但又十分重要的理论模型。借助于他们来寻求一个“最优”的改革速度在改革政策上的含义。在过渡经济学的文献中，讨论改革速度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从经济过渡所必然包含的一个资源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过程入手。他们把过渡中的经济简化为由一个低效率的传统国有部门和一个高效率的私人部门构成，然后把“过渡”定义成资源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重新分配的过程。经济学家假定这个过程是有成本的，否则瞬时过渡将成为最优的选择。由于过渡过程是有成本的，于是理论上说便有一个最优过渡速度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中国过渡方式与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所形成的不同改革绩效而变得富有价值。
卡斯坦海拉和罗兰德（Castanheira and Roland，1994）从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长入手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的投资均衡的时间连续模型。他们给出的最优过渡速度由下列最大化问题的解给出：
在上面的约束条件中，国民收入Y（t）取决于私人企业的数量（N[,p]（t））和国有企业的数量（N[,G]（t））。 假定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各自使用一个单位的劳动，并且令资本——劳动比率等于1。 在这些假定下，资本积累只能来自于私人企业且在数量上就等于N[,p]（t）；全部劳动（按假定为N[,p]（t）+N[,G]（t））受制于总劳动N的约束。 最后，没有投资的那一部分用于消费并产生效用U'（），在时间连续模型中，贴现率为ρ。
这个模型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偏离上述模型决定的过渡速度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改革的速度太慢，国有部门仍然受到交叉补贴，那么工资就会高于最优水平，这意味着新的投资的回报将减少，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蓄储将下降，私人部门的发展将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改革的程度太快，私人部门同样得不到发展，原因是：第一，快速的改革将使工资水平迅速降低从而投资的回报迅速提高；第二，快速的改革因为国有部门的产出急速下降而减少国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储蓄。前一种效应趋于加快过渡的速度，而后一种效应趋于放慢过渡的速度，特别是，当改革的速度过快时，后一种效应会大于前一种效应。
阿季昂和布兰查德（Aghion and Blanchard，1994）也研究了改革的最优速度问题，但他们主要针对劳动力市场。为了节约篇幅，我们这里省略对他们模型的介绍，仅以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来概括他们模型的基本逻辑：如果失业的速度太慢，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将提高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从而放慢对劳动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如果失业的速度太快，那么从社会来讲，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工资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私人部门必须为国有部门的失业提供补贴收入来源。所以，从理论上说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失业速度，它使得总收入的贴现值最大化。
11.中国过渡模式的意义
在“过渡中的经济：亚洲的经验”一文中， 拉纳和帕兹（Ranaand Paz，1994 ）把以中国过渡模式为代表的亚洲地区的过渡经济（包括中国、老挝、越南和蒙古）所采纳的改革方式称为“亚细亚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与前苏联和东欧所采纳的标准方式（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大爆炸”方式）有显著的区别。从改革顺序上说，亚细亚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先从微观入手，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制度改革等微观领域的改革先于财政、货币和外贸等宏观改革，而“大爆炸”方式却是以宏观领域的改革为突破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是说，亚细亚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微观优先”的改革方式，而“大爆炸”方式则是一种“宏观优先”的改革。
拉纳和帕兹认为，相对而言，亚洲的转轨经济与东欧和前苏联的转轨经济所具有的不同业绩与它们对改革战略的设计和改革的秩序有关。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大爆炸”式的改革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快速的私有化、迅速解除对价格的控制、完全的贸易自由化。改革被认为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改革方式的设计和改革的顺序变得无关紧要了。相反，在中国以及后来的越南，改革一开始就带有渐进、演进的特征，关于改革顺序的问题成为极为关键的政策选择。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时，目标是“改善”生产和供给，减轻计划体制下的“贫穷”。在农业方面，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制”，通过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等政策，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使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直到80年代中期）。 在工业方面，一方面通过“放权让利”改善国有部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鼓励新兴部门（非国有部门）在“计划外”发展起来。在这种改革路径中，价格双轨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军，1997）。
与中国类似，越南、老挝的改革也是首先从农业开始，到80年代末，它们的集体化农作制度瓦解了，被家庭农作体制取代。在越南，国有企业也是在价格双轨制的安排下逐步被市场化的。这种强调改革顺序的渐进式改革显然将微观改革置于优先地位，改革先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微观机制改革等“微观”方面入手，而将财政改革、货币改革与外贸改革等“宏观”改革相应推迟，在中国，这类宏观改革是在1994年正式开始的。这种“自下而上”式的改革与世界银行和IMF 的建议的以宏观改革为突破口的标准方式完全不同，亚洲的这种以微观优先的改革方式相对而言较之欧洲的那种宏观优先的改革方式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微观优先的改革重在发展相对有效的商品市场，改善市场环境，通过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来改善生产和供给，保持经济在转型中的增长格局，它同时也因为避免剧烈的制度和社会变革而成为社会成本较小的一种改革方式。
例如，与前苏联和东欧相比，尽管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在改革以后也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到1991 年， 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NP的大约10%，不比前苏联和东欧好，但是，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的是，中国却避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平稳过渡。一些经济学家（如Mckinnon，1994；张军，1997）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把中国的平稳过渡归因于中国改革顺序的正确选择。根据他们的分析，以价格双轨制（即保留价格的一定控制）为特征的渐进改革方式在下列过渡初期条件下对于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当企业的预算约束仍十分软化时；二是当非国有部门或新兴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能力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存在这样两个条件时，完全迅速的价格自由化（如“休克疗法”所建议的那样）必然使国有企业去“过度”地争夺短缺的生产资料（包括外汇），从而迅速“哄抬”物价总水平，这种情况正好是前苏联在1992年初实行价格的完全自由化以后所经历的事实。
五、结论
对于理论家们来说，没有什么会比“不确定性”更不确定的了。在研究原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方式时，任何理论都是对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现实的高度简化，只有历史或经验才能最终证实或证伪理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理论，包括过渡经济学在内，与其说是预测性的，不如说是解释性的。理论的解释性目标本身就决定了理论是不断发展着的。
过渡经济学，作为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其意义就在于它的发展正在并将不断为我们理解过渡经济的不同绩效和寻求评价过渡策略的理论基础提供新的知识。本文的目的根本不在于向读者提供一系列关于过渡经济学的那些被认同的结论或政策建议，而在于向读者展示经济学家是如何来认识过渡经济以及如何来探究它们出现的问题的可能原因的。在层出不穷的研究文献当中，本文也许只是触及了一部分经济学家所知和不完全所知的东西，而面对的却是整个未知世界。
但这丝毫没有贬低经济学家在改革政策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我很欣赏出现在迪瓦特里邦特和罗兰德的论文（Dewatripont and Roland，1994）开头的那个所谓“经济政策的摩菲定律”：往往经济学家们最有发言权和观点最为一致的理论，对政策反而最缺乏影响力；往往经济学家们所知甚少和争论不休的理论，对政策却最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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