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正面临双重挑战——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化与论文,正面临论文,国家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当代国家正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求更高层次的、超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手段；二是世界政治格局转换中释放出来的、以民族分立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冲击。这对国家主权的统一和完整造成双重威胁。但二者性质不同，前者代表着一种长远的历史发展趋势，后者在当代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小园林立的“城邦时代”毕竟已属历史。
关键词： 国家主权 民族主义 全球一体化
在1995年10月召开的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发言中指出，世界正面临着全球化与分裂化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如果说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必须面对这两种倾向所导致的各种困扰的话，那么，国家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体系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角色，就更加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双重倾向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世界正日益走向一体化，以致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国家之间双边、三边以至多边的合作。于是，曾经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由于这种一体化倾向的发展而面临着超国家组织和力量的不同程度的“挤兑”。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所释放出的民族主义的能量也瞄准了统一的国家主权，意在“瓜分”。
国家正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回顾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勃兴并非当代特有的现象。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的发端以强化王权，反对教权至上，消灭封建割据状态为主要内容；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主义高潮则以亚非拉广大殖民地、附属国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宗旨；而冷战后膨胀起来的民族主义则以民族分离、分裂为特征。
尽管各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内容，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注的焦点。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兴起的最终结果，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采邑制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上的分裂状态的结束，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法国思想家让·布丹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并且阐述了国家主权的基本特征。经过几个世纪的浸润，至高无上的、独立自主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首要理论基石。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由此导致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冷战的结束为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再度勃兴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当代民族主义的主要要求和行动就是从多民族国家中分裂出来，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国家的这种不解之缘说明，在现有的体制下，民族主义十分重视借重国家这个政治工具。
由于民族主义始终如一地关注着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更由于当代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内涵，因而对当代国家造成了广泛而严重的威胁。因为，加入联合国的185个独立主权国家中， 除少数几个是单一民族国家而外，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有些国家甚至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这些民族处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其语言、历史、宗教、文化和习俗均有差异，因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民族差异和民族矛盾。面对着当前这股汹涌的民族主义潮流，民族矛盾激化的国家固然首当其冲，但其他多民族国家也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据统计，世界上约有五千多个少数民族或种族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投入行动的非主体民族也有二百多个。这成为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国内政局稳定和地区性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在许多非主体民族力图建立自己的规模更小的国家的同时，对于巨型的“世界国家”、“全球政府”的呼唤也清晰可闻。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古罗马时代，斯多噶派的思想家们就产生了世界公民和世界国家的想法。这是小国寡民的城邦体制彻底瓦解和罗马帝国军事扩张的一种理论表述。中世纪的欧洲， 联合的呼声再度响起。 生活在17和18世纪之交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圣皮埃尔留给后人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永恒和平方案》，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欧洲政治联合的思想。从那以后，不断有学者和政治家重复这一理想。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今天对“世界国家”的幢憬就是这些社会历史思潮的直接回声，因为二者立足于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古代和中世纪的联合和一体化的呼吁虽然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但它们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的结果，根本缺乏将其付诸实践的物质基础。而当代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生产日益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时代，为维护本国利益而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不仅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在二战的硝烟尚未落定之际，一个致力于战后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便应运而生。虽然由于战后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霸权主义作祟，使联合国的宗旨与宪章未能得到充分地贯彻体现，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建立联合国的良好意愿和联合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海湾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地区冲突事件中，可以看到联合国的干预作用明显增强。这说明在冷战后时代，在解决国际争端或地区冲突时，超国家组织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问题还不仅于此，面对今天众多的全球性问题，诸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吸毒贩毒等等，仅仅在国家的范围内考虑问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它们需要国际性的合作，从而需要更高层次的超国家组织的协调。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需要全球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组织。而在全球性的超国家组织作用强化、作用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国家必然面临着主权部分转移或主权被侵蚀的问题。正如没有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便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组织一样，没有国家主权的部分转移和更高层次的集权，也不可能形成真正有权威的超国家组织。国家主权可不可以分割和让渡，这个问题看来已经由实践首先给出了答案。而且，从历史上看，主权完整和不可分割的观念是在反对封建割据、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当时政治实践的理论概括，并不具有永恒的意义。
三
国家面临着全球一体化与分裂化的双重挑战，将往何处去？怎样评价这相互对立的两种倾向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主义作为当代国家发展这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从历史上看，欧洲联合的呼声是在欧洲战乱、分裂的时刻发出的；欧洲共同体的诞生背景是二战后两极对立，欧洲首当其冲地被分割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今天，经济关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也必不可免地超越国界，产生全球一体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全球体系包容了众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民族，而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使一些较为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感受到更加沉重的压力，这必然在不同阶段上导致其内在的紧张和对抗，也导致一些非主体民族把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作为寻求解脱的手段。
因此，民族主义的潮流背景相当复杂，然而将民族兴旺发展的希望仅仅寄托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上面并非明智的选择。小国林立的“城邦时代”毕竟早已成为古迹，即使是促进经济发展这样一项国家的基本职能的履行，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国范围，当代各个国家都必须面对跨越其国家界限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而民族分裂人为地割断已经历史地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在全球一体化向前发展的今天，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相比较而言，全球一体化的倾向既具有现实意义，也代表着国家发展的前景。而民族主义的勃兴不过是冷战时代甚至更早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或掩盖、压抑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力量在新形势下的爆发而已。如果国际社会和当事各国与各民族能够采取正确的措施以缓和和解决矛盾而不是相反，民族分离、分裂的浪潮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当然，这一过程会十分艰难、混乱甚至充满血腥。而随着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各民族之间经济关系的深化和文化的交融，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和最终将取代民族分裂。在这方面西欧的经验是比较成功的的范例。欧洲由经济共同体走向政治、军事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过程，可以说是全球经济、政治、军事一体化的一个缩影和预演。这一预演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西欧，正说明全球政治一体化是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因而得以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且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之间首先产生效应。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究竟哪一方占上风，并不取决于理性的分析，而取决于利益的驱动，即究竟哪一种方式更符合各民族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而这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而言，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且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对于怎样做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判断也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积怨甚久的情况下，人们容易以感情代替理智来指导行动。因此未来的发展将是纷繁多样、异常复杂的。
而且，虽然国家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范围内向超国家组织转移已经成为事实，但是维护国家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国家主权的让渡必须是平等、对等、自愿、互利的，是让渡给一个具有普遍约束性的超国家的权威机构，而不是让渡给哪一个大国、强国，使之可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维护国家主权，是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有条件地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也是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由此可知，尽管国家正面临着来自全球一体化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挑战，特别是出现了国家主权被超国家组织所“侵蚀”的现象，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还不可能被超国家组织或者“全球国家”所取代。这从欧洲联盟的实践中可见一斑。虽然欧洲联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虽然它已达成了全面实施一体化的正式协定，但在是否建设联邦式的欧洲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可以预料，随着欧洲联盟的进一步扩大，它包容的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它方面差距的扩大，它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会更加复杂化。加入欧洲联盟的吸引力是经济一体化为各国带来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通过一体化的方式来为各国谋利益。这就必然导致在一段时期内随欧洲联盟的范围扩大的同时，欧洲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会遇到诸多障碍。这也就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绝不会是笔直向前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出现倒退。
如果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最为接近的欧洲联盟之间尚难顺利地推进一体化进程的话，在其它地区和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就更加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事实上，一体化进程也并非出于人为的“推进”，它只是也只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层面上的必然反映。人们能做的只是顺应这一潮流而采取正确的举措，硬行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不会有好的结果，同样，“拔苗助长”也会导致灾难。
最终，国家将随不可逆转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步被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所取代。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类曾经有过不知国家为何物的时代，即使是在中世纪，欧洲也仍然生活在没有统一民族国家的分裂状态之下，民族统一国家的兴起在欧洲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正如国家曾经取代了原始社会的民族管理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最终战胜了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贵族统治一样，国家终有一天会被更高层次的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所取代。如果说在统一民族国家取代军事封建贵族统治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战争的话，我们也不敢奢望，在国家被超国家的权力形式所代替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平和宁静的气氛。因为，任何一次分娩都是要流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