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农村女性的有限选择——三本院校农村女大学生叙说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女大学生论文,院校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3)08-0029-0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结构弊端的凸显，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明的进步使女性地位有了显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本专科女生人数不断增多，2011年本专科女生人数已占学生总人数的51.14％。[1]但同样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在女性这个指标上，农村和城市依然具有显著差异，农村女性是一个利益缺失的群体。[2]也就是说，能进入高等教育场域的农村女性是非常少的。而农村女性又是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大部分关于高等教育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研究，通常采用单一的分析维度，这并不能反映出基于城乡和性别交互效应的农村女性最真实的状态。
此外，这些少量的能进入高等教育场域的农村女性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名牌大学这类精英教育场域，而大部分则是进入普通院校，其中尤以三本院校最为普遍。一方面，尽管三本院校位列本科教育的最低层，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它还是与专科教育具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三本院校在本科教育层次中收费最高，教育投资的成本对城乡居民的影响差异是显著的，这种特殊的矛盾性之于农村女大学生个体的影响也最为明显。
笔者写作此文的动机最初便源于一位三本院校女生的倾诉。她对自己在求学过程中面临选择的叙说引发了笔者深层的思考。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已有研究从城乡、家庭背景等角度对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检测，并发现效应显著[3][4]，也有研究对女性高等教育城乡差异进行量化分析[5]，但是专门针对农村女性高等教育就学过程的研究却非常少见。农村女大学生这个群体被悬置于农村顶端与城市底端的空间中生存，在相对固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选择之于个人的重要性甚至可能决定一生的命运，但是在这方面，社会对农村女性显然缺乏特殊的关注。因此对其高等教育选择过程进行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弱势群体的教育选择，全面分析高等教育公平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研究的视角
我们可以将已有的针对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教育获得差异的研究大致归纳为两种解释框架：结构主义视角和行为主义视角。前者认为影响个体教育差异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及其结构子系统的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关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资本的研究，即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或阶层位置、家庭文化资本传承对城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成就差异的影响方面进行探索和论证。但心理学家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外在结构影响的观点，他们认为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文化资本的解释，都忽略了个体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从个体内在认知的角度对影响理论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诠释，行为选择的认知加工理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两种解释框架都对高等教育差异提出了部分合理的阐释，但二者之间明显的二元对立使彼此都能明确指出对方理论中不可回避的漏缺。在寻求对教育差异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的过程中，“互动论”社会学家进行了尝试。他们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接受彼此的合理性，他们将个体的主观认知放置于客观环境之中，将主客体关系视为互动的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结构，也是个体进行认知加工和行为选择的“内在之物”，进而论证高等教育差异是主客体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也正是基于“互动论”的研究视角。
在解释框架的基础上，大量的实证研究所建构的图景展示了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和成就差异的丰富成果，但是实证研究所强调的客观中立、“价值无涉”、量化分析等，使其缺乏对事件人物，尤其是农村女性所经历的弱势累积的不平等教育过程进行深度研究，这多少使高等教育差异研究少了那么一些“厚度”和“人性”的色彩。本研究之目的也正是希望通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农村女大学生就学选择过程的深度访谈和质性分析，以人类学叙事研究的方法为已有研究结果提供解释。本文以社会学的结构与行动理论为分析依据，以农村女学生对教育选择和就读选择的个人心理行为作为研究起点，以宏大的高等教育公平为研究目标，批判了结构限制对个体行为选择的隐性不公，并提出了在制度桎梏之下从个体选择的心理行为层面制定促进教育公平策略的观点。
三、个案研究：一位农村女大学生的叙说
1.高考的决策与选择
(1)农村父母对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期望具有不确定性。
相对于农村男性和城市女性，农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率要低得多，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人口观念以及传统封闭的乡土文化是造成这一低概率的主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仍然使许多农村家庭不惜违反生育政策也要生育男性，尤其是中西部农村这种观念更为严重，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中西部农村生育率普遍偏高[6]，这使得以务农为生、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因此在面临子代受教育问题上就不得不作出选择。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后就分流了，只有少部分“会读书”的孩子才有机会继续上学。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如果家庭经济无法供养全部子女继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那么举全家之力首先考虑的是儿子的前途，其次才是女儿。总体而言，农村父母对儿子的教育期望远远高于女儿，农村女性只是父权制社会中的利益牺牲群体或替补群体。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
我爸妈都务农的，种地，大概年收入，不太确定，估计也就是一年靠种地的话，也就两万左右，家里有我、爸妈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今年一个四岁多，一个两岁多。我解释一下为何年龄差距这么大，原来(在我)和妹之间有一个弟弟，在他初二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去世了，由于爸妈农村的思想，没儿子不行，只能再生，但接下来却生了两个妹妹，家庭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上这个(大)学，在初二之前或许没这个意识上(大)学，父母的期望也就是上个初中，最多高中，然后打工，像平常人一样挣钱就行了。家里出事后，爸妈才把全部希望寄托到我身上，让我好好上学，将来为他们争光，给他们长面子，毕竟村里没几个能坚持的，村里那年就两个人(最终参加高考)。学习上爸爸从不过问，我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就是家里的希望，你考上了是你自己的出息，考不上自己受罪。
(2)模糊的认识带来相对较低的高考目标定位。
我国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在本科教育层次中根据录取批次不同还分为一本(重点本科和普通一本)、二本和三本。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一、二、三本具有同样的本科学历和文凭，之所以对其进行分类，主要是以学校偏重于理论还是实践，以及学生高考成绩为标准，帮助学生自我定位和适应社会对不同规格人才的需求。然而，事实上三类层次是有优劣等级特性的，并成为一种“集体默许”的遵循标准，但对这一标准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相对于城市人消息来源的灵通和情况分析的准确，农村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似乎显得过于质朴。中国高等教育几十年来的改革和变化情况——从精英到大众、社会对个体教育水平要求不断提高、大学文凭含金量持续下降——的现实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朦胧的认识，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去具体分析，只是依稀地觉得，“现在读个大学不像以前那么管用了，但是能读个本科还是好的”。这种模糊性认识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在机会成本并不高的情况下，农村女学生也自觉地偏向于保守的目标定位——只要是本科就行。
在初中时候父母没有明确考什么大学，高一高二也不明确，高三开家长会，老师评估成绩说我考二本没问题，父母才希望考二本，但这也不绝对，其实他们自始至终认为考大学就行，没有为子女明确目标。我原来还想过要考复旦，到上高二的时候，感觉复旦离我太远了，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考个二本就行，也许发挥好了可以考个一本。等到高三时，经过老师一系列的工作啦，历年成绩，升学比例，我说我想考个二本，我一定考个二本，当时班主任也跟我说了，你这成绩努努力肯定能考个好二本，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模拟成绩在班上(高中里面的极普通班)是前一二名，老师说，班里每年也有几个考二本的，你这成绩，肯定也能考个二本，高考前一次我还坚信能考个好二本。爸妈的意见就是，即使考不上二本，你考个三本，考个大专我也让你上。
(3)文理分科与专业选择中家庭帮助非常有限。
专业的就业前途历来是中国考生高考报考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城市，家长从孩子文理分科开始就参与到对未来专业就业前景的分析当中，但是在农村，家长所能给予的帮助却是极为有限的。正如访谈者所谈到的：
我高三的时候，我爸从当时一个教书的亲戚那里了解理科就业前景好，但我之前报的是文科，我爸说，还不如让你报理科呢。因为当时分文理时是自己做主，问我爸妈意见时，他们说，无论报文科还是理科，你看着办，你自己的未来自己把握，将来混成什么样是自己的选择。后来父母说还不如当时让报理科呢，我说，当时报的时候你们一点参考意见也不给，让我自己选，人家爸妈都分析分析，根据自己优势，现在你们又说我，我不管了，就这样了。
此外，农村家庭中两代人保守和激进的冲突也在其中体现出来。对农村女孩来说，家族长辈的期望是读师范或其他有助于寻找稳定工作的专业，以后能找个体制内的工作就满意了。但是对于从贫困农村家庭中很不容易才走出来的女性，她们有比父辈更广阔的视野，也有对社会的自我认识与思考，当有机会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这种自我认识便充分体现出来了：
我爸的意思是，你报的话，你要报师范类的，教师，能给我找个工作。我不喜欢这一行，我的性格是比较开朗的，我认为我过不惯这种平静的生活，我要考，我最理想的还是考经济方面的。因为我了解了经济专业比较好一点儿。一方面是感觉经济方面的挣钱比较快，另一方面是感觉现在的社会，只有你有钱，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这是经常说的。身边同学也有这样的，高中的时候，我们有好班，素质班，有普通班，如果有权的话，可以上好的班级，所以我认为，要么有钱要么有权。你要有钱的话，你给老师送点好的东西，你也可以上好的班级，所以我认为我要有钱。但是现在各行各业我感觉还是搞经济来钱比较快，所以我就是想考经济方面的。去年时候，高考前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爸的争议比较大，他让我考师范，让我加油考师范，我说我不愿意，不想做教师，实在是不行了，再考虑做这行。
(4)考试结果与就读选择。
资本理论对城乡教育差异的解释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多寡及运作，对学生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具有重要影响。在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中，城市家庭所拥有的资本数量远远多于农村家庭，因此，农村学生即使付出与城市学生同样多的努力，也很难取得同等的教育成就。中等的自我和他人期许、并不算拔尖的成绩和处于劣势的资本，最终通过高考尘埃落定，理想与现实终归是有差距的。尽管对于城乡学生而言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似乎都很常见，但面对没有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能力目标时，两者却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城市学生来讲，复读也许是不难作出的抉择——他们只需要考虑明年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农村学生，尤其是农村女学生而言，复读所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她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去年高考成绩下来，差十多分挂二本线，当时全家的意见是让我复读一年，班主任也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复读，说你这成绩，你又那么聪明，复读一年明年考一本没啥问题。我当时想，我这种性格我认为我是坐不下去，一年的高四我感觉我熬不过来。我当时就给爸分析，你上三本和二本有什么区别?就是钱比那高，但是那老师什么都是一样的，再说现在的就业都是靠能力，再说现在二本一年四五千，三本一年一万多，也就是贵一半，四年多出来两万多块钱，我上一年高四我最少花两万吧，我晚工作一年，我挣的不止两万吧，这样算下来，上二本上三本也没啥区别，并且提前一年就业，也提前有一年经验。
我当时报三本之前，也考虑了家庭经济，本来想报大专的，学校也选好了，但是爸妈不让，他们说，要么你复读，要么上三本，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本科毕竟比大专好，所以我报了这个三本，没上大专。
对农村女学生而言，她们已经察觉到城乡在自主教育投入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有对这类现象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或抗议，也不认为这是社会不良运作的表现形式，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合理现象：农村贫穷所以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子女学习，毕竟出生无法改变。因此，当她们把自己归类于没有原始资本、只能靠自己努力的群体时，她们通过与那些有资本却不如自己的城市学生进行对比来增进对自己的认可。
我觉得这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吧，对这我没什么想法，可能我心态很好。我就想城里的也有考比自己低的，他们也有考大专的，也有考和我一样的，他们也上辅导班，但是我上完四年大学之后说不定我找的工作比他们还好。
2.就读过程中的冲突、博弈与选择
(1)弃学想法的产生源于“理性”权衡。
1999年扩招政策的执行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扩大，高校数量的增多和学生资助体系的不断健全促使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大幅增加，短短几年便进入大众化阶段，但是城乡差异依然明显。[7]对于农村学生而言，最终有资格迈入高考门槛的依然是少数，很多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便止步高一级教育，农村学生以自我淘汰的方式默认自己在教育选拔中的失败。[8]正如本案例中女大学生所谈到的，当年全村也就两个人能够参加高考。因此，大学对于农村女大学生而言，依然是得之不易的稀缺资源。按照常理，她更应珍惜这种机会，但事实上，本案例访谈对象却谈到自己曾经产生弃学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相当强烈和持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和讽刺的现象呢?到底什么原因使她们产生这种几乎将原有信仰全盘推翻的想法?访谈发现，这种想法源自进入大学后她们对自己大学文凭与未来物质回报大小的“理性”权衡。
我现在在这儿学个法学，但是上大学之后，上学期有一次听我旁边同学说，有个招聘会，去感受了一下，一个H大的研究生在那儿找工作也找不到，我看到学校有个校报记者在那儿采访了一个什么省招办的主任(想表达的可能是用人单位领导)，问他，你招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当时他说，第一印象就是看你顺眼不顺眼，也不看学历也不看啥，顺眼了看能力，最后才看学历。我感觉学历是往后推的，而且一个本科生毕业一个月才拿个两千多块钱，我感觉我还不如不上学呢!后来我一个姑姑也给我打电话，劝我，要不你不上学了吧，我给你找个工作，毕竟你现在才大一，你回头不上学还来得及，你把省下来的钱投资个店，你一个月卖两家，你都能挣个四五千块钱，你都比一个大学生还能耐呢，并且还自己当老板，自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当时就心动了。我姑父小学文化，现在做生意车房都买了。我小时候在他们家玩看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我以后也要挣钱。读大学以前觉得读了大学找工作肯定不会差，现在才感觉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
(2)内心的博弈与最终选择：“面子”文化与收益分析。
村里人的议论和家人的“脸面”。对农村女大学生来说，弃学还是继续完成学业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现实中的重重困境，而且还要思考作出任何抉择都可能遇到的困扰。在农村人的眼中，有文化与没文化的群体是被有区别地对待的，有文化的人更会受到村里人的尊重。封闭的农村社区、狭窄的人际交往范围、邻里之间的言论，常常会左右个体思维的过程，影响最终决策。
我纠结了很久，本来感觉上学还不如把四年学费生活费省下来，干个个体户，我把想法给我妈说了，但爸妈不同意。在父母和村里人眼里，那种工商者和大学生地位就是不一样。现在我爸对我要求就是好好学习，你能考司法考试过了拿个律师证；我妈对我要求是好好学习，能往上考就往上考个研究生。我现在我要是不考虑爸妈的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我肯定是不想上。但另一方面，我还在纠结，如果我不上了，那我们底下那一庄人都知道你上大学，然后你不上了，就像农村那种闲言碎语的，你怎么又不上了，人家又该猜测了，肯定在学校干什么坏事了，结果被学校开除了。我爸妈肯定受不了(闲言)。所以说，现在，虽然我现在还有点不想上，但是我爸我妈那个想法在那儿，我也不能(不理会)。还有我那种(农村)身份，我家在城里的话，我有可能会这样做，但是在农村那种，人素质不太高，有人在背后讨论着，所以我还是坚持上学。
对大学其他收益的分析。位于城市的大学与农村女大学生曾经所处的农村社区有着迥异的文化，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也影响着她们的抉择。对渴望未来成功的农村女大学生而言，以一个辍学者的身份，在陌生的城市文化中打拼，这份艰辛可想而知。而大学生的身份可以带给个体置身城市的安全感，大学生活可以成为她们慢慢感知和融入城市的最佳途径，大学同学可以转变为未来立足城市的社会资本，大学文凭也可以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农村女性的权威证明。最终，这位农村女大学生经过衡量之后，选择先完成学业，尽管这份选择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和迷茫。
我感觉法学，我很想挖掘这一块，内心想把所有法条都研究熟。抛开挣钱不讲，我还是非常想上学的，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上学不光是为了以后，还是一个自己充实自己的过程，自己可以提高，你一个上学和不上学的站在一块儿，气质明显不一样。我就这种感觉，从一开始，抛开工作好坏之类，我感觉上学还是比较有用的。
如果现在辍学，往好的想，能挣一些钱，经济能充裕，在城里买房子，把爸妈接来住，但是这种生活还不是我想要的，我想把事业越做越大，有管理运营的。像我姑父小学文化，现在有钱了也不会想到这。
还有上大学感觉是个人际交往的过程，没接触这一点没办法交往这一层，你要高中毕业，你接触的人都是高中的，你要是上大学，你的人群圈，人家的素质，你的朋友圈都比以前广，比以前更高一层次。
我作为女生，上完本科后，我嫁的人不会找个本科以下的人嫁了，我有孩子后，到他们那会儿，我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我会让他从小学乐器或舞蹈这些我从小渴望，但是没有条件学的东西。我现在奋斗就是为了让他将来能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诚然，对于本研究而言，这位农村女大学生最终作出何种选择并非我们分析的重点，之所以在文中呈现，是因为叙说内容带给笔者触动和启发，这在文章最后一段将提及。我们首要关注的是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比如，相对城市学生，农村女大学生为何会更多地面临诸如此类的抉择?她们的选择与其他群体如城市大学生相比有何不同?又因何不同?
四、行为选择与结构设限
1.行动与结构
吉登斯认为，结构并非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而是人们行动可以利用的“规则”和“资源”。他指出结构既要理解为行动的结果，也要理解为行动的媒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同时也改变着结构。[9]在进行行动时，行动者不仅有其行动的理由和动机，而且还能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情境的社会结构进行反思性监控；但是行动者的知识又是不完全的，故其行动总会遇到一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即有限理性——这就是社会结构，进而导致一些“非预期的行动后果”，而后者又会反过来成为前者。[10]
布迪厄用自己独特的概念对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场域、资本都是结构不同向度的构成要素。而“惯习”则是布迪厄用以联系社会结构与个体相互作用的重要概念，属于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社会行动并非直接取决于结构，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这一认知结构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动的。同时，惯习反过来又会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作出贡献[11]，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惯习是外部结构内在于个体的认知行动模式，个体的认知、决策与行动无不建立在由场域和资本交相构建的结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个体行为选择是结构限制下的选择，结构圈定了个体可作出选择的范围和框架，结构是施加在行动者身上的决定性尺度和外在约束。
2.高等教育与有限选择
无论是吉登斯的“个体之于结构”还是布迪厄的“结构之于个体”，其共同的特点是在结构框架下来理解个体行为选择，这亦是“互动论”的主流观点。放置于我国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环境，它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结合农村女大学生的生活叙事，笔者尝试通过以上理论来解释农村女性如何被置于一个有限的结构中来进行行为选择，以及在选择过程中结构的作用：
(1)农村女大学生的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农村女性具有家庭背景和性别“先赋型”的双重劣势，在二元结构严重分化和性别制度不公的中国农村，“先赋型”劣势资本使她们在教育中从一开始便处于宏观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在农村和城市相对封闭的循环圈中，“先赋型”的劣势资本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后致型”资本的同样贫乏，并使其继续位列社会结构场域的下游位置。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成的认知结构或行为惯习必然具有外在结构场域的特性。随着社会关系的拓展，得以进入高一级教育层次的农村女性，她们所接触的新人新事，理解的新情景和新规则又会作为一种新的元素不断地修补和扩展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因此在农村女大学生中所体现的结构便具有多重性。构成场域的资本累积是长期的甚至“无意识”的过程，因此相对于城市学生优势资本累积建构的场域结构而言，农村女大学生所累积的资本的结构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显得非常薄弱，这也就决定了她们行为选择的有限性。
(2)未被行动者认知的行动条件。由于场域中所处的较低位置和有限累积的资本，农村女大学生在抉择过程中便会遇到更多“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本案例中的农村女大学生，其在高中阶段对文理分科、未来专业选择、学校层级的现实意义等许多关涉未来发展的事件进行选择前都未能有充分的认知。然而已知与未知总是相对的，当未知条件成为已知条件的时候，个体就会对先前的行为选择进行反思，但这种反思仍限于结构的桎梏，因此所带来的行动也必然拘泥于结构。
(3)结构及其变化对行为选择的限制。吉登斯认为，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体的决策和行为所带来的结果不断使结构获得新的元素，不断变化的结构又再作用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如此循环反复。本案例中农村女大学生弃学的念头与继续学业的行为选择，便是在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成的；而来自城市较高阶层的大学生的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则相对稳定，故在就读过程中产生这种冲突和危机的情况较少。正如克里斯·希林所言，当原有的决策和行为不能继续给行动者带来预期的效果和好处，行动者就有了对这种决策和行为模式进行反思的可能；既然原有的行为模式已经不适用于新的结构，新的行为模式就有可能产生，并用于处理行动者遇到的冲突和危机。[12]由此可见，只有结构有了新的变化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行为，原有结构越有限，在新的环境下导致结构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多。农村女大学生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化的不同步和不一致，导致她们置于二者限制之下的行为选择总是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
五、简要的总结与思考
农村女性具有阶层出生和性别“先赋型”的双重劣势，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的不健全使她们在高等教育选择和就学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与艰辛，制度和结构所赋予个人的场域和资本始终左右着她们最终的选择，这种个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隐蔽地降低了个人的期望目标。新目标的达成转化为新的结构元素又再作用于个体行为，或惯习化，或产生冲突和危机而打破现有结构。原有结构越有限，新结构中的冲突和危机就会越多，她们的行为选择也就越局限越艰难。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劳动分工便有了社会阶层，指望消除阶层分化来改变教育不公或许只是乌托邦式的美好寄托。学校教育的产生让改革者看到了改变的希望。《科尔曼报告》曾指出学校的成功应该从它减少社会经济文化分层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来评价。[13]已有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同时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和阶层固化的功能，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弱势群体累积的劣势以及既得利益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高等教育反而成了维持和复制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工具。[14]这在这位农村女大学生的叙说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尽管迈入了大学门槛，但与城市学生相比，她们依然徘徊于场域的较低层次。但是，在最后部分的叙说中，抛开高等教育的物质功利性，即便是低层次的高等教育，对于农村女大学生而言同样具有对个体重新塑造的功能——是她们渴望有别于其他农村女性而融入城市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们对高等教育还是具有集体信任的。这也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些启示：高等教育要使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对教育的期望(动态的、距离的、由低向高流动的期望)，这个期望有一个临界值，如果达到便认为高等教育发挥了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个人对教育期望的临界值因人而异且具有相对性，高等教育公平的设计不仅要使个体产生这种期望，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达成这种期望。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制定，其出发点在于改变社会结构和制度中的不平等，包括农村地区资金帮扶、农村学校物质配备和强制性男女平等政策等。财力物力耗费不少，但是城乡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和农村女性劣势地位等问题依然突出。解决结构和体制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城乡二元结构和传统性别观念存在，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就不可能完全消失，教育差异也必然存在。在社会结构和制度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前提下，简单地批判或尝试改变高等教育等级制度，这无疑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的。在宏观结构体制改变的同时，或许可尝试不平等制度内的相对公平策略，如从微观教育决策模式理论角度出发，如何使她们提高个体教育收益，降低成本和失败风险，扩展增强个人结构网络，达到某种程度的教育期望等，或许可以作为现有体制中长效性政策设计的另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