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经济协作的障碍及其对策——产业整合与产权交易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对策论文,产权交易论文,障碍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流域是中国近代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摇蓝，长江黄金水道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对外开放，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经济协作研究，对于我国应对WTO，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一、长江经济带与都市经济圈在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重心的转移，沿江各地区紧紧抓住历史性机遇，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战略地位凸现于全国各地区。“八五”期间，沿江9省市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20年的平均水平，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3.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更是引人瞩目，已成为沿江9省市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在东起上海，西至攀枝花的沿江43个城市，土地面积40万平方公里，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27%和全国的4%；人口2亿多，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44%和全国的18%；省属以上高校、科研院所276所，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81%和全国的36%；1995年创造的GDP约14000亿元，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62%和全国的25%。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带在东西部经济协作、产业梯度转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八五”后期中央高层决策者按照经济增长极的理论，就创造性地提出了长江流域都市经济圈的构想，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议明确了“加快浦东开发开放，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的重大战略决策。在21世纪的初期，我国沿海开放度进一步扩大，除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渤海湾）三角洲外，还相继出现和构造了海峡两岸繁荣带，沿海经济幔，针对WTO的新理念，相继规划了粤（穗）港澳都市经济圈、京津唐都市经济圈的发展规划，直接提升了区域经济综合实力和产业经济竞争力。长江三角洲尽管没有协同的规划，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和重庆等省市也相继提出了区域局部性的都市经济圈和城市经济带的设想，如杭嘉湖、苏锡常、宁镇扬、长株潭、武黄鄂、重庆城市幔等，但以长江为主轴的经济协作、产业整合规划由于中央和地方的主、客观原因至今都未能出台，这不但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渤海经济圈规划和理念上有所落后，而且对于长江三角洲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和合作、产业梯度转移中有可能失去商机，势必动摇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城市经济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有可能产生新的区域性恶性经济竞争和资源浪费，从而失去既有的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
二、长江流域经济协作的障碍分析
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城市经济带从自然地理状态而言，是我国最容易，也最需要协作的地区，早在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从农业经济和民族工业的萌芽提出了长江水运、水利和手工业发展的设想，从蜀丝、晋煤、鄂铁到湘米，微商、苏浙制造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较早地发行了民生航运、川渝铁路等企业债券，组建了最原始的股份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和产业组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央和地方都在积极提出产业重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思想观点，但进展不大，成效其微，长江流域经济协作存在着严重的障碍。
1.政治障碍
我国从建国以来，就是以党的利益为核心，以中央集权为前提的政治架构，中央对地方省、市领导的政绩考核高于一切，地方党政领导的任期业绩是刚性的政治目标，省与省之间，省内的市与市之间都有各自的发展纲要和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是大而全，小而全，国家和地方国营企业争资源、争计划、争市场，结构类同。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类同转向城市类同，地区类同，地方政府经济自主权大了，发展决策权大了，造成了重复投资，产业类同，城市功能相似的格局。在吸引外资中各自出台优惠政策和承诺投资环境要约，抢项目，抢投资，进出口贸易中采用竞相压价或抬价的手段刺激外贸增长，刚性的政治目标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和地区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
2.财税障碍
我国多年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且企业是按照注册地征缴税收，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企业迁移到外地，税收就要转到外地，外地的国税分成和地方税的留成就明显地增加一部分，而转出企业的城市政府就相应少了一部分税收。至于对外投资，对企业而言哪里都是生产，都要交税；对政府而言就要考虑投资在本地区，肥水不外流。如江苏某一集团企业曾计划将企业的总部（包括研发、销售、高新技术产品等）移师到上海浦东，却由于税收的大量外流而遭到省、市两级政府的好言相劝，告诫要为江苏多作贡献。而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在江苏投资了一家大型铸造厂，原考虑再辅助建造一家粗加工机械厂，但江苏工商和财税部门认定已超出了铸造厂的营业范围而要求重新申领营业执照，作为初级零部件产品销售和交纳税费，使上海不得不将半清砂后的肥头大耳的铸件运到上海粗加工，再将加工废料运到江苏废钢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灶吃饭，吃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是好事也不好办。
3.文化障碍
按照地理文明史的理论，以九江为界，长江中上游是汉楚文化体系，长江下游是吴越文化体系，汉吴文化渊源流长，文化观念、价值理念相差甚远。汉文化主要是中原黄土文化，稳重自大，守旧独尊，固步自封，属于内陆文化，缺乏危机感、竞争意识，被动性吸收和对外协作，创新变革精神不强；吴文化主要是沿海蛮夷文化，受海洋文化影响较早，勇于创新，善于吸收新鲜事物，比较注重实用性的价值理念，主动性吸收和对外协作，有一种扩张、竞争、生存和发展的拼搏精神，封闭型家庭式组织自成体系，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特别反映在浙东、浙南和苏南一带，相继出现了市场带动型企业群和企业开拓市场型的产业群，尽管经济理论家在人为地争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但对于企业只讲求实效，以经济效益目标为前提。所以，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很难在经济协作中找到共同点和结合点。
4.体制障碍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各地招商引资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且这些企业在充分享受完优惠政策和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人才本土化的转型后逐步实行了二次并购和重组，绝大部分成长型、实力型的企业都实现了外方控股或独资。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也在有进有退、以退促进的企业改革、改制中实行了多种经济成份的股份制组织体系改造，绝大部分国有、集体骨干企业不是破产就是濒于倒闭，即使有重组的愿望也无兼并在实力。也就是说，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协作和产业整合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靠行政措施和微弱的产业政策实行宏观调控已不起作用了，企业多元的经济体制成了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阻力，增大了产业整合的成本。
5.产业障碍
由于各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各级党政的任期政治刚性化目标，城市产业布局和发展思路完全类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几乎是同一个出版社的版本，不管有没有条件，有没有能力，似乎不列出汽车、化工、信息、生物等支柱产业就没有政绩，党政班子就没有改革精神，就没有与时俱进。经济协作和产业整合必定要以牺牲某一局部利益而求得更多的利益，必定要影响一部分城市经济而发展更大区域的经济，而各城市产业类同造成地方打架，中央难以决策，也下不了决心决策。
6.功能障碍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都市经济圈和城市群都是在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个城市的功能都具备了鲜明的城市特征。就苏锡常而言，除语言、人口、地域有一定差异外，城市特征、产业结构、文化教育、经济开发区、乡镇企业、农业种殖等基本是一个规划设计师的作品，外国友人若没有人介绍，看完三个城市还认为导游贪污了二个城市。有专家研究，203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化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城市人口群（含非农和半农人口）要达到3亿，一些比较理性的专家提出城市化运动和经济协作要同步推进，要在经济协作和产业整合中规划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除上海超特大城市外，要发展南京、杭州两大次中心城市，以南京、上海、杭州为三大中心城市构建自长江中游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城市幔，太湖相当于这个三角洲的内圆（环太湖城市经济圈），增加了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从大的角度，在中央的协调下，江浙沪三省市，特别是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城市要作出纲领性的城市功能差别性分工，规划三个城市的产业整合重点和方向，包括城市规模、文化教育、金融服务、交通物流、城市幔划定、城市群协同、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不从大的层面解决好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城市功能类同的弊端将永远是经济协作的主要障碍。
7.信息障碍
信息不对称，特别是政府信息的不对称严重地阻碍了区域性经济协作和资源流动，影响着产业整合和企业兼并。这些信息不对称不但来自政府的信息公开、信息资源共享不充分，也来自市场信息的扭曲、失真。特别是在企业改制、招商引资、产业转移、企业兼并等方面，由于信息的封闭、不及时、无效失真，无法使各城市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有效交流和合作，供需双方见不到面，信息时代信息不畅通，或是信息失灵，信息失去诚信，信息无信用，甚至是欺诈、受骗，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使信息在经济协作中设置了障碍。
8.利益团体障碍
目前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但又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改革产物，这就是各级政府部门在改革开放、企业改制中逐步形成的区域性、局部性的官商结合型的利益团体，这些机构和组织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基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在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或是设置障碍，或是侵占掠夺，老百姓称之为“阳光下的腐败”。还有一种是行政机构改革不完善而形成的另一种打着为政府排忧解难的公有（共有）制行业公司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他们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商，为了自身利益阻碍企业发展和产业整合，以国有资产控股形式削弱企业改制的生命力，企业有困难又统统推向政府，让政府依法承担元限责任。这些利益团体是区域经济协作和产业整合中比较难解决的阻力，他们既有合法的外衣，又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更有复杂的关系网络，比地方保护主义更难对付。
三、以产权交易为核心的产业整合
产权是物权的所有法律形式的集中表现，资本运动的最终表现是产权，资本是获取利益的手段，产权则是利益的法律保障。所以，以产权交易为核心进行产业整合是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
1.产权交易是企业重组的核心而不是纽带
我们常说企业重组和改制要以产权为纽带，由于是“纽带”，就从法律的层面削弱了产权的重要性，往往是政府做娘舅，对国有、集体资产进行行政性划拨，产权交易所在政府的授意下收取一些交易费，这种封闭行政色彩的产权交易，没有经过市场的竞争和挤压，好比是破腹产的婴儿一样，自然抵抗力和自身免疫力不强，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考验。产权交易作为纽带而不是企业重组核心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投资者、经营者都对“产权”持怀疑态度，这样文件一发，产权就转移了，就变成别人的或自己的？有没有法律保障，今后要承担什么责任？纽带是企业重组的附属物而不是法定物，是一般交易信号在产权转移中的记录，产权转移人和产权拥有人都持有异议。只有当产权作为企业改制、兼并、重组的核心要约，依法市场化交易、交割和界定，产权交易才能成功，资本重组才能成为现实。
2.资本运动与产权交易的边界约束条件
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一直发育不正常，管制得近乎军事化。随着WTO后的不断深入和进展，资本运动和产权交易要逐步与国际接轨，金融衍生品作为“产权”的另一种形式参与资本的运动，这对产业整合一定能带来美好的前景。但有一点要引起投资者注意，资本一旦进入产业，就形成产业资本，投资者就相应成了资本所有人（股东），而产业经济是一个系统的、周期较长的、存在严重风险的经济领域，若按常规运作势必影响投资者的收益和预期心理，投进去抽不出怎么办，不是上市公司的企业集资是否合法，企业重组和产业转移是否影响投资者的资本迁移，这种资本投资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投资是否有保险和再保险，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和决策取向，也要影响资本市场的有序进展。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要针对区域经济协作和产业整合的需求，制定局部性、单项性的资本、金融市场政策和规则，也就是投资市场的边界约束条件，规定产业扶持性的企业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基本要素，允许外商、外资金融投资者参与产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产业优势企业可申请金融品和金融衍生品区域性上柜交易，开辟二级资本市场吸纳社会资金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像美国开发西部一样，制定区域性、阶段性的投资普惠政策，使资本以产权的形式快速集聚和整合，这是投资资本形成产业资本的有效途径。
3.产权分税制的可能性分析
产权分税制就是针对我国财税制度的结构性分配弊病，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以投资注册地为纳税依据的一种新的税收制度。这种制度的优点是能够消除地方政府就企业对外投资设置障碍，并能激励企业的资本、资源、技术向优势区域转移。投资不但发展了被投资地方的经济，增加了税收，投资方的政府在投资者获取利益回报的同时也可按规定分成到一部分地方税收。如上海企业投资到重庆三峡地区兴建一个注册资本5亿元的大型企业，上海利用资本、技术、销售渠道和信息等优势，投资控股80%；重庆利用矿产资源、电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少量资本，投资控股20%。企业投产后除了实现利润（按投资比例分成）外，每年还能上缴国税和地税400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可得税费1600万元，则国家财税部门应制订一个区域经济协作投资税收分配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允许上海市政府在投资企业返回利润获取所得税的同时，也可按投资的产权比例转移分配到80%或一定比例的地方财政收入，使两地的企业和政府都获得双赢。
4.产业转移的后经营收益、后服务效益的途径选择
上海作为长江开发的龙头城市，一定要转变观念，消除龙头文化影响，防止龙头老大的自满情绪，要在全国经济协作中总结经验，做出榜样。不要一讲协作，就是外地（甚至是全国）为上海配套作贡献，就是上海为外地服务赚大钱。21世纪上海在WTO约束和促进下，不但要能走向全国，更要走向世界，真正成为国际大都市。要结合城市功能转型，结合上海开发浦江的传统产业转移机遇，溯江而上，将高能耗、高资源、高污染、强劳动的产业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顺海而下，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重工业的产业向杭州湾、环太湖地区转移。若要完成这些产业转移，除有序、有效性外，上海要组织专家跳出上海，从长江流域，甚至是全国的角度研究这次产业转移的重点、流径和方向，研究转移中的经济利益形成机制和格局，研究转移中上海的职责、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权力和权益又是什么，研究上海对外投资、产业转移与改革开放的中期相比，日本、欧美对中国大陆投资和产业梯度转移的异同和教训。上海产业转移出去了，是否会形成产业空洞化，有没有新的产业兴起而提升产业档次，产业转移后上海有没有投资收益，有没有服务效益，即有没有后经营收益和后服务效益。这些产业转移后，研发机构、销售网络都在上海，有品牌服务的优势，上海是沟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桥头堡，是资本、金融、信息、技术、文化教育等中心，也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外地成了上海的制造业基地和加工厂，从产业分工这没有什么不好，是一种区域性的优势互补。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的产业转移给我们上了两次生动的课，一次是日本汽车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价廉物美，核计成本几乎不赚钱，但日本却狠狠地赚了中国人大量的日本汽车零部件钱，原来日本各种汽车的零部件除互换性差外，还都设计了有效使用寿命；另一次是日产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企业大量在中国合资、独资办厂，竞价压跨了国产家电，像有政府背景的军转民上市公司长虹电视机都差一点要倒闭，日产电器价格低到了国产电视机成本价的5-8个百分点以下，甚至低到一成。什么原因？日本企业获得的利润空间是国内日元利率很低，我国利率很高而产生的资金成本差。所以，上海完全有能力研究产业转移后的后经营和后服务问题，在产权为核心的资本运动中选择可能获取后经营收益和后服务效益的途径。
四、我国经济协作中几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区域经济协作在国际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由于政治、文化制度的差异，我国不能完全照搬、硬套国外的做法，就如我国加入WTO一样，WTO的规则既要遵守又要善于运用，要在不违反WTO规划的前提下，要求发达国家充分考虑和理解中国的国情，保护中国的基本权益。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产业整合要在WTO和中国国情的两个前提的结合点进行研究，进行政策层面的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可行性研究，这是经济协作的理论保证。
1.按WTO规则和国际企业并购惯例，调整我国企业兼并、资产重组的政策
在WTO规则中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国民待遇，二是协议的法律普遍适应性。我国在新一轮资产重组、企业并购和产业转移中，必须参照WTO的基本精神，按照WTO规则的基本要点制订和修改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发展纲要，产业投资指导目录，产业分工和整合，鼓励扶持补贴政策等，制订区域性产业转移、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政府优惠政策，如长江沿江城市和地区可按照WTO中国民待遇和普惠制的要点，规划和制订局部地区能源型、资源型、劳力型、环保型的产业投资框架政策，规定哪些企业产品、产业淘汰和转移，有哪些限制性、鼓励性政策，对西部落后地区、产业重点转移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排除政策和法律的特殊对待外，可以加大基本设施建设、环境生态保护、地区员工生活补贴等形式，创造产业转移、企业兼并、资产重组的支持环境，以长江为轴线，自上而下建设汽车制造、动力制造、轻纺织、钢铁冶炼、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生态造纸、普通机械、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产业基地。
2.经济协作研究要注重实效
长江流域经济协作研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一个研究网络，在上海成立了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也出了许多成果，但是，从研究层面而言，一是以上海为中心（而不是基地）研究，出发点和理念有问题，特别是由上海市政府协作办牵头研究，使兄弟省市有一种以防误入圈套陪上海研究的疑虑；二是研究力量集中在研究机构、各地高校的理论界，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和产业整合重点的政府参与不多，皇帝不急太监急，战略性问题研究多，战术性问题研究少，研究缺乏动力；三是经济协作研究、探索无突破，仅仅锁定在地理的区域产业分类、协作重点，尚无找到经济协作中的纲，也即以产权为核心的产业分工和转移问题。从政策层面而言，一是中央提出长江流域经济协作的问题较早，动作不快，始终没有列到中央规划决策的议事日程，害怕动摇中央和地方既定的财税分配体制，至今没有制定出区域性经济协作和产业整合的指导性纲领文件，在改革开放的后十年中错失了低成本区域产业调整的大好时机；二是在中央和地方经济发展中，由于各自的利益限制，中央政府没有从长远、大局上制订出相对行政独立和阶段时间的长江流域经济协作鼓励政策；三是国家计划和经济部门对经济协作一直持不同意见，政策和行动上分庭抗争，再加上地方政府保护和各自为政的封锁，中央既没有出台鼓励、扶持的产业政策，又没有探讨各省市和企业以谈判式加入经济协作组织，形成准中央级的协调机制。
3.城市都市圈的统一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
区域性财政转移支付在太湖治理中就是一个很能说明的问题，各级政府都有太湖治理的专项环保资金，中央每年还下拨巨额专款，行政执法上还搞了零点行动，但收效甚微，环保资金挪用、乱用、不用、他用、无用现象相当严重，问题的关键就是没有像美国管理密西西比河那样形成太湖流域的准中央级行政管理机构，没有按太湖水系形成协调苏、浙、沪、皖的体制和机制，没有实行治太资金的集中使用和转移支付。所以，构建城市都市圈和沿江产业带，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心城市和产业群（经济增长极）要实现贴现财政和预期税收政策，要有界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统一区域财政渠道，对城市建设、交通、通信等基本设施、生态保护、员工培训、社会义务教育、卫生防疫等要集中财政转移支付，做到公共设施中央为主、地方为辅，共同投入，共同使用，不使地方政府、特别是企业背上产业转移的负担。
4.经济协作区域产业资本证券化
经济协作和产业转移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光靠商业银行贷款是于事无济的，要放开资本市场，在吸引社会投资资本和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同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经济协作区域内实行产业资本证券化，允许地方政府、经济协作组织和企业发行项目性的、长短期的债券，发行数量、形式、利率、范围、期限在中央银行的指导下由债券发行人自定，使我国产业资本市场在局部地区试点，这种自由资本一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既可活跃资本市场，又可为企业增加募集资金的渠道。
5.经济协作的区域产业规划与调整、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
区域性经济协作与产业转移的关键是要在国家大的产业政策下定位好区域内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如上海为了建设成国际现代大都市，新一届政府按照生态城市的理念，提出退出一产、精简二产、壮大三产的思路，且对退出一产作出了产业转移的深度开发，即1/3种草、1/3植树、1/3种植高效经济作物。上海为什么这样选择产业结构和产业转移，关键是上海没有资源、没有能源，也污染性缺水，资源型、能源型、环保型产业不是上海的优势，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也不是上海的优势。今后上海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二、三产比例为3∶7或2∶8，二产主要是高新科技产业，包括知识经济的软件开发和制造，三产也不仅仅是餐饮娱乐，而是高层次的新型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修理、连锁商业、营销网络、航运物流等，特别强调利用上海的优势，创建品牌服务，以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商标、商号、品牌等软资本参与投资和收益分配，从大的范围内提升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使城市参与国际、国内的产业分工，参与WTO规则下的经济协作和产业规划与调整、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新经济下的城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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