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鸿[1]2002年在《论我国军事人力资本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的世纪,军事人才竞争已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是人才实力和培养使用机制的差距,因此,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人才培养放在部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要促进军事人力资本的形成,使其产生巨大的战斗力。 本文通过对军事人力资本的需求与供给、投资要素构成及投资形式,政策选择与制度环境等问题的研究,力图构建我国军事人力资本形成的理论框架。论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内容:(1)军事人力资本的理论内涵。通过探讨人力资本的概念,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划分其类型和分析其特征,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2)我国军事人力资本的需求与供给分析。通过分析我国军事人力资本需求和供给现状,论证了加快军事人力资本生产,促进其形成的必要性。(3)我国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构成要素及形式。探讨军事人力资本的特性及要素构成,并分析评价教育、军事训练、健康、流动等军事人力资本投资形式;(4)我国军事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分析。对教育、军事训练、流动等的投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理性分析;(5)我国军事人力资本形成的政策选择与制度环境。对军事人力资本形成所需要的政策与制度环境进行研究,探讨了军校教育制度、军事训练制度、军事人力资本流动制度、军人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对军事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
余峰[2]2006年在《军事科技人才安全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人才安全问题自古就有之,但人才安全确是新近提出来的概念,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军事科技人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军事科技人才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包含多种因素的问题集合。我军面临的科技人才安全问题,突出表现在高层次人才紧缺,人力资本折旧加剧,人才流失严重,人才结构与配置不尽合理,现有人才管理制度落后等方面。军事科技人才安全的研究,对繁荣我国军事人力资源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就是在这一领域进行的尝试性探索。论文给出了军事科技人才安全的概念,并以此为研究起点,将我军的科技人才安全问题分解为人才的供给与需求均衡、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人才流失、人才结构和配置的优化和人才制度的合理设计几个方面。本文就是按照这五个方面来展开问题的讨论。本文立足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军事科技人才供给、需求和流失的影响因素,建立了流失的决策模型,对人力资本的增值和结构的优化做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新时期我军科技人才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构建人力资本优势,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的观点。最后,本文提出了保障我军科技人才安全的叁大机制: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并初步建立了军事科技人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高鹏[3]2015年在《基于就业能力视角的我国退役士兵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士兵退役安置是指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在士兵退出现役时,对其服役期间的贡献和因退役而导致环境条件变化对生活造成的影响给予资金和相关服务保障,是使之重返并适应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原有的安置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退役士兵安置难逐渐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政策及其实施的总结与探讨,相对缺乏研究深度和理论高度;对退役士兵自主就业及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很少有对政策相关者进行深入的调查及访谈。因此,其论述和结论缺乏实证支撑和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本文从提升就业能力的视角,应用公共产品理论、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理论、就业能力理论、劳动力市场供求理论及劳动力市场搜寻与匹配理论,研究受社会关注度较少而社会影响力却较大的退役士兵的就业安置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的研究对象为政府扶持自主就业但不负责安排就业的义务兵和服现役12年以下的士官、既可以选择由政府安排就业也可以选择自主就业的服现役12年以上的士官。就业安置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二是在地方政府扶持下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后选择自主就业。本文就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包括一般的描述性分析和基于统计的假设检验、最小二乘回归等手段的深入分析。通过从结果中提取的退役士兵对就业的主观认知指标及客观能力指标进行其特征和相互关系的研究。实证分析发现,退役士兵除对就业的信心水平以外,其它所有的指标都受到少量因素影响或影响因素中存在主导因素;士兵的各项客观能力指标之间具有更易于观测的相互联动关系;士兵的主观认知和客观能力方面均存在显着的个体差异,但前者相互不影响而后者相互影响;士兵对自己专业技能的自信程度较其他主客观指标明显偏低,且不易受到其他指标的影响;士兵的主观认知和客观能力之间具有潜在的相互联动关系。本文的实证分析,显示了退役士兵的就业关心程度、就业需求、对提升就业能力的路径选择,以及自身能力所呈现的特点。在上述分析及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退役士兵就业安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退役士兵自身就业能力与其对就业的认识不匹配、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能力提升不匹配、原有军事领域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管理机构分散,缺乏统一的决策协调机构、安置主体服务欠缺,退役士兵就业积极性不高;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大于中央政府、欠发达地区承担的责任大于发达地区、国有单位承担的责任大于非国有单位;退役金基本标准偏低,服役环境差异体现不够、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不合理,补助依据不规范;针对退役士兵安置的法律缺失,法规位阶低、法律法规时滞明显、表述缺乏针对性、安置政策与户籍制度改革不协调等。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退役士兵高估了自身的就业能力;职业技能培训缺位或不到位;军人劳动的特殊性以及存在较高的职业转换成本;计划经济时期划定的管理权限与市场经济改革各方权利主体的利益多元化;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垄断性控制;中央与地方财政负担激励调节机制不尽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国有单位承担就业安置责任的单一化延续;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估计不足、管理相对僵化;我国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滞后,且社会在不停地变化,法律及配套措施只能在不断地完善,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为了扩展研究思路,本文研究了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对退役军人的职业培训和就业促进措施,总结了其可借鉴之处,即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退役军人的就业工作;拥有与时俱进的、系统全面、高度可操作性的促进就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具有方式灵活、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教育援助与职业技能培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的着眼点等。最后,本文提出了提升退役士兵就业能力、促进就业的政策建议。即保持军事人力资本,对口匹配就业;重视职业培训宣传,平稳实现角色转变;开展全方位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理顺就业安置主体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改善经济补偿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就业管理与服务等。本文在对口匹配就业、“定制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过渡性就业安置基地、设立全国退役军人安置管理总局、出台《退役军人安置法》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孙根紧[4]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中、西叁大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差距的缩小速度越来越慢。基于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西部地区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快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西部地区是继续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抑或重返贫穷与落后?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之上。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以来,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已从生态恢复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之上。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这一主题,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我们在对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和简要述评之后,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通过设计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进行了战略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低下,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通过区域开发逐步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应从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提升。本文一共分为8章。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行文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是基于研究内容的文献述评,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研究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对现有的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界定清楚,为后续研究造成了障碍;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认为只有欠发达地区才存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问题,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一般性,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需要面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维持问题;叁是关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仍然不足;四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到位。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下述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究竟什么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哪些一般特性?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如何去培育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诸如上述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形成机理的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能够使得这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去创造资源,集聚、利用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发展。它是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地区实现自我发展并不代表它是在封闭环境中实现发展,而是强调这一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资源有效率地利用,推动区域实现内源型发展。另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同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与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从发展主体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宏观行为主体——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表现为区域微观行为主体——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发展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区域行为主体在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从发展内容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可以分为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两种类型。总之,从本质上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增加区域财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能力。一般来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一种区域层面的行为能力,它表现出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可塑性特征。虽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区域内部这四种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追求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存在、也需要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来自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扶植和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竞合关系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在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章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介绍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力和生成路径。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偶然性历史事件等。区域内部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个体追求和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需求构成了某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因而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控两个源动力的双重驱动。区域内部企业的逐利性、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次级地域单元在竞合关系中对区域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而其外部动力则有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其他区域的援助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外部力量构成。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等。在第5章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通过评价分析,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西部各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整体上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不佳,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不同,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第6章是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的归纳总结。通过对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巴西等国对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过程进行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性,以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进程,也要认真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在积极探索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途径的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在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错误。第7章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新时期西部地区通过实施自我发展战略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总体思路是: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途径进行构建。第8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界定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利用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强调在开放环境下,依靠区域系统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的内源性发展,其本质是区域系统利用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空间一般性,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提升或维持问题。第二,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阶段性特征分析中,我们将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始发展阶段、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和完备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阐述了一个地区在每个自我发展水平阶段的表现,间接回答了“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第叁,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推动主体除上述四类行为主体外,还包括区域外部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企业、家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根本性基础作用,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要通过区域内部行为主体发挥作用,但其强弱则能够加快或延缓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进程。第四,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直观判断,也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找到了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侯高岚[5]2003年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较早研究后发优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但他的研究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起步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实现了工业化赶超,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亟待发展和完善。本文关于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理论的研究,时间段截取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先进国家作为对比和参照,目的是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对象以实现了工业化赶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为重点,同时涉及前苏联、东欧、拉美、东盟、以及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本文没有采用先阐释理论、再进行案例分析的论证方法,而是将事实和案例揉进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使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战后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时代的限制,讨论得很少。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于经济赶超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别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对于经济赶超的理论依据——后发优势的确切内涵似乎从未给予过清楚阐释:关于后进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也并不多见。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首要条件是克服自身劣势、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提出了“起飞”理论。起飞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应主要依靠内部资源积累和自身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积累而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将十分困难。通过对后发优势的概念解析以及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剖析,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还必须借助外部动力;而借助外力是有风险的,只有将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经济追赶提供持续的可靠动力。 本文前叁章是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构建起作为经济赶超理论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和构建经济赶超理论奠定基础。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经济赶超规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后进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战略性框架,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溯源中,着重理论分析。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从发展理论的渊源追溯后发优势理论渊源,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由于后发优势理论还是关于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分析增长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趋同假说”;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后发优势视角透视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从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最后,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溯源和分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的理论,从中探求后发优势理论的精髓。 第二章通过将后发优势物化到生产要素中,将其具体化为后进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和“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后发优势内涵得以扩展和精确化,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元化地构建和发掘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最为本质和根本的赶超途径和手段。 第叁章通过进一步抽象出各生产要素后发优势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哪些性质;作为一种动态优势,其演化规律是什么;作为一种系统优势,其作用(实现)机制和构建(构筑)机制是什么。 第四章通过构造“飞船模型”模拟和阐释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的过程。由于赶超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追赶”和“超越”,追赶建立在构筑和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超越则有赖于不断提升原有的后发优势并创造出新的后发优势;就赶超的基本规律而言,赶超过程也就是后发优势构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 第五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行为分析揭示后进国家构筑后发优势的特征。后发优势的构筑过程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基础,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前提,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工具和途径。可见,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赶超本身,经济赶超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六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制度分析例证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重点剖析“苏联模式”的衰退性特征以及‘旧本模式”的追赶性特征;并对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证明,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经济市场化实现后发优势,必须使后发
王朝明[6]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叁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叁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张宇[7]2013年在《基于两型社会理念的船舶装备全寿命周期价值风险管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背景下探究基于新价值工程理论的船舶装备全寿命周期管理方法。综合价值工程理论、全寿命周期管理理论、“两型社会”建设理论、风险管理与预警理论、装备效能评价理论以及人力资源等理论与绩效评价方法对船舶装备资产价值和人员价值进行重新界定,构建了船舶装备资产价值与人员价值的分析评价模型和风险预警模型。本文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研究所课题《陆空军船艇保障装备设备资产管理系统》进行研究,将船舶装备管理划分为装备资产价值管理与人员价值管理两大部分。资产价值管理方面:首先,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背景下对船舶装备全寿命周期资产价值进行了新的界定,将船舶装备全寿命周期管理中的成本管理和效能评价赋予了新的内涵。然后,分别论述了资源节约型成本管理和环境友好型效能评价的理论依据、分析方法和计算模型。最后,基于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对船舶装备全寿命周期资产新价值管理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在人员价值管理方面。首先,基于船舶装备的人员类型及人员特点对装备保障人员价值进行了新的界定,使人员价值这一概念成为岗位价值与个体价值的有机统一。其次,在人员价值的计量方法中,将传统的岗位功能评价与人员绩效评价进行整合,并分别论述了岗位功能与人员绩效的分析方法与评价模型以及人力成本估算模型,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基于价值工程理论的人员价值新计量模型,之后通过实例分析对该模型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和论证。船舶装备在全寿命周期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各种风险,而这些风险对于装备资产价值与人员价值的形成和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基于前文对船舶装备新价值深入探究的基础上,进而对装备资产价值风险和人员价值风险进行了新界定。接着,论述了风险对船舶装备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风险预警方法的基本原理和预警系统的构建方法进行了论述。最后,从风险识别、风险预警和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分别系统论述了资产价值风险预警和人员价值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过程,并建立了风险预警模型,针对风险因素进行排序,并给出合理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这对于提升船舶装备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李子伦[8]2015年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结人类千年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教训,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产业结构升级历程既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动力,也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性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前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唯有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从供给端发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内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应运而生,即应当如何定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助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本文以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知识分立和政府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在探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市场效率、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勾勒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蓝图。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劳动行为不断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类似信息群以及不同种类信息群,通过实现信息群结构关系的不断变迁而满足或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组合的过程。信息分散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探索并发现默会知识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较面对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约束的政府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行为的自身利益偏好属性,在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介入的限制框架基础上,实现从强制干预型政府向增进扩展市场型政府的让渡必然成为构建现代经济治理格局的主体逻辑。第1章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价值,在回顾评价了目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干预思想的两大主要理论基础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从强制干预型向增进扩展市场型的转变在由单极独揽到多极共治的权力解构和各级公共权力相对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中国基本国情下的重要意义。本章还系统回顾了涉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第2章从哲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入手,通过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对立与统一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即是以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信息组合为本质的劳动过程在总量和结构层面的扩张。从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两种方式即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前者包括既存有效信息复制速率提高和不完全一致信息组合的复制,后者指新信息组合的复制。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本章还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节能环保能力在内的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外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基础。第3章从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分析得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确立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产权、管理并协调市场信息传递和维护市场组织效率叁点旨在维护市场机制的职能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一点旨在弥补市场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职能。第4章以建国以来的美国、 “二战”后的日本和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拉美地区为比较对象,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借鉴性回顾,对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和对拉美地区不同国家政府职能分化所展现的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绩效诠释了以维护市场为首要责任,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为重要职能的政府职能选择原则,并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第5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变迁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第6章建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效率。第7章为我国准确界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有:(1)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体系,探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2)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理论框架。(3)比较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教训。(4)尝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和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绩效。(5)给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政策建议。
王豪[9]2017年在《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残疾人就业条例》与2008年新《残疾人保障法》的颁布实施为我国残疾人就业保障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法制环境、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加高效的帮助具有劳动能力与就业意愿、达到法定年龄的残疾人通过劳动就业实现职业理想与人生幸福,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亟需研究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残疾人就业保障,主要是指国家政府和社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关照与支持,帮助广大残疾人劳动者实现他们就业权与发展权的制度安排。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广大残疾人群众对于就业发展期望的不断提升,传统残疾人就业保障的政策理念与实践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残疾人就业保障发展的实践要求。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问题研究,首先在文献研究与残疾人就业保障发展趋势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论述了利用积极福利思想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发展的可能性。然后,立足于积极福利思想的理论视角,基于对于河南省五县市的残疾人就业保障状况实证调查,论文深入研究了以抽样地区为代表的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发展状况。其中,为了使调查数据能够更为真实的反映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发展的现实特点,在对样本地区进行筛选时充分考虑、统筹了抽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点等多方面因素。最终确定了:国家级贫困县F,全国百强县G,大型城市L,工业大县R和农业大县M,五个地区作为调查样本的抽样来源地区。在对相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残疾人就业保障相关从业者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面向残疾人劳动者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实际回收1568份。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抽样地区残疾人就业保障状况的调查数据与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与就业类型分析,梳理研究了抽样调查地区残疾人就业保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发展困境。主要包括:第一,科学就业保障观普及不深入,政策设置不周全、落实不严谨;第二,帮扶机制不健全,社会行政效率不高;第叁,政府职能定位模糊,资源配置效果欠佳;第四,就业服务市场发育不足,就业服务水平低。并在对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积极福利思想的主要思想特点、价值理念与实践主张,借鉴国际残疾人就业保障先进经验,研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主要包括:第一,优化社会环境、加强法制与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第二,树立优势视角,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第叁,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残疾人就业保障模式;第四,尊重各方切身权益、应对“新常态”的挑战;第五,促进福利多元化发展、构建就业保障支持体系。最终,在厘清残疾人就业保障支持体系实践按逻辑以及对于残疾人就业保障支持主要需求与各残疾人就业保障责任主体主要职责的基础上,研究构建了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支持体系,以更好的促进残疾人的就业发展。基于河南省五县市实证调查的积极福利视角下残疾人就业保障问题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福利思想的理论视角,立足于实证调查分析,努力回答了如何在如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快的残疾人大省,在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事业发展过程中“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既符合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福利与助残就业实践发展的时代趋势,又符合当今我国总体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特点。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问题研究,对如何进一步促进我国残疾人就业保障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蒋瑛[10]2003年在《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成为当今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即能够提高生产率,能够指明创新方向和提高创新速度,能够促发新企业的诞生,从而扩大和加强集群本身,进而有利于提升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集聚是现代产业经济活动在空间结构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趋势,它不仅存在于许多的传统产业中,更存在于今天各国经济竞争的关键产业——高技术产业中。风行世界的高科技园区如美国的硅谷、波士顿128公路以及得州的奥斯汀,英国的剑桥科技园,印度的班加罗尔,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等高技术产业园区无一不是产业集聚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在这些地区,不仅高技术产业内部的专业化程度高,而且区内企业之间相互协作,学习和交流知识、技术和信息,企业的生产效率不断增加,进而导致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获得,成为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和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实属当务之急。而发展高科技园区无疑是我国培育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的高新区虽然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并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产业升级和集聚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与硅谷等先进科技园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足。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本上处于自身发育不完善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时期,即企业的衍生能力弱,企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低,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区内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联系不密切,“R&D”的体系不完善靠自行研制或引进国外技术,且消化吸收能力弱,正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研发能力强的大学、科研机构未能成为高新区内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高新区内企业集聚原因主要是各种优惠政策,而不是因为价值链联结而自发集聚在一起,缺乏根植本地的内在动因;缺乏创新文化环境,没有建立起有利于信息和技术快速扩散的非正式交流的渠道和网络,区内行为主体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企业间相互作用少。因而远不及硅谷、剑桥等高科技园区对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在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探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高科技产业空间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借鉴国外发展高科技园区的经验,探索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内在规律性,从而为建设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操作思路,进而为学术界有关问题研究拓展新领域和增添新内容,并以此促进国内学术界重视和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 论文指出:产业集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集聚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表现在:第一,外部经济效应。集聚区域内企业数量众多,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但集聚区内的企业彼此实行高度的分工协作,生产率极高,产品不断出口到区域外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从而整个产业集聚区获得一种外部规模经济。第二,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空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寻找成本以及合约的谈判成本与执行成本。企业集聚区内企业地理邻近,容易建立信誉机制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区内拥有专业化的人才库,还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工作,这就减少了在雇佣专业人才方面的交易成本。集聚区内有大量的专业信息,个人关系以及种种社区联系网络使信息流动很快,这样减少了企业的信息成本。第叁,提高集聚区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的中心。第四,品牌与广告效应。企业群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后,会在消费者中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创新和竞争优势在地域区位上越来越集中,高技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术产业空间集聚的现象更加普遍。世界各国的高科技园区形形色色,归纳起来主要有高技术产业开发带、科学园区、科学城、技术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几种发展模式。 产业集聚的结构包括垂直(前向、后向)联系、水平联系的企业群和支撑体系。集聚体内企业间由于地理接近性和业务联系而相互合作与竞争;制造商和垂直联系的上下游企业间形成供应商和顾客的合作关系;水平联系的企业既存在竞争关系,又存在合作关系。支撑体系中政府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税收、金融等政策措施,形成一种制度环境;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创建、扩大生产和销售、研究开发等进行信贷和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等相关中介机构促进企业间网络联系、成为官产学研联系的纽带;大学、研究所和职业培训机构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知识和技术,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形成产学研之间的合作网络。 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区位的选择上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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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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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D]. 李子伦.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
[9]. 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问题研究[D]. 王豪. 郑州大学. 2017
[10]. 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研究[D]. 蒋瑛. 四川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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